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决策以来，中国发展迅速，成就喜人，得到了世界的高度关注。海外学者 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了深入研究，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什么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用活市场的手段？在列宁主义体系中如何看待实施的改革之路？为什么中国不断持续的改革没有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走向解体的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通过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梳理，总结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统一思想、凝练共识，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的改革开放。

一、立足本国独特国情，重视文化作用的发挥，推行渐进式改革，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

（一）以本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Steven M. Goldstein）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是在利用好毛泽东时代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抓住改革时期的机遇，利用市场发展地方经济，不断增强财政实力。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打下基础的，没有这一基础，改革开放也不会取得显著成功。”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持类似观点：“邓小平及其同伴与从前的毛泽东一样，奉行的方针是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

    姆特·塔姆（Om Kit Tam）认为，回顾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为本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设计了连贯、协调的理论保障和意识形态框架。其他很多国家是将创建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中国最初的改革目标立足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提升社会、经济绩效。萨米尔·阿明认为将中国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归功于外资的观点也是够愚蠢的。中国的成功90%的原因可以归功于中国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约旦学者艾哈迈德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现代化途径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因为中国在实践中充分考虑了自身国情。

    1987年，赵紫阳在党的十三大上阐述了中国的国情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国家，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日本外务省的柳谷谦介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则指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是都以追求国家现代化为目标，同时都强调向西方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并要保持中国特色。”中国始终坚持保持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从1980年经济特区的设立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重视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文化建设

    韩国学者韩智秀（Yeonsik Choi）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突出了文化因素的积极影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沃德伦（Arthur Waldron）指出在1991年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发布《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该文件强调使用“文物”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重点放在革命性的文物和遗址上，旨在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感情。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使人们关注到儒家价值观是其经济和政治快速增长的文化来源。儒家价值观强调集体主义、和谐与秩序。江泽民时期的中国政府于2001年制定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试图将儒家价值与集体主义相结合。而在胡锦涛时期，则进一步强调了爱国主义。

    美国学者詹姆斯·霍伊（James H. Hoey）认为过去数年间中国由重视硬实力转向建设软实力，摆脱了以往防御型的外交政策，用更亲和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友谊，如美国曾经所做的那样并已取得实在的成效。英国诺丁汉大学赖弘毅（Lai Hongyi）肯定了当前文化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中国积极运用文化手段改善自身形象，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在世界得以展现，为中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乔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也持相似观点，他对中国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表示了高度赞赏，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营造了积极、成熟的国家形象，改善了其他国家的中国印象。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文化与科技研究中心教授金迈克（Michael Keane）则在其著作中以文化村、昆曲等中国特色为例，对中国文化中的创新作用进行研究，认为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注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国的文化艺术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推行“渐进”式改革

    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认为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色，无论是在农村地区的家庭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均彰显了这一特色。“摸着石头过河”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以实验方式从少数地区开始改革，并在证明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约翰·麦克米兰（John McMillan）和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等经济学家将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渐进主义，他们认为这种渐进改革可以不断促进国家发展。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始终持稳步渐进态度，这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对不断增加的市场风险的压力。渐进式改革有利于人民为接受改革做好思想准备；同时，如果改革成功则可以进一步推广，这可以为全面改革奠定基础。

    香港中文大学的名誉教授杨云曼（Yue-Man Yeung）指出，中国于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是通过在经济特区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来引进外国投资、技术和管理方法。而这些政策和方法后来被中国其他省份和城市所借鉴采纳。而这也是强调了从实践中学习的必要性，用小规模的试点实践的方式来检验哪些做法是可行的，哪些做法是不可行的。

    改革初期时，对苏联前景进行的调研使国际组织的代表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可以通过逐步改革，从而“早日收获经济效益提高的成果”，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中国的成绩是明显的。杨云曼也认为，与苏联和东欧发展情况相比较，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四）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

    杨云曼指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是紧密相连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曼纽尔·波尔多（Manuel Porto）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支持自由贸易，向世界展示了开放发展经济的姿态。中国在充分利用经济开放的优势方面做出了最好的表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黄朝翰（John Wong）教授从东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的视角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认为这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双方发展潜力。

    印度经济专家高塔森（Gautam Sen）对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表示了赞赏，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再次肯定了全球化对经济变革和增长的重要决定作用。但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量避免全球化带来的本国经济的波动。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融入全球化浪潮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试图通过着重发展国内市场以及西部地区” 以避免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赖弘毅也指出，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断吸收他国长处，优化本国发展策略。中国向外资开放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它引入了现代技术。但是中国有自身的合作方式，它吸收了这些技术并掌握了它们的发展。林岛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基金会执行董事尼古劳斯·图尔纳（Nikolaus Turner）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研究和人才交流方面的对外开放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有利于培养中国的杰出人才。

二、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多措并举推进改革

（一）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释放制度活力

    英国经济学者罗思义（John Ross）2019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论坛上指出，中国一直在执行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及1978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并非是割裂的，实际本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尼娜·班德利（Nina Bandelj）和政治学教授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在联合撰写的著作中从政治体制变化、国家—社会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制度变化等维度将中国和东欧的发展进行比较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框架内采取市场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帕崔西·麦克曼（Patrice C. McMahon）指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政治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稳定和增长的典范。

    中国的发展经验以非凡的制度创新为标志。很多独特的中国机构和术语逐渐出现在国际经济关注者的视野中，如：乡镇企业、双轨制、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美国学者纳特·韦恩斯坦（Nat Weinstein）认为，中国虽然利用市场发展经济，但是并没有中断传统的计划和国有化，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属性”才使中国能够超越靠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莫里斯·迈斯纳认为，中国“是把市场机制作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巴里·诺顿指出，中国的市场化不能简单的描述为国家退出和自治市场的复苏，而相反，市场化始终伴随着制度适应和创新的过程，市场化与中国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始终相随。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从40年的改革进程的角度来看，私有企业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牛津大学副教授琳达·岳（Linda Yueh）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巴里·诺顿肯定了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的积极效应，认为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在很多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

    重视科技作用的发挥。萨米尔·阿明指出：“通过发展其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中国已经成功地摆脱其起初在技术上对苏联以及后来西方的严重依赖。”中国越来越重视教育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时生活质量的提高促使人民享受高度的个人自由和创造力。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主任乔易斯（Joyce Yanyun Man）在其著作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于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增加环境保护。世博会中国馆的建设反映了中国政府注重利用科技来保护环境，中国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也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

（二）妥善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语下开启了改革进程的全新阶段。政府的作用被强调为税法、商业法规、资源再分配等的必要来源，印度学者安加利·库马尔（Anjali Kumar）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将政府的经济角色从中央计划体系转变为更适合市场的角色”。杨云曼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巧妙地融合计划和市场表 示了赞赏，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凸显，并在国家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钟阳（Yang Zhong）在文章指出，通过对132名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展开调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已从严格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中国坚持将市场化改革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双措并举，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表达了认同，并明确反对了“中国共产党加强经济控制将增加成本和减少提高生产力创新的机会”的观点。中国采取的措施更为有效，尽管中国的经济以市场为导向，但是国家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动员能力。

    越南外交学院的阮世雄（Nguyen Thi Thuy Hang）则指出，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重申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避免那些使经济效率降低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这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繁荣，使中国经济更加高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乌代比尔·达斯（Udaibir S. Das）等人基于2010-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评估报告，对中国的金融政策环境展开分析，强调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因素对于金融稳定性有重大影响，中国的金融监管对于维护中国经济正常运行有重要作用。

（三）通过简政放权与财政税收等措施，给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撰文指出，改革的初期旨在通过改善管理和提高组织效率来提高工业生产率。随着1984年中国颁布法规扩大国有企业的决策权，改革良好的势头得到了进一步延续。这些改革使企业管理更加有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振兴。改革者通过将业务分散到生产单位以及建立更多的专门性公司来扩大企业生产自主权。一些行政政策由经济机制（如：市场调节等）取代，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等提升更高的经济价值。企业将保留其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奖金分配，从而为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强的激励。

    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认为中国政府80年代推行的财政税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一方面留给企业的剩余税收是国有企业管理者新激励方案的核心；另一方面从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收取的税收收入中，每个级别的政府都将规定额度转交给上一级政府，并且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保留剩余的税收。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戴慕珍（Jean C.Oi）认为这种税收制度改革为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经济基础，特别是在县、乡、村一级。企业的财务业绩越好，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越快，政府税收年增幅度越大。

    中央通过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拥有对投资审批、财政使用及制定政策的权力。地方被允许、甚至鼓励试验特定领域的改革，如果实验成功会 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奥克森博格（Michel Oksenberg）通过对中国能源行业制定政策方式的考察，赞赏了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引导外国投资方面的作用。中央将一些决策和实行方面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的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进入农村企业，也可以参与建设合资企业。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政治建设，坚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一）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发挥引领作用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具有极强的调整适应能力。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nmaugh）认为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在很多方面都在坚持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的努力。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和党的建设等一些方面实现了稳定的制度化，如：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大众参与和诉求的渠道得以有效建立，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国家治理机构在调适过程中愈发显示出更高的治理质量。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起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不断推进改革规划和进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对此持高度认同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村民选举、人大独立化、加强媒体监督等方式扩大政治参与，加强民主建设。

    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奇迹”出现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变革的核心，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作用，根本无法讨论中国的变革。法国巴黎政治大学专家卡洛琳·普尔（Caroline Puel）在其著作中审视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领导人的才能、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给予了肯定。

    在中国共产党队伍建设方面，狄忠蒲（Bruce J.Dickson）指出，改革以来强调经济的发展取向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裴敏欣（Minxin Pei）教授则指出，在改革进程中，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保障其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对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商业精英的吸纳工作。香港大学教授卜约翰（John P. Burns）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吸引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加入；但同时，在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前提下始终注重保持其先进性。沈大伟则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做了一些改革，比如说在党委会中引入竞争性选举、扩大决策过程的开放性和透明度等，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性。”

（二）加强政治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史

    史蒂文·戈德斯坦对中国的发展赞不绝口，认为中国不仅仅没有在列宁主义政权解体中消失，还在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的改革逻辑并没有脱离邓小平的总体规划。邓小平从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中不断汲取教训，抵制任何会削弱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不断进行适度地政治体制改革与调整，在抵制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思潮的同时建立更加理性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不断实施举措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如：处理官僚主义；政治变革制度化；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进行选举改革；推行专业化决策。主张精简和合理化国家机构以提升国家机构运行效率。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安·弗洛里妮（Ann Florini）通过对中国县、乡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调研，肯定了中国地方政府在地方领导人选举机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等治理创新的积极意义，认为这些举措有利促进了地方政治建设，促进了国家发展。

    裴敏欣对中国中央和地方干部的年龄和教育背景进行实证分析，干部年轻化趋势凸显，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塞缪尔·何（Samuel P. S. Ho）通过对江苏非农经济的发展进行研究，认为对地方干部开展经济工作评价是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谭睦瑞（Murray Scot Tanner）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加强人大建设表示肯定，认为人大的立法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博文（Kevin J. O'Brien）教授指出了中国不断加强人大建设的动机：一是通过制度化的合法性来提高民众的接受程度；二是创造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政治环境；三是立法改革会提高政府机构的效率；四是一个更强大的立法机构将保证改革并有助于政治稳定。韩国学者赵英男（Young Nam Cho）通过对《上海市劳动合同条约》、《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两个个案的分析，认为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在协调利益冲突和代表不同团体的心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裴敏欣则指出，在人大代表的构成中，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比例明显上升，可以提高人大工作的科学性和执行力。

    香港岭南大学学者王耀宗（Wong Yiu-chung）指出，加强人大建设本身也是中国推进法律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通过加强全国人大建设，国家政治生活不断规范，政治行为更具可预测性，避免权力过度集中造成错误。裴敏欣对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加强法律建设表示了赞赏，认为这有利于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奠定法律基础。

（三）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专家吴伟（Wu Wei）指出，在中国打造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府行政改革的核心，也是各级政府工作的中心。中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效率、民众参与度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工作业绩。萨米尔·阿明指出：“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富裕的西方所取得的社会保障成果被侵蚀掉的时候，贫穷的中国正在医疗、住房和养老金三个维度上扩大社会福利，”对于中国改善社会民生问题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杨云曼对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表示赞赏，认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并指出从任何评估标准来测算，中国的经济飞跃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经济、社会指标都非常出色，同时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认为中国在群众脱贫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中国贫困率大幅下降。

    美国马里兰大学道格拉斯·比沙罗夫（Douglas Besharov）、美利坚大学凯伦·贝勒（Karen Baehler）等通过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发展政策与越南、印度等比较，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改善社会民生方面的努力，如：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开放城市教育体系；重新确定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等等。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学者肖恩·库尼（Sean Cooney）等学者在著作中肯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对国家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积极作用。聚焦于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劳动纠纷问题，肯定了中国政府不断运用法律和行政规章来管理劳动就业市场、减少劳动纠纷，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四、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的评析

（一）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情况的梳理

1. 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的总体分析

    纵观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研究，他们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之间不断深化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高潮，基本上与中国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时间节点较为吻合。比如说：《中国季刊》于改革开放十周年开设《后毛泽东时代的食品和农业》专题（1988年第116期）；多伦多大学教授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等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出版《中国经济大转型》一书等。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于2018年10月举办“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制度变迁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构”，旨在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回顾和比较中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系统理论分析。

在研究主题上，海外学者从关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有类似于苏联的国家解体命运，转向探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奥秘、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这也反映了海外学者高度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在研究领域上，海外学者关注的不再局限于中国政治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等宏大议题，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全面，如生态环境、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等。同时，对中国社会的解剖越来越进入微观环节，更关注于中国社会的微观现象，如基层民主选举、农村医疗保险等等。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的方法，在改革初期将中国同苏联进行比较，探索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导致了国家解体，而中国改革仍然可以继续推行下去；而在进入21世纪后，更多地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探索中国当前取得改革成就的原因和对其他国家可以提供哪些借鉴。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如：部分学者在论证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时，运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构建数理模型等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材料的使用也日趋丰富。如有的学者基于中国政府发布的行政文件来作为支撑，有的学者基于实地调研访谈资料来做判断。

2. 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的阶段划分及特点

    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和中国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梳理，可以明显地将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凸显了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的不同特点。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阶段海外学者主要关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研究，如：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等，施拉姆的著作《毛泽东的思想》、《中国季刊》开设《对邓小平的评估》专题均在这一时期；其二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命运充满了好奇，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期的大背景下，海外学者纷纷运用比较的方法将苏联解体与中国蓬勃的发展进行对比以探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会走向苏联一样的解体命运，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走向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焦点。

    这一阶段，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与海外中国研究逐渐摆脱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日益丰富，研究的科学性有所提升。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材料收集渠道有所拓宽，如大量的解密档案、领导人回忆录等；同时，海外学者也可以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客观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但是，总体而言，研究资料的缺乏仍然制约着研究的深入，其对于中国基层的研究较少。

    第二阶段是为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中，海外学者主要是以现代化为视角，对中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展开探究，同时探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下一步可能面对的挑战。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经验进行系列总结，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的设立；其二是关注计划和市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三是把握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张力，探寻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的关系，如对人大建设、基层选举等展开探究。

    这一阶段，海外学者进入中国开展研究更为方便，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日显细化趋势，注重对中国的行业、系统、基层等开展细化研究；同时，注重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进行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此外，海外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议题的机构日益丰富，不仅仅局限在高校，各类智库也逐渐参与进来。

    第三阶段则是21世纪后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到了更多的海外学者的关注，海外学者整体上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高度认同。这一阶段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更多地是以治理为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日益全面，如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此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关注的重点，各类文章、书籍大量出版，海外学者纷纷探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执政能力与方针、政策等。

    这一阶段，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日益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研究资料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获取十分便捷。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关注，凸显了研究主体的全球性。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只有欧美学者较为关注，主要是好奇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改革的命运；而转向21世纪后，全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研究主体的日益多元，不仅仅有欧美这些主流研究中国的国家，很多新兴国家，如南非、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探寻中国成功的奥秘能否为本国所借鉴。

（二）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的不足

    纵观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历程，海外学者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多持“连续贯通论”态度，对于毛泽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没有磨灭；提出要与中国加强改革交流和经济合作等等。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海外学者仍然存在误判，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完全从中国的本土国情出发，对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缺乏一定的了解。如有学者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在崛起以填补所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空白”，这就是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

    第二，国家战略的变化也会对海外学者的中国改革开放研究产生影响，部分学者的研究倾向会随着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此外，由于受到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的“旋转门”机制的影响，部分学者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国家利益等，导致研究观点转向很快，这是需要我们警惕和加以辩驳的。

    第三，部分学者基于“西方中心观”或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展开分析，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存在误读。比如说部分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等等错误观点仍然存在。同时，部分学者将中国共产党以反腐加强自身建设看作是党内斗争的手段等不实观点仍然存在，这是西方学者完全基于自身的主观判断。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研究中的材料使用上还要加强真伪的甄别；同时对材料还可以进一步发掘利用，比如说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成长经历、中国各个地方的地方志等，这些材料的使用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价值，都有待于海外学者进一步发掘。此外，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日趋细化的趋势虽说有利于研究的专门化以及深入，但是容易造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缺乏整体性理解。

    以上问题要求我们客观分析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全面了解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动机和结论，虚心接受其合理的批评与建议；而海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误读，我们要积极揭示真实情况，回应海外学者的误解。这就要求我们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强国家话语权建设，加强中国原创理论供给，用中国理论阐释好中国实践，讲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形成与发展，对外传播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向世界展示一个全面、真实、开放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