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涉及谁利用怎样方式提供何种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问题。根据供给主体组合与供给方式不同，主要有霸权国供给、地区性国际组织供给、国家间非正式合作供给等模式。霸权国供给模式由单一主体供给，霸权国或地区主导国基于自身绝对权力优势垄断或控制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应权，这在北美以及战后东欧地区表现突出。地区性国际组织供给模式是政府间地区组织按照一定的原则与理念，通过组织平台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地理上接近的国家因密切的安全相互依赖形成地区安全次体系，地区国家通过合作的方式推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比如，东盟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不断提供较为稳定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逐渐发展成为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心。国家非正式联合供给模式是某个区域内的两国或多国基于特定安全议题，进行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联合供应，比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
应该说，以上三种供给模式在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方面扮演相应角色，也存在相应问题。霸权国供给模式本质上不是为了服务于地区国家的现实需求，而是霸权护持战略目标使然，按照本国利益最大化理念构建供给体系，可能蜕化为供给国谋求一己之私的工具，演变成具有排他性而不具有竞争性的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霸权国供给模式的困境在于，一是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危险，二是“免费搭车”现象引起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地区性国际组织供给模式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过程中，面临主体能力以及内部整合问题，各国利益偏好具有差异性，持续性供给存在问题。东盟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以“小马拉大车”方式展开，但是很多情况下难以实现有效供给。又如，非盟没有能力动员所需的资源解决出现的冲突、重建与发展问题。国家非正式联合供给模式由于制度化水平不高、约束力不强，在更大层面与范畴难以突破，不具有可持续性，对于缓解安全困境的作用有限。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周边国家对于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应与需求均相对较弱，对于这种公共产品的供需限定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范围内。近年来，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地被还原到地区层次，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随着安全事态的发展及相关国家政策的调整发生深刻变迁。这种变迁给正在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带来相应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新变化并做好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之举。中国对国内的治理、参与亚洲的治理愈发彰显出全球意义，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对于当前中国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迁进行阐述，就如何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提出相应的对策分析，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外交战略。
二、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的新变化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以维护区域稳定为关键目标，产品生产与供给的主体多元，消费者是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地区国家，其供需关系受到体系压力以及单元层次政策调整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一般，可以把区域安全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关系分为四类：强需求—强供给、强需求—弱供给、弱需求—强供给、弱需求—弱供给。随着域内外国家国内政治的转向以及国家间安全关系的重塑，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周边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整体性、联动性等特征愈加显著。与之相伴，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出现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安全热点问题的不确定性与相关安全合作机制的持续缺失，导致机制类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现象趋于显著，呈现为强需求—弱供给结构特征。近些年，中国周边区域的传统地缘政治热点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地区争端具有反弹性，突出表现为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印巴之争升温、领土领海争端悬而未解、大国博弈加剧等，且地区热点问题与大国战略竞争相互交融且彼此影响。传统安全热点的回归与升温给中国周边区域带来更多的安全不确定性，对于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大。伴随着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和实力对比的变化及美国对东亚国家间矛盾的纵容和推动，使东亚地区对安全（产品）产生了强烈的现实需求。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凸显，成为周边安全治理的重点。近年来，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海盗、非法移民以及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国周边区域有着升级趋势。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肆虐，中亚、南亚及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处于恐怖主义弧形动荡地带，非传统安全风险上升，并有着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菲律宾南部恐怖袭击、缅甸罗兴亚危机、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均是周边非传统安全的热点体现。
但是解决这类安全问题的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不足、不畅以及机制堵塞的现实困境，尤其是机制类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有着结构性断裂。亚太区域链接存在裂缝，区域整体机制化构建没有形成，区域认同性并不强，从政治安全领域来看，亚太地区的分割还会持续。比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是一种可行的安全公共产品，但是由于朝美间互疑等因素导致其不能发挥应有的安全功能，且不能升级为正式的安全治理机制。大国竞争加剧相应带来竞争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主导权的强化，本身会影响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针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地区性安全机制处于准备阶段，大国竞争影响机制供给的效力。事实上，亚太地区的安全机制存在着平等与效率的争论。针对具有复杂性、突发性及跨国性等特征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地区性国际组织供给模式以及国家间非正式联合供给模式有所建树，但是诸多合作机制存在机制重叠或堵塞的问题，影响解决非传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问题。
第二，随着霸权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下降，以联盟形式呈现的俱乐部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或匹配地区国家的安全需求。霸权国出于自身霸权护持考量，在传统安全热点问题上持单边强硬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满足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利益优先，以“退出主义”的姿态否决多边机制安排，霸权国供应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供给私有化及去公共化显著。美国积极推进印太战略，打造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Quad）等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心，把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任务交给当地，动员盟友与伙伴提供持续有效的安全公共产品，从霸权式供给方式向着双边与多边相伴的聚合式供给方式转变，从轮轴状结构转向网络状结构。但美国当前力推的印太战略是一种重塑联盟式俱乐部产品的体现，其鲜明的排他性并不利于保障地区安全秩序。比如，东南亚国家对安全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美国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私有化”倾向及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难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导致东南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排他性与对抗性趋势，愈加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性工具，不利于地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第三，围绕观念类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主导权，不同战略行为体展开博弈。观念类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指地区国家为消除威胁与维持和平所达成的安全认知共识，比如均势安全观、集体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等。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与区域安全形势的发展，周边地区存在不同安全理念与不同地区安全规则的供给主导权竞争，体现明显的是干涉主义与不干涉主义之争、人权安全观与主权安全观之别、联盟安全与共同安全之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之弈。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主张“保护的责任”、“人权高于主权”等理念，推行一种干涉主义甚至单边主义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中国与东盟等亚太地区多数国家坚守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的理念，讲究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主张树立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伴随大国博弈加剧，中美对于地区安全理念构想的兼容性趋低。与美国以“威胁”界定安全环境不同，在中国的语境中，更多是以发展界定安全环境。
第四，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安全共同体逐渐成为地区国家供给的新偏好，地区国家联合推进安全共同体的步伐加快，成为当前周边区域安全治理的新现象。事实上，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是地区多边主义发展的结果。冷战结束后，周边安全地区主义不断发展，主张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方式可以减少依赖体系中心结构提供安全产品。美国“一家主导”的局面逐渐瓦解，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进入亚洲安全格局的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盟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向着安全共同体方向发展。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安全设计，东盟安全共同体着重冲突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后和平建设及规范塑造等方面。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亚洲新安全观的过程中，探索如何与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一道共同塑造和构建更大范围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和亚太安全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安全环境。
三、供需变迁对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影响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的变迁受限且影响着地区安全状况，作用于地区国家的外交与安全取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更多变数，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及不稳定性更加凸显。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呈现为大国竞争强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交织、不确定性及风险性凸显等特征。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出现相应的变化，供不应求、供非所求等现象明显，俱乐部产品供给有余，非俱乐部产品供给不足，还存在围绕供给主导权的竞争。这给中国有效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及有力地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相应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霸权国供给的“私有化”及缺位趋向为中国供应有效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提供战略契机。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同盟是俱乐部公共产品，不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而是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美国的相对衰落使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遭遇联盟“承诺难题”的困扰，美国独立承担公共产品成本的能力和意愿下降。这使得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出现不畅，无法满足地区国家对于安全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安全产品供求矛盾的不断加剧使东亚国家不仅因传统安全公共产品的“私物化”和排外性而无法充分获取其安全效益，而且还阻碍了反映地区需求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致使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和军备扩张进一步加剧。特别是美国的亚太盟友尽量避免全面选边站的政策取向，为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创造政策市场。霸权国供给不力为中国推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营造机遇，尤其是在应对疫情、救灾、反恐、反海盗、跨界河流执法、海上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事实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全面的、多层次的、机制化的合作，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其次，地区国家对于安全产品需求的不断强烈，是中国持续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动力来源。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多变，具有联动性与外溢性，安全“负外部性”现象频出，地区国家对于本区域安全与稳定的诉求强烈。当代亚洲地区制度框架的构建，能够反映各行为体对自身国家利益和地区共享利益的诉求，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的需要。不过，当前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缺乏有效供给，已有地区框架机制不能实现这种供给。安全挑战与治理水平之间的供需失衡暴露出区域安全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的有限。当前，中国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有了很大改观，为相应供给创造有利的内生条件。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及碎片化供给现实，是中国有效供给的外在环境。有学者指出，亚洲事务的“全球性”决定了中国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紧迫性。中国近些年积极推进安全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积极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参与地区救灾与人道主义行动、加强反恐情报合作、推进防务对话，积极支持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力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构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架构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安全地区主义发展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共推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安全地区主义是地区安全建构的一种努力，把地区安全视为整体的利益。近些年，周边区域的安全地区主义进展显著，各次区域初步建立相应安全合作机制，且中国积极参与其中，比如澜湄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等。通过这种良性互动，一方面直接为中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搭建平台，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持续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积累丰富的经验，整合地区安全产品“供给—需求”关系链条，达到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目前，为了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东盟正在积极推进增强版与升级版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建设工作，争取使之成为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典范。中国针对朝鲜半岛问题提出了“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积极推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尤其是，地区国家对于安全共同体的期待及其相应探索，有利于中国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力促实现地区的长期和平与持久稳定。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对消费者更加宽容，在欢迎其他国家免费搭车的同时，也通过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尽最大努力避免强制搭车。
当然，周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的新变迁也给中国提出相应挑战。一方面，美国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需求，通过向印太盟友及战略伙伴提供俱乐部产品的主要关注点放在联合制衡中国崛起，给中国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设置外部障碍，借助疫情污名化中国，以及在台湾、南海等战略方向大力介入。美国还担心地区多边合作会冲击已在亚太地区构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对东亚地区内部依靠国家间的合作生产安全公共产品始终持一种犹疑和暧昧的态度。美国通过强调印太战略及“组团式”结盟方式围堵中国，新冷战思维不断演化，中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这使得供需矛盾上升及安全困境加剧，威胁到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及安全互信。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地区安全整合显得非常复杂。亚太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格局导致地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的战略风险与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中国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不足，地缘经济与地缘安全之间的张力制约中国周边战略的进化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另一方面，中国与邻国间领土领海争端及其走向，直接影响地区国家对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动机的认知。中国与日本、印度、越南等国有着领土领海争端，随着中国崛起步伐的加快与双方实力对比差距的拉大，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战略警惕与疑惑增加。东亚地区内部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使中国一时难以完全通过自身实力提供足够的地区安全产品。在供需两端，很多时候是供需失衡或不匹配，对于中国提出的一些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与维和区域和平的政策主张没得到相关方的积极回应，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作用。比如，历史记忆、民族主义情绪及均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东北亚安全合作的水平较低。同时，相关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地区安全热点的存在昭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的极端紧迫性，同时热点问题的升级甚至脱轨趋势给中国提供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带来相应冲击，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博弈加深，可能会阻碍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长远建设。
四、新时代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路径
在新时代，有效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中国区域安全治理的重点，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必然之举，更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应然之义。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角色身份的变迁，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有着很大提升。作为亚洲主要大国，中国应该担负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重要主导者的角色，在地区安全议程设置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这是新时代中国需要直面且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向周边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安全需求，另一方面要契合地区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推动中国与地区国家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需要以合作安全模式为先导，以现有机制架构为制度基础，以亚洲新安全观为理念支撑，进而循序渐进地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落地生根。
要推动合作安全模式，重在加强与美国在供给安全公共产品方面的大国安全协调。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紧密结合在一起，周边关系与大国关系相互作用、深度交织，已经很难截然分开。在共同安全维度，需认识到中国处理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与中国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中美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一旦不能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态势加剧，中国可能会被动以对抗方式应对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如果大国协调失败，各种建议中提出的亚太安全合作机制和框架都将难以建立。因此在战略层面，把握好对美外交战略与周边安全战略的平衡。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与战略弹性，落实好“周边是首要”的总体外交布局，妥当处理大国与邻国在中国外交投入上的平衡。推进中美协调合作稳定关系的深入发展，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方面开放性与特色性兼顾，争取把中美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路径从竞争性转向合作性与互补性，处理好联盟安全模式与合作安全模式的关系。
中国需秉持开放的心态，积极欢迎美国参与亚太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生产，在机制、观念等方面加强包容性，实现公共产品的互补性供给，尤其是在新的安全问题领域搭建合作模式。任何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如果不能适当的包容、吸纳和融合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其效力就会大打折扣。中美两国需明确一个基本安全共识，即两国都希望地区稳定与和平，不愿意看到地区局势紊乱及相关问题失控，这是中美两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建立一个有大国共同参与的、可以真正建立信任且能够缓解安全困境的安全合作框架。新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降低挑战美国现有秩序的程度，且厘清相关各方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不同角色与作用，有效化解地区安全合作中主导权的竞争所带来的信任缺失。中国与美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偏好次序有差异，需要协调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推进中美两国在地区权力与利益的和平共享及机制性合作，可以推进“中美+”安全合作，共同生成与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形成一种互补性供给模式，推动中美安全利益协调。在具体领域，中美更多的安全对话与具体安全合作刻不容缓，多方联合海上演练、军队互访等形式增加战略共识与互信，提升透明度。
大国安全协调是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进程中的必然选择，同时需要强化新机制的塑造，深化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协调，为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安全机制被称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初级阶段，是走向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步骤。运用渐进灵活的形式，倡导建立具有整体性与综合性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在领域上先易后难，先从较为软性的安全领域及从最基本、认同最一致的安全合作循序渐进地步入到较高层次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在方式上，先从非正式安全对话磋商阶段开始，建立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相互明确各方安全所需，暂时搁置各方争端，再一步步地建立或完善正式安全合作机制。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2011年建立的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和经验。同时，借鉴且利用地区经济机制对于安全合作体制建设的意义。东亚地区可以通过经济地区主义增加地区安全相互依赖，通过经济地区主义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意义和界定，从而建立一个稳定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促进现有机制的功能升级与完善，比如探究如何把谈判性机制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转化成更为正式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注重扩大阿中巴塔四国军队反恐合作机制的关注领域及范围。
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推动不同安全机制的协调发展与相互补充，实现安全机制的交融与并轨。需加强各方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内的有效及良性的互动，促进区域与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的完善，强化不同机制间横向协调，形成供给合力。加强与周边国家联合供给协商机制，在安全信息互通与共享、安全风险评估与预防、安全问题共担与应对等方面强化双边、多边的对话与协商，通过搭建有力的供给决策平台推动有效的集体行动协调，就地区安全问题现状、各方安全需求及面临的障碍等进行分析研判并作出切实可行的供给渠道与内容。尤其是促进周边不同安全合作组织在冲突预防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信任建设机制等循序渐进展开，同时加强在海上安全合作机制、领土纠纷解决机制、打击跨国犯罪机制、反恐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协调，建立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亚洲安全合作架构。中国需不断升级现有地区安全机制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扩展既有机制的安全议题范畴，提升已有安全机制的水平，扩展已有机制的关注范围（如“10+1”框架下）。比如，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与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就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建设加强协作，探寻中亚与南亚安全共同体建设之道。
在理念层面，以亚洲安全观为供给先导，加强不同安全理念的对话，促进共同安全与合作理念在周边地区得到普遍接受。“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是推动地区合作安全及构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理念基础，借助新安全观框定地区安全共同体演进的基本方向，建设可持续安全共同体的架构。要推动亚洲新安全观让更多的地区国家接受与信服，引起周边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共鸣，推动亚太地区固守军事联盟安全观的国家转变思路，接受包括亚洲新安全观在内的安全理念。加强与美国在安全理念上的战略沟通与互动，提升战略互信度。推动亚洲安全观与普遍安全理念在周边地区得到更积极的认同，可以通过政界、学界多头并举，一轨与二轨外交齐头并进，借助多元协同推进的供给方式，即引入社会性力量同政府共同促进亚洲安全观的供给，并把新安全观实践于具体的机制建设与安全合作之中。比如通过扩大军工生产合作、反恐、反海盗、应对传染性疾病、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以及人道主义救灾等领域的实践活动，展现亚洲安全观的合作性与共同性特色。
同时，推进亚洲安全观需要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力配合，推进中国式安全理念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新时代的中国外交需更大程度地做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宣传与普及工作，让周边国家的精英与民众真正心悦诚服，使之成为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观念维度，增强区域安全共同体认同感。推进民间交流与民心沟通，促进亚洲区域文明互鉴，夯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民意基础。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要加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国应积极响应并强化亚洲集体身份认知，发出亚洲共同声音，打破西方传统安全观所宣扬的绝对安全、仰仗武力等，以安全的共同性与合作性应对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安全理念。同时，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理念的融合与对接，甚至参与相关安全共同体进程。要建设东亚或亚太安全共同体，中国可以通过积极支持甚至参与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更务实地促进地区安全共同体进程。
五、结论
在百年大变局时代，新冠肺炎疫情伴随且助推原有全球化退化的趋势，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关系变化给中国带来机遇与挑战，为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机会窗口。面对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需求度的不断上升，推进周边安全秩序的有序建构与区域安全治理的有效开展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必然之举。当前，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战略任务，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蕴含安全的合作性、包容性与整体性，需要中国继续充当地区和平的维护者与地区秩序的稳定者。但是这个战略性目标不是空中楼阁，需要具体的建设与实践过程，特别是深入有效的区域安全合作。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可以促进地区安全合作进程，提供实实在在的区域公共产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必须。
为了给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安全基础，持续有效地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和今后时期需要紧抓的外交工作重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与地区安全合作及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机相连，地区安全合作有助于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安全公共产品可以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动力源泉，最终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需要把握好大国安全协调与多边安全机制协调的平衡，缓和中国与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矛盾，促进中国供给模式与其他供给模式的兼容共处。通过充当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塑造者与引领者、地区和平的建设者与地区秩序的维护者，构建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推动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实现，以持续有效地提供具有非排他性与正外部性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有力地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