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而言，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或策略的阐释，但本质性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对于人类美好生活至善性的追求及其作为元治理理念的展现，尚需在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视角下做出新的定位与研究，以此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价值位阶及其品格，才会在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中，达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那种共同体所要求的共同善的伦理性要求。
一、不平衡性发展与全球治理危机的关系
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是对世界不平衡性发展的一种历史性扬弃，是人类发展的竞争性主体转向合作性主体的长时段历史过程。不平衡性发展既产生于人类自然性存在这一先天客观事实的规制，又更多地产生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性威胁这一后天力量的限制。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生产力的世界性拓展，开启人类摆脱自然性存在所引致的自然性威胁的不平衡发展的先声。此后凭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与技术资本等形态的资本权力的世界性殖民与发展，世界不平衡性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及其世界意识一个发展性光谱，在人类发展的历史河流之中晃荡摇曳，而其在中心所泛起的层层“涟漪”对于世界边缘国家的发展及命运带来极大的影响。
（一）世界不平衡性发展的基本历程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7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的不平衡性发展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的形式来开疆拓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不平衡性发展动能主要是依靠对国外的经济掠夺来完成的，它通过坚船利炮打开落后国家的大门的暴力形式，具体表现为掠夺殖民地的原材料与侵占殖民地的销售市场，把掠夺的原材料运到本国进行加工，然后出售到殖民地市场以获得高额的利润。第一次工业革命“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种不平衡性发展所带来的世界格局乃是“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三个“从属于”初始性地显现出了世界政治格局及其经济发展秩序的特征，体现了不平衡性发展的依附性特质，同时也为后来的帝国主义霸权政治观及其经济优越论提供了前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交之际，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此时，资本输出的规模与增幅超过了商品输出的规模与增幅，对外投资取得的收入也大大超过对外贸易取得的收入，此时垄断成为资本主义最为明显的特征，由此，资本主义的世界布局与不平衡性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高峰期，以金融资本为控制世界的手段的世界体系开始形成，帝国主义也最终形成。
二战后的不平衡性发展与之前的不平衡性发展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前者主要依靠经济性手段来布局的发展，后者主要是通过战争殖民手段来控制的发展。前者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形式，它主要通过“中心—外围”的二级不平衡发展结构来完成世界体系的建构与统治，这种“中心—边缘”的结构使得世界经济发展的巨额红利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心国家；或是“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三级不平衡发展结构来布展的世界发展体系。此种不平衡性发展的政治、经济及其文化结构的建构，为此后的全球治理理念及其治理手段做了铺垫。
（二）不平衡性发展与传统全球治理的基本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不平衡性发展理念，极力打造一个由大国霸权主导的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体系基于霸权国对世界金融资本的掌控（主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形式）、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与隔离及其对世界自然资源把持，完成了世界发展规则的制定与治理体系设定，进而形成了主导其他国家经济依附运行的基本格局。一般来讲，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引擎机的地位时，霸权国就会愿意担负起建构与维护自由经济秩序的全球责任，国际自由市场的开放度就会与全球治理变革度相吻合；然而当美国霸权处于相对衰落之际，霸权国家不愿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及其世界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费用，国际自由市场的开放程度就会与全球治理变革理念发生冲突，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紧张，这也是逆全球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世界的不平衡性发展是世界历史之殇，也是引发全球性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更是人类反思全球治理问题的总依据。审视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再到新帝国主义时期的不平衡性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旧的全球治理理念乃是以维护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为基本原则的，它势必引致政治霸权、经济极化、文明冲突、技术隔离、社会撕裂的全球治理危机。具体来讲，在全球政治环境上构建了一个霸权政治的治理逻辑，它通过“中心—外围”的政治结构形塑了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衡的全球治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处在外围地带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新兴治理主体与处在中心地带的原有治理主体，在随着不平衡性发展转向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的冲突日益加剧；在全球治理的空间布展与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逻辑那种基于地缘政治规划的不平衡性发展，无法从根本上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阈下的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已经固化的价值观念及其社会资源从有形转向无形等综合性因素的考验；在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不平衡发展及其全球治理理念的主控下，它势必导致世界生产分工的上游与下游价值的极化与分配结构扭曲化现象，同时还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长期非均衡化及其贸易手段的国家中心化的保护主义的抬头等现象；由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所架构的全球治理体系将无法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要求的共同发展与包容增长理念。世界经济不平衡性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乃是世界长期保有人为的技术隔离与垄断，这一情形是为了拱卫发达国家的核心霸权与资本获取超额垄断利润而设置的，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非物质劳动产业将会对旧式的不平衡发展所主宰的全球治理规则、体制、机制及其体系构成新的冲击，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危机。
（三）不平衡性发展与传统全球治理的危机及其出路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之所以做出“历史转折点上”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全球治理变革正遭遇逆全球化的保守主义的现实性浪潮的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不平衡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及其继续保有其对旧式的全球治理的主导，在全世界掀起了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浪潮。2016年特朗普成功竞选美国总统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泛起，随着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及其在欧洲引发的连带效应，全球范围的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不断合流，进而冲击着全球治理的变革进程。近年来出现的美国采取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退群”活动，不惜以损害人类命运共同体善之“公义”来达到继续维持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这一“私利”，这种逆全球化现象而凸显的民粹主义的“工具理性”的全球治理理念，彰显了全球化不平衡性发展的现实窘境及其全球治理变革的迫切性。而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性的生产与分工进一步深化，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强劲发展，不断地催生新全球化要素的合理配置及其新全球化结构的深层次完善，新的革命性要素与旧的保守性要素的共振及其引发的全球治理的张力，必然通过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及其引发的全球治理乱现象而显现出来。
总的来说，反映不平衡性发展理念的旧式的全球治理理念、体制、原则、规则与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型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及其共同发展所带来的世界性问题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由原来的合力贡献者正在变为张力乃至于抗力破坏者，其所供给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及其规则，已经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此同时，在不平衡性发展所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交织影响下，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的供给上还处于边缘化的非对称性地位，这些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被弱化，可以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等全球经济治理组织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显著地弱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窘境折射出不平衡发展所形塑的旧式的全球治理规则及其体系的长期性影响与危害，因为它不能真正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与其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的现状。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美好愿景，中国提出了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来消解不平衡性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朝向更加公正的价值取向迈进，与此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和实施下，不断破解人类命运的那种因不平衡性发展的惯性而带来的逆全球化回潮所发生的不确定性。
二、作为新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元”治理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具有为新全球化时代发展定向的范导性功能，不仅仅具有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工具主义的属性，还展现了新全球化时代为共同发展的世界构型的这一元治理属性。
（一）人类命运共同的基本理念
在2013年3月23日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共相关联的三个问题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及其多个世界发展中心的形成；人类面临着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对共同发展的冲击与挑战。对于时代潮流而言，其对应面则是逆潮流而动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行动，这一行动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导致两个直接的后果，其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及其行动对全球治理进行搅局、破坏、甚至撼动全球治理的根基；其二就是欧盟国家不愿意看到以中国为代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取代他们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者而怀疑、观望与晃荡，从而造成全球化进程的欧洲式的逆转窘境。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所要求的共同发展而言，它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落实的重要载体，将会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推动力与中流砥柱。对于第三点而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角逐最终会影响全球治理变革的方向及其效果。
在2015年9月28日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做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共同价值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更是全球治理的共同价值。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点构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在2017年1月18日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世界”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大世界理念分别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来建设一个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以人类美好的生活这一共同的善作为最高价值位阶，它指向共同发展所生成的新全球化，而新全球化与上一轮的全球化最根本的不同乃是其发展理念的不同，新全球化提倡合作共赢式的共同发展理念，而原有的全球化则是以不平衡性发展的理念来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发展，因而造成许多世界性问题，甚至是灾难性问题。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摧毁上一轮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即通过美元的自由流动而引致的资源与产品的世界性配置。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通过美元的全球自由流转，把美国的中低端产业腾挪到美国以外的地方，从而进行世界产业的再分工，并以高附加值的产业主控世界经济的发展红利流向美国，这种不平衡性发展模式维持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按照这样的经济发展秩序而构建了一系列的全球治理体系。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在恢复发展中低端制造业的规划里，可能会另起炉灶，它可能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互结合，单独规划一套把中国作为异己排除在外的生产市场与制造业体系，想继续维护上一轮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发展模式带来的滚滚红利。这种做法实质上已经偏离了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因为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几百年的历史演进，人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而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种群体性崛起将使得全球共同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再加上世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深刻转换所带来的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加大，新全球化必然要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不平衡性发展所型构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势在必行。
（二）作为元治理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国学者鲍勃·杰索普最早提出和使用元治理范畴，它是一种对治理的治理，也是对治理失灵与治理“去国家化”问题的深度反思。在国际社会，由于不存在一个超级国家这一主体来统管全球性公共事务，每一个国家都是非饱满性的有限治理主体，在全球治理的全域性主体缺失及其全球治理的国家悖论存在的情形下，把元治理范式引入全球治理是一种反思全球治理危机的便捷路径。西方许多学者提出了反思全球治理危机的理论，而欧盟共同体发展的实践使得学者们来反思突破国家界限的欧盟共同体所体现的全球治理及其元治理问题。目前流行的“全球共同体”与“全球民间社会”理论，为未来的全球治理的理想化构想提供积极的探索，但其理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局限性，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元治理范式来反思西方国家的学者所倡议的“全球共同体”与“全球民间社会”这两种为未来世界构型的全球治理观的局限性，对于全球治理而言是一个推进全球治理与破解治理危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由麦克杜格尔（Myres McDougal）与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共同倡导的“全球共同体”这一指向未来全球化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了全球各国人民之间基于共同问题的那种普适性的价值认同与国际法律刚性原则的约束，但其先验性的价值预设、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及其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的现实性悖论，造成了全球共同体的理论局限性与实践难题；基于全球治理的国家悖论问题，“全球民间社会”对于未来全球化的启示，更多地侧重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人类道德规范内在的统一性要求与自主合作的信心政治理念，无论是海恩斯（Volker Heins）所指出的全球民间社会所具有的政治本体论这一优越于国家世界所架构的世界政治权力体系，还是巴特尔森（Jens Bartelson）基于世界政体而非世界政府的理念来描述的全球民间社会的优势，全球民间社会都回避不了其所具有的治理领域的仅局限于社会政治领域的狭窄化、无法顾及逆动性的反全球化思潮及其运动所导致的片面化及其因回避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所造成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区隔化问题。从全球治理的立场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基于上一轮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所形成的一体化的经济、多极化的政治、立体化的社会、多元化的文明与普遍化的治理现实性状况，规避了先验的普适性价值原则的悬设，从“命运”这一度越意识形态差异与价值观异质的人类整体身份与未来美好生活认同的视阈出发，来度越“全球共同体”与“全球民间社会”这一指向新全球化的局限性，从而构建一个以“天下”这一饱满性范畴为底座的全新的关于元治理的理想构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范畴把“关系共同体”的关系理性作为立论基础，把利益共同体、风险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聚集在美好生活的命运打造上，它通过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未来世界这一普遍性信念，构建具有团结机制的发展共同体，褫夺不平衡性发展所造成的系统性剥夺这一非正义的权利，从而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道德，以此来融合原有的各种共同体形式，并彻底悬搁了林林总总的国家之间的杂多性关系，集中指向人类美好未来世界的构建，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用超越而非争论、用共生而非分裂、用责任而非利益的方式展现了对全球治理批判性反思的元治理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规避了何为全球治理主体的现实性争论的窘境，构建了以“人类”为基本单元、以天下为基本空间、以合作共赢为基本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共同发展为基本模式的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保有了各民族国家走自己发展道路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发展理念，通过引导与唤起多样化的治理主体共同发展的信仰与信心，从而凝聚起共同的人类未来的美好愿景来助推全球治理的合理公正的转向。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全球性“元”治理的理论阐释，本质性地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建构主义这一范导性的理想性品格，同时，它也是基于批判性地审视以欧盟共同体的跨越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元治理理念的缺陷而开显出的元治理位格。反思欧盟共同体的聚合、生成、发展与分裂，是对全球化透视的一部最好的透视器。所以到目前为止，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体范式所提供的治理全球性问题的理路，明显地凸显了对不平衡性发展所导致的“公共地悲剧”无解性的答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共同发展而形成的共同生活视为全球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一“元”治理对象，这对于新全球化的历史性生成、度越传统的二元论范式的误区及其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价值关系的现实性背反，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一范式将会回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和平总是地区性秩序”的世纪喟叹，同样也会回应自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所建构的“国家主义”治理范式所造成的根本性症结之所在。
三、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理念的转向
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是国际关系所追求一种理想性的共同善，而由不平衡性发展模式向共同发展模式的转向则是全球治理范式转型的焦点之所在，而能否构建与落实共同发展模式，则是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从理念到现实转换的试金石，更是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转向的一个关键点。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关系
“发展不能被看作一条‘线’，甚至是一束无尽的线的集合。它是作为一张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网来运转的。没有共同发展的网络，就没有发展。”当下的中国正在以一种共同发展的方式助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全球化模式以共同发展的共识为基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项目平台的孵化为载体。它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不平衡性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利益承诺为基础，以不平等协议为工具，以中心—边缘的结构组织为载体。这种由英国开启的世界市场与由美国战后全球化标准与世界经济体制的制定者所发动的全球化，在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碰撞过程中，面对着变革原有的不合理发展模式与全球治理模式的痛苦过程，在积极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却遇到了曾经作为上一轮全球化的领跑者英美两国的退缩与动摇，英国的脱欧公投与美国一系列的退群活动集中体现了目前全球化的危机。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为前提，而共同发展是一个具有绵延性的族群性范畴，它关联着公平发展、绿色发展、均衡发展、合作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互助发展、共享发展、全面发展等发展范畴，同时，表面上来看，全球治理是基于发展的负效应而产生的，但本质性而言，全球治理只有成为发展的理论前阶与规范性引导，以此来说，全球治理就是发展的应有之意。基于全球治理的视阈而言的共同发展，还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世界”理念的关照下，关注共同发展所要求的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五点基本要求来分析：
其一，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的“持久和平世界”的建构，需要以共同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对共同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以“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这一对话协商作为总原则，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理念:大国之间要“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全面禁止并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实现无核世界、对于深海、极地、互联网、外空新领域的治理，应该坚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从目前而言，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仍然是国家组织这一权力实体，只有治理好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事关全球治理的重大领域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美好世界，而和平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到目前为止，中国秉承伙伴关系构建的原则，塑造了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之间的文明伙伴关系、中拉之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等多种样态的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既是共同发展的基础，也是开展全球治理的根本性保障。
其二，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内容的“普遍安全世界”的构建，需要以共建共享原则在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来打造，同时，“普遍安全的世界”又要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来变革全球治理中不合理的安全治理体制。目前在全球安全方面的全球治理需要应对恐怖主义、世界难民问题、禽流感、埃博拉、塞卡、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性危机，这些公共性危机真正的根源都能在不平衡性发展及其不公正的全球治理中找到其根源。目前，全球安全问题的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协调需要继续发挥联合国难民组织、国际移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而与此相反，美国却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美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方面的治理失败及其所引发的治理危机，迫切需要以“生命共同体”意识来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抗疫与公共治理，而此时的美国却以单边主义的极端方式提出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无疑是对于全球共同安全治理的一个严重地冲击。
其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内容的“共同繁荣世界”的构建，需要坚持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与公正治理的基本原则。共同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创新发展，“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还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为此，中国继续把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聚焦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创新增长蓝图》计划的积极落实为契机，把共同发展视阈下的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统筹问题解决好，真正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公正治理与共同治理。
其四，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内容的“开放包容世界”的构建，需要坚持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发展原则。毫无疑问，共同发展需要多样性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源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坚决反对同质化的西方价值观的思想殖民与改造的暴力做法，打造“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新形态，为共同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同时为全球治理体系与体制的变革提供新的智慧增长点与实践路径。
其五，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要内容的“清洁美丽世界”的构建，需要坚持绿色低碳原则推进全球气候共同治理，维护世界共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平衡推进二○二○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生态治理的全球治理理念，通过“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共同发展道路的构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提供一个生态文明的绿色底座。与此相反的是，美国拒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京都议定书》至今，坚决退出《巴黎协定》这一全球性的气候协议等撼动全球治理的霸道做法，凸显了美国坚守不平衡性发展的守成性大国的单边主义与保守主义理念的做法，为全球治理与共同发展设置了种种牵绊。
（二）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目标的基本要求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能够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基本理念：
其一，“勇于变革创新，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共同发展相应地要求全球治理的积极变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可见，无论是共同发展或是全球治理都需要变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
其二，“同心维护和平，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共同发展需要和平与安全作为保障条件，“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治理理念，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也会促进世界各国更好地共同发展，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共同指向了人类持久和平的目标。
其三，“着力推进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有效途径”。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只有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同样只有合作治理与共同治理，才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只有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才可能推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与平衡发展，才能变革不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其四，“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要把世界多样性与差异性作为共同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同时作为全球治理开拓新空间的重要维度，基于此，开放包容就成为了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拒斥不平衡性发展与不公正治理的空间性根据。
（三）当下中国践行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具体举措
当下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变革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多边主义遭遇单边主义的侵蚀、多边规则遭遇霸权秩序的挤压、多边机制遭受单边机制的吞噬，以规则为基础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受到撼动。包括气候变化、军备控制、难民危机、贸易问题等在内的全球治理不断受到美国国家利己主义与单边主义的侵袭。美国一系列退群活动留下的“真空”需要填补，全球治理的多边机制需要维系。目前应该积极防止全球治理体系的“崩塌”效应发生，阻断从全球治理的“赤字”危机向“失能”效应转化。
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践行共同发展理念，从创新的动力、和平的保障、合作的途径、开放的空间等四个基础性条件不断拓展共同发展的内容与功能，积极建构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功能整合、层次清晰、目标精准的共同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渐打造一个共同治理、公平治理、民主治理、全面治理的全球治理新理念。而在当下的中国，实现共同发展与探索共同治理的最重要载体乃是作为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与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活动。
传统的不平衡性发展及其所构建的全球治理模式既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特点，亦不适应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国际分工模式向全球价值链分工转换的新变化，更不适应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这一新全球化的需要。而“一带一路”实践所倡导的共同发展与多边合作治理理念、平等参与的共商、联动发展的共建、包容增长的共享原则，创新了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与路径。“一带一路”实践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世界”构建的基本理念，以共同发展为导向，以多边治理合作为动力，以人类美好生活为目标，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则，成为变革不平衡性发展与传统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一方面，新全球化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需要搭建一个新的平台来集聚共同的发展者与共同的治理者，这一平台绝不同于原来的双边或多边一体化的平台，更不同于现存的多种形态的国际合作组织，它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来实现共同发展与探索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另一方面，新全球化所需的新动力来源于世界共同发展与全球共同治理新样式，它绝非凭借不平衡性发展所形成的不平等规则与比较优势所形成的边缘-中心的利益固化性结构来推动全球化的，它只能依靠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互为一体实践才成为可能。
过去的全球经济发展理论都凸显了一个理念，即发展是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质还是仅仅局限于一国内部的发展，外部的世界只是本国发展的条件与压力存在物。而全球治理理论更是凸显了霸权大国游戏规则制定者、参与比赛者、比赛评判者三者统一的尴尬治理，其所造成的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问题则引发了全球性的治理赤字及其治理危机。基于此，我们说，人类所共在的世界更多地只是显现了这一世界的物理性质，还没有从共同发展伦理的视阈开启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所需的政治身份及其和谐共生的政治性的存在秩序这一机制，因此而言，“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利益性的非合作与非协同治理的孤独世界，是一个随时都处在为单个利益进行战争的孤独发展的世界。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就是建立一个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可以获益的世界制度，打造一种异质于不平衡性发展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新规则，也就是说，建构一个因共同命运与美好生活所需的具有普遍兼容性与和谐共生性的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的世界体系。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的当代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未来性。“一带一路”建设所勾画的“五通”理念表明，世界的发展与治理并不是简单地凭借市场的开放与治理规则的单向制定就可以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其根本乃是创生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的综合性条件，而“一带一路”的“五通”所探索的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模式初始性地展现出了这种发展趋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世界共同发展与全球共同治理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生性关系，二者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与治理屏障。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而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基本理念引领新全球化发展，要实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必须规避不平衡性发展模式与大国霸权治理模式的羁绊，不断推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协调、均衡与普惠性发展。目前，在作为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抓手的“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而言，共同发展体现的政策沟通的共识性、设施联通的基础性、贸易相通的受益性、资金融通的关键性、民心相通的友谊性正在显现出来，逐渐勾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对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所要求的全球共同治理而言，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变革不合理全球治理体系、体制、机制，构建公正治理、民主治理、法治治理与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观。目前，以共同发展为指向的全球治理探索，除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元治理的指引而言，它还倡导：一个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一个底线：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一个平台：“一带一路”；一个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治理机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机制改革；七大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一个目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各种安排。
以共同发展和共同治理为标志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与重塑主要体现在：发挥二十国集团经济全球治理主平台作用及其助推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深化上合组织的合作机制、推动亚信、东亚峰会与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建设的不断深化、整合地区自由贸易谈判架构、持续加大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与参与、加强教育交流、文明对话与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升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等全球治理能力。
四、结语
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是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实践历程的一个重大主题，它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信仰与价值追求，它在发展—治理领域完成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用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理念代替了文明冲突与丛林法则的发展理念，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在发展层面的道德进步与美好生活的价值尺度，它不但是发展与治理共同善的体现，更是国家关系层面至善性的吁求，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拱顶石。尽管逆全球化还在不断冲击人类前行中的命运之舟，但它所确立的和谐共生、普惠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精神在新全球化的今天愈发显示出其别致的理论魅力与现实的生命活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元治理理念所推动的新全球化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实践，从理论范式上来看，摒弃了以大国霸权所主导的不平衡性发展与少数国家说了算的治理规制，打破了在发展模式上的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冷战思维，构筑了以“五大世界”基本理念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的平台，顺应了国际力量对比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潮流所要求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大势，打开了赢者通吃的发展与不公正治理的利益铁幕上的一个缺口，建构了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之上的发展与治理之道，阻隔了逆全球化与保守主义的那种利己主义的偏执与狂妄，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谋求共同发展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价值取向上的全球化新理念。
未来世界的发展一定不会延续中心—边缘那种不平衡性发展的国家霸权体系，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恰是这种发展体系崩塌的消解剂，所以说，新全球化的发展与治理体系开启了一个发展公平性、有效性与协同性共在和全球治理公正性、民主性、共同性与全面性共存的新视阈，按照这个发展与治理模式所引致的演变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所有民族国家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理想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