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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互动与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的互构式发展
2020-10-07 10:46:42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乔玉强 【 】 浏览:161次 评论:0
       虽然当前学界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唯物史观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全球化为表现样态,并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始终。资本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一方面为人类解放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性又使全球化发展存在事实与价值的疏离,当这种疏离突破资本增殖的内在限度时,世界历史将会以新的全球化发展范式取代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为应对资本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现代性危机、弥合意识形态分歧、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整体性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在全球化场域中才能完成,新型全球化的构建也必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取代资本逻辑才能实现,二者在互动中相互形塑相互构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互构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的互构内含三重基础逻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二者互构的理论基础,回答了“互动何以可能”;作为“类”存在的人是二者互构的主体基础,回答了“互动主体为何”;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二者互构的价值基础,回答了“互动目的何在”。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社会思想得到解放,理性成为颠覆封建宗教神学的利器,人的主体性取代了神的主体性,在康德语境中表现为“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然而这种把“人”视为宇宙世界“终极目的”的主体性哲学虽然在打碎封建枷锁释放人的主体性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推动现代性全球化扩张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却陷入了唯心主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论述到:“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逐渐萌生出了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殖民思潮。马克思通过对欧洲启蒙理性的世界历史观尤其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进行批判性扬弃后确立了唯物主义世界历史观,从最初推崇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主导作用到关注世俗世界物质力量开拓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实现了由理性逻辑转变为物质逻辑的世界历史观转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旨在揭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规律问题,内含民族区域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并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实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启蒙理性通过与资本的结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寻找到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生存资源,全球化成为促进世界历史性个人生成的主要工具。在全球化初级阶段,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资本的全球扩张形成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人在资本逻辑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了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再到“类”本位的存在,实现了从自然中获得解放并走向“类”存在的形态转换,最终在全球化中由民族区域个人发展成世界历史性个人。但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并不能真正完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个体逐利属性与人的“类”本质属性相矛盾的悖论逻辑。
       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各民族、国家、区域联系日益密切,“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客观上呼吁一种能够消除异化驾驭资本的整体性理念来引领全球化转型,实现从资本驾驭人到人驾驭资本的范式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全球化发展使人类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资本全球性危机重新激活了人的“类”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在资本全球化中的生存困境,关注人类的整体发展走向和前途命运,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论根基,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时代契机,用整体性发展理念取代资本逻辑引领全球化转型升级,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创新。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孕育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二者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互构的理论基础。
       (二)主体之基:作为“类”存在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进行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动物只能从事简单肉体需要的片面生产,人“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进而在批判旧哲学时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本质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作为社会存在人的理解是“人与人之间一体化的自由状态”,是对抽象共同体和原子化个体的超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论人的历史和动物的历史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人在世界历史发展中通过生产实践从动物中获得了“两次提升”,一般的物质生产实现了人的“物种提升”,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实现人的“社会提升”。“物种提升”反应的是人的“类”属性与动物的区别,“社会提升”反应的是人作为整体性存在的本质属性。恩格斯提出的人的“两次提升”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走向出发揭示了人的“类”属性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而且贯穿世界历史性个人形成的始终。
       全球化本质上反映的是民族区域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过程,是作为类存在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摆脱自然奴役获得自身解放的过程,其驾驭主体只能是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物种提升”阶段,全球化以理性资本为驱动力,目的是使人从封建自然关系中获得解放。当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完成了人从动物界的“物种提升”后,如果“社会提升”阶段继续以理性资本为动力来推进全球化,那么人的“类”属性势必会被资本不断升级的形态所遮蔽和异化,结果造成资本的主体地位取代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地位,而理性和资本在全球的矛盾性发展,则使全球化发展陷入困境,甚至出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等资本逻辑的畸形产物。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人的“社会提升”阶段要以消除“物种提升”阶段的异化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够凸显人的“类”本质属性,使人的发展脱离异化和物化的困境,而人的“类”本质在现阶段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国家个体的自由必须以人类整体自由为条件,人类整体命运的自由是民族国家个体自由的保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类”意识觉醒的外化表现,它成为人类社会转型期从动物界进行社会关系提升的主要内容,也是替代资本逻辑成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来源。人的“类”存在既包括当代人及后代人的存在,也包括生产力发达的人的存在和生产力欠发达的人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和整体性的存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隐匿了全球化内在包含的“类”意识与全球意识,所以在“类”意识觉醒和“类”危机频发的全球化发展阶段,必须确立“类”主体的全球化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发展范式,不仅实现“类”主体对资本主体的替代,而且突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下意识形态之争,创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处模式,以新全球化叙事路径推进世界历史向前发展。
       (三)价值之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从摆脱动物自然属性实现“物种提升”开始,便开启了寻求自身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历程。从最开始摆脱自然环境的奴役,到砸碎封建神学的枷锁,再到与资本剥削的斗争,以及未来人类与自然、社会、自身进行的各种斗争,追求人自身全面发展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而真正意义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则开始于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中,因为人要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使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人只有在世界历史层面实现对自然、社会和自身限度的超越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全球化则是使人成为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工具。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人的存在与实践方式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需要、能力、交往进行空间拓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自然为基础,受到了封建神学和自然生产力的限制,始终无法走出血缘和地缘编织的自然共同体,直到启蒙理性和资本的出场扭转了这一趋势。理性与资本的结合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指明了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了世界交往和分工,生产力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资本通过全球化扩张将资本主义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推向世界,以契约精神为基石来构建全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法制,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然而资本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虽然推动了人类的阶段性发展,但并不能使作为“类”存在的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获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解放。首先,资本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对立。人类一方面不断改造自然塑造自然,陶醉于在自然中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却由于对自然的过度掠夺,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界限,引发生态危机。其次,资本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货币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在资本全球化中失去主体性,被物化的资本所支配和统治。最后,资本的全球扩展使人的身体被资本遮蔽,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使人的身体成为资本生产的重要一环,使人的各种生理功能异化为工具性的存在,同时资本营造的各种消费幻象又使人的身体成为欲望性身体。
       人的“类”属性在资本全球化阶段已经分裂,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要克服这种异己性和反主体性的异化社会关系,实现人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超越,“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为破解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全球性扩展提供了现实可行性方案,通过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性扬弃,纠偏全球化发展轨道,回归人的“类”属性,使全球化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思维超越了资本理性算计的效益,而从人类整体性和长远性来进行谋划与发展,以人类整体命运前途为构建新型全球化的核心价值,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它成为人类社会转型期进行“社会提升”的主要内容,代替资本逻辑成为全球化转型的动力新来源,是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方法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化转型的价值旨归,二者以追求人自由全面发展为互动与形塑的价值基础。
       二、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时空场域
       欧洲在经过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之后,民族区域的东西开始大规模扩散到世界各地,客观上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民族之间的生产、交往、生活、消费在全球范围内交错融合,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加强了民族区域之间人的联系,拓展了人的绝对和相对生存空间。同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全球化扩张也使得全球现代性危机对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挑战。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在文明与野蛮的双重发展逻辑中陷入困境,客观上要求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从资本逻辑主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的范式转换。可以说,资本的矛盾性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时空场域。
       (一)全球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空间的绝对拓展和相对拓展
       前现代社会中人的区域生存空间是由低下的自然生产力和封建宗教神学的合力共同决定,在此期间人类只能是狭窄的地域性存在。随着科学和理性对封建神学的消解,人类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为追求生存空间的解放而不断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新航路开辟、新大陆发现、世界市场形成、国际分工细化等一系列人类的全球活动深化了民族区域之间的交往,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活动,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在此过程中人的生存空间超越了民族区域的界限实现了跨区域的活动,人的联系空前密切且开始从民族区域性的存在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全球化通过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具体表现为人的生存空间的绝对拓展和相对拓展。其中,人的生存空间的绝对拓展是指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阶段世界各国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联系,拓展了人类生存整体的物理空间。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相比,理性与资本的结合使“资本一方面具有理性的思辨特征,另一方面又是对现实的本质显现”,在打破神学思想的枷锁之后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空间。此外,资本为拓展自身食利空间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交往的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通过开辟世界市场,获取世界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倾销大工业产品,突破了传统偶然性的民族区域交往,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消除了自然经济中人口、财产的分散状态,各民族之间的深入交往和密切联系取代了民族区域的封闭发展,世界各地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在全球化中拓展人的活动空间和资本的利益空间,客观上使人类的绝对生存空间得以拓展。
       全球化过程中人的生存空间的相对拓展主要是资本以时间来消灭空间,进而实现缩短商品“生产-流通-消费”周期,简化资本周转程序,从而使人在特定空间可以获得跨空间的生存。“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世界市场形成以后资本增殖逻辑要求通过提高包括交通运输条件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和设立跨国公司来缩短商品在世界市场的流通时间,从而实现资本在有限空间的增殖活动。同时,借贷资本的产生、信用制度的普遍化以及虚拟资本的形成,资本积累呈现虚拟化趋势,极大地缩短了资本运行周期,人们通过购买股票、基金、期货等虚拟经济产品参与资本的全球积累实践,拓展了人的相对生存空间,人在资本全球积累过程中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此外,人类社会生产力经历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后极大地减少了人类劳动量,解放了人的体能,使人在有限的空间中可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现代社会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要比前现代社会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要多得多,为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前提。
       (二)资本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挑战
       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突破了一切民族区域限制的藩篱,建立起以资本为纽带的世界市场,形成了全球性的依赖关系,各民族国家成为资本全球积累链条的重要环节。然而“资本全球化在不断同化世界的同时又持续地分裂世界”,按照资本积累逻辑构建的全球生产方式一体化严重遮蔽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与平等,而是使世界发展日益呈现两极化状态,并且这种分裂世界的影响随着资本形态的变化而逐渐增强。在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阶段,掌握金融霸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金融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不断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严重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当金融资本陷入积累危机时,便将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引起的各类危机归罪于全球化,通过掀起新民粹主义性质的逆全球化思潮来转嫁矛盾。当然,逆全球化不是不要全球化,而是资本为了获利而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目的是使本国经济遭受全球经济负面影响最小化。但金融资本企图通过非生产性积累弥合生产性积累危机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应对资本内在否定性引发的危机,仅仅作为一种转移危机的手段而存在,其结果是新民粹主义性质的逆全球化甚嚣尘上,严重挑战着传统全球治理体系。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客观上要求破解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安全治理赤字和生态治理赤字。首先,金融资本的矛盾性发展无视全球经济规律,凸显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国际金融危机后,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潭,经济复苏缓慢,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迅速崛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7—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2.3%、1.7%,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为4.8%、4.5%、3.9%。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和市场源,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却拥有相当少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资源和责任能力不匹配,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凸显。其次,国际金融垄断帝国主义通过挑起地区冲突来转嫁本国矛盾和危机,导致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经济全球化早期的受益国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时纷纷通过逆全球化性质的对外政策来逃避责任,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分享资本现代性成果,却承担着资本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与灾难,资本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和责任赤字。同时,金融资本通过挑战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来巩固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找到了黄金的替代者,以石油美元取代黄金美元来巩固美元霸权。通过军事凯恩斯主义操控区域经济、掠夺区域资源、制造区域冲突来掠夺中东地区油气战略资源,培植“区域代理人”攻击任何想摆脱石油美元体系的国家。此外,金融资本在全球积累过程中将生态污染较大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来满足本国社会高消费高浪费的需求。然而在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过程中,对全球生态污染较大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却开始逃避责任,如美国通过退出《巴黎协定》等全球生态安全的国际组织来维护本国利益,凸显了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生态治理赤字。资本全球治理体系的赤字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全球化发展的实践需求,如何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发展,需要新的理念来引领全球化进行重构。
       (三)全球化范式从资本主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转变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只有“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世界历史才能够真正形成。而全球化作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表现形态,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全球化具有不同的范式特征。从全球化发展的特征和内在矛盾来看,现阶段全球化呈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存且由“资强社弱”转向“资弱社强”的总体特征。虽然当前全球化仍然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但资本的矛盾性发展使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效能式微,并呈现向一种新型全球化转换的发展态势。
       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世界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扩散以及国际政治博弈导致世界经济低迷,不断冲击着资本全球化的张力极限,这背后反映的正是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内含以非生产性积累为工具破解生产性积累困境逻辑悖论的破产。当金融资本所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的时候,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就会掀起主体分裂、内容倒退、价值扭曲的历史逆流。首先,为维持资本全球化早期形成的利益格局,资本主体内部分裂,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矛盾激化,个体主义取代整体主义,资本个体发展超越人类整体发展,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的各参与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剥削和牺牲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其次,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使新民粹主义成为应对经济衰退的工具,以维护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为借口推行逆全球化政策,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为了摆脱欧盟的拖累而实行硬脱欧,美国为了“让美国继续伟大”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最后,全球化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样态表现,其价值基石在于以合作谋发展,以团结促进步,其价值追求在于以共同体的发展来谋求个体的生存、发展与解放,但资本为了继续保持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不惜以打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平衡的扭曲价值理念来谋取资本的主导地位,“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其中第二个“决不会”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现阶段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已经成为孕育新的更高生产关系的成熟胎胞,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正呼吁一种新的理念来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人在资本全球化中已经呈现命运共同体形态,在金融资本阶段这种共同体形态联系空前紧密,民族区域问题升级为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人的生存、发展、解放以他人的生存、发展、解放为前提,全球化进程中人的“类”属性成为取代资本食利属性的根本属性。从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的全球化既是破解金融资本全球积累悖论逻辑的根本方法,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
       构建新型全球化只有以人类整体性生存与发展为根本价值遵循才能克服资本逻辑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超越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使全球化发展呈多中心的平衡发展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主体多元、内容全面、价值正义的人类整体性发展理念,形成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并在世界历史中彰显出应对资本全球治理危机和引领全球整体发展的历史效能。
       (一)多元主体推动:补齐全球化参与主体缺位和动力短板
       资本全球化的特点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以资本食利逻辑为动力的全球化,但这样的全球化结构一旦陷入危机就会凸显出主体单一和动力不足的问题,使整个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出现衰退迹象。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期和社会动乱期,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估算,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等国倒退了12年以上。资本主义国家大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率飙升,政府首脑更替频繁,且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罢工运动不断。此外,在应对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无论是英国的“群体免疫”策略,还是美国的国际“甩锅”行为,都暴露出资本逻辑消极保守的逐利特性。所以,构建新型全球化首要解决资本全球化逻辑框架中的主体单一和动力不足问题。中国积极主导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各主权国家享有平等和自愿参与全球化实践的权利,这补齐了资本全球化逻辑框架中的主体短板,为新型全球化构建注入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动力。
       资本全球化参与主体的霸权逻辑和资本积累动力的食利逻辑在危机中暴露出更多的逆反性,企图通过逆全球化手段倒退历史,以继续维护资本逻辑在全球化中的核心地位。与此相反,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迅速复苏,它们通过国家间开发性金融合作和拓展大宗原材料国际期货市场等措施来冲破美元霸权的封锁,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于2010年底共同商议吸收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应对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确定性,缓解对美元的依赖,金砖国家共同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来支持发展中经济体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构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主张包容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公平性发展的理念,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对立观念,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20%和40%”,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中坚力量。金融危机后,非洲地区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开放非洲市场,加强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大非洲石油和自然资源的出口,打破了非洲经济长期的低迷状态。此外,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在一些尖端科技方面甚至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列,比如中国的5G技术和高铁技术。同时,中国以“一带一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文明为纽带将沿线国家联系起来共同发展,超越了资本单一的纽带作用,为构建新型全球化注入了新主体和新动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市场国家坚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深化区域协调合作,补齐了全球化发展的主体短板,以互利共赢为准则,为新型全球化构建注入新动力,以区域化推动全球化发展,跳出了资本积累的悖论逻辑。
       (二)内容全面构建:“五位一体”助力新型全球化协同构建
       现阶段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日益显现出协同性、整体性和全面性,全球化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资本逻辑主导全球化的单一经济范畴,区域安全、民族文化、地方生态等问题上升为全球性问题,客观上使全球化由单一经济型全球化发展成为多元复合型全球化,而资本逻辑的片面解决方案根本无法应对全球现代性危机。全球化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有机的综合系统,资本全球化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构建内容的片面性和工具性。全球化的发展规律要求构建新型全球化必须补齐资本全球化阶段的内容短板,使全球化的各方面整体向前发展。通过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性扬弃,中国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以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同构建新型全球化,应对全球化发展失衡态势。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五位一体”遵循全球化发展的应然逻辑,超越了资本全球化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实然逻辑,夯实了全球化协同发展的基础,致力于使新型全球化朝着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方向发展。
       构建新型全球化在政治上要求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在资本全球化的逻辑框架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资本政治的外化表现,以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来塑造国际格局。而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客观发展呼吁一种新型民主国际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保证世界和平稳定,国际关系民主化无疑是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的政治力量。全球普遍安全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基本目标。目前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已经是一种整体性存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粮食问题、核力量威胁、恐怖主义、传染疾病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人类生存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而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在应对全球安全问题时,却又陷入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全球安全成为资本全球化的内容短板。因此,全球普遍安全是成为新型全球化构建的基本目标。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国际交往的深入,全球化的参与国构成了全球化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发展的经济模式呈现合作性与整体性,合作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取代单边食利的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明主体求同存异共同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巩固和丰富新型全球化成果的重要纽带。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超越了资本文明夸大文明差异的矛盾性,回归到文明的“类”属性,是新型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清洁美丽的全球生态系统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外部条件。资本原始积累引发的生态危机揭示了人仅仅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全球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五位一体”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补齐了全球化发展的内容短板,推进了新型全球化协同构建,超越了资本全球化内容片面的单向度属性。
       (三)正义价值引领:“共商共建共享”引领全球化正义路向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日益呈现出反民主和非正义的倾向,全球治理所需要的公共空间被资本强行挤压,人类在联系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被践踏,全球正义更是无从谈起。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深受资本逻辑主导全球化的影响,以至于资本逻辑在“中心-边缘”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然而,随着资本形态的不断升级变化,实体资本演化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食利逻辑超越了一国范围内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剥削,升级为处于全球治理“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处于全球治理“边缘”国家民族财富的掠夺,全球贫富差距在资本全球治理体系中持续拉大。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生态问题使得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此外,处于资本全球治理“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通过逃避责任来让渡权力,以及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主观身份认知的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正在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经济迅速复苏,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向世界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向世界贡献的新的治理理念,同时也是推进新型全球化构建的政治倡议,旨在使全球治理的价值内核超越资本逻辑,回归人的“类”属性,进而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的正义路向,促进世界历史协调有序发展。其中,“共商”从主体论视角决定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必须是作为“类”存在的人,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主权国家平等参与事关人类整体性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事务中,突破资本逻辑的主体限度,构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正义,回答了“谁来治理”问题;“共建”从方法论视角审视全球治理变革的方法路径,以和谐共生、合作共赢为根本方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纠正了资本全球治理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了全球治理的程序正义,回答了“怎样治理”的问题;“共享”从目的论视角考察全球治理成果的分配问题,以双赢、多赢、共赢的人本逻辑取代一家独大或赢者通吃的资本逻辑,消除意识形态隔阂实现共荣共赢,维护了全球治理的目的正义,回答了“为谁治理”的问题。当然,“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案不是搞“一刀切”,也不是搞主权国家的能力、责任、权利在全球治理中的平均主义,而是要以各主权国家的发展实际为依据,发挥与各国实力相统一能力,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享受与责任相匹配的权利,以全球治理的正义性推动新型全球化构建的正义路向。
       四、结语
       全球化作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表现样态,贯穿于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全球化的主导逻辑也不尽相同,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仅仅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初级阶段的全球化样态,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全球化的主导逻辑必然由资本逻辑转向更能满足人类追求解放和更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主导逻辑。就当前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而言,资本逻辑的矛盾性特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时空场域和物质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以此为基础条件才能完成自身构建。同时,全球化也只有实现从资本逻辑主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的转变,才能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否定性,完成新型全球化构建。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在互动中完成相互形塑,共同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提供动力和场域。
世界历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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