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存在着制度碎片化、相关国际规范缺位、投入不足等问题，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凸显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紧迫性。而有些国家采取的推卸国际责任、从多边主义退却等自利性举动，进一步加剧了现有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对相关集体行动产生消极影响。着眼于21世纪全球卫生规范的转型重塑，一国的卫生外交政策既要追求本国利益，也要对人类社会负责。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迁而言，中国不仅是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其作为公共产品新兴供给者的身份也日益突出。为此，探讨中国如何参与相关公共产品供给，分析其在全球卫生领域如何彰显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对于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由来与现状

  （一）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概述

  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复合相互依存达到了空前程度，人类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突出。尤其是传染病全球化从反面印证了各国在公共健康问题上越来越成为利益攸关方，遏制并根除传染病已经超出一个国家乃至地区的能力所及。卫生问题还事关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相关高级别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健康全覆盖政治宣言》中，全球卫生被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功能领域，全球卫生治理旨在通过一定的治理机制来协调和促进国际社会的卫生合作，最终增进与人的安全和健康有关的国际公益。其实质是通过持续、稳定地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国家层面的卫生安全特别是个体层面的健康。此类产品供给的绩效表现，可作为衡量全球卫生治理良好与否的基本标准。具体来看，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主要涵盖疫病防治、医疗保健、基本营养、生殖健康、环境卫生、麻醉药品管制等，其中疫病的防控与根除被认为是最纯粹的卫生公共产品。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在跨国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顺应了人类对疫病的治理从国家层面到全球层面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治理诸领域的交叉渗透，广义上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还日益涉及贸易、环境等相关领域，例如药品研发技术创新与药品可及性涉及知识产权贸易，大气、水污染等环境治理更是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

  （二）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

  现有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不断探索的结果，并经历了主权国家合作启动期、国际卫生治理制度形成期、国际卫生治理向全球卫生治理转化期以及全球卫生与全球发展议程结合期等四个阶段。它肇始于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为协调传染病管控而开展的区域性国际合作，19世纪后期实现了从欧洲向美洲地区的扩展。20世纪初，泛美卫生组织前身国际卫生署、国际公共卫生局（或译“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先后在华盛顿和巴黎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由此形成了上述三个主导力量不同、各自独立运作、功能存在重叠的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供应平台，供给机制也从早期国际会议演化到国际组织，供给形态则主要包括检疫合作、疫病信息发布、推动相关国际立法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卫组织成立并接管了国际公共卫生局以及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职能，从而开启了全球卫生治理的新时代。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合作范式，把更多利益相关方吸收进来，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来应对不断出现的全球卫生问题。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世卫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相关主体一起，搭建起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其典型案例是1999年，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主要捐助国、疫苗产业界、盖茨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卫生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全球卫生治理的议题逐渐拓展至初级卫生保健和健康促进等领域，从而与全球发展议程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联合国千年宣言》实施路线图认为，世界上许多卫生需求只能通过国际层面的公共产品供给得到满足。《国际卫生条例》（2005）与此前的《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等法律性文件一起，确立了以世卫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在协调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权威角色。这类全球多边机构除了具有自身的专业优势外，还为主权国家、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方供给公共产品创设了平台。但受制于世卫组织现有运行机制、决策取向以及成员国卫生能力的巨大差距，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错配等问题，也无法避免国际政治权力因素的干扰。鉴于此，对现有治理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强化全球多边机构的权威性，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稳定有效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秩序的战略思路。

  二、中国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理念与角色定位

  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总体参与逻辑相一致，中国对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已从早期较为被动的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甚至发挥引领作用，其作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贡献者的角色日益突出。本世纪初发生的SARS及其后的禽流感危机和埃博拉疫情，对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产生了激励作用，使中国不断向该领域的积极治理者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也在升高。外部压力与自我期许使中国产生供给带有自身特色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从而由全球公共产品消费者更多地转变为供给者，承担起超越狭隘利益而惠及国际社会的更大责任。

  （一）基本指导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塑造中国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角色的规范基础，它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鲜明价值追求，指引着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维护并增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它兼具突出的道义优势与实践价值，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迎接全球性挑战的共识，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尤其是卫生外交的指导思想。而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正是对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它反映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日益深入的正向互动。当今以疫病防控为核心议题的全球卫生安全问题已成为“人的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超出“低级政治”范畴。2014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史无前例地就卫生议题召开紧急会议，并在决议中认定西非埃博拉疫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面对传染病全球化的挑战，各国人民之间日益形成某种“因病相连”、利益相关、安危与共的关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势在必行。为此需要发展广泛的全球卫生伙伴关系，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推进全球卫生治理。

  立足于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定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并在更高水平上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其新兴供给者身份为全球治理的前景带来更大确定性和建设性因素，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彰显出越来越强的感召力。近年来有些重要的传统公共产品供给国大幅度削减全球卫生基金支出，甚至与世卫组织产生龃龉，这无疑加剧了各国自身利益考量与人类普遍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便某些既有大国不能为世界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不愿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中国也会携手包括其他传统供应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难题——其关键是推动供给模式转变，超越霸权模式与单边主义的局限性，从而使世界避免因领导力缺失而滑入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

  （二）具体价值维度

  中国秉持以民为本理念，把保障和促进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最高位置，并将其作为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出发点。为此它寻求“达则兼济天下”，力促卫生公共产品国内供给与国际供给的价值统一，从而使国内卫生治理与全球卫生治理紧密衔接起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卫生治理以提升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为目标，其国内疫病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成果也必然会外溢到国际层面，从而拓展和优化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来源。

  坚持正确义利观，促进国际公共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是衡量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伦理维度。如前所述，中国兼具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者与受益者双重身份，“有取”也应“有予”。例如，始于1982年的“中国—世卫组织双年度合作项目”对于促进中国的全民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自2000年开始支持中国中西部贫困县的肝炎疫苗引进工作，其后也从中国采购乙脑疫苗，中国因而具备了疫苗供应者的身份，得以通过疫苗出口为全球疾病控制作出贡献。在2015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年度筹资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向其捐款500万美元，从而变成该联盟的出资国。中国着眼于发展中大国这一基本国情，辩证看待自身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责任，相关政策具有弘义融利、以义为先的特点，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之间的关系趋于平衡。

  三、中国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路径

  作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良好履约者和积极行动者，中国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综合了国际规则、中国经验与对象国需求等多重考量，初步形成了以世卫组织多边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机制为补充、以双边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供给模式。

  （一）全球多边主义供给

  多边主义供给对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它有利于塑造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全球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此中国支持加强世卫组织的中立性与权威性，发挥其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多边供给中的应有作用。现有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危机应对时之所以能力不足，很大原因在于自身的可支配资源不足。世卫组织的预算除成员国缴纳的评定会费外，绝大多数要靠有关国家或组织的自愿捐赠。作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突出体现，中国在世卫组织中的会费份额由2018-2019年度的7.92%升至2020-2021年度的12%，从而跃居全球第二。此外，中国的捐助额也在不断增加，仅2020年上半年，中国就向世卫组织捐款累计5000余万美元。中国还响应世卫组织倡议，积极参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认捐大会，并向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提供资源。

  作为全球卫生应急公共产品供给的典型案例，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作出迅速反应，成为首个向疫区提供实地医疗支持的国际援助方，并于当年累计向相关国家提供4轮约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派出专家、提供基础设施和全力参与相关诊疗药物研制。在相关体制建设方面，中国积极响应世卫组织关于全球卫生应急队伍的项目倡议，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成为全球首支通过该项目最高级别认证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力量。中国还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以保障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

  在促进全球医疗技术转让与融资方面，中国通过世卫组织与国际社会迅速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以及新冠肺炎防治经验，建立了开放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网上知识中心。此外，中国还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等国际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推动疫情防控信息共享，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数据信息平台建设。中国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等机构联合搭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中国科学院则面向全球用户发布了“2019新型冠状病毒资源库”，建成“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文献共享平台”。中国还促进亚投行与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为全球卫生治理开拓新的项目融资平台，使相关国家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二）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供给

  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对象，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平。中国通过“南南卫生合作”向那些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卫生发展援助，支持其疾病防控能力建设，并在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维护它们的利益。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向亚洲、非洲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2003年以来，中国相关机构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技术与管理人员每年举办数十期培训班。自2008年起，中国为非洲国家设立了30个疟疾防治中心，提供价值1.9亿元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中国军队也积极开展军事医疗援助，包括军队医疗卫生人员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应急公共卫生援助，以及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出访中为相关国家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援助纳入全球卫生治理框架，并为之加强国际多边合作。2013年，中国国家卫计委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新时期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外卫生援助方式更趋多样。2015年，中国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宣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所医院和诊所、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等重大援助举措。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发起中非“健康卫生行动”，包括为非洲国家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开展儿童先心病手术义诊等。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支持抗疫的五大举措，其中包括建立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中国还先后向50多个非洲国家和非盟交付医疗援助物资、派出医疗专家组，帮助后者提升新冠疫情防控能力，并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率先惠及非洲国家。

  基于全球卫生治理中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互补，探索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新模式。其中，欧盟的全球卫生治理战略取向与中国接近，比如能够从发展的角度看待全球卫生治理、重视全球卫生公益投入，中国与欧盟国家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例如在热带病控制与消除问题上，中国与世卫组织、英国政府等在坦桑尼亚联合开展血吸虫、疟疾防控等合作项目。中方还与非盟、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筹备与制定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方案，以及中美两国疾控中心在赞比亚和尼日利亚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信息培训等。上述不同类型主体对相关卫生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供给者在对发展中国家卫生援助问题上的良性互动。

  （三）区域及跨区域供给

  作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体系的重要补充，区域卫生公共产品是在前者供给不足和效率相对低下情况下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案。与全球多边供给相比，区域供给具有信息更为对称、针对性更强、集体行动较易达成等特点，往往可以实现更高的供给绩效。通过相关的区域合作平台，中国积极引领和推动区域卫生公共产品供给，塑造共建共享的区域卫生治理体系。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在拓展区域卫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潜力巨大。为此中国发挥自身的创制优势，提出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地区卫生治理机制的整合。自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以来，中国已与蒙古、阿富汗等相关方签署了超过50个卫生健康合作协议。中国发挥自身在经验与信息共享、疾病防控、医疗援助、人员培训、医学研究、健康医药产业合作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促进沿线地区卫生公共产品的增量发展，并特别重视支持沿线低收入国家的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世卫组织与“一带一路”卫生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融合，2017年中国政府与世卫组织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执行计划》，以提高沿线国家的卫生安全水平。中国政府还相继制订了《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实施方案（2015-2017）》和《关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卫生健康交流合作指导意见（2018-2022）》，积极创新区域卫生合作模式，包括推进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中国通过提供区域卫生公共产品的方式参与周边地区卫生治理体系的构建。本世纪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与东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的传染病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设，为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其中，上海合作组织从2004年开始明确提出加强卫生合作，2009年在北京举行的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通过了《上合组织地区防治传染病联合声明》，决定加强信息通报与医疗互助等合作。而东盟相关机制业已成为中国供给区域卫生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2005年中国推动相关国家一致通过《关于预防、控制和应对禽流感东亚峰会宣言》。在“10+3”层面上，东盟与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机制有助于合作应对传染病挑战，并探索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中方还倡议加强东亚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的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在“10+1”层面上，中方为“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基金”承担了主要的出资责任，并通过相关合作机制支持后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此外，中国还通过澜湄合作机制与相关国家开展传染病联防联控、医学人才培养等合作。

  在跨区域层面，金砖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力量。该机制以“发展”为核心理念撬动全球卫生治理，中国通过其供给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具有很大空间。例如，在应对传染病问题上金砖国家倡议提高疾病救治能力和医疗服务水平，并鼓励利用最新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公共卫生应对能力。金砖国家成立了结核病研究网络，寻求通过药品研发手段提升集体应对水平，并提出建立疫苗研发中心的目标。

  （四）双边合作供给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卫生合作由来已久，其中以向非洲国家派出援外医疗队最为典型。在新时期，中国同其他国家在现有双边交流合作机制架构下举办卫生政策对话，协商确定具体援助项目，进一步拓展在卫生领域的合作。例如，2016年中方帮助塞拉利昂建设西非热带病研究与防治中心，并与埃塞俄比亚等15个亚非国家建立对口医院合作关系。2017年，中国与马拉维等非洲国家签署医药卫生合作协议。2016—2018年，中国先后派遣卫生专家组援助安哥拉应对黄热病、圭亚那防控寨卡病毒、马达加斯加抗击鼠疫。特别是2020年，中国援助伊朗、伊拉克、柬埔寨、意大利、塞尔维亚、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委内瑞拉等众多国家抗击新冠肺炎。

  其中，双边供给与多边供给的组合互补日益频繁，并顺应全球卫生治理的发展趋势，把供给重心向对象国民众的健康福祉进一步下移，不断扩大相关医疗服务和慈善救助等活动的辐射面。例如2018年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疫情后，中国除了通过世卫组织提供资金援助外，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刚果（金）及其周边国家提供检测、救援与防护物资，以及向当地派遣卫生专家组。此外，中国还发挥自身在重特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治等领域的体制与资源优势，积极参与一些地震、台风等受灾国的医学救援，高效提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产品，已成为相关应急救援行动的引领角色。

  四、中国供给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特色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引下，中国秉持以人为本和正确义利观，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范式。

  （一）“软硬”供给并重，制度和理念类产品明显增加

  当前，中国正从全球卫生治理的一般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加快转变，制度建构能力日益增强。相应地，中国除了重视物质层面的卫生公共产品供给外，也越来越重视制度及理念产品的供给，而后者更能反映一个供给者的号召力与塑造力。

  在物质类产品供给层面，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医学科技和医药产业领域研发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有能力向全球卫生领域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更大支持。针对当前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国政府设立了20亿元人民币的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并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积极同相关国家开展药物和疫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截至2020年5月底，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急需的抗疫物资援助。中国还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贡献。中国企业则把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结合起来，参与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链中。此外，中国还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的经验与作法，中医药国际认同度持续提升。

  就制度和理念类产品供给而言，中国作为世卫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理事机构成员，在多边谈判中利用自身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地位影响全球卫生决策及规则制定。由此把中国的立场和价值观注入其中，来推进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例如在2016年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提出并推动通过“促进创新和获取安全有效可负担的优质儿童药品”决议。中国还重视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新兴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影响全球卫生治理的议程设置、机制改革等。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发布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支持国际社会采取全面管控健康风险和危机行动，加强全球和国家卫生体系的可持续性和融资方式创新。通过对一些新兴制度及规则的倡导和建设来促进国际卫生规则体系的重塑，将为中国的卫生治理经验等软产品“走出去”创造条件。

  全球卫生治理的“中国主张”与“中国方案”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治理优势和经验而提出来的。中国国内卫生治理和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大贡献，其克服挑战的经验尤其适合那些发展中国家。中国重视从发展根源上解决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授人以渔”式的卫生能力建设援助，它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国家更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由于各国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卫生治理模式不同，中国反对借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供给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体系与卫生政策，而是尊重后者卫生事业发展的自主性，积极探索自身经验与受援国本土文化及区域卫生发展状况的融合。

  （二）贯通国内与国际卫生治理，公共产品的国内供给主体日益多元

  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卫生威胁日益打破了卫生治理的国内与国际界限，为此有必要统筹国内与国际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国政府制定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与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是不可割裂、相互促进的。从供给主体来看，中国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彼此相互支撑的多元共治新模式，供给侧结构得到优化，相关公共产品的创制能力得到提升。

  除中央政府层面外，中国一些省级地方也在发挥自己响应国家卫生外交的独特作用。有的省区结合地方特点和发展需求设计合作项目，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跨国对口合作关系，与相关国家分享传染病防控、妇幼健康等方面的技术经验，从基层夯实了全球卫生合作伙伴关系。例如，云南和广西两省区与邻国边境地区初步建立了疟疾等传染病跨境防控合作机制和疫情通报机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医疗机构与老挝北部5省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项目，帮助老方医疗机构提升技术水平。云南省还承担了对乌干达的对口医疗援助工作，并援建了纳谷鲁中乌友好医院。广西着力建设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积极推进中国—东盟海上医疗救援合作项目。新疆则与中亚国家开展了鼠疫、艾滋病防控合作，并把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际医疗服务中心作为目标。

  此外，中国民间组织也正在成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生力量。民间组织通常具有道义性强、运作机制灵活、透明度高等特点，资金和专业优势也不容小觑。它们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全球公共产品的差异化供给，在政府不便于或无法涉及的领域发挥补位作用。这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是成功的卫生外交所不可或缺的，对于塑造具有亲和力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极为重要。近年来一些中国民间组织走出国门，在一些非洲、亚洲国家开展青少年生殖健康、艾滋病预防教育培训、妇女儿童健康等医疗卫生援助项目。其中，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等近年来表现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