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了深入学习这一重要论断，推动对这一论断的深入研究，2020年1月3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华师范大学召开。这次国际研讨会由《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15ZDA040）课题组共同主办。来自美国、爱尔兰、印度等10个国家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跨文化交流、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命题，意义重大。它是中国建立自己话语系统、建构自己表达方式的重要一步。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意义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
    西南交通大学林伯海教授指出，所谓共同价值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共同参与、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念，并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普遍认同、共同追求并用来指导实践活动的价值观念。全球化是共同价值形成的重要基础。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更加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可见，全球化是共同价值生成的重要基石。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是共同价值生成的理论来源。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正因这样，共同价值不能脱离特殊价值而存在，它是从特殊价值之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这就是说，共同价值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价值观、各种文明的总结、概括与提升。
    南开大学孔明安教授指出，人类共同价值是一个极其广泛和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价值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等级性和阶梯性的概念。而共同价值则摆脱了价值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具有了普遍性和统一性。而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一个高度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诸如人的基本权利、全球环境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但是，我们看到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和高度抽象性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共同价值的表现形式各异。不仅如此，我们还需从辩证法的视角认识到共同价值“存在”形式的复杂性。一方面，存在着某种普遍性的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形式却是“隐蔽”的形态，是“看不见”的。从精神分析的视野出发，人类共同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独特的，即它所采取的形态一定是“具体普遍性”的形式，也即采取兼具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价值形态。那种认为存在着“纯粹的普世价值”的看法则是不成立的，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观点。
    西华师范大学易刚副研究员强调，共同价值蕴含以下特点：一是普遍适用性。共同价值不仅适合于个别、少数、大多数，而是适合于全人类。换言之，它是适合于全世界人民所共同拥有的价值共识，而不是局限于部分国家和地区。二是共建共享性。共同价值体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它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建立、共同享有的价值。这意味着，共同价值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三是开放包容性。共同价值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它鼓励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参与价值内容的共建，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这就是说，共同价值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至少蕴含上述特征，才能称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否则，只能称为特殊价值。
    四川师范大学董朝霞教授指出，人类共同价值既包括正价值，也包括负价值，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核威胁等就都是负价值。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大家共同的家园，唯一的“诺亚方舟”。如果由环境危机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灾难，那么所有的民族国家就无一能够幸免。同样，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各国经济肯定也都会受到连累。
    （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
    吉林大学韩喜平教授指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普世价值”的超越。这是因为，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普世价值”关注于西方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开放的、共建共享的价值，“普世价值”是封闭的、霸权的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能够践行的真实价值，而“普世价值”是不能践行的虚假价值。
    南开大学陈文旭副教授强调，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特定属性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彰显的是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普遍幸福，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反映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充分诠释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追求。丰富多彩的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资源和财富，以文化殖民为目的的西方“普世价值”破坏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而“共同价值”正是整合这些资源和财富的法宝。在全球化境遇下，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探寻具有普遍“共同价值”的路径是人类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西华师范大学黄元全教授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给全人类带来福祉；确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理念，能让人们摒弃性别、民族、种族、文化的偏见而携手共建美好世界；而促进跨文化交流，则有利于人们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
    二、中华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蕴藏着解决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文明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华文明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John McNerney教授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世界公认的伦理金律，是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与此同时，也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习近平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坚实的伦理根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理念的伦理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认识和处理国家、民族之间道德关系的重要基点，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强加给别人，也不能把自己喜欢、信仰和追求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应学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会执行主任Hu Yeping博士指出，《论语》是公认中国古代第一部伦理学著作，里面记载了不少友善理念。“友善”价值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充实，或者说是中华文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友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蕴含对亲人、他人、社会、自然等的友善。善待亲人，可以建构和谐家庭；善待他人，可以建构和谐人际关系；善待社会，可以建构和谐社会；善待自然，可以建构和谐生态关系。正因为这样，中华文明的友善价值观确实丰富和拓展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容，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大学项久雨教授强调，《易经》中的辩证思维蕴含整体思维、变异思维和中和思维，早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醅酿与形塑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显示出对人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共同价值诉求的高度契合。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
    西南石油大学李学林教授认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它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的政治观、“和衷共济”的安全观、“义利相兼”的经济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等。这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有着无比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具体来说，政治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协和万邦思想异曲同工；安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衷共济理念一脉相承；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义利相兼思想交相辉映；文化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而不同的理念不谋而合；生态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天人合一的理念息息相通。
    西安交通大学梁华平博士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不断向世界阐明中国的文明观。这些有关文明的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明价值观的自在与自觉，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有力地回应了长期在西方具有一定生存空间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是党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多位一体的协同存在，是法德相济的有机进程，是民族与世界的融通创新。它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同时在交流互鉴中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了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创新性发展。它是中华文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为构建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世界文明格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黑龙江大学刘林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体现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其中蕴含着“和衷共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为人类提供了正确精神指引和终极价值关怀。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跨文化交流
    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可以相互融合、充实和互补。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家间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特别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方面。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应该共同关心社会和人类的未来。为了避免战争、冲突和暴力，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化认同等成为本次国际研讨会的热点话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西华师范大学王安平教授指出，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影响和冲击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跨文化交流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增强问题意识，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做好理论研究和科学诠释，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跨文化交流的最优方案。坦桑尼亚Charles Kitima教授、印度Niranjan Jena博士、立陶宛Edgaras Skrebe博士等认为，不同历史和不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生成了不同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为此，应该努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在竞争中实现取长补断，在交流互鉴中促进共同发展。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John McNerney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从世界上不同地方来到西华师范大学，探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跨文化交流”这一主题。我们来自亚洲、非洲以及欧洲这一事实已然是一个开端，因为我们无法止步于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内的对话。“人”不能从一个孤立的意义范围上去理解。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总是需要一个“更高的视角”，对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来说更是如此。John McNerney教授认为，人类的共同点在于拥有独特的语言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这就像是一扇窗户，打开了作为人类的共同点。而且，没有人能把这种能力夺走。在他看来，它们犹如绿洲，我们可以借此重新获得和建立各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哲学对话的新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我们就获得了做“朋友”的机会。他还引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所以，如果用人类的新语言来装扮自己。那么，我们就有希望抛弃旧的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把这些绿洲结合在一起，我们周围的智力和精神沙漠也就不复存在了。
    华东师范大学宋进教授强调国际传播对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意义。他深入分析了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缺失，有理说不清或说了传不开的现状，提出应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提高讲好故事的能力。具体来说，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努力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化认同
    喀什大学副教授彭剑勇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对维护国家安全、建设文化强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在教育视野、内容、方法、评价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要求我们抓住难点、突出重点、实现教育制度化、加大中外人文交流、重视隐性教育，实现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与时俱进。
    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陈艳认为，文化认同感有助于增强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推动非遗文化的发展有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发展，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也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形成沿线友好互助国家关系。要着重通过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创造性保护并发展非遗文化，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顺应数字化管理保护非遗文化趋势，更完整保留非遗文化。在保护性生产和传承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兼顾传播非遗文化本真。希望中国能在“一带一路”保护非遗文化中起到带领作用，表现出大国的责任感，深入推动非遗文化发展，提升国民文化认同感。
    北京建筑大学钮维敢教授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化进入最新阶段所提出的新构想，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开辟新路径的新举措。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演化的路径“被规范（学习）→借鉴规范（内化）→修订与创新规范（反馈与创立）→践行新规范（示范）”经历了几个阶段，即较被动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适应阶段、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反馈式修订与创新规范的调整阶段、示范性地倡导与践行新规范的主动作为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国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总体态势，将中国利益与全球价值（人类共同价值）相融合，提出并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的现状与要求，折射出当今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动趋势。
    四、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毋庸置疑，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处一个世界。因此，必须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深刻认识并正确处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会学者们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
    西南大学白显良教授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人类社会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解决人类治理难题和发展困境提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天下大同为目标追求，以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为原则遵循，旨在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而是充分尊重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用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互鉴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深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根本要求，把准和平发展、永续发展的终极追求。基于和平永续发展的美好愿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乐山师范学院韩俊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话语表达，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话语权，有力回应中国威胁论，能够改变唯西方核心价值观至上的思想认识，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四川师范大学董朝霞教授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普遍交往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不少国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过于执着于本国利益，使得国际合作中许多问题难以顺利解决。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同和赞许，但离形成普遍共识还有待时日。我们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智慧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澄明这种人类发展新思维、新理念的价值理论基础。她主张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角度，提出共同体实质上都是价值共同体，主张以“和为贵”的价值思维方式，合理理解人类共同价值与各个民族国家特殊价值的辩证关系，破除一些迷思和错误观念，提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系
    《社会主义研究》主编唐鸣教授认为，新时代，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深度调整与演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盛行，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必须更加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和坚持“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邱吉教授分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支撑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她指出，文明优劣论、文明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已经破产，实践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催生我们建立一个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世界。邱吉教授还提出了正（是、止、平、德）、诚（信、敬、礼、道）、仁（孝、亲、忠、恕）、和（谐、我、人、国）为支撑的核心价值，并且探讨了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支撑的可能性。
    西南交通大学杨伟宾博士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的条件，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它才是真实的，离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将会成为先验的、虚假的概念，重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窠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价值观基础，它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为“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为“谋求开放创新、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为“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奠定价值观基础。此外，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动力。一方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作为价值观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确证了其道义性；另一方面，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起到了助力作用，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通过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享了学术观点，拉近了心理距离，拓展了国际视野，增进了国际友谊，让世界更多学者更加深入理解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战略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邃意蕴及其意义，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理论创新，拓展中国价值对外传播平台，凝聚了共识，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