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引发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国外学界的研究热潮。相关研究成果直接反映了国外中国研究的最新动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新形象。本文拟对国外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鲜明特征和重要影响的研究进行述评，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为国内学界洞悉国外中国叙事体系并构建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提供参考。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背景研究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国外学者主要从中国国情、世界局势、领导人特质等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发展的背景进行了考察。
    （一）国内背景
    一是以中国的建设成就为基本背景。在国外学者看来，“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变化并与全球建立了密切联系”，令人注目的是“中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主导力量”，更为突出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改革、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依法治国、执政党建设等方面成果丰硕”。由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了建设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习近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
    二是以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成果以及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理论背景。美国中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奇克（Timothy Cheek）认为，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思想的关键元素。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指出，习近平的治国思想不是对过去的抛弃，而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过去的继承与发展。同时有国外学者注意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赋予了传统文化渊源。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本源，新中国几代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是直接来源，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根”与“魂”。
    三是以中国面临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为现实背景。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挑战有：首先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且经济预期将持续疲软。其次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这源于“中国长久以来奉行的是经济治国”。再次是社会发展面临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薄弱、人口老龄化、收入不平等加剧等挑战。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中国发展迫切需要新的行动指南。
    （二）国际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新兴力量的突出代表，西方发达国家则陷入了多重发展困境。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是建构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国外普遍认为，“中国现在对全球经济和地区安全的影响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因此需要建构与国家实力相称的话语体系。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沙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认为，中国必然会采取更加自信和主动的外交政策，成为挑战现存全球秩序合法性的主导力量。
    二是应对深刻变革的国际形势。一方面，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走向衰落，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法国社科院教授白夏（Jean-Philippe Béja）指出，随着特朗普当选、民粹主义者上台以及极右翼政府的出现，自由民主受到重挫。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经济疲软、政治极化、社会分化、文明冲突等严峻问题，习近平提供了化解全球化困境的“中国方案”。东亚问题专家吴本立（Brantly Womack）认为，特朗普为全球政治注入了不确定性，但也为中国阐明其合作双赢的国际关系理念提供了契机。
    （三）习近平个人领导特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凝结了习近平个人的领导特质和理论功底。国外学者考察了习近平的成长环境、工作阅历和执政政策，形成三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习近平多次在国际舞台上表明社会主义立场，国外学者由此判断习近平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溯源至其个人家风和成长阅历。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就指出，习近平成长于红色革命家庭并经历了从基层到中央的多重岗位，这加强了习近平对共产党的忠诚与奉献。二是梦想背后的战略家。习近平兼具政治家的才干和战略家的谋略，这体现在习近平的宏观意识和战略目光。他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目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梦等目标规划，而“西方国家则沉迷于短期战术优势中”。三是中国改革的新设计者。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改革的方法之新、力度之大、领域之广前所未有，是中国改革的新设计者。也有学者进行割裂式误读，认为这偏离了邓小平的改革政策。
    国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背景的分析大体上符合客观实际，且愈加注重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来解读中国理论的生成逻辑。但在我们看来，仍然存在三种错误的认知倾向：一是将经济发展作为衡量新时代的单一尺度。新时代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全面描述与判断，不仅指经济新常态，还囊括民主政治、生态文明、外交理念等方面。二是将中国方案曲解为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并称霸世界的“宣言书”。而真正的现实是，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以意识形态偏见赋予习近平个人专制与独裁色彩。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政权领导人的思想必然是为个人权谋服务的。然而，人民立场是该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更是突出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内容研究
    宏观上，国外学者将该思想概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个基本方略。微观上，国外学者将其与自我研究领域相结合，聚焦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政党五大方面。为更直观的呈现这一研究，本文以微观视角进行梳理。
    （一）经济发展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作出了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国外普遍认可这一判断，并对其提出的合理性和特征进行了考察。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指出，中国通过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已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面临人口红利结束、自然环境恶化等挑战，这使中国必须由资源消耗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由此催生了国内经济新常态。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约翰·黄（John Wong）探究了其特征。一是增速放缓。习近平的政策偏好是L形的稳定且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摒弃了“GDP主义”。二是结构优化。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重视结构改革并倾向多元供给方式。三是动力转换。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消费而非投资、国内需求而非外部需求，并从科技创新、市场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中培育新的增长来源。
    其次，国外学者重点探究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思想。一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国外称之为习近平贡献的经济学原创术语，目的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应，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应。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约翰·黄认为市场在中国经济关键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更重要作用，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使国家在改革中始终占主导。此外，国外长期关注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公有制的未来。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认为中国的未来与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企业家对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力将会上升。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认为，习近平通过加强私营企业的党支部设置会进一步模糊企业私有权和私有控制权之间的界限。三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外认为这将使中国科技从“追随者”成为“领跑者”。“中国制造2025”引发了海外热议，有学者将其视为威胁并类比为德国“工业4.0”。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热衷探讨这一新思想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前景，形成四种代表论调。
    第一种论调是“中国经济潜力论”。虽然西方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成熟度与经济预期增速呈反相关，但鉴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本土消费市场，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否认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速会放缓，反而认为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其潜力，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例外论”。与之相对的是第二种论调“中国经济崩溃论”。虽然“崩溃论”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攻自破，但自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来，“唱衰”之声不绝于耳。与前两种观点不同，当下被大肆渲染的是第三种论调“中国经济威胁论”。相当一部分国外人士渲染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威胁。他们认为，习近平意图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引领全球化2.0。同时国际社会中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第四种论调。季北慈指出，中国经济在国内要面对改革既得利益者、金融体系脆弱、经济增速放缓等问题，国际上要面对其他低成本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此类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参考。
    （二）民主政治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预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政治是否实现了“民主化”成为焦点。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成为首要考察对象，中共十九大成为热点议题。尽管中西国家政治道路存在差异，但一些学者仍固守西方政治评价体系，认为中共十九大旨在集权并加强社会控制。针对这种误读，有学者立足中国现实进行了辩驳：中共十九大遵循了集体领导规范并推动了制度化，中国最高领导者兼具军事指挥权和意识形态权威，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来判断习近平趋同毛泽东或超越邓小平是不准确的。中国基层民主制度被认为最接近西方民主而备受关注。习近平对基层政治参与进行了从上而下的整合，国外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限制和基层民主的衰退，而是为官民对话提供了创新性途径。
    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国外最关注的政治领域之一，习近平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举措引发热议。国外能普遍认识到习近平重视法治建设，并热衷探讨全面依法治国的动机、实践和现实意义。国际中国法学者苏珊·特雷克斯（Susan Trevaskes）认为，习近平依法治国不是目的论，而是致力完善政党制度并完成民族复兴的终极任务。美国著名比较法专家戴杰(Jacques DeLisle)指出，习近平时代的法治发展模式不仅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还会推动改革进程中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国外学者多从比较视角探究习近平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一方面，与西方所强调的外生型民主不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内生型民主。另一方面，这一民主形式具有比较优势。澳大利亚中国政治专家格罗特（Gerry Groot）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话语，虽然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党派政治，却能反映人民的真正需要。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重要标志，而网络是现代政治参与的必然路径，因此国外十分关注习近平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思想。他们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参与实现了信息化和网络化，为公民参与决策提供了便利工具，改变了政治参与代表之间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习近平强调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并对互联网进行了整顿，荷兰莱顿大学罗吉尔·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在激发民主化潜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利用信息技术的力量去应对舆论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挑战。
    （三）强军思想
    受“国强必霸”理论影响，国外学者持续关注中国是否会走上军事扩张的老路。习近平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提出了强军思想，其中强军动机和军事改革成为探究重点。
    关于强军动机，国外学者认为，习近平赋予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新高度，人民解放军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他们注意到，习近平首次将时间阶段目标引入军队发展，并预计2050年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同时，国外学者侧重从军事实力对比尤其是中美军事实力较量的角度解读中国军事，认为习近平正在打造一支与国家实力相适应、提高美国军事干预成本、保障中国海外利益的世界级军队。
    习近平推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国外首先探讨了改革必要性，一方面是抑制权力滥用并遏制腐败行为，对人民解放军领导层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另一方面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变得更为严峻，习近平必须通过强军来应对不确定性。其次改革内容十分丰富，覆盖了军队党的建设、技术、组织、军事行动教义等各个方面。而国外最关注的是军事改革的现实影响，尤其是对军民关系、党军关系的调整。他们认为，习近平强化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军队职业化和政治化的平衡现状转向了后者。中央军事委员会权力的集中和文职主席作用的扩大使解放军的内政受到更多民事监督。此外，部分学者认为习近平的强军举措引起了邻国的警觉，甚至称中国正在引发亚洲军备竞赛。与之相对，有学者能够客观指出中国既没有达到构成“战略威胁”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充当美国式海外警察的军事意图。
    （四）外交政策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指导，国外学者十分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并着重从外交政策的原则、意图和走向进行了解读和预测。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习近平采取了更加积极自信的外交原则，“由防范风险转向乐观的梦想”，突出表现为“愿意面对任何对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而对这一原则意涵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声音，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张勇进认为，习近平背离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原则并转向“奋发有为”。而澳大利亚学者张健提出了“和平崛起2.0”的概念，认为习近平继承并创新了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方式。

    关于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意图，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是提升全球影响力，重塑全球秩序。少数学者将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等同于谋求全球霸权，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与之相对，相当一部分学者指出中国外交表达了和平而非霸权、集中力量发展国内而非谋求国际霸主的意图。比利时汉学家蓝露潔（Lutgard Lams）就指出，中国外交与美国霸权模式不同，中国更强调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并以实现更公平的世界秩序为目标。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走向攸关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前途命运，国外学者大多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为依据对其进行了预测性解读。
    “共生论”。国外普遍肯定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价值，并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的积极走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共生”理念的现代运用。加拿大教授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强调，习近平坚信不同国家可以共存并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规范。
    “霸权论”。基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国强必霸”的理论假设，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本质是挑战美国霸权，例如“修昔底德陷阱”论调。丹麦学者安德烈亚斯·穆尔瓦德·莫勒（Andreas M·ller Mulvad）甚至称“习主义是正在形成的中国霸权主义工程”。
    “朝贡体系复归论”。部分国外学者以“文明范式”解读中国，并认为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会塑造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指出，习近平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即新朝贡体系。
    “开放论”。国外认为中国外交政策走向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一方面，中国实力被过分夸大，中国还需数年的时间来发展其对抗美国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另一方面，中美在全球权力转型中的战略互动具有复杂性，习近平将采取开放性合作方法。
    （五）政党建设
    与西方政党政治不断走向衰落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展示出强大适应力和执政力，习近平有关政党建设的思想成为国外学者探究的重点。
    政党角色探究。习近平执政的显著特征是突出政治意识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地位，表现为反腐败斗争、严格党规党纪等。同时，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美国汉学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习近平不断纠正共产党的弱点并增强优势，其逻辑是没有一个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将无法实现民族复兴。
    政党意识形态探究。习近平致力于强化党内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反对并抵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历史虚无主义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还与中华民族命运相联系。克里·布朗就指出，习近平赋予了党内意识形态实现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涵义，由此产生了巨大凝聚力。

    政党反腐败斗争探究。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彰显了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性和强大生命力，而国外则侧重探讨反腐败斗争能否实现制度化法治化。持乐观态度者认为习近平将继续推动这项运动并实现制度化。同时，不乏学者从权谋斗争角度误读习近平反腐败斗争的动机，认为其旨在集权。而更多学者分析了这项工程所面临的挑战，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除了依靠法律法规之外，具有文化根源的腐败则必须从清除“腐败文化”即“关系”入手。
    政党执政合法性探究。合法性理论是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主要理论。长期以来，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经济绩效合法性。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习近平采取了多重举措来应对执政合法性的挑战。国外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调节了公众对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认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持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关于这一思想内容的研究十分丰富，且愈加注重从中国国情和中外比较的角度把握其内涵。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也较为明显：一是缺乏理论体系视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关于民主政治、经济改革、政党建设等微观领域的理论成果，更是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主要矛盾、新布局、总目标、新任务、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国外学者更多关注微观层面，而忽略整体理论研究。二是忽略了各组成部分的辨证关系。有学者认为加强政党领导是对经济转型和企业发展的阻碍，但实践证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凝聚共识、调动各方并形成合力。三是存在理解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国外学者大多热衷探究习近平关于经济改革的实践举措，而对经济发展新理念的探究有待拓展。四是意识形态偏见顽固。习近平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举措被曲解为强化社会管控，强军意图和外交动机被置于二元对抗的冷战思维框架中等。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于特定的世情、国情与党情之下，特色显著，国外学者对其特征进行了相应总结。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国外学者认为这一思想在准确把握新的时代特色的同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毛泽东解放了中国，邓小平富裕了中国，而习近平正在使中国强起来。中国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极其稳定又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变迁。同时，习近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溯源至古代哲学观念和中华文明。国外学者认为，这一思想除了有抽象的社会主义话语，还有具体的儒家道德价值观表述。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价值有着内在一致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治国理政模型、干部管理等提供了文化资源。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国外学者普遍注意到，中国的理论成果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不同领导集体思想之间保持了继承性。吴本立指出，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常态并非是割裂的而是具有连续性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结构调整和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日本学者铃木充（Suzuki Takashi）认为，习近平统战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同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统战政策有基本共性。同时，这一思想闪烁着理论原创性的光芒。诸如，习近平不仅阐述了全球治理新理念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提出了将其付诸实践的“一带一路”倡议。克里·布朗强调，习近平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梦”、“四个全面”紧密结合并表达了强大中国的创新叙事话语。
    系统性与协调性的统一。习近平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部署了一套高效系统，同时具体运行过程不失协调性和灵活性。正如德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倪宁灵（Nele Noesselt）指出，习近平所完善的治理模式就是基于顶层设计体系下多个部门的协同改革，具有务实的灵活性和战略弹性，既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包括国家官僚制度的现代化、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型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等。这一特征突出表现在经济运行和政策制定方面，中国经济不仅能持续创造全球经济增长记录，而且能凭借巨大的协调能力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幸存。
    战略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习近平以深远的历史视野布局了中国的内政外交，具有战略思维的同时保持了动态的开放性。“在中国重振地区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其领导人既向外看，也向内看，关注工业发展和国际市场为繁荣提供了新途径。”国外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的最高级别战略举措，得到了财政和政治政策的大力支持，是习近平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而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意大利教授欧阳乔（Giovanni B.Andornino）指出，中国不是将现存国际秩序不断合法化，而是采取了秩序整合，创造了新的国际社会资本，并在外交中强调开放的多边主义。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习近平提出的新理论新理念始终围绕着如何实现既定目标和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既不忘初心又具有现实关照。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并将其量化至22个省、592个县和7000多万农村居民。习近平所积极推动的反腐运动、全面深化改革、整合国家行政机构等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抱负。同时这一思想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力求起到针对性指导作用。例如，反腐运动不仅是为了纯洁政治生态，也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体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完善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体制，更是为了应对新的全球和跨国安全问题。
    整体上，国外学者能够把握这一思想的鲜明特色，但并不全面也未能准确领悟其本质特征。一是党性探究有余而人民性关注不够。海外中国叙事越来越注重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但忽略了共产党执政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民。二是实践性研究丰富而理论性考察不足。习近平出台的实践举措迅速成为国外研究热点，而一系列重要论断的学理性考察较少。只注重实践政策解读而不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探究其生成与发展，就不能把握其思想精髓。三是实用性聚焦较多而规律性分析欠缺。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理论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并随世事灵活调整，忽略了其揭示规律并指明正确方向的功能。他们并未注意到，这一思想正是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才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背景、内容和特征的基础上，国外学者聚焦该思想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性质判断：“积极”与“消极”之辨
    消极观点认为，这一思想是中国称霸世界并强势输出模式和价值观的标志。主要论据有：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威胁；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威权主义”，是自由民主制的敌人；中国文化软实力是“锐实力”，即中国对别国进行价值渗透和政治控制；中国对外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输出发展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不断出现自我反思与批判。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开始跳出西方认知范式并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全球局势变动和人类文明形态维度把握这一思想的积极影响。在他们看来，只有理解法国大革命之于法国、1848年“民族之春”之于德国、明治维新之于日本、文艺复兴之于意大利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之于中国的意义。而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来看，中国不仅坚持和创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提升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力。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崛起不仅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强大，更是一种独立文明形态的复兴。
    （二）现实影响：中国与世界双重维度
    1.对中国的影响
    理论上，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实话语和中国梦的最新发展。具体而言，新西兰学者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A.Peters)指出，一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它不仅奠定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基调，而且规划了“小康”实现之后的十五年，是一个旨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长远规划。总之，习近平的新思想是具有凝聚力的话语，促进了中国愿景的实现。
    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绩显著，突出表现在生态治理、经济转型、反腐运动、军事现代化等方面。中国正在打赢治理空气污染的战争，中国的全球形象得到改善。“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经济在放缓时期实现了资源供应多样化，维持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反腐败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争取了时间，确保了中国政治结构的凝聚力。强军建设为塑造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级军队奠定了基础，其中习近平的海洋战略思想确保了中国海洋大国的地位。
    2.对世界的影响
    第一，拓宽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深化使世界各国不再迷信“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走向失败。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彰显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提供了参考。英国学者戴雨果(Hugo De Burgh)指出，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繁荣不必遵从单一的英美模式，现代化有多个模式，中国模式就是典型代表。
    第二，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共产主义的幽灵”仍在欧洲和世界徘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就。习近平执政下的环境治理、攻坚脱贫、政党自我革命等更是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而更深远的影响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这增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威望，提升了社会主义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话语权。
    第三，提供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首先，这一思想揭示了世界乱象的根源不是经济全球化，而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存国际秩序。其次，这一思想贡献了全球化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及实践击破了将全球化作为经济危机替罪羊的谎言，为各国对抗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了话语支撑。最后，这一思想推动了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形成。“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新型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而且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加速了各地区发展，并促成了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框架。
    总体来说，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理论在塑造人类未来方面越来越具有引领作用达成共识，并侧重对其世界影响进行解析和预测。但以下方面仍需拓展：一是对中国发展本身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而国外学者对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科技事业等的具体探究较少。二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国外学者侧重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发展来讨论这一思想的积极影响，而忽略了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矛盾理论、党建理论等的原创性贡献。三是对世界发展的具体影响。国外学者大多从大国关系、社会思潮、人类发展替代性方案等宏观视角对其影响进行抽象分析，而欠缺对这一思想为何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世界发展的具象考察。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内容、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析，取得了较为客观的考察成果。但囿于各种原因，其研究还有较大片面性。
    首先，没有以全局性视野把握思想的演进脉络和完整系统。虽然大数据时代带来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但国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依然存在视野狭窄、片面裁剪的问题。一方面，没有以“长时段”把握思想的演进脉络。国外研究文本不应局限于十九大报告，还应囊括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有重要论述，这样才能把握这一思想的完整演进脉络；另一方面，没有以“大历史”审视思想的完整系统。多数西方学者拘泥于微观命题而“就事论事”，忽略了这一思想的宏观性、全局性、整体性。有学者甚至称之为“习主义”，而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未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中去把握。
    其次，没有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思想的科学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元素，但并没有真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读这一思想。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偏重文本分析，关注中国现实国情较少。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国外学者偏好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产生的割裂式解读既无助于国外学者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和理论逻辑，也不利于国际社会认知真实的中国。
    最后，没有完全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分析范式。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一再证明，固守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中国观察者们误判了中国，但很少有学者反思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适用性。如沈大伟在《中国的未来》中提出了审视中国未来的四个路径：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半民主主义，采用的仍然是产生于并适用于西方的理论假设，即没有民主化就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有的学者否定了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并主张用“文明范式”解读中国，但结论是崛起的中国将以自我价值重塑世界，并未彻底超越冷战思维，反而滑向了中国中心主义，成为了“文明冲突论”的翻版。因此，一方面国外学者需要增强跳出西方思维看中国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这凸显了新时代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总之，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外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具有内容丰富、方法多样、视角新颖等鲜明特点，虽然他们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局限，但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我们认为，有众多的国外学者开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扩大这一思想的国际影响，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我们要吸收其研究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借鉴其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国外学者对中国产生的误读、误判、误解，以便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外对中国的了解、理解，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加美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