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期间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西方大国集体对中国敌视和抹黑，而当2月底3月初全球新冠病毒爆发时，西方大国之间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盟离散迹象，对中国抗疫的态度也发生了分化，但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同盟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势力在冷战结束之后，没有放弃敌视和扼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战略。2019年西方操控港独活动、2019年5月布拉格5G安全国际会议孤立和排斥中国、2018年1月美国和加拿大召集朝鲜战争中的西方参战国会议，等等，大量的国际现象中还经常闪现着资本主义阵营的幽灵。然而，学界还没有系统研究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后的存废、兴衰及影响的系列问题，即：如果资本主义阵营瓦解了，那么，是如何瓦解的，瓦解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其瓦解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资本主义阵营没有瓦解，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存续？其存续和变化的状况如何，有何影响？其与非资本主义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一、使用资本主义阵营概念对该阵营是否瓦解做出不同的判断
国内外研究资本主义阵营的文献，总体上表现出：研究冷战史的学者，使用这个概念的频率较高，而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学者中，虽然偶尔有人非论述性地使用此概念，但是使用频率较低。其中，关于冷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阵营是否存在的观点，不是在专门研究中，而是在非专题论述中，无意间或肯定或否定。
（一）资本主义阵营瓦解论
首先，冷战结束以来，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阵营瓦解了。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原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并且认为“世界由原来的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类似的还有“两极格局解体后资本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更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促进了世界改变，其标志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这些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来判定资本主义阵营瓦解的观点，存在缺憾：只有寥寥数语的判断，没有说理。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与冷战两极格局形成是紧密联系的。但仅依据冷战结束就武断世界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发展，过于模糊、简单与轻率。因为在现实中，单极化力量及其要求建立单极全球治理格局的诉求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的。单极化力量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借助资本主义阵营的同盟力量为构建单极格局服务。
其次，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冷战时代的中后期，就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在20世纪60-70年代已瓦解，即认为，资本主义大国从二战废墟上实现经济复苏之后，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利益矛盾尖锐，据此可判定资本主义阵营不存在了；根据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之间矛盾激化，认为该阵营也走向了分裂的境地以至于瓦解，进而判定冷战结束了。该类观点在冷战结束前曾一度流行。然而，冷战结束后还有学者沿用这种观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尤其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大国政府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宣称赢得冷战胜利，与“1960-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瓦解及冷战结束”论是不符的。因这方面属于冷战史范畴且不是本文重点，不做详论。
（二）资本主义阵营存续论
在研究冷战史中，当代学术界对在冷战时代存在着资本主义阵营，几乎没有争议，代表性的观点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主导建立了资本主义阵营；还有学者认为，维系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和标准是国家利益，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的矛盾则不是如此，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中，不乏有学者肯定资本主义阵营还存在：例如有学者认为，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经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模式成功的外部基础已不存在了，随之其单一型经济模式脆弱的一面立刻暴露了出来。有党员干部培训教材认为，如果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悖逆时代进步潮流，最终会沦为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的附庸国。在学理问题上，与前面的瓦解论类似，存续论虽然武断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阵营没有消失，但还是只言片语的论断，却不讲理由与逻辑。
以上是两种截然不同论调——资本主义阵营瓦解论和存续论，但两者不是有意识的论争，而是在无意识中自然地构成判若鸿沟的两种论断，显示出论断纰漏及观点冲突。
二、不使用资本主义阵营概念对该阵营的相关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更多地采用其他概念来替代资本主义阵营这个关键词，去探讨相关议题。这些替代概念所涉及的内容范围也不尽相同。一是，有的替换概念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阵营，属于大概念涵盖小概念。二是，也存在诸如使用西方同盟、两洋同盟、北约等较小的概念，来研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某个方面。
（一）从宏观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综合研究
1.从民主与体制层面挖掘和剖析资本主义弊端及危害，并提出消灭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建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学者艾德里安·帕布斯特认为在后民主阶段的“民主-国家”形成时，马克思主义关于霸权积累周期更替一再重演的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社会近乎直线的普世进步思想，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改良主义、贬低历史偶然性的重要价值，却倡导超越传统的进步，且主张集体或个人的首要性。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需要立法和管制来重塑社会，而不是修复破损的市场；应该注重建设人与人之间互惠和互助的社会纽带，建立“礼物社会”，而资本主义民主危机则为这样一个社会开辟了道路。这是从民主切入，以政治经济学方法批评其他理论，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及出路。
在研究西方社会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与民主政体关系的态度上，不少文献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学风。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斯特里克，他认为西方社会日益质疑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体是否相容，大众感觉政治不会再改变其生活，普遍地认为政治等同于僵局、无能和腐败；由于消灭了对立面，且因自身的内在根源而面临社会发展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衰亡中。
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兴衰，不少学者重点研析美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归纳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指出政府对资本主义社会应从经济、法律及公共政策等多方面进行适当管控的重要性。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从经济危机入手，揭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民主与政治的弊端，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深刻危机。类似的研究还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西方学者抛弃了传统的经济视角，寻求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范式，形成了备受关注的一些危机解读理论，如体制危机论、福利国家危机论及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论，等等，表现为不再将资本主义危机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危机，而是进行多元化理解，改变着较为单一视角的研究定势。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或多或少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从研究经济危机入手，溯及社会制度危机，也是较有效的分析方法，有助于人们多维度地去认识资本主义衍化历程，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又凸显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不同阶段衍化的一脉相承性。
还有大量的文献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及其困境、危机和矛盾，认为资本主义能绝处逢生在于其自我调节力，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没变。这种对资本主义规律的研究，大多将传统论证方法植入到新近材料中，得出的“新”结论。在此种议题上，存在着海量重复研究及相似结论。
2.从国际体系与结构及成员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首先是，着眼于体系与民主工业化国家间关系，强调了即便冷战两极格局瓦解，并没有危及和动摇到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原有秩序，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只是摧毁了二战后的两极国际秩序，民主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秩序稳如磐石”。这里的民主工业化国家，当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美英法德意日和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曾是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国家。因此，“民主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秩序稳如磐石”表明维系冷战期间的资本主义阵营成员的秩序，在冷战结束之后仍在延续。其次是，采用既有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代表性的文献是把有关世界体系的国外理论，融合邓小平的东西南北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密切联系的整体，由两类国家构成，一类主要是北半球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居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一类主要是南半球后进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处于边缘或外围的资本主义，因而有“南北矛盾”之说；认为该体系的演进，主要通过这两类国家内部的和两类国家间的关系来表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没变，帝国主义主要矛盾还存在。这种论述得出的结论与劳尔·普雷维什创立“中心—边缘”理论来剖析国际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
该方面的研究主要从政治与经济关系上，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兴衰。学者们针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涉及的一系列国别内的、国际间的问题，尤其是对经济危机问题所涉及的政治、安全关系，主要将分析现象与或定性、或定量、或比较研究相结合，得出一些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否定性的结论。这些研究很多是沿用研究资本主义的传统方法与视角，创建“新”观点，自然也能折射出传统结论的旧影子，只是材料的时代背景不同而已。因而，该类研究成果具有时代的新颖性。虽然大多数文史哲研究都一定程度上要继承传统研究方法，但是，如果结论仍然较为传统的话，那么，这种状况，要么是，研究对象的历史继承性太强而决定了客观研究不能刻意制造“新”结论，要么是，研究者是被传统研究影响所束缚，最后得出的结论陷入了传统的窠臼。无论研究结论如何，研究对象在一定历史时空中的存续与变化过程，一般很难完全复制过往，其必定有自己衍化的时代特点和得以存续的“合理”原因。或许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与变化的状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处时代的状况，有极其多且极其深的类似性。如果这样的“或许”是实然的，上述“新”的传统研究所得出的传统“新”结论，也就不值得厚非了。
（二）在某个领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较专一的具体研究
这些研究，一般使用的关键概念与资本主义阵营有关，但涵盖面较小，分别涉及到军事安全、经济、意识形态与民主、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主要论证大国关系、地区热点、社会进步等专题。
1.在军事安全上，研究者关注历史遗留问题、新生的地区矛盾及冲突，往往将研究焦点聚集在美国及其同盟的活动上。由于同盟体系曾经是资本主义阵营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研究对认识资本主义阵营及其成员的现状，具有引导功能。一些中国安全专家认为，美国与其领导的北约始终认为核武器是安全的基石而不愿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中国主流学界有人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加拿大籍日本裔学者原君枝认为，旧金山体系造成的亚太冷战安全结构遗留了朝鲜半岛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日俄主权争端、日韩岛屿争端及中国南海争端等问题。军事安全问题是关乎美国军事同盟在冷战后的外交的最敏感最热络的话题之一。关于同盟内部成员关系及其与外部行为体关系的安全研究，不同学者各执己见地得出不同论断，有的形成观点对立。其中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同盟内部存在分裂的倾向，外部也存在离散同盟的因素，但彼此的现实利益交集往往又成为同盟凝聚的条件；美国领导的两洋同盟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截然不同的代表性观点认为，美国领导的同盟不仅是美国及其盟国安全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也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及发展的坚强柱石。这两种观点的差异很大甚至是对立的。这是不同学者研究同一问题所采用的视角、方法不同，所持的政治立场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会相去甚远或完全对立。但是，任何研究成果是否有客观性，最终都逃脱不了国际关系实践来检验真伪。当今美国领导的同盟及体系是较为标准的冷战遗留。研究其存续、变迁的轨迹，或可洞见资本主义阵营性状的一斑。
2.在经济上，许多文献聚焦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发展，研究其制度、政策及功能。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有学者依据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数据及对比其他重要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资本这个基点透视21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发现这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其不仅是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的缺陷，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变化的结果——世界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以及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时代”，并提出应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税的“有用的乌托邦”建议。但针对该观点，学者陈志武却认为收入不均、贫富差距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这方面的文献与前述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综合研究，难免有部分重叠。只是倾向不同，前者综合性较强，此者则偏重经济探讨。经济板块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议题所难以或缺的领域，虽然也不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关系、利益差异与存在问题及其影响，但尚有待深挖与拓展研究冷战遗留的资本主义经济同盟。
3.在意识形态及民主上，学者们认识到，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融合，在冷战期间表现较为突出，而冷战结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大国及其集团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策动颜色革命，造成意识形态对立的程度并不比冷战期间更缓和。尤其是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发展的最根本指导思想与主流哲学，一直被冷战遗留的资本主义同盟排斥、敌视和遏制。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阶级在言论自由、舆论民主的表象下掌控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维护着资本主义正统秩序，导致它们对外政策基调是敌视社会主义，分化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学者认为，直到如今，中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没缩小，反而在扩大；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不能理性看待对方。针对海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发展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有代表性的总结是：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大多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希望中国走上西式民主道路，接受西方价值观，最终成为一个“西化”国家。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同盟推行西方模式而敌视异质行为体的现象，但大多只是以断代史的经验考察现状，很少追溯这些问题的历史继承性，极少去比较冷战期间的与冷战后的不同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对立情况。
4.在当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上，大部分非自然因素引起的全球重大问题都与资本主义贪婪与扩张本性的泛滥有着某种关联；恐怖主义问题、生态与环境问题、军备竞赛、人道主义灾难、资源枯竭、大规模疫情，等等，在冷战结束以来比以往更突出更严重更紧迫。学界热议这些对全球构成的共同挑战与威胁，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体系是其中的重要根源。代表性的成果是，美国有学者研究资本主义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认为不能把资本主义从环境的敌人变成救世主，这场灾难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英国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原则就像一把悬在人们头上的利维坦之剑，只有联系这把剑才能理解当今世界盛行的恐怖主义；美帝国主义当前寻求相对其他大国优势地位的实力，把世界引入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引起数不清的并发症。在这些被关注的问题中，较为典型的是，学界跟踪研究冷战结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及其他多种主义在全球泛滥且交织在一起的状况。有代表性的是萨米尔·阿明认为，当今法西斯主义已在西方、东方和南方复辟，且这种复辟与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扩散相联系，因此，要警惕已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暗中勾结。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与行动有抬头、扩张的迹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助推着法西斯主义泛滥。然而，这些威胁与挑战，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于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唯利是图、冷战后在全球治理中发达国家角色及其影响，尚需追踪与探究。
本部分文献侧重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某个方面，大多在分析现象时，挖掘具体领域中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功能及本质，虽也有褒扬，但更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的还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的建议。然而，这些探讨尚未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具体领域的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些变化既表现在与横向的非同质行为体关系的衍化上，也表现在纵向与同质行为体在相关领域角色的比较上。
三、学术现状评析与再研究构想
（一）学术现状简评
1.现有相关研究资本主义阵营的成果浩繁，总体上呈现出成就多与缺憾大并存的状况。在成就方面，大致表现为，所涉领域较为广泛且全面，几乎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等各层面，为专门研究资本主义阵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还出现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全球治理、意识形态安全等研究新视角及方法，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毛泽东理论对于反击资本全球化奴役具有重大意义等新观点。但是，这些新观点、新方法及新视角相对于旗帜鲜明地研究资本主义阵营的文献而言，是相关研究的产物，针对性弱，且属于绝对少数，而更多的是限于冷战史，即便少数人谈到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并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也多局限在偶然无意识的提及、几句话一带而过，尚未见专题研究论文与专著。
2.拷问瓦解论：虽然少数人三言两语地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后多极世界中瓦解了，但此种观点存在重大问题：一没有交代冷战后世界格局是多极的原因，更不考虑冷战后世界格局单极化趋势也客观地存在；二没回答前述第一个系列问题，即如何瓦解的，判断瓦解的标准是什么，瓦解后它的残渣去向如何？实际上冷战后多极化趋势与单极化趋势是并存的，在不同时期两种趋势的明显程度不同；即便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不存在，用瓦解这个词语来描述之，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瓦解一词更多的含有被动性，因众叛亲离而不能存续。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结束时的命运，资本主义阵营变化的被动性较小；相互对立的一组国际行为体，其中一方并不一定因为另一方的瓦解而自己也主动地消失掉。这个方面最显见的实例是，北约并未因华约瓦解而自行瓦解。
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产生发展的基本要件来审视它在冷战后的状况，在组织结构上，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仍然存在、WTO、IMF、G7依然在发展变化中，即构成该阵营的经济框架、政治安全框架及这两个框架中集体认同的意识形态，都没有退出冷战后的国际舞台；在维系阵营的内生动力上，不同成员间由于凝聚阵营带来的共同利益分享，经常大于内部分歧带来离散阵营造成的利益受损，而合作意愿不发生质变；在阵营的外生条件上，西方大国集团在重大外交实践上经常按照资本主义价值判断标准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等其他异质行为体，该阵营成员整体意向下的对手或敌人依然存在，并被认为其发展壮大有威胁到阵营及成员的安全之虞。这表明，在作为行为体存续的基本条件尚存时，断定资本主义阵营已瓦解，有失学术研究之范。
因此，在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阵营魅影频现、魂魄未散，与瓦解论不符。而且，无论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命运如何，根据当代国际关系实践，用衍化一词来描述和研究之，更加科学，因为衍化一词，具有更多自我变化、自然变迁的意涵。
3.存续论自身存在着问题。尽管学界很少直接表述资本主义阵营还存在，却经常默认资本主义阵营没散去，但尚未深入研究与科学回答前述第二个系列问题。还有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阵营不是瓦解的，在其存续的衍化中，为什么人们很少使用这个概念，而代之以诸如西方资本主义、美国领导的同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概念？这些概念与资本主义阵营有什么联系？对此不但没予以论证，而且从冷战结束开始就陡然的直接铺陈，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断崖式研究——突然斩弃了资本主义阵营，断代、直接研究当今资本主义——似乎两者互不相干，突兀地暴露出说理逻辑的非延续性缺陷，难以剖析其历史根源。
4.关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偏见，国外学者大多采用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除了少数人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外，大多带有既定意识形态优越性的倾向，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学者，将中国经济发展纳入到资本主义范畴，无视中国发展的特色及原因；他们习惯地将资本、商品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快将质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马克思主义学者虽能认识到这一点，却极少关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相互借鉴的内容中，有一些不属于某种国家性质的范畴而属于国际共有知识、全球共有价值的范畴。
民主与价值观的同质性是凝聚资本主义阵营成员的核心因素之一，也是该阵营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也不能无视民主与价值观的同质性对于资本主义阵营聚散离合的重要性，而应该在分析问题时，重点考察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模式及同质价值观、军事安全、经济协调等支柱性条件在冷战结束后的变动态势，从而对比出冷战结束之前与之后的资本主义阵营衍化的不同性状，梳理出中国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在与西方大国及其同盟交往中的经验得失。
5.感性地粗浅认知研究对象和选用单向研究路径，是对资本主义阵营的研究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关于研究路向及提出的相应观点：现有关于资本主义阵营的研究，由于在研究对象及内容上，没有聚焦到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能衍化与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瓦解，与这两个不同国际行为体各自的抗逆机制及其调整、抗逆因素及其变化，分别存在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性关联，而往往采用看似多维考察，实则是单向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二）再研究构想
1.要回答前述两个系列问题，须对比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与之后的资本主义阵营离散聚合态势。对此，可以采用冷战遗留视角，创设冷战、冷战思维、冷战遗留问题及世界格局变化趋势及其性状的判定标准，归纳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不是生硬地撕裂历史与现实，而是根据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继承性、延续性联系，从资本主义阵营及其成员是否去冷战化这个方面入手，来探究其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变迁及影响，洞察其衍化趋势。
2.改变动辄就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找启示的研究倾向，即不是从人们长期热衷于研究社会主义阵营何以瓦解的路向，而是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资本主义阵营何以存续变化的路向，研究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何去何从的前述系列问题，从中挖掘出有益的警示，归纳出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启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资本主义阵营衍化带来挑战的建议。
在这种总体逆向研究的框架中，假设全球共有价值的相对概念，进行学理论证与验真，既剖析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概念的绝对性与排他性，又甄别人们对资本主义阵营主导国家的霸权话语体系核心即普世价值的模糊、矛盾的认知，借此探究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借鉴、发展自我的原因与本质。
3.从研究对象及其内容的实际出发，基于学术基本原则去界定相关范畴。甄别范畴的相对性和时代性及不同学者的立场，以此来理解资本主义阵营与其相关系列概念的关系，重点厘清三组关系，即资本主义阵营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阵营成员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外部因素间的关系；在考察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成员聚散离合与外部环境变迁的两种态势交织的过程中，关键是要研究这三组关系分别形成的三重张力且彼此叠加对阵营内外行为体角色产生的重构效应，并挖掘出相应的动因。作为专题研究，要透析资本主义阵营在这种复杂的张力结构中不断衍化态势及其影响，需要科学界定的关键概念及其理论来做工具性的学理支撑。
四、结语
从历史和现实对判断的契合度看，资本主义阵营并没因为冷战结束而立即消失。冷战结束以来的几乎所有重大国际事务，都深受该阵营的影响，尤其是关涉到两极格局瓦解后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问题，总是笼罩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阴霾中；特别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几乎一刻也无法远离资本主义阵营的攻击射程与狙击焦点。资本主义阵营的几大支柱去冷战化的迹象不但不明显，有时还发挥着极强的冷战功能。因此，资本主义阵营瓦解论，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变化进程、与近30年来美国凝聚同盟力量掀起的全球战略调整所带来世界格局动荡的历史和现实，都相去甚远——论断与事实判若鸿沟。因此，有必要重视研究资本主义阵营衍化。
要补正和完善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阵营衍化的相关学理问题，必须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内容的构成，设计出科学且可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精炼和界定相关范畴，推进研究，发现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并挖掘出相关问题的根源。这是因为研究路径的设计与方法选择，不仅要恰合研究对象，还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影响而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随心所欲。由于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及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密切关联，研究资本主义阵营衍化，可以丰富相关学科研究的内容、拓宽研究领域，开辟扩散性思考与逆向研究的新路径。
研究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衍化，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还能帮助非专业学者更清晰地认识资本主义阵营衍化及影响，认清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及其同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偏见、敌视及抹黑之本质，有助于夯实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并丰富其内涵，而且有益于中国社会在理想、信念和文化认同建设方面，防范外来不良因素侵袭，积极吸纳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激励国民不断进取。因此，这样的研究对中国优化对外战略和实践，可提供参考建议，助力中国沿着合理的路径对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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