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商民主研究的总体概况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克莱蒙特大学学者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Bessette）于1980年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提出。后经西方学者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nin）、乔苏亚·科恩（Joshua Cohen）的推动，协商民主由概念走向理论化。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关注和兴趣点集中于协商民主理论，并且出版了大量的研究专著和文集，如《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协商民主及其超越》等。国内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与西方相比相对滞后，中国学者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接触并了解协商民主理论，确切地说，应该是在2002年国内学术界通过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在华所作的“协商民主三种规范”的演讲才开始知晓协商民主这一民主政治形式。虽然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与西方相比起步比较晚，研究时间相对较短，总共还不到16年的时间，然而却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批又一批的相关研究成果喷涌而出。
    从研究主要向度来看，在中国知网输入主题“协商民主”进行检索（截止日期2018年6月7日），总共有24858篇论文，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研究论文有19797篇，占据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协商民主以来论文发表总数的80%。可见，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相关研究进入了高飞猛进的阶段。细细梳理这些研究文献，我们就容易发现，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三个向度上，这三个研究向度其实就是同一层意蕴的三种不同表述，其实质就是研究有别于西方的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重点围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从研究时间节点来看，通过在中国知网输入主题“协商民主”检索（发表时间设置为2012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7日），发现论文发表数量依次为2012年351篇，2013年2656篇，2014年4111篇，2015年4996篇，2016年3601篇，2017年2794篇，2018年1279篇（前5个月），近6年论文年度发表量呈现如图1趋势。

    趋势图揭示出，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2013年、2014年、2015年论文发表年均增长量突破38.5%，增长速度直线上升。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2015年后国内协商民主的论文发表数量走向略有下降并连续两年出现小幅度下降，直到2017年12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又引起了更多学者的研究和关注，相关的论文成果又开始出现回升并有新一轮快速增长的势头。细细梳理出版市场上出版的现有研究专著，同样容易发现出版的现有相关研究专著绝大多数都产生于2013年、2014年、2015年这三年。
    十八大以来国内协商民主研究成果形成的整体趋势和集中年份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一方面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成效会激起党和国家对协商民主这一民主政治形式的特别关注和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对协商民主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又会推动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研究的热度和力度。十八大以前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大多研究成果仅停留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转介和研究以及中国特色视域的协商民主基本理论问题探讨这两个领域。而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确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并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加入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这一研究行列。尤其是到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全中全会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出进一步部署，并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此后国内学界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形成的成果出现爆炸式增长，研究内容涉及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理论内涵、本质属性、实践意义、战略思维、制度体系建设等方方面面。从2016年起，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热度出现了退减的迹象，但受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并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后，国内学术界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协商民主的热潮，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问题研究，这一点可以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所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的论文篇名中得到印证。
    从关键词分布来看，在中国知网主题栏输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或含“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进行检索，论文发表时间同样设定为2012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7日，共检索到5971篇文献。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其关键词分布排名前20位的分别是：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民政协、政党协商、基层协商民主、民主党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协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参政党、选举民主。这些关键词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视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的相关内容、相关方面或相关视角，在前20名的关键词中并没有出现“制度体系”、“制度化”、“基层社会治理”、“治理场域”等关键词，表明了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虽然形成了众多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关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化、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以及发挥协商民主在治理场域的作用等方面的原创性成果仍然欠缺，这就为今后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创新可能。
    二、协商民主研究的基本主题
    纵观现有的国内研究成果，其基本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基本理论研究。国内学界研究协商民主最早是从研究和转介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开始的，较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国内学者有俞可平、林尚立、陈家刚等人，他们较好地将西方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介绍到中国，有力地支撑了国内学界构建属于中国自己话语体系的协商民主理论。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这一提法从国家政策文件层面第一次肯定了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国内学界的研究重心从之前一味纯粹性地研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转向广泛意义上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上，但构建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时还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党的十八大从党和国家的层面正式确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想形态是什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有哪些异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功能价值、主要渠道、独特优势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诸如此类概念性或理论性的问题亟需我国学界从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厘清。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加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这一研究行列，并形成了一批理论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张宇、刘伟忠在归纳整理十六大以来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本内涵进行相关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内涵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共协商与对话是其形式，保护公民权利、谋求福祉的提升为其宗旨，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构成要素包括对话主体、活动场域、适用领域等内容。俞可平认为中国宏观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协商民主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商民主比选举民主更容易在社会中推广以及两个重点协商领域等特点。李君如提出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有三个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以民主协商为主要方法的民主实现形式、公民有序参与的民主形式和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善治民主形式。林尚立研究协商民主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指出协商民主无论是在对中国革命、新中国建立还是超大规模国家的平稳转型和有序发展以及有效治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梦涛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研究》一书中阐述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这些主要成果及观点较好地回答和阐释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亟需厘清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为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进行深入性系统性研究扫除了认知层面的障碍性问题。
    二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协商渠道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协商渠道究竟有哪些？国内学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界定和统一的称谓，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后，国内学界才开始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协商渠道归纳概括为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此后，愈来愈多的国内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协商渠道这一研究视角，形成了一批与协商渠道研究视角相关的理论成果，其中关于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关于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协商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这就为未来从协商渠道视角深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资源创造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些研究成果的关注点更多的是聚焦于某种具体协商渠道的作用地位、角色定位、内涵界定、功能拓展、健全机制、路径构建以及与其它协商渠道的活动关系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如陈明在《政党协商：契合中国民主政治需求的制度安排》一文中指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帆、谈火生在深入分析人大与政协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应遵循的五大原则，即党的领导、站位准确、规范有序、发挥优势、积极有为全过程参与。齐卫平认为政党协商作为中国政治实践中早已形成的历史形式，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把政党协商有机地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
    三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研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至此在学界就刮起了一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热潮，并在短短的五年内形成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此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及观点有：李君如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取得的重要进展表现为人民政协已经成为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创造的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形式。包心鉴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必须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包容、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五大原则。赵志宇在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出的理论背景基础上，研究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内涵及其价值，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其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其载体是以人民政协为主体的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刘学军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并分析了当前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运行、完善制度渠道、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等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举措。这些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基本上都是从宏观或中观的视角纵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相关问题，而且大多都是建立在文献研究或纯粹的理论推导或逻辑推理上，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四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研究。党的十九大从国家政策层面再次明确了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并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思想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十九大还着重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关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的研究，当前学界的关注度还不够，从文化自信培育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极少，更多的研究成果仅仅停留在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的文化渊源、文化底蕴、文化基因、文化培育、文化传承以及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研究上。饶异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渊源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执政党执政理念，并就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从公民协商意识、政治参与主体、协商制度三重维度提出了相应对策。刘玲灵、徐成芳深入分析了中国协商民主的性质、历史底蕴、独特优势，并就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李承福、周德丰从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特色、文化性格、蕴含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念三个层面阐述中国式协商民主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指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源自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夏澍耘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并初步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完善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刘希良指出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创新包括首次界定协商民主概念、发展协商民主思维方法、确立协商民主文化自信等内容。王永香、陆卫明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地位功能、精神内涵、实现路径三方面探析了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现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从广义范围内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而从狭义范围内纯粹研究习近平协商民主思想所形成的成果相对较多。
    五是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研究。通过学术搜索引擎检索文献发现，国内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于基层协商民主联动机制、时代价值、实践现状、实践模式、发展路径、制度化、法治化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和观点，比如：杨根乔对当前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造成这些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有民主传统缺失、法治保障匮乏、协商主体履职水平受限、制度和长效机制不健全等因素。陈光辉、刘世华认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与国家制度层面的协商民主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要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形态。石晶在探讨社会治理视域下如何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基层协商民主是制度化的社会治理模式等新颖观点。厉有国以一种宏观的视角从重要价值、面临问题和实现路径等方面研究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问题。李恩侠、郭倩、赵芬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政策依据、当前存着的主要问题和基层协商民主对促进社会治理的作用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提出稳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发展的重中之重。王卫基于“温岭模式”实践的分析，研究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共识形成机制的规范形态是什么，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内容框架。纵观现有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指向：一是从宏观或中观的理论视角解构某种基层协商民主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模式；二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解析当前基层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及对策；三是从认知层面解决基层协商民主的一些基本概念或理论问题，如基层协商民主的价值、作用、特征、途径等。
    三、协商民主研究的主要视角
    （一）治理现代化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价值诉求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来探讨和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成为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内众多学者热衷选择的研究视角，具体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等研究视角。刘彦昌、孙琼欢在《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协商民主》一书中从治理现代化引领治理新模式、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内在理论逻辑、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外在实践逻辑、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协商民主的发展领域与政治价值四个方面阐述了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提出了协商民主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具有共同的价值意蕴等观点。陈炳辉从国家治理复杂性与民主政治的困境、化解国家治理复杂性条件下民主政治困境的理路、精英治国与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实践依据三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贯穿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基层社区的全部领域，共同推进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协商决策过程，凸显了国家治理复杂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优势与现实生命力”。吴晓霞提出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价值目的具有契合性、协商民主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有功能优势、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要保障的重要观点。
    （二）实践场域视角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应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到人民日常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国家政治制度安排内的协商民主、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互动性质的协商民主，还是公民社会内部的协商民主，其重要作用的发挥都需要一定的实践场域作为支撑。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的类型是什么？目前国内学界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和权威的界定。陈家刚提出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主要包括：地方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区域性政治中的协商政治、风险社会中的协商选择、全球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按照陈家刚这一实践场域理论，地方治理（含基层治理）场域、区域性民主政治建设场域、风险社会场域、全球治理场域都可归纳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另一种归纳法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五位一体”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领域都列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也有学者将政府治理场域、社会治理场域、市场治理场域列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主要实践场域。无论哪一种划分法都无一例外地将社会领域纳入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从实践场域的具体指向来看，国内学界更多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到社会治理场域，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场域，更偏爱从一种基层社会治理场域的视角来分析和探索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应用问题，从基层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形成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还不是特别多，且大多形成于党的十九大后。可见，社会治理场域视角对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而言是一种前沿的研究视角。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学者从社会治理场域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应用问题。
    （三）新时代视角
    新时代是一种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问题的全新视角。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新的内涵和功能，这就意味着十九大后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以新时代视角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价值、要素、体系、文化特征、人民政协、理论逻辑、现实价值、政党协商优化等方面进行全新的研究和阐释。齐卫平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宋雄伟廓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要素和构成体系，为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力提供理论支撑。郭一宁就如何优化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生态建设路径，提出要培育“发展型”的协商文化生态、优化“参与型”的协商文化生态、培育“引领型”的协商文化生态等对策。
    （四）中西比较视角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因，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传入中国有着直接的渊源。西方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起步较早，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基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而中国要构建起一套适合本土实际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就应然要批判地吸收借鉴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党的十八大首次从党和国家政策的层面确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后，国内学界试图构建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具有浓郁中国风格且适合于中国现有政治体系框架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或话语体系，为此从中西协商民主比较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相关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从现有中西比较视角的研究成果来看，中西协商民主比较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比较、中西方协商民主异同比较、中西方协商民主制度比较、协商民主涵义中西方比较、中西方协商民主价值取向比较、中西方政党协商民主契合与差异比较、中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比较、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源起比较、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比较。郭小聪、代凯认为中西方协商民主在概念内涵、兴起的实践基础、理论地位、协商的制度与形式以及参与主体的平等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价值追求与实践功能等方面有契合之处。
    （五）制度化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一论断后，国内学者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进行研究，这种新的视角就是制度化视角。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与协商民主制度化相关的成果几乎都是产生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内容主要涵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特点与价值、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兴起、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的秩序性问题、协商民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党内协商民主制度化，等等。如谈火生、余晓虹从制度化的视角研究和分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化面临的主要议题及其挑战，并指出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有挑战、有短板、有难点，需要我们在未来进一步探索。包心鉴认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的基本原则为：人民民主原则、平等包容原则、多层推进原则、和而不同原则、和谐共进原则。吴进进、何包钢开创性地提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社会性支出力度等为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中，基于制度化的视角从广泛意义或宏观视野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相关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多，而从微观视野或基层角度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尤其是专门针对某种特定的实践场域从制度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构建的成果几乎没有，这为国内学界今后深入从制度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提供了极大的研究空间和无限的理论创新可能。
    四、协商民主研究的评价与研究展望
    回顾十八大以来国内协商民主的研究历程，容易发现学界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研究时间不长，但却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喷涌而出。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激起党和国家从政治决策层面推动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关于鼓励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决策又促进了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的新一轮发展。国内协商民主研究围绕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这一研究向度，集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其研究的问题涵盖中国特色协商民主问题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论空间问题，又有经验空间问题；既有抽象的宏观理论问题，又有具体的实践应用问题；既有理论推导问题，又有实证分析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基本理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模式、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中国特色基层协商民主等丰富的研究主题，以及治理现代化、实践场域、新时代、中西比较、制度化等灵活多样的研究视角。可以说，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学界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研究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成绩显著。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内协商民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碎片化、浅层化和片面化的研究居多，而有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的系统性深入性研究相对匮乏，适合中国政治语境下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二，现有研究成果内容更多的是从宏观或国家层面上论述协商民主的相关方面，而从微观的视角或基层的视角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成果略显匮乏。其三，规范性的研究占据主流，而经验性的研究相对不足。现有的国内协商民主研究，更多的是属于政治学静态层面的研究，关注的是“应然”的问题，而从政治学动态层面来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然”问题的成果相对匮乏。其四，现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从概念到理论或从理论到理论的重推论演绎的研究方法，鲜有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法或案例分析法开展协商民主的相关研究，基于实证或量化分析推导结论的研究成果严重不足，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其五，现有成果中关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建构层面的研究较多，而从实践应用层面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应用研究今后仍然大有可为。
    综合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展望未来国内协商民主的研究，将会出现以下四大新趋向：一是研究重点将由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构建层面转向实践应用层面。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期间，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重心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从实践应用层面开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研究形成的成果相对较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和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就为国内学界今后开展协商民主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意味着国内协商民主的研究重心将由过去纯粹从认知层面解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转向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应用问题的层面上。二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宏观的理论层面来解构或解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或基本理论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浅层次化的特征，至今还没有形成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崇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体系。这一研究缺憾就必然会成为今后国内学界追逐的研究热点和主攻方向，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内学界研究重点转向能否实现，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应用的研究是否有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三是未来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采用的研究方法将会更加的丰富多样化。随着国内协商民主研究重点的转向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从理论走向实践，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哲学思辨或理论推演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将越来越难以满足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而实证研究方法或案例研究法未来将会逐渐成为国内学者追逐的研究方法。四是未来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更倾向于从微观的视野或具体实践场域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再像以往的特别偏向于从宏观视野或国家建构层面来研究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路径、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作用的发挥等微观视野或具体实践场域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研究，必将成为今后国内学界协商民主研究的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