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引发了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原本为西方左翼政党掌权、复兴社会主义提供了契机, 然而, 西方的左翼政党非但未能利用这一契机实现复苏和崛起, 有些左翼政党的政权反而得而复失。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对西方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 对当代西方左翼政党的斗争策略和社会主义探索进行一些反思和展望。

苏东剧变后, 西方共产党、工人党的力量遭到削弱, 左翼政党也难以幸免, 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由此走入低谷, 走和平改良的道路成为许多左翼政党的主要选择。在1996—20 07年期间, 英国工党上台, 提出“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理论, 随后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相继掌权, 与其形成理论呼应, 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欧盟15国中有13个由左翼政党执政。然而好景不长, 右翼政党回潮, 西方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运动又走向低潮, 即便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情况下, 西方左翼政党也未能抓住机遇, 实现局面的扭转。由此可见, 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不仅需要革命时机, 还需要其它条件, 尤其是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政党力量的壮大, 因为革命时机是矛盾发展的客观结果, 人为难以创造, 而政党的能力却可以通过建设加以提高。

西方左翼政党的构成复杂, 学界有多种划分方式, 广义上的左翼政党一般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方式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所有政党组织, 它既包括西方各类社会民主党, 也包括西方共产党、工人党、由共产党发展演变而来的政党组织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的各类激进政党组织。诚如学者指出的, “左翼政治或左翼政党是一个缺少严格界定的概念, 是左右翼政治分类中一个与右翼相对的概念”。基于这一界定, 我们可以把左翼政党简单分为两类:一是温和左翼, 主要以西方社会民主党为主体;二是激进左翼, 包括西方共产党、工人党、由共产党发展演变而来的政党组织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的各类激进政党组织等。但是, “过去欧洲的一些共产党力量也在经历变革, 并表示出一种由体制外力量向体制内力量转变的趋向。”“与传统激进左翼政党不同, ‘新左翼’政党基本上都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 普遍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去激进化和‘民主社会主义化’进程”。很多的西方激进左翼也已失去了往日的激进锋芒。

从左翼政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来看, 社会主义是其主要的价值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无疑是这一社会的核心价值要素。这些核心要素被许多左翼政党作为价值追求写入党章或政治纲领中, 主要体现在:政治上要求民主,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党章中指出,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的人民党。”英国工党明确提出, “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党”。法国社会党在《法国社会党的原则声明和章程》中也规定, “社会党置身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行动。”“社会党是一个民主的党”。经济上要求自由, 社会领域上要求公正、平等, 如英国工党提出, 要“为我们全体人民创造这样一个社会:权力、财富和机会掌握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中”、“促进机会平等, ”“提供有实效的公正”;国际关系上要求和平, 等等。

西方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概念, 尤其是温和左翼, 已经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确立的前提是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许多左翼政党也看到, “资本主义产生了不平等,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不公正的根源, 可是, 它们却希望通过“民主”的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特别是在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态度上, 它们完全“体制化”了。比如, 法国社会党主张通过“民主道路”实现社会目标, 提出“把改良主义服务于实现革命的期望”, “社会党赞成混合经济的社会, 这个社会在不否认市场规则的情况下, 赋予公共权力及社会团体实现符合整体利益目标的手段”。英国工党的策略是, “市场化企业和激烈竞争与伙伴关系及合作的力量相辅相成, ……发达的私营部门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共存共荣”。由此可见, 温和左翼已经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变革, 只从政治层面、价值层面讨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它们那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概念, 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总体而言, “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共同信奉的思想体系。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 多元主义、改良主义和伦理主义是欧洲社会党的身份特征”。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左翼政党必须获取政权, 并利用政权进行社会改造。一般而言, 获取政权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暴力革命;二是议会斗争。前者主张, 通过暴力革命手段, 获取国家政权, 并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 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从而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增长, 带来的主要结果是,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 ……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即消除不平等、不自由、不公正等的私有制根源, 推动生产力的增长, 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然而, 在当前左翼政党的斗争话语中, 占主流的是后者。这条道路的逻辑是:提出纲领, 赢取民众的选票, 获得权力;进而引领民众, 推动经济发展, 实行社会福利政策, 实现价值追求。

如此一来, 在选举逻辑下, 集纳和表达选民的利益偏好成为左翼政党获取选票、掌握政权的关键, 也是推进左翼政党价值目标的逻辑前提。选民利益偏好的实现需要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左翼政党对它们的集纳和表达;二是相应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三是左翼政党有限任期内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状况。然而, 绝大部分左翼政党放弃了暴力革命, 选择了一条温和的政治、社会变革的道路, 试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行权力结构下“合法地”寻求统治权, 以此来实现左翼政党的价值目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结构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就成为制约左翼政党行动的重要障碍, 在有限任期内, 左翼政党难有大的变革动作。因此, 左翼政党常常在复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裹足不前。而激进左翼虽然常有激进的政治行动设想, 但是它们的力量弱小, 难以进入西方国家的权力中枢, 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 只能陷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 难有作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度是制约左翼政党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障碍。西方国家实行的是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制衡的代议制权力架构, 它包括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四大要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套完善的权力架构既是一套权力产生和运行机制, 也是一套资本利益的保障机制, 更是政党行为的约束机制。走议会“合法”斗争的道路, 西方国家的这套宪法法律体系和权力架构就是左翼政党组织政权、施政的基本前提, 也是西方政党的执政底线和“行为标准”, 任何政党均难以也不能任意突破。一旦左翼政党采取政治行动, 试图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变革, 危及到资本的统治权及其利益, 这套权力体系便会发生作用, 阻碍西方左翼政党有所作为。

首先, 选举授权的代议制度牢固地保护着权力的资本性质。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度是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 在这套制度设计下, 资本通过对候选人的控制、竞争式选举等方式, 成功地将自身的精英代表送进权力中枢, 实现对权力的掌控, 并通过宪法和法律体系的约束, 保证权力运行不脱离资本的意志。对此,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公民一旦完成投票选举, 在自己被代表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主人了, 公民行使权利本身就等于放弃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西方的代议制度显然不利于左翼政党发动底层民众, 夺取权力, 实施社会目标, 因为在选举民主的体制下, 庞大的竞选资金是入主权力中枢的关键。左翼政党若想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 就难以筹集到如此庞大的竞选资金。缺乏庞大的竞选资金, 左翼政党及其候选人就无法进行选区宣传、媒体造势等竞选活动, 也就无法发动民众支持它们的社会改革。也正因为此, 列宁早就指出, “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 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 因为改良的道路是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因而, 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代议民主制度已成为左翼政党获取政权, 实现价值追求的主要障碍。

其次, 权力运作时, 宪法法律、权力分制等政治设计约束着左翼政党的行为。众所周知, 自从普选权确立以来, 为了防止所谓的“阶级立法”、“多数暴政”, 西方国家设计出了一套严密的、以宪政、权力分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权力保护机制, 福山把它称为“否决制体制”。这套权力体系是西方政党执政的政治前提, 是左翼政党政治行为的约束机制, 上台执政的左翼政党难以施展手脚, 推动社会改革, 实现西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正如普热沃尔斯基所言, “在资本主义社会, 任何政府都依赖于资本。掌权的政治力量的本质, 不是要影响这种依赖性,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这是这种体制的特征, 而不是政府职位占有者即选举获胜者的特征”。因此, 左翼政党根本无法触及根本性问题, 无力回应民众的根本需求, 如利用立法, 铲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同时, 否决制体制还带来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政府失灵, 治理失败, 失信于民等恶果。于是, 现实中常常出现某些执政的左翼政党违背选民意愿, 无法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现象, 导致左翼政府“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好处, 公共部门成为低效和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最终可能导致左翼政党离政权越来越远, 复兴西方社会主义的目标越发渺茫。

对于左翼政党而言, 走议会斗争的道路, 集纳和表达选民的利益偏好是获取政权的关键。然而, 分工的发展加剧阶级、阶层的分化, 带来了选民利益偏好的多样化, 增加了左翼政党对传统选民利益偏好表达的难度, 致使左翼政党传统的核心选民的流失。同时,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 民众出现物质化、功利主义等意识倾向, 消融了左翼政党核心选民的阶级意识, 也动摇了其它选民的利益认同, 导致可争取选民的流失。选民基础的流失是左翼政党走议会道路面临的巨大困境和压力。

首先, 核心选民的阶层分化, 削弱了左翼政党的阶级力量, 是左翼政党面临的重大问题。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下层民众。一直以来, 中下层民众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内部存在着利益分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阶层分化加剧, “中间阶层选民结构分散、诉求多样, 难以再现整齐划一的阶级意识和坚定不移的选举忠诚”。工人阶级也不例外, “工人阶级内部在脑力工人与体力工人之间、技术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管理人员与被管理工人之间、全日制工人与非全日制工人之间、男工与女工之间、本国工人与外籍工人之间等, 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具体利益的差别、矛盾甚至冲突”。工人阶级内部多样的阶层分化产生多样的利益偏好, 增加了左翼政党集纳和表达的难度, 极易造成核心选民的流失, 削弱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同时, 产业工人的数量不断萎缩, 加剧了左翼政党阶级力量的流失。据法国不平等监测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法国, 中下层和底层民众只占法国总人口的30%, 而中产阶层却不断膨胀, 所在比重已达50%。有学者指出, 在英国, “认同感强、积极性高的蓝领工人队伍逐渐萎缩, 削弱了工党的依靠力量。”从中可见, 由于传统核心选民的流失, 导致左翼政党的阶级基础越发薄弱, 容易诱使左翼政党的阶级立场左右摇摆。现实中常常出现这一悖论, “在选举中越成功, 社会主义政党身份越淡化;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开展得越有效, 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越边缘化”。

其次, 传统核心选民阶级意识的消融, 导致了核心选民被分化, 是左翼政党面临的又一难题。工人阶级及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有利于左翼政党扩大阶级基础, 也有利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一般而言, 工人阶级难以自发地产生阶级意识, 诚如列宁所言,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然而,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至上等价值倾向主导着整个西方的主流价值认识, 阻碍了工人阶级及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形成。同时, 由于左翼政党阶级立场的偏离, 工人阶级及底层民众失去了价值的引领和利益表达的依托, 西方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及其价值观便乘虚而入, 阻碍这部分人阶级意识的形成, 他们也就自然地成为右翼政党或保守主义力量分化的对象。在法国, 玛丽莲·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战线”正是利用了民粹主义议题, 分化了社会党的传统阶级力量, 使其选举支持率不断攀升。2012年, 勒庞在法国总统第一轮选举中的得票率是17.9%, 2017年4月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是21.30%, 第二轮投票的得票率是34.5%, 约110 0万张选票。有学者指出, “在10年间对法国社会党失望的其基本盘选民越来越多得选择了极右翼阵营。在2017年总统大选投票中, 失业率较高以及法国的铁锈地带地区都是勒庞的主要阵地”。由此可见, 工人阶级等阶级意识的消融是左翼政党核心选民流失的重要原因。

再次, 选民的分化, 议题的多样化、多层次化, 导致左翼政党可争取选民的流失。选民的阶级阶层分化带来了多样化、多层次化的利益偏好和复杂多样的议题。多样、庞杂的议题增加了左翼政党的集纳难度, 然而却有利于议题单一、褊狭的小型政党或激进团体。汤普森也认为,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后物质主义’问题的显现, 没有迅速做出反应, 因此, 他们广泛的诉求被削弱。这些问题, 主要是环境问题, 不仅导致其他政党向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民众发起挑战, 而且同各国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某些基本观念的挑战而改变了政治环境”。如此一来, 造成了左翼政党的核心选民和可争取的选民一再被一些议题单一的小党分化, 进一步削弱左翼政党的影响力, 再加上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对左翼政党的丑化, 左翼政党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权力、实现西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几率越来越小。

能不能代表、引领民众, 关键还在于左翼政党自身的能力。从规范意义看, 政党的功能就是集纳民众的利益和实现民众利益的表达。政党的立场定位、纲领主张、政治决策等若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表达民众的偏好, 在选举政治下, 获取权力的机会就会增加。20 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然而左翼政党并没有抓住机会实现复苏。究其原因, 根本在于左翼政党的能力衰退。

首先, 左翼政党立场转向, 引领力下降。后工业化时代下, 西方国家阶级阶层的多样化分化、工人阶级的日益萎缩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获取更多选票, 受西方选举逻辑的推动, 西方国家主要的左翼政党纷纷淡化意识形态, 立场右移, 向中间选民靠拢, 这一做法动摇了左翼政党的根基, 使其引领力下降。自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 英国工党就开始去阶级化的改革, 对党章进行修改。9 0年代初, 布莱尔带领工党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极力淡化意识形态, 努力塑造跨阶级的“选举型全民党”。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戴尔蒙德指出, 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领导下的工党政府曾经拥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扭转保守政府执政以来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打造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平的社会。“然而这个机会被这样一个政权浪费掉了, ……该政权决心接受市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要在撒切尔框定的模式下执掌政权而不是坚定地与这种模式决裂”。“布莱尔之后, 工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中派化, 阶层中产化和政策新自由化的新工党了, 传统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支持, 在布莱尔派眼中也仅仅是将他们送入议会的选票工具”。最终造成了2010年工党在英国议会大选中的惨败, 只获得29.1%的选票, 议员人数也由1997年的418名、20 01年的415名、20 05年的356名一路缩减到258名, 与20 05年相比, 工党大概丧失了100万张选票。其中, “工党在中低选民群体中丧失支持的幅度是最大的。2005年, 43%的‘蓝领’技术工人选民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工党。到了2010年, 这部分选民只有23%支持工党。”显然, 工党的立场转移是其失败的关键原因。

为了获取中间选民的选票,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同样发生了立场转移。“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以工人和社会中下层人士为主体的政党, 20 03年为争取更多中产阶级加入, 宣布《新中产阶级纲领》, 目前实际已是‘全民党’。”其选举策略“首先基于中间选民, 然后再力图争夺左翼的边缘选民。联盟党是在控制传统票仓基础上进行扩展的”。这一转向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0 05年起长期丧失政权, 选举得票率与默克尔领导的右翼政党差距越拉越大。普热沃尔斯基也认为, “社会民主党人没有成功地把选举变成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实际效果, 他们不得不与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加入工人队伍的那些人结成盟友, 然而, 同时他们又实实在在地侵蚀了作为工人力量之源的意识形态。”。

其次, 左翼政党内部政见不一, 裂痕不断, 凝聚力下降, 战斗力衰退。虽然在选举民主的推动下, 分工的细化、选民的分化会促生多种政治派别, 加剧政党的内部分裂, 但是政党内部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威、明确的奋斗方向、稳定的阶级立场, 同样会带来政党内聚力的衰退, 导致内部分裂。其中, 定位不清, 阶级立场不稳, 政见不和是左翼政党分裂的最重要原因。左翼政党为了迎合选举的需要, 陷入选举的功利主义, 丧失了应有的斗争方向, 使左翼政党失去了政治权威, 减损了其理论、政策、主张的向心力和引领力, 影响到左翼政党的统一性、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一点在法国社会党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2016年6月奥朗德政府动用宪法第49条特别条款, “强行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 最终改革成功, 但其政治结果却是灾难性的:这一改革引起了令社会党内部左右两翼彻底公开决裂, 在不到30 0人的社会党议员中, 分化出20-40人的‘造**派’。”最终, 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时, 社会党分裂为三大阵营, 党内右翼倒向了中间派总统候选人马克龙, 党内左翼则投向了以梅朗雄为代表的激进左翼的怀抱。导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在总统大选中第一轮成绩仅为6.36%。同时, 左翼政党政见不统一或选举的一再失败, 也会加剧左翼政党内部的分裂。在德国, “由于社民党在20世纪末的分裂 (施罗德和拉封丹的分裂) , 最终使得社民党的选举空间部分地被左派党所分割。目前, 社民党的选举困境在于左翼内部的分裂。”内部的分裂导致左翼政党力量分散, 内聚力下降, 无法有力地动员和吸纳社会力量, 推行社会改革路线, 实现其价值目标。

再次, 执政的左翼政党治理能力不高。21世纪以来, 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在低迷中徘徊,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福利制度使国家财政不堪负重。对此, 西方左翼政党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治理之策、治理方案, 解决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福利开支等重大的议题, 正如国外学者所言,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许多指导性的假设在近些年中都被证明是不足信的, 但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提出清晰的, 进步主义的替代方案, 因此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理论仍在大行其道。”现实为左翼政党提供了契机, 而大多左翼政党并未抓住, 这与左翼政党自身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低下有直接关联。例如, 2012年5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奥朗德在竞选中承诺“国内通过向富人征税来盘活法国财政, 以及通过雇用更多的政府雇员来降低失业率”, 奥朗德政府上台仅4个月, 法国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破了300万大关, 到2016年, 法国整体失业率仍维持在10%左右, 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同时, 社会党上台以来, 法国的经济发展低迷不振, 经济增长率仍然处在停滞状态或在低位中徘徊 (2012年0.01%, 2013年0.21%, 2014年0.18%, 2015年1.16%, 2016年1.19%) , 这不能不说与社会党治理能力低下有密切关联。

如果左翼政党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指望靠政策左右摇摆获取政权, 那么, 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将更加衰退, 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将加剧流失。随之而来, 左翼政党参与、获取政权的机会将更加渺茫, 政党的内部分裂也将进一步加深, 可能进入失去民众、丧失权力的恶性循环。最终, 左翼政党不免沦为边缘化的境地, 无法挑起复兴西方社会主义的重担。

面对这些困境, 西方左翼政党, 尤其是激进左翼, 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因此, 不少的左翼政党提出了以国有化或社会所有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设想, 也尝试着建立起左翼政党的联合组织, 如欧洲社会党、欧洲左翼党、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等, 以加强联合、壮大力量;还有一些左翼政党, 尤其激进左翼, 试图调整立场, 壮大社会基础。然而, 西方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未真正走向复兴, 未来西方左翼政党还有以下选择空间:

不同于西方右翼政党, 左翼政党的力量之基是无产阶级及广大底层民众。“阶级意识弱化, 政治斗争意识下降, 历史使命感不强, 使得共产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力量很难获得坚强、有力、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支持。”左翼政党要获得他们的支持, 实现价值追求, 就应当坚定自身的阶级立场, 根植于中下层民众的根本利益, 并以此作为基点, 向中间阶层拓展, 而不能因为中下层民众发生阶层分化, 立场就左右摇摆, 甚至倒向右翼, 毕竟中下层民众在西方两极分化的社会中, 仍然是一支庞大的力量。例如, 据西方学者盖斯热统计, 20 0 0年德国中下层阶层人口比例为21.4% (其中专业工人14%, 熟练工5%, 外国人专业工人2%, 自主经营农民0.4%) , 下层人口占22% (其中普通工人12%, 外国人普通工人6%, 熟练工1%, 不熟练工3%) , 二者的比重达43.4%。而其它的阶级成员, 左翼政党既代表不了, 也争取不来。可喜的是, 有些左翼政党已经开始做一些转变, 回归到过去的立场定位,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2017年6月在英国的议会大选中, 英国工党在“老左派”科尔宾的带领下, 重回工人阶级及底层民众的路线, 提出三大目标, 即“结束紧缩政策, 重塑福利国家的基石”;“发展工业, 增加工作岗位, 确立10磅最低工资制, 保护工人权利, 重振工人阶级”;“免除大学学费, 消除教育不公, 投资下一代人的成长和发展”。这让工人阶级及底层民众重新看到了希望, 工党的得票率从2015年的30.4%一举上升到40%, 所得议席也从232席上升到262席。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重新复苏得益于科尔宾在党内的努力及工党的立场回归, 使得工党内部暂时停止内耗, 并很快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支持。由此可见, 立场的回归对于左翼政党价值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无论左翼政党采取什么斗争道路, 获取政权是左翼政党实现斗争目标的一个必经阶段和必要手段。首要的是, 左翼政党应当汇聚力量, 引领民众, 掌握政权。长期陷于政见、斗争手段等的争论, 无益于左翼政党斗争目标的实现。因而, 左翼政党应根据条件和斗争环境的变化, 灵活地选择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实际上,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 革命手段也是根据革命形势、革命条件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灵活变化、灵活选择的, 他们并不拘泥于单一、盲目的暴力斗争, 当然更不主张做“议会迷”。对于左翼政党而言, “既要利用议会民主制度, 又不能迷信选举政治, 而是应当把议会民主方式与议会外群众斗争有机结合起来。”集中精力发动民众, 获取政权, 并采取有效的方式掌握并保持政权, 这是左翼政党实现价值目标的第一步。迷恋于议会斗争的道路, 一味地追求“议会合法斗争”、“和平竞选”、“妥协退让”, 无益于政权的取得, 难有大的作为。而不讲求革命时机, 不重视斗争环境, 不选择斗争策略, 不重视自身力量的壮大, 盲目地鼓吹暴力革命、“无准备的攻击”或其他激进的方式, 骤然地向西方国家的权力体系发起进攻, 难以发动民众、获取政权, 同样会葬送左翼政党复兴西方社会主义的机会。

同时, 又应当充分地认识到, 获取政权只是左翼政党实现价值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左翼政党不能止步于权力的获得, 应当有长远的社会变革目标, 这一点对以议会斗争的方式谋求政权的左翼政党而言尤为如此。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左翼政党实现价值追求的最大障碍, 止步于权力的获得, 左翼政党就可能演变成为“议会迷”, 从而陷入“定位摇摆, 民众流失, 政权难以巩固”的困境之中, 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就会成为虚幻的目标。因而, 利用政权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才是正道, 也只有这样, 才能拓展左翼政党自身的力量基础, 获得更大的动力, 突破西方国家现行权力体系的束缚。

在资本主义世界, 左翼政党虽然数量众多, 力量不可小觑, 但是各国的左翼政党发展参差不齐, 各自为战;在各国内部, 左翼政党派别林立, 纷争不断;在左翼政党内部, 政见不一, 内耗不断;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压制和右翼政党的挤压, 左翼政党的政治生存空间堪忧。因此, 左翼政党可以通过力量联合, 加强内、外部团结, 优化生存环境, 壮大自身的力量。

就外部而言, 左翼政党的发展要紧紧依靠国家间左翼政党的团结和协作。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它需要国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联合, 也要求各国左翼政党相互的合作和联合。因而, 克服分歧, 加强左翼政党间的团结协作对于提高左翼政党的战斗力尤为重要。力量弱小的左翼政党尤其应寻求力量强大的、他国的左翼政党或工人党、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但是, 左翼政党间的协作应建立在平等基础上, 讲求协商、包容、认同的原则, 力量强大的左翼政党不能只顾自身发展, 更不能恃强凌弱、强加意愿, 破坏小党的自主性、独立性。就内部而言, 左翼政党应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 求大同, 存小异, 放弃无谓纷争, 争得团结和发展。坚持原则, 对于左翼政党来讲, 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坚持把无产阶级及广大民众的解放作为左翼政党的价值目标。在这一价值目标下, 对于斗争的策略和方法、政策策略等具体问题, 应坚持求大同, 存小异的原则, 通过广泛的党内民主的方式, 统一认识, 加强团结, 消弭分歧, 解决纷争, 以民主集中的方式, 形成统一意见和政策策略。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团结基础上的最大发展和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