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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及其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贡献
2019-06-16 09:30:4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高秉雄 林大祥 【 】 浏览:497次 评论:0
    代际价值观转变是指“二战”前后出生的两代人在价值观上的转变,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具体而言,老一辈人更加强调物质主义价值观——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年轻一代人更加注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是对该现象的研究成果,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和论证。该理论不仅从一个新的视角——代际价值观转变出发预测和分析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而且通过理论建构和改进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了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进而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产生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英格尔哈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研究较早,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论述该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理论的验证、应用和批评。Kroh、Knutsen与Roalesnieto运用样本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开展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理论验证,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变化情况证实了代际价值观转变在西方国家的发生。Mastekaasa和Smith则通过展示世界价值观念调查数据论证代际价值观理论的前提假设和具体内容。Savage、Hayes与Charnock分别应用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阐述代际价值观转变对于政党分野、女权主义运动和政治选举的影响。另外,还有学者应用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及其相关数据分析代际价值观转变对于国家税收、企业活动、社会道德和责任问题的影响。除了验证和应用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之外,国外学者也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评。Tufis和Cameron质疑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中的理论假设。Clarke、Dutt、Taylor与Davis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中的指标体系设定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要素纳入指标体系的考量中。Jackman和Davis质疑代际价值观转变与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认为政治生活中文化的作用被夸大了。
    国内学者对于英格尔哈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研究起始于翻译英格尔哈特的著作和论文。之后,国内学者围绕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对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解读。王路遥与曾竟主要论述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挑战。周穗明、胡连生、吴鲁平与沈杰则介绍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下西方民众价值观念的变化情况。二是应用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分析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变化。杨雄、陶文昭、上官酒瑞、郑湘萍与李艳霞应用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分析代际价值观转变在中国的发生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三是关于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评价。韩瑞波在理解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基础上阐述该理论对于分析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卢春龙也在书评中对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做出简要评价。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理论的解读、验证、应用和评价,有助于不断加深我们对于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但是,鲜有学者从英格尔哈特的问题意识出发,立足于当代政治文化理论发展过程对该理论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某些专门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理论发展过程的学者有所谈及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理论地位和贡献,但他们都未能系统性地剖析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英格尔哈特的问题意识出发,系统分析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结合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过程思考该理论对于当代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贡献与不足之处。
    二、英格尔哈特的问题意识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呈指数式增长,福利国家制度全面建立,社会的物质匮乏和安全保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出现一些新现象,比如政治投票率的下降、休闲活动和社交活动的增多、社会运动的兴起、传统社会规范的衰落。这些新现象的产生都与“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密切相关且集中反映在他们身上。具体而言,在政治生活中,年轻一代人希望得到更多的发言权,强调政治表达的自由,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投票方式,而是寻求更加直接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参与抵制活动、游行示威和罢工等;在经济生活中,年轻一代人的工作动机不再是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收入,而是寻求工作的意义和乐趣,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他们积极参加各种休闲活动和社交活动,并且选择更健康、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年轻一代人普遍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民权问题、性别问题、环境问题和战争问题,组织参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生态运动和反战运动;在家庭生活中,年轻一代人在对待堕胎、离婚、同性恋、安乐死等行为的态度上表现得愈加宽容和开放。与“二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相比,“二战”前出生的老一辈人政治参与水平较低且仅局限于投票方式,对于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并认为堕胎、离婚、同性恋、安乐死等行为是不正当的。老一辈人热衷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对物欲满足、金钱追求表现出高度热情,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尤为关注。此外,与年轻一代人长期生活于相对稳定、舒适的环境下不同,老一辈人经历了战争期间的饥荒和杀戮。在战乱年代长大的年龄群体具有较高的经济和人身不安全感。老一辈人对于安全保障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年轻一代人,他们极力主张保持经济稳定、加强国防力量、严厉打击犯罪。因此,年轻一代人与老一辈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表现出巨大差异:年轻一代人重视政治表达、生活质量、幸福感和环境保护;老一辈人注重经济增长、财富分配和安全保障。如何解释年轻一代人与老一辈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取向上的差异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文化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遗憾的是,当时既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未关注到这一现象,更遑论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公民文化理论聚焦于分析特定国家的整体文化特征,国民性理论醉心于描述整体的国民性格。它们都忽视了特定国家和民族文化中的群体文化差异,未能将部分群体文化差异分析纳入研究视野。因此,公民文化理论和国民性理论不能有效解释西方社会出现的上述新现象和新问题。缘于既有政治文化理论在解释新现象上的缺陷,政治文化研究受到多方诘难,一度走向衰落。
    回应新现象,解决新问题,复兴政治文化研究,这样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英格尔哈特身上。英格尔哈特于1970年开始对欧洲六个国家进行价值观念的调查,在1971年发表的《价值优先顺序的变迁与欧洲整合》一文中首次公开提出在发达国家正在经历代际价值观变迁的观点;在1977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一书中,英格尔哈特提出“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两种价值观类型,并明确指出欧洲国家正在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老一辈人普遍持有物质主义价值观,年轻一代人更加倾向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代际价值观正在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1990年英格尔哈特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一书中正式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系统阐述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两个关键理论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在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一书中,英格尔哈特将现代化进程和后现代化进程引入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研究中,这标志着完整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最终建立。之后,英格尔哈特发表多篇文章并于2005年出版《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人类发展时序》一书,不断完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
    三、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基本内容
    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提出,现代化进程与后现代化进程形塑着现代社会的成员,影响着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以及立足于需求层次基础上的价值观;匮乏假设与社会化假设揭示需求层次变化和价值观转变何以集中表现在“二战”前后出生的两代人的代际差异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集中呈现现代社会的需求方向和两种基本价值观形态、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及其代际转变。因此,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两大进程”、“两大假设”和“两大价值观”。
    (一)两大进程
    “两大进程”即现代化进程与后现代化进程。“截止20世纪中叶,‘现代化’这个用词一直都没有歧义,它指的是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官僚化以及建立在官僚化基础上的一种文化。”伴随着工业化的进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经济发展获得持久动力,某些重要变化应运而生——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制造的高效率、宗教传统的衰落、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轨迹的核心组成部分,而这个轨迹就是我们通称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进程不是线性发展的,它最终会到达一个转折点,开始转到一个新的轨迹上去,这个轨迹或可称之为“后现代化”。
    现代化进程与后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化进程的首要目标是最大化经济增长,后现代化进程的首要目标是最大化幸福感。英格尔哈特指出,“现代化的一致观点是,经济增长不但是好事,而且从道义上说也是善,经济增长因此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工程。”“后现代化不仅淡化了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强调,也淡化对造就经济增长的科技发展的强调,强调的内容也从应对生存问题转移到最大化主观幸福感的问题。”现代化进程的广泛吸引力在于它解决了民众的生存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为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提供了可能性。后现代化进程的形成源自现代化进程中的全民富裕状况。可见,现代化进程是后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后现代化进程承接现代化进程,但却是它的进一步推进。
    “两大进程”是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基础。这一论断始于一个事实:现代化进程基本解决了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传统社会中战乱频繁、生产力落后,人们既受宗教规范的约束,又受气候、土壤、水源等自然环境的制约,解决生存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成为最重要的任务。现代化进程中,科技进步带来农业作物品种不断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显著提高,进而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饥饿对于生活在高科技的国家里的大多数人来说,已无须担心。在这些国家里,生产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科技进步增强了人们的自信,人们也不再通过依赖自然或者信仰宗教获取生活必需品,而是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辛勤劳动来求得生存。安全保障问题在“二战”过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福利国家制度建立的背景下得到充分解决。“自‘二战’以来的几十年里,发达工业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水平,加上福利国家提供了相当高的社会安全,导致了广泛存在的不安全感开始消失。”此时,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识:最大化经济增长将有助于解决生存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实现民众对于物质生活的向往。
    当生存和安全都不成问题时,社会成员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新的问题上。首先,对于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生存存在不确定性的时期,出于最大化经济增长的考虑,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成为民众可接受的代价。而到了社会富足的时期,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不仅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且影响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其次,人的自主性缺失问题得到关注。“大规模生产组装线把工业制造分解成简单的、标准化的、可以循环重复的常规操作,这样就能够以惊人的高效率制造出大规模简单的标准化产品。但是生产力的提高也是有代价的,工人变成了庞大的中央控制机器组中的一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享受,人们疲于工作,生活变成一种只为挣钱而奔波的单一模式,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感情日益淡薄,社会成为一个缺乏人际交往和信任感的社会。
    社会成员关注问题的重心转移由现代化进程向后现代化进程过渡。现代化进程固然消除了人们对于生存和安全保障的顾虑,但却引起人们关注重心的转移,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化进程中最大化经济增长这一核心工程,这预示着后现代化进程由此展开。在后现代化进程中,个人需求以及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享受,而是希望提高生活的品质,在一个环境优美的状况下生活,选择一个充满乐趣和意义的工作,拥有一个更具人性、更有人情味的社会。针对突出的社会问题,人们主张政治表达上的自由,组织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希望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多的发言权。正是因为现代化进程和后现代化进程在个人需求和价值观变化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英格尔哈特以“两大进程”作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逻辑前提。
    (二)两个假设
    “两个假设”即匮乏假设与社会化假设。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关注个人需求层次的不断变化,且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从低层次需求过渡到高层次需求,即从重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向注重爱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变化。马斯洛的这一学术贡献使得需求层次理论成为英格尔哈特提出“两大假设”的理论基础。“匮乏假设指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社会经济环境,即人们总是会在主观上最为看重相对匮乏的事物。社会化假设指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很长一段时间的滞后。”
    匮乏假设是社会化假设的先导,社会化假设是匮乏假设的补充说明,两者相互结合,共同解释了优先价值观的变化过程。匮乏假设与社会化假设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匮乏假设在经济增长、个人需求层次和优先价值观之间建立起关联,社会化假设则解释了优先价值观在代际之间的差异和转换。
    “两个假设”是连接“两大进程”与代际价值观转变的中介。这是因为“两大假设”具体分析了“两大进程”背景下个人需求层次变化与优先价值观变化,并将代际更替纳入优先价值观变化的分析中。其中,匮乏假设表明经济增长能促进个人需求层次从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向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发展。在传统社会中,尽管个体需求存在差异,但人们都同时受制于物质匮乏和精神匮乏。物质需求和生存安全等物质匮乏是人们考虑的首要问题,精神匮乏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处于次要地位,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成为人们的主导需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造就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均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福利国家与经济增长共同加强了安全感。”因此,现代化进程解决了个人低层次需求问题,物质匮乏基本得到解决。当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到达一个临界点时,精神匮乏问题逐渐凸显,人们开始重视新的需求——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这种新的高层次需求是现代化进程向后现代化进程过渡的标志。在后现代化进程中,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成为人们的主导需求。
    个人需求层次变化反映优先价值观变化。优先价值观反映个体的主观偏好,不同的成长环境影响个体产生不同的价值偏好,而个人需求层次反映价值偏好长期稳定的分布情况。具体而言,在相对不安全的物质条件下,个体对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需求层次产生特定偏好;在富裕与安定的有利环境下,个体对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需求层次产生特定偏好。当个人需求层次发生固定变化之后,我们可以预期,价值偏好的分布情况也将以一个可预见的方向变化。结果是,反映价值偏好的优先价值观也将沿着一定的轨迹发生变化,即从更加强调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变化。
    社会化假设表明个人或社会的优先价值观变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相反,它是逐步发生的。英格尔哈特指出,正是在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背景下,个人优先价值观才发生变化,表现在社会层面,只有出现代际更替现象,社会主导价值观才发生变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定,主要源于两个层面的考量:在个体层面,一个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期的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但直至成年期个体优先价值观才形成;在社会层面,社会主导价值观变化是伴随着新老年龄群体在某个社会的成年人口中的更替而发生的,而新老年龄群体的代际更替往往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经济繁荣与社会主导价值观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将看到优先价值观在新老年龄群体的代际之间出现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由不同的早期成长经历所决定。
    (三)两种价值观
    “两种价值观”即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相对应的两种价值观类型,英格尔哈特以测量的方式来界定二者。通过对“两大假设”的分析,英格尔哈特初步确定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重视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注重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英格尔哈特提出十二项价值观指标。“抵制物价上涨”、“稳定的经济”、“经济增长”、“维持秩序”、“与犯罪作斗争”、“强大的国防力量”等六项指标与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需求层次相匹配,用于测定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在工作与社区生活中有更多发言权”、“更有人情味的社会”、“言论自由”、“注重理想”、“美丽的城市/自然”等六项指标与生活质量、自我表现和幸福感需求层次相匹配,用于测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作为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价值观形态,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分别对应社会成员不同的需求层次,反映社会成员不同的成长经历。依据个人需求层次变化和优先价值观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两大进程”中的“出场顺序”也不一致: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形成于人们对于反映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需求层次满足基础之上。因此,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是否意味着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政治议题彻底消失呢?英格尔哈特强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并不意味着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议题和关怀就此消失,物质需求和安全保障永远都是人们关心的政治议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只是取代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成为人们的优先价值观。
    “两种价值观”明确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真实发生和具体方向,成为代际价值观转变的核心。“两大假设”发现代际之间的巨大优先价值观差异,而“两大价值观”指明这一差异反映的是代际价值观的转变过程,代际之间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构成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全过程。英格尔哈特在实证调查中发现,在各国的老一辈群体中,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大大超过后物质主义者,而随着年龄群体变得越来越年轻,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在下降,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在增加。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随着年轻群体在成年人口中替代老一辈群体时,会有一个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逐渐转变。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发生。代际价值观转变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但是其方向却是清晰的,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变。此外,针对代际价值观转变真实发生的范围,英格尔哈特强调,代际价值观转变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相反,它具有跨国相似性,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只要国家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足够的经济增长,并使得较年轻的群体在他们的成长阶段里经历了明显较高的经济安全(与较老群体相比),那么它就会在这些地方发生。
    四、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主要贡献
    作为当代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在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仅通过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获得了比既有政治文化理论更强的解释力,而且对于推进之后的政治文化理论也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第一,该理论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研究主题,即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研究,并形成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产生于解释新现象、分析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二战”前后出生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上的一些新变化,公民文化理论与国民性理论失去解释力。此时,政治文化研究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一些批评者指责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存在保守、静止、简单的错误倾向。在此情形下,英格尔哈特率先发现发达国家正在历经价值观的重大代际转变,深入研究代际价值观转变的过程,试图从代际价值观转变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和经济发展,最终建构起一套与既有政治文化理论不同的理论模型。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建构不仅为政治文化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主题,即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研究,而且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范式,为实现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该理论推动政治文化研究从全体国民整体文化特征研究转向部分群体文化差异和变迁研究。纵观诸多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转换过程,政治文化研究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全体国民整体文化到部分群体文化的变化路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治文化研究呈现出精细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而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当代政治文化理论,而且推动之后的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走向部分群体文化差异和变迁研究,比如社会资本理论。与全体国民整体文化特征研究相比较,部分群体文化差异和变迁研究有三大优势:一是它更具针对性。它以特定群体或多个群体的政治文化为切入点,解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二是它更加具体化。它不再从整体观上描述全体国民整体文化特征,而是着眼于分析具体的部分群体文化差异和变迁。三是它更加深入。它将价值观、社会资本等新元素引入政治文化研究的范畴中,不仅使得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从一般的政治态度和国民性格扩展至更为核心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层面,而且促使政治文化研究更加准确、深入地把握个体主观心理与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模式。
    第三,该理论从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代际价值观转变出发揭示了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转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谱系来看,政治文化研究极为重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强调政治文化既是决定民众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又是影响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公民文化理论从民众的政治态度出发分析何种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国民性理论从国民性格着手探究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发展需要民众塑造何种性格特征。可见,既有政治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它们都集中于探讨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发展以及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具备何种政治文化条件。此外,既有政治文化理论也忽视了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未能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思考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与上述理论不同的是,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不仅关注到文化变迁的过程,而且将经济发展纳入考察范围,在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转变之间建立起一定的逻辑链条,从而以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代际价值观转变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转变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它认为,经济发展形塑着民众的需求层次和价值观念,导致代际价值观转变以及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进而影响民众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最终导致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新的变化,比如新的政治现象产生以及对于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
    第四,该理论改进了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为之后的政治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启发和思考。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与既有政治文化理论一样,都采取理论论证与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中,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改进了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实现了对既有政治文化理论的超越。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的创建。为测量不同国家的价值观类型,英格尔哈特创建了以十二项价值观指标为内容的指标体系。这一举措直接使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从单纯的理论层面升级到可以通过实证调查进行反复检验的实证测量层面,为英格尔哈特进行长期的实证调查提供条件。二是进行长期性和连续性的实证调查。为检验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的正确性,英格尔哈特先后主持了欧洲晴雨表调查和世界价值观念调查,样本国家从最初的六个欧洲国家扩展至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世界上90%左右的人口。期间,他充分运用问卷调查、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实证调查,时间跨度长达30年之久,从而建立起一个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时间跨度长的世界价值观念数据库。三是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群组分析法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英格尔哈特借助因子分析法检验了十二项价值观指标的分组情况,推定出样本国家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程度;借助群组分析法验证了“两大假设”的合理性,证实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发生。以上三点都是既有政治文化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既有政治文化理论不仅未构建起相应的测量指标体系,而且缺乏长期性和连续性的调查研究,理论分析局限于固定时间节点上的调查数据。因此,英格尔哈特建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之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尽管英格尔哈特的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认为,除了国内外学者对于理论假设、指标设定以及实证测量等方面的质疑之外,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还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之处:一是个体优先价值观的复杂性是否影响价值观测量。英格尔哈特使用指标体系测量“两种价值观”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年龄群体中的分布情况,试图准确、清晰地反映出代际价值观转变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但是,作为反映个体心理层面的要素,个体优先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会呈现出“两种价值观”并存的复杂状况。另外,经济危机、战争、内乱等事件的发生也会对个体优先价值观产生影响,导致个体在成年期形成的优先价值观发生一定变化,从而影响价值观的测量。二是价值观变迁是否存在倒退和停滞的现象。英格尔哈特坚持认为代际价值观伴随着“两大进程”会发生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转变过程将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但是这并不能排除价值观变迁存在倒退和停滞的可能性。三是地区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发生。英格尔哈特认为,当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且取得较高生存安全水平时,就会发生代际价值观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区文化差异的存在。事实上,地区文化差异有可能阻碍代际价值观转变的发生,从而导致代际价值观转变在不同国家的发生与经济发展水平显示出不同步等复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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