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备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的发布，“国家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高频词语。借此契机，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进展、挑战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2日在武汉举行。来自美国、荷兰、意大利、韩国、老挝、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下设3个分议题，分别是：（1）中国的全球治理；（2）中国的国家治理；（3）中国的基层治理/地方治理。与会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分论坛主题进行了热烈而充分的讨论。
    一、中国的全球治理
    放眼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会上，学者们围绕国际关系新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局部全球化与亚洲区域治理、欧洲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国际关系新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院长Louis W. Goodman教授以1945-2017年间所有国家签订的各项条约的数据来分析不同国家集群之间的来往，并据此提出了复合世界秩序、多集团领导和地区公共物品三个重要概念。他强调了21世纪的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在现存的复合型世界体系中，世界秩序正向多极化发展，未来世界应该进一步发展为多中心共同发展的状况，而不是霸权或混乱无序的状态。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胡宗山教授重点探讨了准两极格局下的中美战略行为。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苏两极国际格局终结，随之出现的是“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局面。但这一格局是逐渐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已经具备了未来超级大国的标配。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已经呈现出准两极结构，中国已经成为准超级大国。而到2040年之后，美中两极结构将正式形成。与此对应的，是中美战略行为的变化。在当前的准两极格局背景下，中美战略互动呈现出持续摩擦与有限合作并存、脱钩与接触同时发展等新特点，中美关系将更加复合化、混沌化、多面化。同时，新竞合态势下中美的互动战略行为呈现出模仿性、针对性和内控性，这恰恰就是两极格局下超级大国的行为选择。
    海军工程大学郭真教授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权力结构。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机遇有：第一，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机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第二，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带来机遇。第三，全球治理转移的机遇。世界政治格局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这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机遇。基于此，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近年来为世界发展贡献的全新公共产品，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及地区的认可和支持。罗马圣玛利亚自由大学Matteo Bressan教授高度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地中海和意大利的经济影响，提出应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第一，在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开放式包容性倡议；第二，多功能经济治国方略的最终目标是将中国市场（资源、企业、劳动力等）与全球范围内新一代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代表了中国以市场力量重塑全球化的自信；第三，通过建立跨境基础设施、开展工业化合作以及共享全球市场来建立新的发展结构，是对当前南北结构的可行替代方案。
    武汉大学阮建平教授重点讨论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中国方案。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有一个全球治理机制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就探讨了一个问题，即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政治体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因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危机都不可避免地扩张到其他地区，一站出问题可能不是爆炸点的位置，而是容器最薄弱的位置。对此，平衡各国的发展权至关重要。发展平衡是第三种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中国“一带一路”作为平衡发展权的一个案例，让我们明白协商是一种结构的竞争形式，它能展示结果，显示出运行的效益。我们应该合作，而不是采取保护主义的策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新华教授则对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展开了论述。他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二者均存在缺陷，前者是排他性的海洋体系而后者则似乎对发展海洋能力无能为力。国际海洋战略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为有效解决当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不足提供了契机。他认为，当前中国要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实现其角色转换，即从海洋弱国向海洋强国的转换、从海洋规则的接受者向海洋规则的制定者转换、从海洋话语的适应者向海洋话语的建构者转换，在既有两大海洋体系的框架之下，重点从议题领域（即海洋非传统安全）和建设路径（即多边机制）两个方面，在现有框架之内积极构建双边或者多边的合作机制，以渐进改良的方式重塑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理解不同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行为，除了考虑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利益关系等现实因素外，国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上海外国语大学刘胜湘教授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观念视角出发，指出当前全球治理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向前推进还是后退，国际社会已经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究其原因，其实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观念不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念既不是纯关系文化治理观，也不是纯规则文化治理观，而是兼有关系治理文化和规则治理文化的混合文化治理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就是两种治理观念不断融合的过程。他进一步指出，全球治理需要形成全球治理新文化，这种文化将是关系文化、规则文化以及各地区治理文化观念的融合。全球治理新文化反对霸权治理，主张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治理，推进共商共建的混合治理，从而实现利益共享和共赢的全球治理状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中国人民大学张飞岸副教授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危机与变革，以及中国模式的可能性贡献。她认为，当今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主要包括四个层面：（1）经济危机：物质丰裕时代的贫富差距；（2）政治危机：阶级分化下的自由民主危机；（3）文化危机：身份政治引发的文明冲突；（4）伦理危机：高科技时代人的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上述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失衡，资本失去了约束性条件，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资本主义开始向原始逻辑回归。在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可能性贡献在于中国道路本身是中国文明应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入侵的回应性产物，其内含着三种应对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要素：（1）应战性要素，表现为中国模式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接纳，并吸收二者的成功经验；（2）批判性要素，表现为中国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反思；（3）对立性要素，表现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特征，即理性、心性和包容性。这三个特征是中国文明对人类文明可能贡献出的内在性要素。
    （三）局部全球化与亚洲区域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陷入“僵局”之中，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一个“局部全球化的世界”。近年来，各种“建墙”和“脱钩”的做法和说法提示我们，全球化进程随时面临着分裂化的风险。全球化成了一个显在的“灰犀牛”（也就是所谓大概率危机），需要我们有所预测、有所防备，并提出应对之策和善后方案。中国政法大学耿协峰教授认为，面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所遭遇的新现象，我们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做起，肯定是科学合理的。但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做好全球层面与国家层面的中间治理——地区治理，似乎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也更具可能性。据此，他提出“全球地区治理”(global region governance)的新概念，并以亚洲地区治理中的政策扩散效应为例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有效的地区治理总是建立在有效的地区合作政策基础上，不论这种地区合作政策是导向地区一体化还是仅仅导向地区国家间合作。而一项有效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往往并不取决于某些决策者的英明智慧，而是受到相互依赖的决策环境的巨大影响。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策扩散效应。今后我们衡量地区合作的水平和一体化的程度，可以不必拘泥于多边地区性协议的达成，主要还是看地区性问题领域政策扩散的机制和过程。
    从角色理论的视角出发，兰州大学曾向红教授分析了中美在参与中亚区域治理中的差异与不足，并对两国在中亚区域治理中的角色实践效果进行评估。他认为，在参与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关键在于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并寻求自身角色定位与他者角色期待的一致性。相较于美国，中国在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外交政策理念等观念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其重要特征是不干预区域国家内政，因此也更容易获得中亚地区国家的信任和支持。这也是中美参与中亚区域治理效果差异的根本性要素。
    （四）欧洲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
    2016年11月，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呼吁建立“欧洲防务联盟”，组建欧盟联合军队和欧盟军事司令部，强化本身的防务能力，减少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华中师范大学Aleksander Lust教授从历史的视角对此进行审视。他认为，冷战期间，欧洲在欧盟(经济)和北约(安全)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但近年来，欧盟已采取措施加强其军事能力。欧洲军事一体化面临许多障碍，包括不同的战略文化、反战的公众舆论和欧盟笨拙的结构等，但欧洲东部和南部的新安全威胁，以及美国脱离欧洲，使欧盟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个军事力量，否则就会失去其全球影响力。
    台湾东海大学助理教授林子立也认为，安全问题是当前欧盟公民的首要问题，尤其是在最近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多起恐怖袭击之后。在西欧和北美，极右恐怖主义正在抬头。同时，西欧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并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了最大的选举收益，其主要原因是选民对经济、难民、腐败和恐怖主义的担忧。因此，他提出恐怖分子正在播下不安全、歧视和侵犯人权的种子，这有可能被用作促进民粹主义崛起的一种手段。在对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和全球化的恐惧驱使下，拉美、欧洲、北美和亚洲出现了反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者。而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由反体制怨恨推动，并采用了类似的不对称虚假信息策略。这也可能会鼓励持右翼观点的人最终诉诸暴力，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二、中国的国家治理
    关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与优势、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经验、宗教与国家治理、网络时代与国家治理等议题展开。
    （一）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与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剧烈的经济变化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否也带来了治理上的变迁呢？对比现在和过去的政治体制，会发现经济制度的急剧变迁并未引发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但现有的政治体制却能实现有效的治理。中国政府是如何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应对自如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Jean C.Oi通过对中国邹平县的深入田野调查，认为中国已探索出了适应性治理的模式，旧的组织结构事实上正以令人惊叹的崭新方式进行运作。她将这种体制内部的创新性调适称之为“机制上的灵活性”，认为正是这一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的政府体制表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ndrew G. Walder系统分析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经济治理模式的差异，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点就是单一体制的领导，党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延续到基层，甚至延续到企业，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在促进经济发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独特的优势，并提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经济模式更加适合经济的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许耀桐作了《国家治理：从“单一治理”到“跨界治理”的发展》的主题发言。他首先对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进行了重点解读，提出随着信息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区域、系统和部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也必然从单一治理走向跨界治理。跨界治理形成之后，将会和单一区域、系统、部门的非跨界治理，构成二元一体的治理体系。比起单一治理模式，跨界治理在治理的范围、程度方面而言，都是更为广深的治理，因而是更高位阶的治理。随后，许耀桐教授提出推进跨界治理的重点是要打造“互联网+”的数字政府，用数字政府与智慧治理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踏步走向现代化。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贺东航以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非凡成就为例，重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政治势能”的运转机制，并尝试去展现政策过程背后的政治逻辑。他认为，作为一个拥有近百年严密组织体系、70年执政经验和40多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政党，其成功与它通过“政治势能”的运行，保持党的意志高效能地向国家、社会和民众思想畅通输送是分不开的。他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政治势能”分为四种类型：（1）以价值性“政治势能”的攻势重塑引导性价值体系；（2）以体制性“政治势能”的调整重组纪检机构体系；（3）以制度化“政治势能”的再造完成治国理政的基础性工程；（4）以一元化“政治势能”的重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通过这四种政治势能，使得新一届党中央的治国理政在选择上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因而，中国共产党便能够持续性干预所有层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进程，并解决与之相伴的冲突，从而维持政治稳定。
    从发展型国家理论出发，武汉大学唐皇凤教授指出“国家战略区域”作为基本空间单元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集中展现，空间规划和区域规划作为一种治理尺度重组的重要工具，是我国保持国家制度创新柔性的重要优势。在市场化和城镇化的背景下，要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必须通过国家权力去构造一种更恰适的治理单元。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通过权力下放、选择性集权、区划调整和区域规划四个机制实现国家空间的选择性，构造更恰适的空间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国家战略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形成了更为多样化的治理尺度，以特定的治理空间和尺度调试为制度实验、制度成长和创新提供了试错成本和政治风险最小的路径选择。
    从演化论的视角切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探讨了威权人格与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威权人格的强弱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威权主义和威权人格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长盛不衰，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有关。威权人格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在当代的体现，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文化和心理基础，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反过来强化了这种人格特征。由此他得出结论：（1）只有在服从权威和彰显个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才能保证一个社会稳定持续地运行又不失活力和个性地自由发展，才能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2）威胁（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演化过程，这成为威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演化论（进化论）根源；（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本质是威权主义主导的文化，其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特质和主导性文化，影响了中国在内政、外交、社会各个领域的态度；（4）通过教育、宣传等途径大力倡导新文化的同时对旧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相信可以加速中国民主与法治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建设进程。
    （二）国家治理的社会主义经验
    老挝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mphone Vongsouphanh向我们介绍了老挝在推动社区绿色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认为在社区管理中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方利益，在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专家指导，但更需要农户积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云南农业大学方文教授重点讨论了老挝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其中包括：（1）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老挝政府为老挝人民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进行政治表达，并积极回应老百姓的利益诉求；（2）重点开展三建工作：把省建设成战略单位，把县建成坚强单位，把村建成发展单位，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化；（3）构建服务型政府和责任社会，彰显人民情怀，推动社会公平正义；（4）积极发挥宗教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鼓励共产党员信仰宗教，以宗教服务社会治理。
    复旦大学郑继永教授介绍了朝鲜国家治理的新发展。他从金融情况、服饰情况、饮食情况、住宿情况、交通情况五个方面对朝鲜的社会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朝鲜对社会的管控非常严格，通过政治教育、职场管控、社会管控、情报监控、重点防控、集体统控这几个方面来控制社会，但朝鲜现在处于经济的转型期，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三）宗教与国家治理
    宗教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正确认识宗教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引导宗教发展与国家治理同频共振，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前副校长Willem Janse高度赞扬习近平主席有关宗教“中国化Zhongguohua”( Sinicization)的重要思想，并以荷兰穆斯林的本土化(Bentuhua, Localization）为例，说明任何一个宗教都必须与所在国家的国情相符合，必须实现本土化，从而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健康的社会做出贡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四）网络时代与国家治理
    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会对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台湾东海大学沈有忠教授以台湾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分析视角，重点讨论了网络时代治理与参与的创新和挑战。他认为，网络时代的出现以及“网络+载具”的技术革新（传播工具的革新），使得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出现了去疆界和去中心化的特征。网络作为一种媒介的影响是双向的，政府要适应网络时代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治理作为，公民也因为网络的便利性而改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讨论。在由上而下的治理方面，网络时代给政府治理带来了诸如服务、咨询和透明度等方面的提升，但也带来假讯息干扰、专业性下降和参与成本的提升等挑战。而在由下而上的网络参与方面，网络的便利性带来了意见表达、意见沟通、集会结社、成本降低、直接民主等参与创新，但也导致了数位落差、民粹化、同温层、假讯息等问题的出现。由此，推动网络时代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利用网络发展带来的治理和参与便利性，也要有效规避网络时代带来的诸多挑战和问题。
    首尔大学Park Tae Gyun教授对此作出回应。他认为，对于参与式民主而言，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问题不在于将互联网用于政治，而在于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急剧增加。他以近期发生的韩日冲突为例进行分析，指出韩国和日本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历史问题的解释，而是关于受网络政治影响的国内政治的态度和反应。当前，无论是在公民社会层面，还是在国内政治层面，都存在保守与进步的国内政治分裂现象。而国内政治力量受到互联网声音的强烈影响，压倒了外交政策的决定。特别是，民族主义作为网络政治中的关键问题频频在网络上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和正常的国际治理将无法运作。因此，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我们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就当前政治化导致的国际政治和治理危机达成共识。
    西北政法大学张爱军教授就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开探讨。他指出，人工智能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其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的效率化、智慧化、理性化。但人工智能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技术理性取代价值理性；（2）国家治理“一刀切”；（3）助长官员懒政和滥政；（4）国家治理缺少人性化；（5）个人隐私受到威胁。基于此，有效的应对路径包括以下方面：（1）加强人工智能的价值建设；（2）加强人工智能方面的隐私建设；（3）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4）加强人工智能的风险预警系统建设。
    三、中国的基层治理/地方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基层和地方治理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新时代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信息化与基层治理转型、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治理改革成为本次研讨的热点话题。
    （一）新时代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项继权教授就“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重构”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重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深刻性变革。在我国的基本国情下，农村的基层治理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在国家治理体系重构过程中，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也发生了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变革，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从“党政分开”到“一元化领导”；从“村民自治”到“三治结合”；从“社区建设”到“社区治理”；从“选举民主”到“协商民主”；从“群众监督”到“组织监督”；从“治权上收”到“重心下移”；从“乡村分治”到“合作共治”。
    上述的一系列变化，说明党和政府对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理念、目标和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对于国家治理体系、领导体制、组织体系、监督体制、政社关系、乡村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等都有着导向作用，而且显著地引起了这些方面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仍然面临一些全局性、历史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主要包括：（1）市场化背景下基层治理体系的重构问题；（2）城镇化背景下基层治理体系的转型问题；（3）民主化背景下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问题。由此可见，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湖南工业大学王前对市域治理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湖南省株洲市在探索地方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行动观察，他认为在落实中央顶层设计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包括满足和落实中央的要求、展示地方发展特色以及回应自身在实际工作中呈现的问题。
    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案例为切入点，台湾政治大学陈德升研究员系统探讨了跨界治理的融合与发展问题。他指出，中国大陆的体制比较强调垂直领导体系，但它的纠偏机制相对较弱，这种体制下可能产生来自社会和政治上的矛盾。而跨界治理是一个危机预防和信任建构的体制，当跨界治理开展的比较扎实完善，危机的解决和信任的建构就比较容易。因此在加强刚性管控的同时，柔性的治理也要同时并进。
    台湾东海大学张峻豪副教授以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为分析对象，认为在传统的社区治理中，我们过分强调了政府与社区之间上对下的层级关系，从而导致社区发展容易受到政府控制或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资源。因此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共同治理。
    （二）信息化与基层治理转型
    从技术的角度来探讨社区治理问题，中南民族大学吴开松教授认为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给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从逻辑起点来看，智慧社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回应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需要；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社区智能化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必由之路；在治理体系方面，现代社区智能化治理实际是对网格化治理的升级。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克服信息共享和数据非结构化的弊端，自主回应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并通过自主学习强化回应的效力。
    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以浙江省安吉县的乡村治理为分析案例，探讨标准化与乡村治理的“量化”式转变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标准化已经拓展到社会治理领域。在浙江乡村，乡村治理正进行着“量化”式的转变与发展，这个“量化”式转变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治理“标准化”。其实质是将国家意志输入到地方、基层社会之中，这种意志背后体现了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安吉县的《乡村治理规范》很好地体现并落实了国家在基层治理上的意志。同时他也指出，在肯定和强调标准化的同时，也要警惕治理标准化走向唯技术主义和技术理性之路。
    华中师范大学钟灵娜博士则重点讨论了干部分类考核与地方基层治理问题。她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不同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发现分类考核的影响确实存在，但经济绩效对晋升的影响仍然显著，其他绩效对晋升的影响并不突出；从地方政府行为来看，分类考核并未促进政府行为的分化。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基层治理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关于“三治融合”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引发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彭庆军副教授以四川省昭觉县“法律+德古”的成功治理实践为例进行分析，提出民族地区乡村传统乡贤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非完全对立，其传统性具有顽固性，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村寨传统乡贤的功能优化是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
    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着重讨论了导致中国的乡村社会贫困和衰败的因素。他认为乡村衰败有普遍性的原因，但中国特有的资源配置以及政治结构上的原因更值得重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以集体化、国有化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制，以户籍为中心、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资源分配制度，重构了整体的社会制度，对乡村发展起着重大的隐性影响。
    从嵌入和弱连带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武汉理工大学李艳丽教授探讨了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行动逻辑、功能及困境。她认为，由于驻村第一书记承担着政策解读者、资源输入者、懒政监督者、村务指导者的角色，因此在精准帮扶贫困户、提升村庄治理水平、确保扶贫政策贯彻实施、助力贫困户脱贫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囿于行动逻辑的限制，导致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面临一系列困境。
    随着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进程的推进，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产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社会治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浙江师范大学袁松副教授基于对浙江城镇化进程的观察，指出城镇化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挑战，村庄改造过程中“富人治村”的效率逻辑和村庄治理的政治逻辑产生冲突，导致乡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纠纷。在此背景下，协商治理就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协商治理的优势不仅在于符合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在于其治理的效能，但其有效性发挥也需要诸多前提。
    基于对征地事件的实证分析，曲阜师范大学李增元教授探讨了农地征用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他指出，随着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的用途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农村土地升值空间大，引发了多元利益主义的介入，各方进行利益博弈，产生了利益矛盾。但由于利益主体之间缺乏沟通与协商，使得矛盾被激化，最终基层治理进入死循环。
    西南交通大学李世敏副教授系统梳理了新中国70年来农村治理政策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治理政策的70年变迁基本围绕着“控制—汲取—激活”三个维度进行展开与切换。在治理的控制层面，通过土改、集体化、政党下乡等政策实现了权力渗透与下沉；在治理的汲取层面，通过统购统销、税费征收和户籍政策维持和保障了必要的工业化积累；在治理的激活层面，通过土地承包、村民自治与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实现对农村发展活力的释放与激活。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政策的70年变迁，始终围绕着“国家建构”进程展开，是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适应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