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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述评——基于十九大以来的文献考察
2020-10-07 11:08:14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王振波 刘亚男 【 】 浏览:189次 评论:0
       一、关于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的研究
       (一)乡村振兴提出的背景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一基本方略时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相继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更是对其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乡村振兴主要是基于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发展需要。
       1.历史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的发展历史就是近现代中国发展历程的缩影。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以及由此伴随着人口迁移与集聚、城市的兴起与乡村的衰落,使得乡村振兴的提出呼之欲出。对此,李长学认为工业化前期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超越、国家对城市优先发展的布局以及农村的补充角色等因素既是导致乡村衰退原因,同时也为乡村振兴的提出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张海鹏等认为乡村振兴思想的提出既是百年乡村建设和乡村探索的历史延续,同时又与乡村衰退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周立更详尽地指出乡村振兴的提出是历史嬗变的结果,其经历了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国家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以及新时代应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于是,纵向时序的发展脉络以及以此为主而镶嵌的各种影响变量成为乡村振兴出场的重要影响要素。
       2.现实背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据此,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而这正是乡村振兴出场的现实依据和逻辑基础。就其内因而言,乡村社会的整体衰落是乡村振兴提出的必要前提。郭晓鸣认为乡村振兴议题是基于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要素非农化、环境超载化以及现实中的不均衡、短期化、虚假性等矛盾和问题提出的。就外因而言,乡村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从乡村建设到新农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国家在进场的同时,其影响力也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乡村的发展战略设计往往与中央一号文件紧密相关,特别是从2004年至2018年的15年间总计发布的15个中央一号文件来看,乡村振兴越来越被国家放在发展战略的新高度。
       (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
       关于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作出了明确说明,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此,研究者们大多以此展开分析和解读。李周指出,在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旨在繁荣农村经济,生态宜居旨在协调经济生态关系,乡风文明是乡村建设的灵魂,治理有效旨在提升战略实施效果,生活富裕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金筱萍、陈珉希进一步指出乡村振兴的构成要素就是乡村文明振兴和价值重构,具体解读为六个方面:村民文明意识的培育是主体唤醒;乡村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是资源拓展;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是顶层设计;乡村文化产业的优化布局是力量整合;乡村自治新模式的探讨是机制创新;美丽乡村的积极建设是环境优化。
       (三)乡村振兴提出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部署,其目的既是为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而作出的应景性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是对当代农村发展困境的现实关照和回应,更是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战略的响应,因此,其战略意义十分突出。具体而言,这种意义表现在宏微观两个层面:就宏观方面而言,乡村振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在历史站位上具有“以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统揽全局的战略意义;就微观方面而言,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农民增收动力不足、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产业结构相对不合理等方面做出的战略选择。
       二、关于乡村振兴中相关振兴议题的研究
       (一)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
       1.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乡村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不断凸显,陈秧分等人认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在乡村振兴中得以突出,其发展包含着乡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传统农业与特色农业等,而这些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王敬尧等认为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乡村振兴产生联动效应,这种联动效应包括对“三农”的提质增效、对乡村文化的激活和对乡村治理效率的提升。陈卫平通过对47位常规生产农户的深度访谈,发现农业绿色生产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取向,但在其转型中面临着规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和文化—认知性压力。
       2.农村治理机制与乡村振兴。良善的农村治理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制度保障。陈健认为乡村的振兴离不开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冉光仙,徐兴灵具体分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内部的“四直为民”机制,即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群直议、干群直通、县乡直达、民生直办机制。谭秋成考察了豫湘两省的治理实践,通过对其治理经验的介绍进一步指出,健全和完善乡村内部议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制度是推动村治改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3.农民与乡村振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乡村的振兴就是农民的振兴。农民既是振兴的主体,同时也是振兴的受益者。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乡村群体中的中坚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接点”,在组织动员普通农户、构建互助合作组织、开展多元主体经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农民个体差异性与制度变革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乡村农民群体分化和异质化,村民这种角色的重大变化和分化客观上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象要以农民为本位,实施过程中尊重农民意愿,并在实践效果考评上以农民满意为导向。
       (二)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
       就城乡关系而言,乡村的振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城乡之间有机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对此,何仁伟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建立在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基础之上的有关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的发展。蔡秀玲等从城乡要素双向配置的视角探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并认为城乡之间在并行化、差异化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来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张凤超、张明基于马克思空间正义视角分析了城乡矛盾的根源在于“空间价值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权力的空间秩序失衡”,而城乡融合代表了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这种融合首先是要在城乡产业联合发展领域实现突破。
       (三)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所具有的地域性、继承性、融合性、多样性、渗透性等特征,使其成为影响和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索晓霞认为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粘合剂和发动机,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文化资本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基因。金筱萍等认为乡村文化(文明)能够有效地集聚乡村振兴主体力量、提供生产资源以及推动基于主体性需求的多元协同发展。此外,周锦和赵正玉通过列举乡村振兴中的四种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即江苏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四川的茶业文化发展模式、山东的地域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浙江的民宿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凸显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运作形态。
       (四)乡村生态环境与乡村振兴
       生态兴,则乡村兴。乡村生态环境的优劣状况是影响乡村可持续发展、村民美好生活以及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乡村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乡村绿色发展理念、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魏玉栋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就是优美的乡村生态环境建设。戚晓明构建了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即“政府主导、社区负责、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协同、社区居民参与”,并以这一治理新格局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三、关于乡村振兴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主体因素的影响
       1.政府与乡村振兴。当前乡村振兴既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政府的贯彻落实。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在乡村振兴中既扮演主导推动角色,同时也发挥着引导促进功能。具体而言,政府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包括公共物品与制度供给、政策规划引导、财政支农、精准扶贫、城乡融合、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以及构建文化认同的共同体等。
       2.精英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首要关键力量是乡村“人”的振兴,尤其是精英主体的作用,这其中以流动和返乡的农民工精英群体为代表。谢建社、谢宇认为农民工作为农村精英群体,在乡村振兴中能够发挥引领优势、经济优势、技术优势、使能者优势。目前出现的“返乡兼业”、“城乡双栖”等社会现象,已显示出返乡农民工精英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郑庆杰、刘欢通过实证案例研究指出,流动农民工精英基于身份优势、地缘优势和业缘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参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激活和重构社会网络、建构村落群体认同等方式,促进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3.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逻辑耦合和相互促进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并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乡村振兴是巩固基层党组领导地位的有效途径。就现实运行逻辑而言,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先锋力量,在政治、思想、组织和服务等方面担当引领者的角色,其战斗力、凝聚力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成败。
       4.其他主体与乡村振兴。社会工作的介入在乡村振兴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社工主体通过与政府、村委会和村民多方协同合作,明确乡村建设目标,进而发挥社区服务、社区营造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功能。此外,企业在乡村振兴中所发挥的规模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社会组织效应,并对农业、农村、农民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推进乡村振兴。
       (二)客体因素的影响
       1.土地与乡村振兴。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既是农村发展空间的地理承载体、农业及其它产业振兴的依托、农民依赖的主要生产要素,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有学者从土地产权的视角,即对农业用地的“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和宅基地“三权分置”(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进行了研究。剧宇宏认为对土地产权的拥有是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动力,因而针对农地产权进行有效的激励制度设计,是进一步激发土地生产绩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龙花楼等认为农村土地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为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资源支撑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丁国民、龙圣锦认为宅基地“资格权”的具体化、“三权”权能结构优化、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这些都是有效推进农村现代化改革和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2.信息科技与乡村振兴。科技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其与乡村各种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能够产生巨大的生产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刘祖云、王丹认为科技通过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和农业技术三个层面来实现乡村振兴。廖茂林等学者指出当前农业生产存在技术效率低下和粗放化经营的问题,需要加强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以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科技化水平。章军杰通过实证调研,进一步证明了网络技术推动着乡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信息社会转变,催生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推动乡村全方位振兴。
       3.制度供给与乡村振兴。乡村发展和建设中的各项制度供给,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进和完善生产关系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推动力量。张红宇认为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的经营体系完善和农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都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守英、熊雪锋认为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改革生产要素配置制度、完善农地权利体系,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着手。此外,张帅梁还指出法治乡村建设能够有效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特别是通过法治化乡村建设能够保障国家的政策规划在乡村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
       4.社会资本与乡村振兴。区别于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特性,社会资本在建立群体间关系网络、增强乡村人际关系纽带、构筑信任机制、推进乡村社会结构优化和俗人社会的复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胡中应认为社会资本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包括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兴旺;强化利益共同体、形成互惠和约束机制;促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乡村的有效治理等。吴光芸认为社会资本在推进乡村民主管理、促进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提高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5.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中,通过乡村教育来激发、培育和盘活乡村中的人力资源以提升乡村发展活力,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郝文武认为乡村振兴必然是乡村教育的振兴,振兴乡村的重要目标和指标就是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学校的建设。在促进乡村振兴的教育类型上,朱成晨等认为基层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促进乡村振兴的教育功能上,余应鸿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教育领域精准扶贫有利于增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教育所带来的扶贫成效。
       四、关于乡村振兴实现策略的研究
       (一)宏观性的思想引领与政策指引
       乡村振兴凸显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和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因此,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策略方式、实践路径、实施机制、实现模式必然凸显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指引方向,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于是,学界也正是基于此予以展开研析。黄祖辉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指导思想统领全局。朱建江也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总指针和总指南。此外,还有学者认识到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实施依据,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大政策作为实施路径,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振兴。
       (二)系统性的策略设计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既需要宏观整体性的思想指引,也需要系统性的策略设计与优化。这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纵向上从理念原则到实践路径。张海鹏等认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以构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为核心,并着力于从发展理念到深化改革、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予以展开。陈龙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系统思维、生态立本、文化传承的原则,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要实施城乡协同推进战略、乡村治理与土地改革等振兴战略。二是横向上从协同主体到综合施策。魏后凯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入手,认为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张大维从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探讨,提出“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论”。此外,李周认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综合施策,具体包括因地制宜策略、规划引导策略、统筹协同策略、市场主导策略、质量提升策略、增量共享策略、全域服务策略和对外开放策略。
       (三)本土性的实践阐释与域外经验引介
       从全球视域来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现代化力量对不同国家乡村发展和建设产生了不同影响,进而使得这些国家间的乡村呈现差序化和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基于此,从实然角度去探讨国内外的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就国内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而言,陈野等以浙江的“千万工程”为例证说明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总体路径。杨新荣基于四川和广东两省在乡村生态文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实践进行了经验介绍。就域外而言,国外乡村振兴运动凸显政府的扶助、协调与支持,法律制度的供给与规范,经济金融的有效支持,社会多元的网络参与等综合性特征,如英国在乡村振兴中凸显政府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以及硬软件、多主体的支持模式。日本的立法先行、多样态发展、制度配套与多元主体协同的立体化发展模式;美国针对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的专业化金融支持、保险、信贷服务等特色模式;德国乡村振兴中“自下而上”的资源共享和区域一体化的网络协同发展模式。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十九大以来文献的梳理可知,当前学界对乡村振兴进行了多层面、广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基本上呈现了乡村振兴的研究图景,丰富和发展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铺就了研究图景和逻辑谱系,并显现出一定的研究格局。当然,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还需要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等方面予以深化和拓展。
       第一,在研究理念上,要实现从“围观式研究”向“中心场域研究”转向。“围观式研究”是指基于学术的功利需要,把满足和实现自身利益放于首位,而缺乏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效回应。其具体表现就是敏于专业知识生产却钝于现实社会问题解决;特别是善于知识的剪切和装扮,而对现实问题泛泛而谈。这种单一功利性的研究理念不利于人类科学的有序健康发展。而“中心场域研究”就是要凸显学术的公共责任和使命,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做到“真”研究,研究“真”,真正走入乡村问题的中心地带;既要凸显研究工具的科学性、准确性,又要彰显研究内容的公共价值和现实关怀;既要重视“学术理性”,同时更要加强“实践品格”;把公共责任、价值指导、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技能等予以有效结合,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研究的质量和品位提升。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要在跨学科视阈下使宏观规范性研究和微观实证性研究予以有效结合。就已有文献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其他学科的介入较为“单薄”。而乡村振兴是一个涉及内容广泛的研究议题,因此客观上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如社会学、法学、历史学、信息科学等。不仅如此,要在这种跨学科视阈下构建一个以乡村社会学为主体的成体系的研究范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此外,针对目前一些研究普遍存在宏观的规范性研究与微观的实证性研究割裂分立的情形,或过多地以政策解读为研究取向,特别是相关研究的实践路径设计过于理论化,缺乏可操作依据,或过于注重对个别典型案例的调研收集,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谈问题,导致一些实证调研基础上的描述性研究趋于饱和,而这在客观上造成乡村振兴研究的政策、理论与实践方面出现断联状态。因此,在跨学科研究视阈之下,未来研究需要着眼于将宏观的规范性研究与微观的实证性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有效的理论性研析予以指导和分析相关典型案例,做好定量分析,打通政策、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凸显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要将基础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对策研究上下打通,使乡村振兴的研究更为系统科学。就当前国内的乡村振兴研究而言,亟待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理论内核的研究。虽然目前学者对于顶层设计的政策性解读较多,存在“照章说话”的现象,但对其学理性的解释相当匮乏,特别是“元理论”更是存在诸多空白,这就导致在乡村振兴的研究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于是加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是相关的研究体系尚未形成一套有机统一体,甚至呈现出混乱混淆的情况,比如在就乡村振兴核心内涵中的“治理有效”进行探讨时,不少研究者就认为主要体现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然而这一治理体系更多的是作为治理手段而存在的,对于何为“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却缺少相应的评价标准。当然,这也正是由于对乡村振兴的基础性理论的研究不足所导致的。因此,对于乡村振兴具体内容的研究既要从顶层设计的政策分析出发,同时又要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将政策性解读和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将其运用于乡村振兴的实践当中,推进该领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第四,在研究视野上,要促进国内本土化研究与国际引介性研究有效融合,增强中国研究特色的国际话语权。现有研究已经较多地关注到了本土实践分析与国外经验介绍的内容,多数学者已经在广泛地引介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和振兴的模式与经验,但整体呈现出零星化、碎片化,缺乏系统化、层次化研究,并且相关的总结性评价略显不足。在未来研究中,要加强对全球乡村振兴的实证案例和典型做法研究,特别是要依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制度体制等标准,进行系统梳理、分层分类,建立类型清晰、层次分明的有关国外乡村探索发展、建设与振兴的数据库;同时在乡村振兴的系统性研究基础上做好可资借鉴的归纳性总结,把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统一纳入到研究数据库中,形成较为科学系统的研究体系。与此同时,还要立足于我国新时代大国发展逻辑的国情、村情、农情,扎扎实实地做好本土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推进,促进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有机融合,打造立足国情农情、借鉴国际经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振兴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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