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因“价值创造力”而生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一种以多边机制为基础，以正确义利观为导向，以人类根本福祉为目的，以共有意志为动力，兼顾多元主体特色，平衡社会目标和权力目标的治理模式。借助历史叙事方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准则。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应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诉求，不断呼唤国内改革和相应国际制度革新，同时需较好平衡全球化责任和区域化差异。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价值创造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及人类始料未及的灾难的发生，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呼唤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作为全球治理中的核心议题，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多边主义功能弱化、全球化加剧欠发达与不平等、贸易、投资等全球秩序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那么，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为何、如何形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治理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如何塑造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观？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一种理论解释
所谓共同体，即拥有相同特征（起源、居住地、价值、知识、信仰、技术、利益等）的个人的集合。它的特征有：以个体为本，强调人的尺度；个体对共同体有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个体对共同体有一定责任和义务感；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发挥多样性作用；享有共同文化和价值。关于“共同体”的传统理解都建立在“好的生活”（theGoodLife）的规范解释之上。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这些规范性解释很容易忽视与“共同体”相链接的社会现实。结构位置、物质环境、劳动力分工、性别、年龄、民族认同等因素塑造了共同体关系。理解“共同体”概念，需要将“作为价值的共同体”和“作为事实的共同体”结合起来。
关于“共同体如何形成”的解释有以下争论：（1）生态论。共同体可被看作一种社会生态系统，共同体的团结和共同利益参与塑造了共同体成员共同的居住环境。（2）竞争论。马克思·韦伯认为，当社会竞争者的数量超越社会能够提供的机会时，对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及社会声望的竞争促使共同体的形成。（3）社会环境论。城市化的特征为社会交往提供更多机会，促使共同体的形成。（4）全球移民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和自主性的侵蚀削弱了边界控制和移民同化。结果是与移民相关的物质与文化实践的转变以及相应共同体的形成。全球移民之所以影响共同体生成源于移民“理性的愿望、个人主义以及情感分离”。（5）“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视为“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指出，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决定了该共同体的形成。（6）心因论。社会心理学家用“社群意识”（SenseofCommunity）来解释共同体的形成。他们认为，构成“社群意识”的会员属性、影响力、需求的整合与满足以及共同情感连接影响了共同体的形成。现有解释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共同体的形成动因，但仍存在三点疑问：（1）以上论断更多倾向于解释“作为事实的共同体”的形成，而非“作为价值的共同体”的形成；（2）除心因论之外，大部分解释倾向外部因素如何催生共同体形成的叙事，而未揭示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力；（3）除了竞争论、利益论之外，大部分解释共同体形成的理论忽视了作为生产关系的共同体形成的深刻社会—经济动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当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即所谓市民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配过程中，人类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不断通过实践活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人的智慧性和社会性。人类的认知和知识累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而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决定了认识指导下的生产力发展样态。除智慧性和社会性之外，人类在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配的过程中产生了“价值创造力”（Value-GeneratingCapability）——即人能够产出对自身福祉追求和普遍道德价值有助益的事物或信念。价值创造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配过程中产生，并服务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配进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适配可以用于解释国家间、区域间以及国际层面跨国共同体（例如跨国科学共同体、跨国政策共同体、产业间共同体等）的催生。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国家边界和地区间隔，促进不同国家、地域间的交通与融合，催生了连接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跨国公司和交通、物流系统，加速了不同层级市场的融合与拓展，促成了不同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作。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的全球扩张促使跨国公司数量激增，同时，具有特定技术或实践的跨国共同体数量也成倍增长。这些“自然的”和“自发的”跨国共同体在不断交往中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凝聚力，并为市场和等级性组织提供了维持信任能力的资源。伴随跨国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联系日益紧密，它们的共同利益也在不断深化和连接，彼此命运也愈发相互依存，形成了共有的经济行动空间。但是，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负外部性，跨国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也是共存的。这些挑战和威胁在跨国共同体内外部成员中形成共同的“话语”，“话语”本身辅助催生了跨国共同体的“价值创造力”——即与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福祉追求相一致的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跨国共同体的形成及价值创造具有类似的逻辑。在全球化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适配产生了对价值创造的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正是价值创造力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是人类在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适配过程中不断发挥价值创造力的结果。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配进程中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关切与担忧。价值创造力促使人们产生了构建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全球性共同体来应对困难和处理危机的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价值内涵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配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创造力引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价值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被看作人类个体的集合，也可以被看作不同类型行为体的公共生活空间。这些行为体不但包括共同体，也包含市场和等级性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公共生活空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便是一种政治生活。城邦便可以被看作一种趋于完美的人类共同体，而人的价值和潜力只有在城邦这一共同体中才能得到发挥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能够为不同行为体提供公共生活空间，也能够使得它们在共同体中发挥自身潜能和效力，以促进人类普遍福祉的实现。价值创造力不仅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的产生，也将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功能的完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试图解决全人类之共同关切时，价值创造力能够促使不同类型治理功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分化。例如，近年来学术界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纷纷讨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环境共同体”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是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治理视角。它一方面与经济世界主义、政治世界主义和道德世界主义相互糅合，另一方面又是世界各国、不同文明、多种智慧遗产由协同参与到共同意志的重大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的治理观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这正好与世界主义强调的包容的道德准则、共享类型的经济体制以及囊括所有国家政治结构的理念相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治理观对传统世界主义的超越部分在于，它强调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智慧遗产的协同参与并最终达到共同意志的过程。共同意志的形成是不同参与主体的多维度参与，也是多平面甚至超平面的智慧碰撞的结果。
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促进了要素流动速度的加快和范围的拓展，构建了人类共同行动空间。人类共同行动空间深化了相互依赖关系，强化了彼此的共同利益。这意味着，一国很难与他国完全隔绝，个人的生存发展与他人的生存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依存不仅为人类共同身份认同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也使得人类命运不可分割成为事实。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真正构成相互关联整体的先导性力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配产生的不适，以价值创造力为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取向体现世界主义情怀和“善治”目标，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好的经济生活。这本身与人类共同体理念暗暗相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应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一种鼓励不同行为体高度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它遵循世界主义治理哲学的同时，强调全球体系中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并达成共同的治理意愿。共同的治理意志催生关于治理的共有知识，并在人类共同体中的成员间流动、运转和更新。与传统“霸权稳定论”逻辑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治理过程的平等性与正义性。治理共同意识的产生和共有知识的流动是每个成员的协同参与，而不是大国意志主导。
其次，它是一种平衡权力和社会目标的治理模式。权力目标指代等级制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社会目标指代除等级制组织以外的其他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目标。该治理模式认为，经济治理进程需要建立在不同行为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全球经济治理也需要尽量平衡权力目标和社会目标。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治理包含不同类型的成员，但由于它们治理能力的差异，国家仍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进行经济治理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影响全球经济的主要角色之一。共同体倡议其内部成员通过协商形成共有意志，但共有意志要试图平衡权力目标和社会目标。权力目标和社会目标的融合与平衡有利于形成包容度更强的共有意志。包容度更强的共有意志能够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在成员中更为稳固，保证全球经济治理进程的顺利展开。
再次，它是一种以正确的义利观推动的普惠式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共有意志明确包含了“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等生动要素，这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到他人的合理关切，共同推动正确的义利观深入人心，不断实现全球民主和公平正义。全球经济治理的过往实践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和优势，同时也漠视了它们的利益关切和诉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形成的共有意志以正确的义利观为导向，鼓励寻求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势成员”的利益。
最后，它是以多边机制为基础，以人类根本福祉为目的，以共有意志为价值导向，并兼顾多元主体特色的治理模式。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以多边机制为最根本制度基础的。它对传统多边机制的超越在于鼓励多边机制尽量发挥功能的融合。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照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以共有意志为导向并兼顾多元主体个性的治理模式。它在尊重共有意志的同时，允许成员发挥所长，依据自身的功能特点和专长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其他行为体可以依据自身的特长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作用。总之，这种多元共治应该是与各种行为体能力相符、义利明辨、权责匹配的治理，同时也是具有更大利益和价值包容性、广泛参与度以及国家间协调性的治理。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的爆发至常态化使人类面临新的生存与发展抉择，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和治理困境。全球经济治理存在严重责任缺位并导致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空间，“民主赤字”频发、制度弱化导致治理效率低下、中美两大国存在严重价值对立且阻碍全球经济治理进程等。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中国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发言指出，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看待全球经济治理被首次提出。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便一直遵循此种逻辑。通过历史叙事方式，我们通过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相关经济治理实践来探究和检验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一）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标志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和融入世界经济的成功，也开启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议程。虽然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并没有试图成为外交的领导者，也没有试图重新改写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但它始终坚定维护一个公开、公正、合理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成为符合世贸组织多边自由化目标的建设者。
首先，中国积极提交议案。2003年，仅入世两年的中国便提交了65份书面意见，仅次于欧盟和美国，显示出积极的谈判态度。在中国提交的议案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份为争端解决机制和反倾销机制。在争端解决机制中，中国倡议夯实针对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相关条款并使其更为有效；在反倾销倡议中，中国连同15个世贸成员国共同起草反倾销预案，旨在限制世贸组织成员任意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自由裁量权、滥用反倾销措施及防止反倾销规则阻碍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自由贸易。两份议案的核心目的便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其次，中国在世贸谈判中积极发挥桥梁作用。2005年香港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倡议在达成全面协议之前，各成员国应努力从谈判结果中获得一些早期收获。这一建议有利于保持谈判势头，推动谈判向前发展。中国甚至愿意牺牲自身利益来为多哈回合创造动力。例如，2005年，中国自愿向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提供免税和免配额的市场准入，为WTO新成员能够获得更多政策优惠，中国曾经在WTO谈判中做出实质性妥协，在自身承担更多义务情况下为新加入成员赢得特殊待遇，在最终谈判结果中，新加入成员被允许推后三年执行非农产品的关税减让。再次，中国参与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谈判集团—二十国协调组。中国在谈判集团二十国协调组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中国的加入使得该集团的规模和影响力空前强大。中国提出的“农产品削减关税公式”、“发展中国家成员国营贸易企业”与“新成员待遇”等建议在二十国内部得到采纳。最后，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构建。例如，2008年6月9日至10日，中国在北京举办“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国际论坛—发展中国家经验贡献”论坛并向世贸贸易倡议捐助20万美金。中国意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利，并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中国参与世贸进程采取了务实、不当头、不张扬的做法。虽然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但它发挥的作用始终有限。从提案数量来看，尽管中国正式提交议案达一百多份，但大大少于发达国家和印度等成员国提交的数量，且大多数提案在涉及规则议题和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上，并未涉及谈判实质。从影响力来看，中国承办的几次会议效果均有限。例如，2005年的大连小型部长会议前夕曾希望达成“协议初稿”，但最终落空，之后举办的香港部长级会议取得的成功也十分有限。从中国参与二十国协调组会议的综合反馈来看，中国重在参与，但并不谋求领导者或者试图发挥领导者角色。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还处于入世承诺的“消化期”。另外，中国不愿意西方国家将自身的“积极参与”误解为权力威胁。但就对世贸组织参与来看，无论是提案提交、主持会议还是参与谈判集团二十国协调，中国基本秉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的“共商”理念——即各个治理主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机制、措施、方向等重要议题开展广泛磋商、深化交流、增强互信，达成共识。“共商”原则中的广泛性、平等性和包容性被充分表达和体现。
（二）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初始，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参与感较低。它通过模仿、社会影响及说服等方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习了科学的数据处理和政策制定方法，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下使自身金融机制更加自由化。目前，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第三大投票权重的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平台上，它积极致力于增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声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改革标志着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组织中长期不被重视境况的彻底改变。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势力的阻挠，改革于2016年1月份才正式生效。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非正式成员中的影响力逐步提高，但总体来看，还是落后于“七国集团”国家。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治理方面的首要特点是主动参与治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精神。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试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倡议扩大特别提款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意识到大规模持有美元资产的潜在危险性，因而督促美国保护中国美元资产的价值，保证中国资本流入美国生产市场。但是中国向美方提出的诉求并为达成。作为新兴经济体，美元的“结构性霸权”让中国产生警惕，遂连同金砖国家一起对美元霸权体系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提出质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二十国集团华盛顿高层论坛上呼吁国际结算货币多样化，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表明自身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决心。美国开始在2009年同意将特别提款权分配作为一种廉价的方式来增加资源、缓冲支付冲击。但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对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践百般阻挠，也使得该话题在组织内的热度逐渐下降。
为进一步丰富国际货币体系内涵，削弱美元“结构性霸权”，中国在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方面做了诸多努力。起初，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遭到了许多西方国家反对，其最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不能自由地流通和使用。为了尽快使人民币成为“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一系列对内金融改革。例如，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将根据前一日在岸人民币汇率收盘价、市场供求状况以及其他主要货币价格走势，形成人民币每日汇率中间价。虽然8月份的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大量资本外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认可了人民币自由使用的事实。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策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动参与，践行“共商”精神；另一方面，为更好地适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从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开始，积极适应国际货币自由化进程，做到了国内货币制度改革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统一。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利益和权力属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试图建立新的多边机制以变革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三）中国参与“二十国集团”
加入“二十国集团”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参与者、践行者和制度塑造者。中国最初的重点是遏制金融危机蔓延和改革布雷顿森林原有机构，以试图解决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问题，并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
“二十国集团”成立之后前五年，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因此，中国提出了针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案。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中国提出了四项改革建议：建立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提高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控水平，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以及提高金融市场及其产品的透明度。接着，中国提出建立早期预警机制、监管“影子银行”体系、加强信用评级体系监管等金融体系改革方案。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上，中国主要致力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权和声音。中国主要提议：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执行委员会产生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权和发言权；加快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推动更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担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按照公平原则选择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提高发展中国家中层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比例等。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2010年11月首尔峰会之前，中国加入德国和巴西批评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负责任地输出通胀，削弱了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逐渐将全球经济治理目标放在推动国内、国际经济稳定增长上。与此同时，西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发明显，全球经济多边治理进程有所倒退。为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治理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可能，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之后，“一带一路”便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长远、重大国家战略，中国在“一带一路”提出后，加快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步伐。
当特朗普上台悍然发动中美贸易战时，中国试图通过“二十国集团”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争端。在2018年11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中国和美国贸易官员协调暂时叫停双边贸易紧张局势，承诺暂时结束针锋相对的措施。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贸易战以来的首次会晤，美国同意不对中国商品追加2000亿美元关税，作为交换，中国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在2019年大阪峰会上，双方达成休战承诺，美国承诺停止关税增加，并愿意同中国恢复贸易谈判。尽管中美贸易僵局没有根本破解，但中国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优势减少商业摩擦，防治中美经贸彻底脱钩。
当新冠肆虐、全球经济出现深度衰退时，中国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在共同对抗全球疫情、稳定全球金融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2020年3月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高峰论坛上，中国提出“二十国集团关于对抗新冠病毒的协同倡议”，以方便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在该倡议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中国连同诸多“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偿债暂停计划”。根据该计划，发展中借款国可以推迟偿还债务，以便集中财政资源，提高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支出水平。中国承担了“偿债暂停计划”大部分义务。
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特点有：第一，中国在坚持积极参与、共同协商的基础上以二十国集团为平台为全球经济治理建言献策；第二，除了坚持共同协商原则，中国试图在二十国集团平台上发扬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化进程。针对发展中国家因新冠疫情影响导致的债务偿还困难等问题，中国提出“偿债暂停计划”，表明其已实质性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塑造者之一。第三，中国期待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领域能够分化出更多功能，也认为成员国应该共享治理硕果。第四，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中国倡议国际金融制度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保证新的基金应该倾向于欠发达国家。
我们发现，中国以渐进式方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议程。在全球经济治理方式上，中国试图联合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断为它们的正当利益发声。试图通过成员国共同努力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景。因发展中国家主张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长期被忽视以及中美紧张的竞争关系，中国也在试图寻找“平行机制”来表明自身对全球经济治理的看法和和主张。中国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民主和包容的世界经济体系，来使得新兴经济体和更多发展中国家享有一定权利决定体系的运行。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相契合。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并未脱离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以“发展中国家领导者”角色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积极发挥应有作用。这一角色定位是由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决定的。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远落后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时间，但从历史叙事分析不难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诸多价值要素已静水流深般在中国现行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中体现。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未来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未见曙光、地区性冲突和热战不断上演、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激烈交锋、全球经济长期下行，旧的世界体系摇摇欲坠，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后疫情时代将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即全球化所带来的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分配和梯次分工效应将被疫情大幅限制。在“有限全球化”时代，国家依旧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施动者，甚至国家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问题并未因“有限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消散。
未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石的全球经济治理应有以下构图：
第一，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诉求。毋庸置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更为严峻，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更为突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因新冠疫情，发展中国家收入将至少损失2200亿美元。撒哈拉非洲将经历25年内的第一次经济衰退，东亚经济增长将放缓，新冠疫情也将使得东亚地区1900万人陷入贫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应该首要解决“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解决是避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失灵的关键，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充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保障。
第二，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要求通过内部改革实现再全球化。纵观历史发展进程，全球化大势所趋，很难逆转。在西方话语当中，全球化的政治意涵为以国际制度、宪政民主和经济相互依赖为支柱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随着美国霸权衰落、世界经济和科技中心向亚太转移、政治右翼势力泛起以及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悄然衰落。除以上国际背景以外，自由主义失序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例如，美国是自由主义秩序受益者，但是许多自由主义制度创新并不能消除因人口扩张和政治反弹而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美国国内的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诱发了自由主义的失序。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应该重视国家“由内而外”的改革。国家逐步回归对自身国内问题的改革是国家能力构建的关键，也是国家能够充分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根本。
第三，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要适当平衡全球化责任和区域化差异—即既要保护区域性价值和社区的存在，又要寻求普世意义的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要极力保护区域性价值和社区的存在，这是因为短期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差距仍难以弥合。区域性价值和社区的存在充分尊重不同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诉求、政策特点和治理方案，也是未来“人类经济共同体”等形成的民主基础。在尊重区域性价值的同时，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经济治理要寻求普遍道德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的普遍道德准则采取道德普遍主义立场，坚持在道德意义上不存在例外的自由、平等与尊严，在道德推理上赋予个体平等的道德价值，否定任何基本层次的道德考量存在着等级或偏好，并强调个体的道德身份具有全球效力，适用于全人类。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应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