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公共卫生外交取得的成就

新冠疫情发生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对疫情防控作出重要部署，强调“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人民子弟兵、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都积极投身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之中。然而，由于该病毒潜伏期长，部分病人症状不明显，加之疫情爆发前期人员流动性大，造成病毒感染人数过多，各类医疗防护物资和医护人员出现短缺，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一度承受巨大的压力。截至2020年12月25日，全国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累计确诊86933例，累计死亡4634例。中国是第一个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国家，没有“窗口期”，也没有他国的经验可参考，争取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事关重大。

  （一）公共卫生外交为中国抗击疫情争取国际支持

  1.争取世卫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2020年1月底，新冠疫情在武汉和中国多地已肆虐多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快速增长。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要求各国对人员、物品及交通工具采取卫生措施，协调全球抗击疫情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并给予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必要的帮助和指导。通过疫情通报机制、定期交流机制、专家考察机制和技术交流机制，中国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配合，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中国的疫情实时数据、新冠病毒的相关信息、中国疫情防治工作进展等重要信息，避免由于信息沟通不畅而造成的误解。争取世卫组织对我国抗击疫情的认同和支持的同时，中国提醒世界各国及时、有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承担了国际责任，体现了大国担当。

  尽管中国积极主动和负责任的态度赢得了世卫组织的称赞，但疫情引发的恐慌导致美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近百个国家宣布对华采取人员入境管制措施，全球数十家航空公司削减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印度、韩国、蒙古、约旦、泰国等数十个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医疗物资出口管制措施和部分货物进口禁令，中国的对外开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歧视性词语，将西方疫情防控失败的责任“甩锅”中国，并大肆诋毁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指责世卫组织包庇中国政府掩盖疫情事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多次称赞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认为中国从源头上遏制疫情的措施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减缓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速度。谭德塞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而不是污名化”。与世卫组织开展疫情信息的沟通，是中国针对新冠疫情开展公共卫生外交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世卫组织是公共卫生治理领域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在以往的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中国与世卫组织保持密切合作，确保了世卫组织对于新冠病毒、中国疫情防控等关键信息的及时获取，增进对于中国抗击疫情的了解和支持，有助于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获得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另一方面，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合作秉承了疫情治理的科学性原则，有效回击了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制造“政治病毒”抹黑中国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2.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

  为了改善在疫情爆发初期面临的医疗物资短缺的局面，中国通过积极开展公共卫生外交来争取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日本政府于2020年1月28日晚派出包机前往武汉，为中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日本多个城市也纷纷向中国的友好城市捐赠医用防护物资。日本援助中国的医疗物资包装箱上贴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鼓励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中国的民众。日本自民党全体国会议员从3月份津贴中每人扣除5000日元（约318元人民币），向中国捐款。疫情之下，中日两国守望相助，成为了公共卫生合作的良好示范，中日关系也借此迎来了缓和。韩国迅速行动，及时向中方提供了大量急需的防疫物资。2月3日，文在寅表示，“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向处于抗疫关键时期的中国提供了极大的鼓励。泰国拉玛十世国王亲自致函习近平主席表示慰问，并积极收治中国病患。巴育总理、泰国旅游局、曼谷市政府通过录制视频慰问中国民众，为中国鼓劲加油。柬埔寨首相洪森更是在中国疫情紧急关头亲自访华，以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伙伴”，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医疗援助可谓倾尽所有。在本国医疗物资本就不充裕的情况下，巴基斯坦从公立医院抽调出大量医疗物资，毫无保留地援助中国，成为了中巴公共卫生合作的一段佳话。科摩罗、瓦努阿图、马尔代夫、赤道几内亚等国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尽管自身贫穷，但也竭尽全力帮助中国抗击疫情，极大地增进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新冠疫情下的公共卫生外交也增进了中国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私营部门的关系。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1月26日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美元的应急资金，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专家支持，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新冠疫情。2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写给比尔·盖茨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谢意，称赞盖茨基金会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支持盖茨基金会同中方的有关机构加强合作，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共同努力。截至5月底，全球170多个国家领导人、50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300多个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向中国领导人来函致电、发表声明表示慰问支持；77个国家、12个国际组织和84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人士向中国捐助了抗疫物资。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医疗物资援助有效缓解了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医疗物资不足的局面，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公共卫生外交助力全球新冠疫情阻击战

  迄今，新冠疫情席卷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渗透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截至2020年12月26日，新冠疫情在全球累计确诊超过7838万例，死亡约174万人。全球感染人数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11月以来单日全球感染人数连续多日保持50万人以上。美洲地区成为疫情重灾区，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多次突破20万人，累计感染人数超 3400万，死亡约83万人。美国成为全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超过1830万人，死亡约32.3万人。印度自5月份以来确诊病例快速增长，成为亚洲新的爆发中心。印度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感染人数超千万的国家，确诊约1017万人，死亡近15万人。此外，巴西、俄罗斯、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的感染人数都超百万。随着中国的疫情防控逐步取得效果，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成功控制疫情的国家，且积攒了大量的疫情防控成功经验。通过公共卫生外交，中国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公共卫生合作，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了中国经验，助力全球新冠疫情阻击战。

  1.信息透明，推进新冠疫情的全球 科技合作

  中国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公开、透明、及时地将病毒信息向国际社会进行通报。2020年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世卫组织和美国等国家地区通报信息；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科研机构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月9日，中国将病原学鉴定结果通报世卫组织；1月12日，中国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登记报告，将基因病毒数据情况向国际社会进行了及时通报。截至12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省（区、市）举办有关新冠疫情的新闻发布会1732场。其中，国家层面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共举办179场。地方层面共举办1553场新闻发布会，包括北京195场、天津154场、上海89场、湖北123场、广东244场、重庆77场以及其他省（区、市）671场。外交部举行涉及新冠疫情问题的例行记者会206场，对中国的疫情处置、医疗援助、疫苗研发等情况对国内外媒体进行通报。国家卫生健康委汇编诊疗和防控方案并翻译成3个语种，分享给全球18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参照使用。

  通过主动通报病毒信息、及时举办各类疫情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中国公开透明地向国际社会通报病毒、疫情数据等重要信息，与国际社会加强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帮助国际社会开展病毒防治研究。一方面，中国公布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可以由任何有研究需求的科研人员免费获取，为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冠状病毒专家拉尔夫·巴里奇（Ralph Baric）采用中国公布的病毒基因序列重制新冠病毒，利用合成病毒的新方法对病毒展开研究。悉尼大学进化病毒学专家爱德华·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与中国等国的科学家紧密合作，研究新冠病毒的遗传密码，以了解其起源并寻找有效的疫苗。霍尔姆斯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永振教授合作，在《细胞》杂志发表《新冠病毒起源和爆发的基因视角》一文，驳斥了西方政客的病毒“中国起源论”，以详尽的研究数据证明“并非所有的早期新冠病毒案例都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病毒的源头可能比最初的猜测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中国积极与世卫组织、世界各国开展疫苗相关的科研合作，助力新冠疫苗尽快诞生。世卫组织宣布，截至12月22日，全球共61种候选新冠疫苗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有11种，其中5种来自中国，分别为国药中生武汉研究所、国药中生北京研究所、科兴中维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军事科学院联合康希诺生物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以及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中国与巴西、土耳其、巴林、秘鲁、摩洛哥、阿联酋和阿根廷等十多个国家合作，进行新冠疫苗国际三期临床试验，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2.树立典范，中国与世界共享防疫成功经验

  此次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关键时刻迅速作出反应。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人民子弟兵快速行动，一封封按满手印、志愿支援武汉抗击疫情的请战书纷至沓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急速建成，迅速投入救治重症患者的任务中；近3000万名党员在抗疫一线从事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后盾。在这场与病毒展开的殊死搏斗中，我国政府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奉献牺牲，一致抗疫，不惜以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最终在2个月内成功控制住疫情，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

  凭借新冠疫情的成功防治经验，中国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治树立了榜样。中国先后为180多个国家举办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分享成熟的新冠肺炎诊疗经验和防控方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中国的抗疫措施增强了全球抗疫的团结，为国际社会树立应对疫情的新标杆。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费德利科·马西尼（Federico Masini）表示：“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迅速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卓越能力。中国树立了世界防疫的典范。”迪拜卫生局医疗健康部专家努拉·塔卡利（Nourah S. AlTakarli）研究了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早期报告、流行病监测、大规模监测以及医疗设施和物资的准备，评估了中国应对大流行病的能力，认为中国对于疫情的应对“证明了最严峻的疫情形势仍然可以被扭转，这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希望”。世界知名病理专家彭浦曼（Sibrandes Poppema）赞扬了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采取的措施，认为中国在抗疫早期快速分离病毒，进行基因测序，研发出了检测新冠肺炎的试剂，并同世界分享的做法，为世界各国后续开展诊治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3.守望互助，中国与各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二十一世纪以来爆发的“非典”、H1N1流感、埃博拉疫情、寨卡疫情等重大传染病，都对国际治理、尤其是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随着病毒变异性、致命性和传播能力的提升，感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防治的难度逐渐增大。与病毒的战争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的，而是应该发挥国际治理的效力，提倡国际合作，以共同应对疫情威胁。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最大启示是：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发展利益休戚与共、紧密相连，人类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自2020年1月22日至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同40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电话51次，共议抗疫大计。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冠疫情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通过开展公共卫生外交，中国积极参与新冠疫情全球治理，努力推动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第一，对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进行医疗援助，筑牢全球疫情防线。截至2020年5月25日，中国已组织实施对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的紧急医疗物资援助。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隔离眼罩、测温枪、医用手套鞋套以及呼吸机等诊疗设备。医疗技术援助主要采取派遣医疗专家组的形式，交流防治经验，提供诊疗建议。截至8月25日，中国已向31个有紧急需求的国家派遣了33支医疗专家组，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疫情防控交流和指导工作。非洲是全球疫情防控的脆弱地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多批次大量抗疫物资，派遣了多批医疗专家组，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保障。截至6月12日，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已开展抗疫培训近400场，为当地数万名医护人员提供了关键指导。此外，许多中国地方政府、企业、民间机构和个人也积极参与到医疗援助行动中来。

  第二，发挥制造业大国优势，保障全球医疗物资供应。医疗防护用品对于各国医护人员、民众的病毒防护至关重要，但疫情的快速蔓延形势使多国的医疗防护用品一度陷入紧张。一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爆发后迅速封锁边界，控制人员和货物流动，并在稀缺物品，如医用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物品和疫苗、特效药的研发和产权方面产生了激烈竞争。中国是医疗防护用品制造和出口大国，虽然中国的制造业遭到疫情的严重打击，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的医疗防护用品行业的制造能力快速恢复，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关键时期加大产能和出口，有力保障了世界各国的医疗防护用品的供应。2020年3月至5月，中国已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其中口罩706亿只，防护服3.4亿套，护目镜1.15亿个，呼吸机9.67万台，检测试剂盒2.25亿人份，红外线测温仪4029万台，出口规模呈明显增长的态势，有力支持了相关国家的疫情防控工作。

  第三，加大支持世卫组织力度，加强抗击疫情的国际协调。世卫组织虽然在新冠疫情初期的信息通报、施加援助、协调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来看，新冠疫情治理凸显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特点，抗击疫情主要行为体仍是国家，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是世卫组织缺乏医疗资源，医院、医生、护士、医疗设备、抗疫物资均集中在国家手里，世卫组织只能提供专业的指导，具体实施仍然依靠各国自行推进。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疫情的恶化，美国开始指责世卫组织的疫情数据统计不准确、反应迟缓、效率低下、被中国控制及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特朗普于2020年7月6日正式宣布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美国的这一态度无疑给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世卫组织当头一棒，极大地打击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发挥的效用，也使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工作。习近平指出，“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挽救生命”，强调发挥世卫组织的领导作用，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世卫组织政治支持和资金投入，调动全球资源，打赢疫情阻击战”。3月7日，中国宣布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以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中国于4月23日宣布追加3000万美元捐款，以支持世卫组织的工作。

  第四，出台多项措施，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一是中国两年内将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及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二是中国同联合国合作，于2020年4月30日在华启动首个全球人道主义应急枢纽。该应急枢纽由联合国委派世界粮食计划署负责运营，旨在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为包括联合国系统、各国政府及其他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抗疫应急响应；三是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四是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五是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中国的庄严承诺，极大地增强了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有力推进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

  二、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公共卫生外交面临的困难

  中国在疫情爆发后迅速采取强有力措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并通过信息通报、技术合作、医疗援助等多种公共卫生外交手段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疫情沟通。通过开展公共卫生外交，中国向世界贡献了新冠疫情的治理方案和治理成果，努力与世界达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维护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之下的中国公共卫生外交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从内部层面看，由于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安全战略不完善，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疫情管控存在一些滞后和失误，增加了国内疫情治理的难度，也限制了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从外部层面看，疫情之下，一些国家的大国博弈旧思维、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和能力的差异都对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提出了挑战。

  （一）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不完善有碍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

  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是一个国家满足公民的基本公共卫生需求和公共卫生安全关切，并应对该国内部和外部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关键指导性文件，对于防范重大传染病的爆发、扩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是指导一国开展公共卫生外交的“顶层设计”，若缺乏必要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一国可能会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实践中处于被动局面。因此，制定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并以此为基础引领和指导公共卫生国际合作，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新中国虽然经历了70多年的公共卫生外交实践，在历次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病毒、真菌和细菌等有害微生物的人际传播导致传染病的流行，构成了公共卫生安全的生物性威胁，是公共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内容。但“非典”之后，生物安全仍未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中国在切断食用野生动物产业链、医疗物资战略储备、重大疫情应急反应和通报机制等关键环节仍存在不足，这也是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我国遭受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生态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态安全包含水安全、大气资源安全、国土资源安全和生物物种安全等方面，与传染病直接相关的生物安全并没有被明确列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全球卫生战略，全方位积极推进人口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并纲领性地规划了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的举措，但具体的细节仍待出台。总体来看，中国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仍待完善。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主要以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地方管理条例为主，公共卫生外交政策也较为模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

  （二）一些国家大国博弈的旧思维阻碍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实践

  新冠疫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中美关系迎来了“至暗时刻”。中美在新冠疫情议题的话语权之争从政府、媒体到学术界全面展开。中国在防疫物资的生产和供应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而美国在疫苗、特效药的研发方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疫情爆发的关键时期，中美两国本应携手合作，共抗疫情。但美方罔顾事实，刻意抹黑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抗疫贡献，肆意将病毒政治化，就病毒来源、信息通报、媒体报道、防疫政策、防疫物资以及医疗援助等方面点名道姓地污蔑、指责中国，引发两国之间多次外交冲突。尽管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部门，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公共卫生专家福奇（Anthony Fauci）和多名医学专家和学者表明，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该病毒是自然进化而不是来源于实验室，但特朗普政府仍不遗余力地要求情报部门通过截取通讯、人员流动、卫生数据等来调查中国和世卫组织有关掩盖新冠疫情早期大爆发的证据。美国务卿蓬佩奥（Mike Pempeo）在未公布任何有效证据的前提下，声称“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并多次攻击中国，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造成的巨大的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归咎于中国早期应对不力和拒绝公开信息。不顾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世卫组织的反对，特朗普执意将病毒地域化，在3月16日至3月30日之间的发言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达20次以上，并企图将“中国病毒”写进G7联合声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推动法案，呼吁对中国隐瞒疫情进行“国际调查”，并炮制“中国赔偿论”。特朗普政府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待中国参与全球疫情治理和公共卫生外交，甚至不惜抛弃科学性原则，不顾事实和真相，通过制造谎言和恐慌抹黑中国，企图将自己应对疫情不利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反映了西方长久以来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抗思维。这种思维不仅阻碍了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同时也破坏了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共抗疫情的愿景与实践，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暴露在更大的公共卫生风险之中。

  （三）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和能力的差异影响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效果

  新冠疫情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基于病毒传播的特点，在疫情防控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上达成统一。中国开展的公共卫生外交推动了国际社会在防疫政策上达成共识，但由于各国的国家制度、防疫理念和社会观念存在差异，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努力的成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中国及时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通报了病毒信息和中国应对疫情的措施，世卫组织也在1月14日警告各国新冠病毒“人传人”，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应对措施，但这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没有及时制定疫情的应对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Baris Johnson）抛出的“群体免疫”政策饱受争议，招致了国内外的批评。即使在欧美疫情严重之后，很多民众未遵循政府的建议，仍存在大规模人员聚集、未遵循社交距离、不佩戴口罩等行为。在意大利成为欧洲疫情震中之后，其医疗卫生体系面临崩溃。中国及时向意大利援助了大量医疗防护物资，同时也派出了多批专家团队协助意大利抗疫。尽管意大利政府和中方专家多次呼吁民众遵守政府的隔离措施，佩戴口罩，但很多意大利民众仍然不佩戴口罩，出入公共场所依然我行我素。美国在疫情防控政策、民众对待疫情的观念等方面与中国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政府和媒体多次利用人权问题、出口管制问题指责中国的疫情应对措施，并与中国在医疗防护用品出口标准上发生外交纠纷。美国各州甚至爆发了反对政府“封锁”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此外，巴西、英国、意大利、德国、塞尔维亚等国都爆发了“反封锁”游行示威活动。世界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和能力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卫生外交的效果。

  三、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外交的路径

  公共卫生外交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疫情应对措施的了解，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带来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也为世界各国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沟通与合作的桥梁。作为特定时期改善对外关系的重要辅助手段，公共卫生外交体现了国家“软实力”。在新冠疫情持续恶化、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受到冲击的现实背景下，公共卫生外交一方面有助于维护新冠疫情治理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秩序，遏制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外交帮助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拓展外交空间，改善国际环境。新冠疫情带给中国苦难的同时，也给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

  （一）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明确对外公共卫生政策

  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是落实执行对外公共卫生政策的基础，是有效开展和参与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全球公共卫生外交领域走在前列的国家中，无一例外地都制定了详尽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或对外公共卫生政策等指导性文件，并不断根据全球公共卫生形势的变化加以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为本国的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提供指导方针。中国亟需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制定明晰的公共卫生外交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详尽的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战略，向国际社会更明确地表明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意图和中国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风险的方案，以便加强中国与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和国际社会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能力。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生物安全法》，建立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外交、卫生、科技与财政等相关部门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中的协调作用，在国家层面成立负责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和公共卫生合作的专门机构。第二，以公共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发布中国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公共卫生安全国家行动计划》等关键文件，健全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战略框架，明确中国的对外公共卫生政策。第三，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基本理念，研究制定中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战略，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推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二）传播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超越大国博弈旧思维

  面对席卷全球的“病毒海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成为一座远离危险的孤岛，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仅凭一己之力渡过难关。公共卫生问题的解决需要注入国家间的集体行动，以发挥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的公共卫生合作来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挑战，也是中国开展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外交、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一项重大考验。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关键时刻，中国在抗击疫情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不仅没有得到一些西方大国、同时也是疫情大国应有的正视，反而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无端猜忌和指责。一些西方国家固守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旧思维，造成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暂时“孤立”状态，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文交流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公共卫生外交的开展，破坏了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习近平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产生，是抗击新冠疫情全球传播的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对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等基本人权的重视，反对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竞争等旧有的意识形态思维，强调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促使国际社会将主要精力更好地聚焦当前的新冠疫情治理议题上。对此，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应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目标，坚持团结合作、信息透明、科学为先的公共卫生外交原则，加强与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的疫情信息沟通与技术合作，继续致力于为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进行医疗援助，用实际行动促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达成共识，为处在疫情攻坚阶段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提供有力的理念支持。

  （三）大力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积极贡献抗击新冠病毒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

  当前世界各国疫情治理理念和能力的差异导致疫情治理的效果参差不齐。国际社会只有在防控措施上形成科学、有效的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打赢新冠疫情阻击战。全球公共卫生外交为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应对公共卫生挑战提供了磋商和协作的机会，有助于全球抗击疫情统一战线的形成。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的实质是一项融合公共卫生、国际关系、贸易、经济学、管理和国际法的事业，其使命是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 for Health, GPGH），目的是促进全球公共卫生发展，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关注的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手段落实其对外公共卫生政策，而是强调增加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效能，以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健康问题。作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较为出色的国家，中国应大力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外交，积极贡献抗击新冠病毒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帮助国际社会补足疫情应对的短板。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生产和供应是中国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贡献的一大卫生公共产品，“口罩外交”“医疗物资外交”也成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特色。中国依靠自身强大的制造能力，通过向世界各国进行医疗物资出口和援助，及时满足了国际社会对于医疗物资的紧迫需求。随着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呈现进一步恶化的态势，中国对于医疗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对于保障全球抗疫防线的重要意义更为凸显。世界各国正在加快新冠病毒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中国目前也走在了研发的前列。在可预知的未来，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和药物一旦时机成熟，将凭借自身强大的制造能力优势向世界积极贡献更多的卫生公共产品，进一步筑牢全球疫情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