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后，西方学者曾努力在其语境里寻找相匹配的理论进行消化，如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斯蒂芬·斯密斯教授（Stephen N.Smith）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非常类似于英国学派所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西方学者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学界如何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评价如何？接受程度如何？了解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阐释、宣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西方学者主要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何国际行为体对国际话语的认知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知识背景、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主义是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思想，因此也就成为西方学者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西方学界几乎是普遍性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崛起的产物，是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战略，是中国在问鼎世界强国之际的政策表达，为中国国际社会的地位提高和获取更大的权力提供理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实际步骤，必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

    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梅勒妮·哈特（Melanie Hart）和政策分析师布莱恩·约翰逊（Blaine Johnson）在美国进步中心网站发表《图解中国全球治理的雄心》（Mapping China’s Global Governance Ambitions）一文指出，中国认为，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权力分配的直接结果，强国设计全球性的制度、规则和规范，以反映和促进本国的利益。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国力较弱的时代设计了今天的许多制度，中国认为这些制度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而使西方国家受益的。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自己的日益崛起在全球治理领域追求国家利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利益要求。这种分析认为，实力地位的提升与国际权力地位的不相匹配是中国提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因。这种观点得到了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阿里·温尼 (Ali Wyne)的赞同：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积蓄了不容忽视的国家实力，这促使中国期望在国际社会中谋求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国际社会无力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机构，使之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因此感到失望而另起炉灶推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一国越想在世界事务中取得领导地位，就越有必要把自己的雄心壮志与别人认为有说服力的愿景联系起来，人类命运共同就是这样一种愿景，即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基础上的世界秩序。
    这种从工具理性出发的分析方式，早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之初就已经出现。当时西方就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迈向和平崛起的“2.0版本”，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辞令转为具体行动，例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反映了中国修复和重塑周边关系的战略需要，中国是以经济实力来进行制度建构，以获取外交利益。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北京试图塑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现在，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与中国崛起联系起来，直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兰德公司在2018年发布的《中国与国际秩序研究报告》具有代表性，该报告指出：中国官员和分析人士已经认识到国际体系已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持久性的变革时期，其中最重要的地缘战略趋势是西方国家国际地位的恶化和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与此同时，中国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秩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利益如今遍及全球，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国际贸易体制的推动，但中国在国际领导力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全球治理方式的调整，以支持中国崛起为强国。
    中国的崛起使西方学者确信，中国将积极行动，运用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图解中国全球治理的雄心》一文认为，中国将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六个主要方面采取行动：（1）形成多边行动；（2）破坏国际法律制度；（3）改变国际准则；（4）选择国际组织；（5）建立新的国际机构；（6）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合作平台。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蒂莫西·希思（Timothy R. Heath）撰文指出，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兴趣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中国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需要经济和安全合作“双轮驱动”的理念。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旨在通过倡导对经济和安全的全球治理进行改革，力图在追求更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塑造与老牌大国合作的条款。

    总之，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权力格局的“东升西落”和均衡化趋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台的背景，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为中国构建未来国际秩序提供了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思想实质就是中国的国际秩序思想的集中表达。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持支持态度的学者也持同样的认识，如日本学者及川淳子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的保护主义相对立，正在积极主导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因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理解并没有错，但是单一、过多地从现实主义来阐释却存在问题。从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不同场所的阐述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共同价值立场上充分理解全球性问题，充分认识到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走势正在初步超越地缘、文化要素、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的旧有藩篱，也必然在实践上呼唤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与文明对话机制的产生，从而形成一个超越虚假共同体的新文明共同体”。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已经超越现实主义，甚至超越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型思想。单一的现实主义视角不但无法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貌，还降低了其理论品格。而且，这种单一的解释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是有害的，它使中西方不自觉地陷入了国家战略对抗之中，背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初衷。
    二、西方学者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由于东西方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分歧，意识形态成为西方国家解读中国问题的惯常性视角和思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也同样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出发，站在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倡导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体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将会促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并增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和现实动力。但西方很多学者并不接受，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将其上升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综合观之，这种认识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意识形态解构，认为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宣扬是试图在西方话语系统之外倡导另外一种新的“现代性”，是在争夺西方的国际话语权。
    兰德公司2018年发布的《中国与国际秩序研究报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借鉴中国古代传统和哲学思想，是中国全球治理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价值观，目的是弘扬中国国际秩序理念，用以应对中国改造国际秩序时遇到的挑战。在西方学者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历史的强调是一种“话语表达”和“道德叙事” ，目的在于重新塑造和定义“现代中国身份的基准框架”。马西米连·马耶（Maximilian Mayer）提出了“中国强调过去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并运用“历史治国之道”（Historical statecraft）概念来进行阐发，认为“中国通过历史叙事将过去政治化，把国内话语与国际发展愿景相联系”，“利用历史事件操纵集体记忆使外交政策合法化”，“以取代占主导地位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中国通过对“一带一路”的历史叙事和实践举措，将自身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乌托邦理想”的中心。在西方研究界，持同样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他们抱质疑态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中国文化的宣扬，所包含的“天下”话语有着规范例外论的隐喻，即把中国置于世界之巅，意欲催生一种同质又精炼的历史文化版本。显然，这种解读和认识已经偏离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本质，背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促进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不同文化平等交流、合作的初衷。
    第二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全球治理方式意识形态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模式”的世界化和扩大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世界上的推广。
    日本应庆义塾大学研究员土屋贵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定性为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外化，是一种“政治恩惠主义”，目的是换取别国对中国政权的支持。兰德公司的《图解中国全球治理的雄心》一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试图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所倡导的共同价值是在反击西方的普世价值，所倡导的共同利益实质是以集体利益否定个人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用积极的国际语言包装起来，旨在与西方价值观——尤其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使世界相信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中国正在寻求让国际体系更“中国化”（Sinofied）。该文提醒要警惕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雄心，认为全球治理体系是一套指导全球集体的规则、规范和多边组织，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标准基础之上的，但是中国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基于威权治理原则的体系，倡议各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遵循共同的规则和标准。如果北京成功实现这一愿景，世界将变得更不自由、更不繁荣、更不安全。此外，兰德公司2018年发布的《中国与国际秩序研究报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的政治思想来引导地区一体化进程，试图建立一个名义上平等的亚太地区，实质是要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以尊重中国政策偏好为核心的高度道德主义政治，而且将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置于民主和人权问题之上。
    西方这些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美好词语之下存在着一个潜在命题，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中国化”的秩序构想，中国正试图以之取代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而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合作共处，具有“弱意识形态”的特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涂抹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但违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意，而且会使西方国家对其产生本能的对抗。对此，西方也有很多研究者表示反对。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若斯塔·德勒（Dellios Rosita）撰文指出，在全球治理中，文化分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基于儒、道、佛的中国思想文化，对于弥合分歧很有借鉴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这种思想渊源的现代表达，排除了一种文明将自己强加于另一文明的想法，契合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提莫·凯威马科（Timo Kivim·ki）认为多极化才是通往更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的可行道路，单一、普世的意识形态设定会使结构导向不稳定状态，进而影响秩序的合法性。只有寻求新的平衡，以多个权力和经济增长中心的结构建立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多极化全球模式，才能克服全球性危机。然而，目前的“竞争性发展”模式使大国之间缺乏共识，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团结一致”的新意识形态和路线图。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倡导尊重文化和政治差异的理念，反对以一套标准作为普世价值，正是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新方式。
    三 、西方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存在着分野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社会相互依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命运”关系，因此，世界各国应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全球化新阶段的智识表达，西方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认同的，有学者评论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形势说：“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一个全球共同体已经出现。”这种观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化的认知是一致的。但是，作为一种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未能得到普遍接受，其原因在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必然造成国际秩序的变迁。毋庸讳言，全球治理体系危机为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提供了契机，倡导新型全球治理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定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中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因此，有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带来的对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冲击，表示了或担心、或忧虑、或赞成的观点。
    温和的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是修正性而不是颠覆性的。阿里·温尼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其新获得的地位来塑造地区和全球机构……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传统规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要取代它们。”“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挫折感表明是希望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不是颠覆它们。”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斯蒂芬·斯密斯教授认为，虽然中国的“强势”外交应被视为对国际社会规范结构的挑战，但中国的规范诉求不是要颠覆和威胁自由国际秩序，相反，应该被当作对原有规范结构的补充，而中国崛起保持和平的可能性恰恰取决于国际社会被中国化的能力，即是否在发展、治理和国家间关系方面给予中国提出更多新规范的空间。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西方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崛起的中国，承认并给予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在此认识下，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示了支持和赞许。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若斯塔·德勒认为，中国正在把南海变成横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生态文明范例，通过鼓励可持续捕捞和保护周边水域的生态平衡，中国不仅将走在加强保护资源的前列，还将吸引周边国家形成一个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网站中国分析栏目（China Analysis）刊登了系列主题文章，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战略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行为构成了鲜明对比，并评论说：“毋庸置疑，人们越来越相信，中国能够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不仅为发展中国家，而且为整个世界树立了榜样。”欧洲议会议员奈瑞·德瓦（Nirj Deva DL）在太湖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除非有一场全球性的战争。中国推动构建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取代西方的主导性地位，因此，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必将面临着东西方的竞争甚至冲突。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蒂莫西·希思撰文指出，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来倡导全球治理改革，将削弱国际社会对基本准则的共识，加剧国家间的竞争，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著名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米其尔·奥斯林（Micheal R.Auslin）提出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中国不断强大，变得更自信，甚至更具胁迫性，它已接受修正主义大国的角色。为了更好地管理变动中的亚洲，美国应该坚定自由国际主义立场，进一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强化以美国主导的机构和以“基于规则”为核心的自由秩序，更新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双边安全同盟。显然，这是倡议对中国实行围堵政策。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观点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具有很大的市场。
    激进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持完全的否定性态度，第一是拒绝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土屋贵裕挖苦“人类命运共同体只不过是根据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所想象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共同体形态而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合作就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依赖，陷入不得不支持中国的困境”，他提醒世界各国要“防患于未然”，“控制损失”。《图解中国全球治理的雄心》一文认为，民主国家在塑造全球治理改革议程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只要民主国家明确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愿景将无所作为。约翰·伊肯伯里（John G.Ikenberry）更是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充满了自信，断言“除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根本没有其它宏大的意识形态选择”，其意无非是指虽然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危机，但仍然要坚持西方的主导地位。第二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进行质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太过空洞、崇高而无法企及，是一个没有边界、定义不明、无需注意的官方辞令”。“平等相待、相互协商、相互理解的伙伴关系；公平正义、共商共建的安全架构；开放、创新、包容、普惠的发展；尊重差异，加强文明交流；构建绿色环保的生态体系，这些内容是空洞的原则，其意义不明确，如何把原则付诸实践还有待回答；同样，怎么为不同的伙伴国家和领域制定合适的计划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温和派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产生实质性的效应也持怀疑态度，或认为中国国力不足，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还不够完善。及川淳子明确表态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但认为中国只有健全、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才能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阿里·温尼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停留在抽象概念领域中，在实践领域中落实较少，是一种愿景而已，难以对西方世界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总之，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肯定中国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将有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另外一方面，又担忧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带来挑战。在这一点上，《图解中国全球治理的雄心》的总结具有代表性：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雄心壮志，既为国际社会带来了风险，也带来了机遇。从积极的方面看，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经济高度依赖全球一体化，并且深受气候变化、传染病等问题的影响，因此中国对于解决全球问题具有巨大的动力和能力，这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支持的。但是，它又担忧于中国崛起的威胁，因此给出的政策意见是：“在不损害当前国际体系关键方面的前提下，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全球治理空间”。
    结语
    为革新全球治理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在不同的话语体系、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才能从“中国话语”发展成为世界话语。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有片面、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对其接受程度也不一致。这其中既有“西方中心论”观念在作怪，也有知识背景、文化差异等原因。其情形正如欧洲议会议员奈瑞·德瓦在太湖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的：“在美国优先政策下，中国的崛起并未受到西方的公开欢迎。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优越感，加之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不了解，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殖民主义行为。”这为中国研究、阐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任务和要求。从习近平主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外交历史经验等，还融合了西方的全球化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国际合作理论、国际共同体理论等，也有浓厚的建构主义色彩。挖掘东西方的共性，促进中西方的认知对接，将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和接受，从而能够逐渐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话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有知识和全球治理的共同话语，减少误读，弥合分歧，减少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