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前沿热点。海外学者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著，其研究范围十分广阔，主要包括对“一带一路”本质内涵、建设目标、国际影响等问题的探讨。绝大多数海外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挑战性问题。系统梳理和评析海外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进展，有益于我们在比较视野中深入理解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后续研究及高质量建设。
一、“一带一路”的本质内涵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事物就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既可通过内部要素的分析而直接抵达，也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如何认识“一带一路”的本质内涵？海外研究主要有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从一个搭便车者向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的现实写照。它与西方一些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相比而言，具有以下显著差异。第一，规则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制定、大家被动接受。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现有国际体制内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发挥了倡议和引导作用，参与和行动规则不是由中国单方面制定、大家被动接受，而是在共同商议的基础上由大家一同书写的。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更具持续性。第二，不以附加体现其国家利益、反映其价值观为条件。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查尔斯·奥努纳伊朱（Charles Onunaiju）通过考察“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发展情况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推进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而是一项已经得到了全球认可、正处在合作进程之中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与其他国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往往以附加体现其国家利益、反映其价值观为条件的惯常做法完全不同。第三，兼具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样产品类型。“一带一路”是集经济金融、环境保护、地区安全等多种类型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统一体。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马特奥·黛安（Matteo Dian）等人认为，中国政府通过设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式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分享其发展经验、技术和资源，这为世界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机遇。在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在缓解国家间矛盾、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诚如美国丹佛大学赵穗生所言：“中国向国际社会积极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不断与世界各国加深友谊、扩大经济合作，此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卸国际责任、减少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大环境中尤其重要，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
第二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崭新外交地平线，彰显了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积极转型和全面创新。其一，着力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是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对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的努力。美国西东大学汪铮（Zheng Wang）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特殊的外交战略，这一成熟而渐进的战略并非挑战和消解已有国际秩序，而是着力推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目标。郑永年指出，中国于2013年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思想和目标，追求培育一个友好、和平、繁荣的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出发点，无疑是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其二，契合中国和中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实际需要。海外一些学者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的“胡萝卜”外交策略，借此肯定“一带一路”建设向沿线国家释放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红利，以滋养邻里的方式去扩大周边地区影响力，赞誉“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创新性的重大外交布局，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新思路”。其三，海陆联动横贯东西的全球大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由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条路线构成，参与共建的国家也已从亚欧大陆延伸至非洲、美洲、大洋洲许多非沿线国家和地区，覆盖了超过全球30%的GDP和64%的人口。因此，日本早稻田大学青山瑠妙（Rumi Aoyama）这样评价：“‘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以往的外交政策相比，它不仅是一项超越区域界限的全球性战略，而且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间、更多的交往途径、更强的世界影响。”
第三类观点是海外一些学者由于缺乏对“一带一路”的深入认识而将其错误地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歇尔计划”。具体来看，他们的论据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从政策背景看，“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分别依据相似的国内发展背景。日本《外交官》杂志主编香农·蒂耶齐（Shannon Tiezzi）认为，两者都是出现在一个正在崛起、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国，“马歇尔计划”助推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也寄希望于通过两个“丝路”倡议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次，从经济规模看，“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投资规模旗鼓相当。美国学者阿莱克·钱斯（Alek Chance）指出，来自中国的各方投资已经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大约60个国家达到了2500亿美元，用于港口、管道、铁路、公路和工厂等基础设施项目，这甚至超过了“马歇尔计划”在战后重建欧洲的投资。与此相应，新加坡国立大学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对亚非协同作用的长期影响是绝对积极的，使其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全球经济，这就如同一个大陆规模的“马歇尔计划”。最后，从政治意义看，“一带一路”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一项中国的政治资产，认为它可能比目前想象的更具政治意义。比如，自由撰稿人米歇尔·彭纳（Michele Penna）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地缘政治再定位，向邻国资助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为中国获得巩固其扮演亚洲最重要角色的影响力。
上述观点因其偏离实际情况而无疑遭到了海外另一些学者的批驳，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具有本质区别。首先，目的不同。美国学者西蒙·扬科夫（Simeon Djankov）认为，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等同是极其错误的。“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在于不仅要通过重建战后的欧洲，消除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而且还要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欧以外的地区。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是一项经济活动，其要旨在于增强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经济发展放缓的中国企业打开新商机。其次，属性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具有显明的排他性，这是基于让美国更方便地主导欧洲市场，分裂欧洲，从而遏制苏联的“冷战”战略考虑，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以与之相反的“开放、包容、共赢”为指引的经济战略。再次，遭遇不同。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异质性更强，同时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两者的实施遭遇不可同日而语。“马歇尔计划”几乎没有遭到欧洲的反对，如今，崛起中的中国却面临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其不信任的严峻问题。这意味着，即便是满怀善意，中国亦将面临巨大政治挑战。最后，影响不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容是“五通”，核心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没有任何政治附带条件以及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潜在影响，而“马歇尔计划”则催生了“北约”国际军事集团的形成。
二、“一带一路”的建设目标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受到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仪，其建设目标何在？海外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的首要目标是要推动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具体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向外谋求更大发展空间。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向境外延伸是对中国“走出去”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明江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部分，通过向西部和境外地区转移过剩产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投资者寻求更多的海外投资机会，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对新世纪初“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战略的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为了满足其经济转型升级而向外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其二，缓解能源供应的脆弱性和单一性困境。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中国目前正遭受严重的能源安全危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要通过在中亚、俄罗斯和东南亚深水港口修建新管道，确保能源供应，以解决国内能源资源供不应求、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美国学者卢西奥·皮特洛(Lucio B. Pitlo)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与沿线国家建立密集的铁路、公路、港口等网络通道，使中国能源供应渠道更为多样化，有效减少了其能源供应的脆弱性和单一性问题。其三，推动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过渡。西蒙·扬科夫认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促进沿线国家对中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与此相应，美国学者泰勒·德登（Tyler Durden）指出，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实现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将会促进当地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继而帮助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过渡。
第二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致力于改善旧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追求全球空间的再发展和再平衡。其一，搭建国际合作新框架。查尔斯·奥努纳伊朱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包容性发展的新贡献，通过促进2000多年前沿线国家的贸易、文化和人文交流，复兴古丝绸之路精神，旨在推动建立以协商、包容、参与为核心的国际合作新框架。其二，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从历史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东方、内陆、农村的贫困，形成了一种失衡的、扭曲的、变态的经济发展格局。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需要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社会利益，将现代基础设施拓展到更多领域，确保经济增长惠及更多人。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弥补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不足的重要创新。其三，构建世界治理新秩序。德国学者梅飞虎（Maximilian Mayer）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释放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它表明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并已开始积极重建世界秩序。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陈智宏（Gerald Chan）更进一步地指出，已经有证据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塑造一种以中国特色新功能主义为特点的新世界秩序。其四，创新全球治理新机制。伦敦经济学院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一书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在东亚地区和欧亚大陆的影响与日俱增，将催生包括新型的超国家机制在内的全新治理机制。亚投行就是例证之一，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林绵基(Jusuf Wanandi)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和不足，在推动世界发展的实践中已经逐渐力不从心，亟须变革和完善，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当前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创新。
第三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抗衡和突破美国“战略东移”的围堵而谋定的“战略西进”对策。具言之，在经济方面，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2013年，为应对美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济发展计划的压力，俄罗斯科学院谢尔盖·卢贾宁就指出：“一带一路”战略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这是中国为了“遏制”美国并将其排挤到大西洋边缘而锻造的有效武器。在政治方面，以“双丝路”之名制衡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盟国。“一带一路”倡议假借“双丝路”之名，减少地缘政治的敏感性，进而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建立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地缘对冲带，实质上形成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抗衡之势，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在军事方面，对接“珍珠链”战略，向以美国为首的地区联盟施加压力。早在2004年，美国国防部一份名为《亚洲能源未来》的内部报告就声称中国正在通过建造海军基地等措施向海外投射力量，以实施其“珍珠链”战略。这些所谓的“珍珠”是指中国在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建造的海军基地或电子窃听站。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些海外学者便以此为新的契机，错误地认为这是中国对长期以来追求“珍珠链”战略的对接，主要有以下目的。第一，突破“马六甲困境”。哈佛大学山姆·帕克（Sam Parker）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国在南亚贸易航线上的“马六甲困境”，从而完善“珍珠链”战略。第二，冲破美国“第二岛链”的封锁。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格普雷特·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认为，“一路”建设有助于中国海上力量打破西太平洋的地理限制，进而破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军事上的压力。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黄引珊（Eli Huang）认为，随着中国海军的不断现代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超越传统的“岛链”边界，从而使中国海军力量穿过“第二岛链”进入蓝水太平洋。第三，牵制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联盟。香农·蒂耶齐认为，中国与伙伴国联手建设陆上和海上基础设施，旨在通过对接已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布局的“珍珠链”战略，向以美国为首的地区联盟施加压力。总之，在海外部分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美国进行大国博弈的一种权术，必然会对美国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起到相当程度的制衡作用。
三、“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仪无疑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新的联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从全球发展的宏大视域来看，海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类代表性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中国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做法，根本不同于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化”。首先，它遵从联通各国经济、各国人民、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和原则。“一带一路”是现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内容，致力于发展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董事马蒂亚·罗玛尼（Mattia Romani）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新尝试，它遵从联通各国经济、人民的价值观和原则，这些都是具有中国特色全球化的基础。其次，它将一些穷国、一些被忽视的国家都纳入进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就批判了由西方依循“中心—边缘”空间结构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与之相反，“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平等自愿、开放包容的全球化理念则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肯定和赞赏。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一带一路”将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一些被忽视的国家都被纳入进来，帮助他们实现跟世界经济的联通。这是推进全球化的一个好方式。再次，它不带说教，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概言之，欧美式全球化的逻辑遵循是“承诺—协议—组织”的发展模式，中国式全球化是以搭建“共识—共商—项目”为平台的合作路径。相较而言，后者更加注重对话协商，有助于扬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所固有的局限。最后，它重点打造覆盖欧亚和非洲的新基础设施网络。海外很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联手沿线国家重点打造覆盖欧亚和非洲的新基础设施网络，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而是联通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是对全球化的改造和升级。这诚如俄罗斯共产党诺维科夫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提供了除由美国财团控制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外的另一种方案和选择。”
第二类观点认为，“一带一路”为推动欧亚空间一体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强劲发展动力，促使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欧亚世纪的到来势不可挡。在经济领域，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已经大大超过了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贸易，欧亚大陆日趋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外的全球第三条贸易中心。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F. William Engdahl）认为，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必将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中俄合作等多边战略协作将使欧亚崛起，石油战争、金融货币等争夺将改变全球货币体系。国际秩序重构之路已开启，一个崭新的“欧亚时代”正在来临。在政治领域，“一带一路”建立在尊重沿线国家主权和安全而不是统治、掠夺和债务奴役的基础之上，这使得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应对个别大国掣肘和极端势力威胁等挑战面前，沿线国家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国防领域的安全合作将开启欧亚大陆防务战略的新时代。在技术领域，高铁、互联网等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成熟及应用为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技术前提，奏响了欧亚大陆巨变的前奏。世界银行科德拉·拉斯托吉（Cordula Rastogi）指出，21世纪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欧亚大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北冰洋到印度洋的一体化，其中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和通讯条件的改善构成了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个由铁路线、高速公路、深水港和机场等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欧亚大陆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对此，美国学者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的表述更为深刻，在她看来，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交通和通讯的连接可以减少欧亚大陆地区人们的物理和心理的空间距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心理认知地图，这无疑将有助于加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
第三类观点是海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罔顾事实地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会把东道国拖入债务陷阱。2017年初，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布拉马·查勒尼（Brahma Chellaney）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为获取地缘战略利益的经济工具，它通过给予占据战略要冲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巨额贷款支持基建项目，从而使其陷入债务困境最终以获取这些国家的战略资产。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其进行肆意炒作。2018年，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新美国安全中心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无端指责“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对超出债务国偿还能力的借贷活动，正在制造一种“债务陷阱”。与此相应，哈佛大学在《账本外交》报告中列出了14个所谓易陷入债务陷阱而遭受“胁迫”的国家，其中包括菲律宾、柬埔寨、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国家。2019年5月，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谢尔曼（Brad Sherman）在“中国在亚洲和美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听证会上再次诬蔑“一带一路”建设将使得一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上述观点因其背离基本事实而自然受到了海外另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所谓“债务陷阱”只不过是被实践证实的“伪命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德博拉·布罗伊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通过对中国在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贷款活动的跟踪研究指出，“一带一路”的风险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指责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论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荷兰克林亨达尔国际关系研究所弗兰斯-保罗·范德皮滕（Frans-Paul van der Putten）基于对中国问题12年跟踪研究的结果指出，国际社会有些声音称在“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伙伴中制造债务是中国深谋远虑的一个战略图谋，这是不可能的。2019年4月29日，美国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调查研究了涉及中国国有银行贷款重新谈判的40个案例，其中有16个案例的债务被取消，11个案例还款期限被延长，4个案例中的双方同意进行再融资、重新谈判或终止偿付。这些数据和事实证明所谓“债务陷阱”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四、对海外学界“一带一路”研究的简要评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分析和解决问题既要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也要善于解决次要矛盾和次要的矛盾方面。分析海外“一带一路”研究，也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看到其主流和总体倾向，也看到其非主流和次要方面。
（一）海外学界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总体倾向值得肯定
伴随“一带一路”由理念走向实践，由促进经济融合的政策倡议上升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奋进的思想内容，海外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国家、机构、队伍的数量明显增多，他们在“一带一路”的逻辑射线上不断进行思想和实践探索，从最初对“一带一路”意图动机与发展前景的关注转而聚焦于更加务实的行动性议题。他们擅于将中华文明与世界发展、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问题研究与比较研究、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结合融入认知过程中，融合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理论进行综合分析，开展全方位的研究，这为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把握“一带一路”提供了契机。有些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现实行动更为关切，他们积极总结和提供相关发展经验，善意地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现实风险的担忧，并且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以探寻沿线国家共同行动的实践路径。这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和支持。同时，部分海外学者还能够以全局性视野看待“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看到了它们之间的思想脉络和完整系统，严肃而理性地阐释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十分明显的是，尽管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海外学者在研究目的、专业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内容也不尽相同，持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但他们的总体思想倾向是积极的，高度评价“一带一路”的国际价值和世界意义。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中国政府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到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成果开始显现，取得显著成效。这与海外学者坚持不懈的研究、呼吁、推动是分不开的。
（二）海外学界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挑战观点要区别对待
海外学者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带有挑战性的观点，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认识。首先，有的海外学者之所以提出一些争议性观点，关键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价值追求和现实政策知之甚少，认知有限，不能深刻领悟“一带一路”的精神实质，不能进行准确定向，这是可以谅解的。现在世界上共有2500多个民族，200多种语言，要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一模一样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中国学者，很有必要通过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向世界说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崇尚和平、爱己爱人的特点。其次，受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海外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攫取海外利益的地缘战略和工具，提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说”“债务陷阱说”等观点，这是明显带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色彩偏见的，意在阻遏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勇于揭露真相并批驳其不良用心。最后，仍有一些海外学者未能冲破“西方中心观”的思维定势，习惯套用西方用于分析国际政治、国家间关系的理论框架，来反拨“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从而造成对中国理论和实践的误判，将“一带一路”曲解为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并称霸世界的宣言书。这是极其狭隘的。“一带一路”本质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指导，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新型发展观、新型交往观、新型价值观、新型文明观的统一，其基本出发点在于通过合作，达到双赢多赢、共同繁荣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向世界说明：“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所谓“取代美国霸权地位”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作为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好进一步诠释“一带一路”的工作，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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