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情感理论，情感联系构成并维系着群体间认同和群体共同身份，共同情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灾难外交通过与他国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在援助国和受灾国民众之间搭建起积极情感交流的通道，培育出积极的共同情感，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灾难外交实践中，可以通过表征和互动两种路径以及尊重受灾国文化和情感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共同情感的形成。

       2015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世界经济低迷、地缘政治风险突出、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的背 景下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指出世界各国需要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走向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走向互信认同，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本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 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等灾害接踵而至，伴随着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断深入，灾难外交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之一。 

       灾难外交是一国以救灾为契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受灾国家共同应对灾难挑战，围绕灾难的预防、救援和重建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或深化的过程。灾难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境，不仅会破坏受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秩序，使援助国可以以此为契机与受灾国展开合作，还会在受灾民众的情感上留下开放性的创口，影响着群体的身份感和归属感。正如伴随新冠疫情而产生了全球情感的“大流行”， 对死亡的恐惧、对社会混乱的担忧、对失业的焦虑等情感反应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国家这一角色在全球政治 中的意义以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背景下体现出重要的现实价值。另外，灾难引发 的负面情感也对国家间关系提出着挑战。在新冠疫情全球扩散之初，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仇视和愤怒情绪，不仅严重影响了各国民众对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贡献的客观认知，还引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国际审查和批评。这一困局启示我们思考国家应如何应对灾难后的公众情感，将负面情绪转变为有利于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积极情感，这是我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国际社会的诸多现实表明，情感因素深刻影响着灾难外交的效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文将从社 会心理学的视角，力求说明情感对于灾难外交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探讨如何通过灾难外交培育 与受灾国民众的共同情感，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共同的情感基础。 

       一、研究现状评述

       2000年“超越时空的飓风”的研讨会上，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难，美国学者迈克尔·格兰茨（Michael Glantz）首次提出了“灾难外交”（disaster diplomacy）这一概念。此后，以伊兰·凯尔曼（Ilan Kelman）为 代表的学者以灾难外交为研究对象撰写了一系列报告与文章，并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灾难外交是否提 供了机会促使敌对的社区或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及灾难外交为什么会影响冲突与合作。

       首先，针对灾难外交是否能够促使国家间进行合作这一问题，凯尔曼通过对伊西斯飓风后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巴姆地震中伊朗与美国、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印度洋海啸中印尼政府与亚齐省的关系等多个案例的分析，指出灾难为冲突国家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敌对的民族、地区乃至国家可能为了共同应对灾难而摒弃前嫌，即使这种影响可能是偶然和短期的。2010年埃里克·沃克（Eric Werker）《哈佛国际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灾难政治的文章，同样承认了这一“机会之窗”：灾难是一个人道主义需求胜过政治关切的罕见领 域，在“天灾”发生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个人、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会慷慨地施予援手。路易斯·康姆福特 （Luois Comfort）还关注到救灾对于重建国家间互动模式的积极作用，指出灾难外交的本质是在一个受到 严重破坏威胁或改变的环境中，各国之间重新确立新的、更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培育新的合作的种类和方式，这为以前发生冲突的国家间关系的改变创造了机会。

       其次，针对灾难外交如何促进国家间合作的问题，部分学者关注各国围绕灾难事件的各个阶段——预防、减轻、准备、反应和恢复而开展具体的合作。其中，韦红和魏智以中国和东盟的救灾合作为例，指出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救灾公共产品促进国家和地区合作。凯尔曼和康姆福特则更强调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提出灾难外交是由政府、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行为体参与的复杂系统，为使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能够在灾难结束后得以延续，在组织和个人层级上应建立充分的合作，来为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杠杆支持。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国家可以通过灾难外交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舆论，潜在地对国家间合作产生积极影响。对于援助国而言，开展灾难外交有利于塑造讲人道、有能力且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使国家有机会从 “令人疑虑的国家”变为“可以靠近交往的对象”；还可以在国际社会中积累善意，培育积极正面的国际公共舆论，弱化他国对本国的负面认知和刻板印象。 

       已有研究表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灾难外交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灾难外交为国家提供了一条将灾难造 成的消极影响转变为国家间更紧密关系的路径，这不仅有益于地区的和平稳定，还可以为更广泛的全球治理 提供支持。但已有研究对灾难外交认识仍局限于传统的创造性介入外交分析框架之中，强调灾难外交通过发挥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来促进国家间关系升级。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情感因素对灾难外交的实践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喜爱、信任等积极情感可以使援助国免受受援国对其动机的怀疑，而担忧、恐惧等负面情感可能使受援国拒绝接受援助或只接受援助但不改变对援助国的刻板印象和态度，使灾难外交难以达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目的。显然，目前国际关系领域对于影响灾难外交成效的情感因素研究欠缺。 

       另外，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其 构建路径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提出国家间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此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起点；二是从“建构主义”出发，提出在打造利益共同体的同时要培育“我们感”，形成集体认同，结成观念共同体。这两种路径是以利 益和认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前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两种路径均忽略了共同体形成的情感动力。 

       鉴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中的情感理论，尝试以情感为中介，为我国通过灾难 外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本文试图论证以下两个问题：（1）论证情感要素对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2）论述灾难外交如何塑造情感共鸣，促使我国与他国结成情感共同体，进而推动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二、共同情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之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属于共同体的范畴，在社会心理学看来，共同体的形成基础除了共同的地域、血缘、宗教、文化、目标等“共同性”之外，还需要情感做联结。情感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

       （一）情感共鸣是人类共同体的重要特征

       亚里士多德将“友爱”视为共同体构成的基本纽带，并以“友爱”的程度来区分共同体凝聚力高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则论述了共同体和社会的区别：共同体生活以情感为动机，主体通过记忆和良知感知到自己与他者相互关联的状态，并在本质意志上相互肯定；社会生活则以利益交换为动机，人们即使因为理性选择而相互联系，但在心中仍相互分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作出了类似的区分，指出“社会建立在以理性（价值或目的的合乎理性）为动机的利益平衡和利益结合之上，而共同体建 立在主观感觉到参加者们（情绪上、传统上）的共同属性上，只有当他们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才产生共同体”。社会学家鲍曼 （ZygmuntBauman） 认为，和生活圈子或社会相比，共同体总是传递给人以美妙的感觉，因为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家，是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这个家中人们彼此信任、相互依赖、互相帮助。由此可见，正是情感上的共鸣使得共同体区别于一般的“合作”或是“社会”等集体概念。 

       （二）共同情感在人类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个体间的情感共鸣是共同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人类而言，情感是一种特有的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方式，正如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观察到的，“基于人类的生理本质和所处的世界环境，人类脆弱和相互依恋（attachment）是难以避免的。诸如恐惧、爱、愤怒、悲伤等情感可能以某种形式普遍存在着，这 是人类共同的动物性元素，对人类而言具有适应性的意义”。相通的、基本的情感为人类跨文化理解提供了 基础，人们可以通过分享和交流情感而相互联结，这一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却是推动个体间亲密关系 的重要动力。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展示了情感共鸣带来的凝聚力，这场灾难来势突然且规模巨大，无论是海啸的亲历者，还是通过媒体见证这一灾难的“目击者”，“都被一种崇高的恐惧感所征服”，因为“海啸有可能会袭击任何一个地方”。对灾难的恐惧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使人们跨越了国界的差异，紧密地站在一起。在随后的救援中，国际社会表现出了空前的跨国团结，一位专栏作家评论说“世界突然变得更紧密了”。正如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所言：“共同体表达的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

       其次，情感构成信念，共同情感促进着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情感是包括感觉、生理变化、表达性行为和 行动倾向的状态，而信念是对某一命题正确性的确认。对情感的研究表明，情感可以唤醒、影响和塑造信念，进而影响行为体的判断、行动和认同。心理学家通过药物实验进证实，在情感的作用下，个体甘愿承担与认知不相符的风险而选择坚持信念。积极的共同情感能激发个体为维护整体利益而采取行动，正如在集体 中冷漠的人际关系无法引起参与者主动行动一样，如“受到尊重”“感动”等正面的情感体验可以形成个体积 极主动开展行动的情感冲动。总之，共同体内部形成共同情感，不仅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了共享，还意味着共同体内部产生了自觉维护集体身份的力量，这是人类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动力

       滕尼斯由于受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影响，认为伴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共同体必将消亡，人与人只能由冷冰冰的理性和利益联结，在这种语境下，共同体思想日渐式微。然而实践表明，虽然出于民族国家的自利性，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走向分化和孤立的挑战，但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国的“共同性”也在不断扩大，面对频发的全球性威胁，人类对共同体的情感诉求也在增加。人们在不安定世界中对“归属感”的渴望和在威胁面前同舟共济的“命运感”无形中孕育着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感的动力。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案，也是人类情感要求的集中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有着强烈的情感上的赋义。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指出： “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 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中国的家国情怀脱胎于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诸如孔子的“泛爱众”、墨子的“兼爱非攻”、董仲舒的“忠信而博爱”都反映了中国式情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国“天下一家”的观 念中，“家”不是束缚个体自由的暂时性契约组织，而是最基本、最亲密的血缘共同体；“国”也不是排外、争利的民族国家，而是立足于特定主权、领土及民众而又具有家庭式情感与关怀的共同体。将其推广到世界，人类也将形成像家庭一样命运与共又彼此关怀的“天下”。在这一观念下，我国呼唤各国进行合作不是出于民族国家的私利，而是出于天下一家的共同情感，这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面对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全球治理困境时兼备了情感上的感召力。也正是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积极的情感赋义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内化于各国信念之中。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目的是实现世界人民“共治共享”。作为一种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案，只有各国将其内化成为“信念”，“共商、共建、共享”才能真正成为各国行事的准则。 在内化的过程中，共同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可以使各国人民尝试理解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赋予国家间的联系和共同身份以特殊的情感意义，使之能够深化为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和“共同感”，从而激发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共同的、积极的情感培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十分重要。 

       三、灾难外交：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情感建设 

       本世纪以来，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新冠肺炎等灾害接踵而至，据统计，自1980年以 来全球共有16亿人死于灾害。国际减灾署将灾难定义为“对社区或社会的功能的严重破坏，涉及广泛的人员、物质、经济、环境损失和影响，其影响超出了受影响社区或社会使用其自身资源的能力”。破坏性的灾难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也给人们的情感造成开放性的创口，这给灾难外交重建情感共同体提供契机。

       （一）灾难对人类情感的冲击和集体身份的重建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灾难性事件会挑战乃至根除相关主体的联结关系，而在关键形势下的相互帮助， 有助于产生新的情感联结。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牵头的一项全球情感研究，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初，反映仇外情绪的愤怒、失去朋友和家人的悲痛、由社会隔离引发的孤立和疲劳等负面情感在全球民众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4月初至6月中旬，感激、自豪感以及与集体精神相关的喜悦情感超过了恐惧情绪，“谢谢”“感觉很好”等反映良好人际关系的词汇在社交网络中逐步增加。这项研究表明，情感不仅是私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情感与社会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由社会环境所塑造，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接触、政治规则中产生；另一方面，情感又是社会创造的基础，情感构建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从而使其能够在社会和政治世界中定位自己应该“如何处世以及属于哪一个集体”。因此，情感既可以引发集 体性危机，也可以将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联系在一起，重塑信任与认同，乃至形成新的情感共同体。 

       灾难发生后，情感对集体身份的配置作用尤为明显。在灾后恢复阶段，受到创伤的个体需要寻求重新融 入社会。由于灾难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公众凝聚力，受灾者面临着强烈的错位感，为了克服心理上的孤 独与不安，他们往往需要他人的安慰和理解，并期待能融入一个承认、理解和尊重他们所经历的巨大苦难的集体。这一过程中，共同情感乃至新的共同体有可能被建立：对受灾者而言，“伤口是身份的标志”，以悲痛、恐惧等情感为依据，受灾者们把他们与那些能够对其感同身受的人联系起来，同时把自身与那些被认为无法认同其经历的人区分隔离开来,通过这一方式努力恢复或重新配置其集体身份；对援助者而言，人类对痛苦感受的相通性唤醒了“远方的旁观者”的同情心，受灾者的无助与痛苦调动着人们的集体意识，促使援助者将其同情的情绪转化为行动，努力减轻幸存者的痛苦，并由此在双方之间产生理解、团结的情感联系。 

       （二）灾难外交塑造国家间积极的共同情感，奠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感基础

       灾难外交从心理层面上看是一种情感交流的实践，当受灾者和援助者寻求一种方式来表达其经历或感受时，灾难外交通过向双方传达对方的情感来吸引两国民众形成情感联系——援助者可以借此表达同情与友谊，受灾者则从中感受到被理解和被接纳，孤立的个人情感由此被嵌入到更大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着对灾难共同的情感理解。灾难外交还可以通过外交中的符号或话语为灾难事件赋予意义、价值和优先级，从而重建共同体的意义和目标，将灾难的情感后果向积极、团结的方向引导。

       近年来我国的灾难外交实践也证实了灾难外交培育共同情感的作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物资和人员援助，还向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三个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就基础设施建设、恢复贸易和出口以及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后续帮助。两国在共抗灾难的过程中建立了友谊，利比里亚外交大臣奥古斯丁·克佩厄·恩家富安（Augustine Kpehe Ngafuan）表示，“糟糕的埃博拉危机提供了认识我们真正的朋友的机会，而中国则是利比里亚真正的朋友之一”。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我国作为受灾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帮助，我国在疫情好转后又主动向他国伸出援手，在相互的援助与协作中推动了国家间的互信、巩固了国际团结，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疫情前期，日本官方和民间慷慨地向我国捐赠了口罩等医疗物资，作为回应，我国的社交媒体、人民和政府也积极主动回馈着这份善意。外媒评论称，中日两国民间和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相互支援“缓和了中日几代人的敌意”。在我国疫情得到控制、欧洲疫情 爆发期间，我国向多个欧洲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卫生设备，派出医疗专家与法国、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交流抗疫经验。中国的企业如阿里巴巴基金会、马云基金会、华为、OPPO、小米等公司也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检测试剂盒、口罩等物资。中国的援助受到了欧洲国家民众的感激：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收到了意大利用户的感谢信息；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在接受我国的医疗援助时亲吻了中国国旗，并采纳了中国的抗疫模式；在捷克共和国，民众们认为中国是唯一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国家。善意在各国民众之间传递，意大利的所罗门（Ty Solomon）将这种情感投资描述为“将主体与身份绑定在一起的锚定力量”，我国的灾难外交在用同理心把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同时，也显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情感力量—— 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阈下，人类有共同的情感，人类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四、表征、互动和尊重：灾难外交中共同情感建设路径

       从外交角度看，学者们已经关注到灾难是改变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情境，灾难往往会破坏各国之间现有的规范和实践，借此国家可以围绕灾难事件进行相关的外交努力，通过灾难发生前的预防、减轻和准备以及灾难发生后的救援与恢复等活动，解决受灾国家地区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问题。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灾难事件还可以在情感层面上被调解，并赋予意义，使共同情感乃至新的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因此，灾难外交除了上述具体援助与合作措施外，还包括援助国为引发受灾国与本国在情感上的共鸣而开展的有助于在两国民众间传递、沟通、内化情感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为了捕捉灾难后 各国孤立的情感如何通过灾难外交整合为共同情感，本文借鉴并融合了艾玛·哈奇森（Emma Huchison）情感表征理论、门格斯（Jochen I. Menges）的群体情感趋同分析框架以及萨拉（Sarah Ellen Graham）关于情感国际交流、对话与说服的相关论述，提出援助国通过灾难外交培育和维护同受灾国民众之间共同情感的路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受灾国民众与援助国各自相似但并不相通的情感可以找到相汇的桥梁，形成共同情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被真正的内化和认同，促使双方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情感共同体。

       （一）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表征（representation） 

       表征是指通过语言、图像、艺术表现等媒介对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比如对事件的讲述、与事件相关的照片、记录事件的戏剧小说等形式。表征是使原本孤立的情感相互联系的必要环节，原因如下： 首先，表征是对内在情感的表达与阐释。情感是内在的、短暂的，一个人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只能依靠情感的表达和沟通来感知情感。表征本质上是对现实的解释，通过表征，灾难事件本身及 其意义和情感能够以某种可以被理解的形式得到展示，为孤立的情感嵌入到共同情感之中创造条件。 

       其次，表征本身也是单个情感成为集体情感的过程。表征不是对事实的简单复制，而是对事实有选择 性的描述和解释，是对现实本质的主观抽象。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解释说，现实的各种表征方式是文化“元代码”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信息”，通过它们现实共同的本质属性可以被传递。因此通过表征，现实不仅可以被描述，还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被赋予意义，使不同主体能够对同一事件产生情感共鸣。 

       在灾难发生后，受害者和“旁观者”可能感到他们独自承受着痛苦，但表征实践与灾难相关的情感以某种方式在公共背景下被重建和调解。通过政治家、记者、学者等主体对灾难富有集体意义的表征，受灾者可 以重新理解并建立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构成了受灾者同他者结成情感共同体形成的潜力。灾难事件 也可以通过表征将灾难事件的“旁观者”凝聚起来，许多学者都通过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康诺利（William E . Connolly）和菲利普·达比（Phillp Darby）指出，认识到疼痛的共性可能会促使个人改变对他人的看法，使之融入到团结的范围之中；莫里斯（David B.Morris）认为对他人痛苦的想象可以将人们用“情感链”连接在 一起；女性主义学者也论及，目睹他人的灾难和痛苦时所感受到的情感不仅将目击者和受害者捆绑在一起，而且将重新构建二者连结在一起的共同意义和目的。因此，表征是灾难外交中重建共同情感的重要手段。 

       （二）自下而上的建构路径：互动（reaction） 

       在形成共同情感的路径中，组织科学家强调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通过互动传递情感，并共同理解引发事件的情感，从而导致情感的聚合。在以互动为基础的群体情感研究中，最常被考虑的过程是情感传染，即情感在互动过程中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在较低的组织层级，如家庭、单位、居住社区中，声音、表情、手势或是对他人经历的想象都可以使个体情感在群体中传播，成为集体情感，这一效应已经在实验室 和实地研究中得到了检验。在中、大型群体中，情感传播同样可以促进群体情感的出现，因为情感本身会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享。比如在1989年旧金山洛马—普里塔地震和2004年马德里火车爆炸等事件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交流，这一过程促进了受灾难影响人群的情感融合，从而增进了居民间的相 互理解，有助于居民们凝聚力量共同应对灾难带来的悲剧。在情感传染路径中，受显著性的影响，情感表达 能力强的成员往往具备更强的情感传染能力，对群体重要的事件也会对共同情感的生成产生更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情感还可以依靠网络等媒介形式在大规模群体中汇聚共同情感。比如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人通过社交媒体关注疫情的发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从 2020年3月1日到3月31日，在超过 35万个 Facebook公共页面和群组中，共有650万个英文帖子提到了COVID-19。而在一项利用大数据分析新冠疫情中公众情感的研究发现，自2020年1月21日起，Twitter的总体活跃度以及负面情感持续增加，发布推文的频率与疫情早期全球受感染的人数相当。推文内容集中地表达负面情感，其中49. 5%表达了对感染、死亡、无法旅行的恐惧，29.3%表达了对疫情持续加重的惊讶。在大众传媒时代，情感可以自由地进行表达和传递，新媒体的普及使远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坐在家中也可以感受到“遥远的情感”，原本属于个体的情感也借由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不断发酵、扩大，最终成为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共同情感。 

       鉴于基层民众易于受到群体情绪感染及网络媒体的影响，因此，灾难外交中重建情感共鸣更要从基层做起，推动围绕灾难事件的人文交流，在人文交流中实现灾难外交的情感建设目标。 

       （三）共同情感得到认可：尊重文化、遵守规则 

       前两个路径展示了个体情感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汇集成更广泛群体的共同情感，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情感 经过“编码”获得了集体的意义。然而，共同情感若要得到个体的内化，还需要处理好共同情感能否被认可并 接受其作为个人情感的代表的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到多个民族、存在着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因此，灾难外交在进行表征和互动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要尊重受援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基础。扎哈纳（Zaharna）认为，当目标意识到他们的文化特定价值没有得到承认时，明确寻求调动价值的外交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民主党在 “9·11”事件后针对中东受众的一项旨在促进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倡议的失败中得到证明。2003年，美国发起了耗资1500万美元的“共同价值观倡议”(SVI )，该项目通过一系列视频展示了美国穆斯林积极的日常生活经历，旨在表现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宗教包容性。广告投放后焦点小组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40%的目标受众对广告的第一印象是负面的，中东的许多媒体都拒绝播放该广告。学者们认为SVI项目暴露了“跨文化价值交流”的陷阱，美国官员未能对穆斯林价值观进行适当、充分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视频体现了一种单向的沟通方式——仅展示了美国的观点，缺少同中东国家经历与情感的相互承认。 

       其次，要遵从受援国情感表达的规则。不同国家在情感交流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例如，日本文化对公开展 示震惊和恐怖的表情有规定，而美国文化则没有。规则表达了某种社会确定的规范或习俗对情感信息交流方式的期望，包括语言、强度等，在跨文化环境中，违反特定文化的情感表达规则会导致沟通障碍和敌意。通常而言，情感表达规则有几个来源，如物质基础、形而上学、宗教信仰、实践、语言和规范，为了使共同情 感能够更加顺畅地被承认和接受，灾难外交在开展时需要充分理解并谨慎遵守情感表达的文化规范。 

       五、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提出的共同体理念。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共同体”区别于一般的“合作”和“社会”等集体概念，它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情感为基础。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有情感赋义。中国自古有 “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人类社会被视为命运与共的大家庭，各国不仅安危与共、利益相连，还在情感上相互关照、守望相助。社会心理学对情感在构建共同体中的作用研究启示着我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要关注情感建设。个体间的情感共鸣是共同感的重要来源之一，积极的情感能够强化个体对共同体的信任感， 激发个体为维护共同体利益而采取主动的行动，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成为世界人民认可并践行的理念。 

       灾难带来的情感是一种罕有的能够深入人心的现象，灾难既可以唤起集体情感能量，也可能挑战、乃至破坏原有的情感联结。灾难外交作为特殊情境下的外交行为，在协助受灾国应对灾难的现实性挑战的同时，还具有推动国家间形成共同情感的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建设可以借力于灾难外交。灾难外交可以通过自上而下表征传递和塑造情感，亦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互动推动共同情感在民间自发地形成和扩散。在开展灾难外交时需注意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使我国的善意和友谊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可和接受。 

       总之，情感为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着力点。我国的灾难外交可以从促进积极的共同情感 入手，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得到各国民众的认可与内化，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