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在黎巴嫩政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黎巴嫩教派众多, 政党和教派之间联系紧密, 教派往往以政党的形式参与国内政治, 形成了“教中有派, 派中有党”的复杂宗教和政治组织网。¹左翼政党是黎巴嫩政坛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黎巴嫩左翼政党诞生较早, 它们积极参与黎巴嫩的政治进程, 在争取国家独立、反对夏蒙总统亲西方的政策、反对以色列入侵等方面表现突出, 因此在黎巴嫩研究中, 涉及左翼政党的文章不少。其中, 由于黎巴嫩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党在政坛的卓越表现, 关于两党的研究较多。²但是, 受黎巴嫩政治教派体制的影响, 教派利益是黎巴嫩政治运行的主要动力。部分左翼政党同样是教派政治的产物, 并沦为教派逐利的工具, 政党的意识形态对政党行为以及黎巴嫩政治生态的影响非常有限。塔伊夫协定之后, 随着政治教派体制的固化, 左翼政党在黎巴嫩政坛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不过, 尽管当前左翼政党不能左右黎巴嫩政局的走势, 但是它们鲜明的跨派系特征, 主张取消政治教派体制, 迎合了民众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加强黎巴嫩统一和团结的心声, 因此左翼政党在黎巴嫩市民社会中, 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及下层劳动阶级中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黎巴嫩共产党前身为1924年成立的人民党。黎巴嫩共产党的创始人推崇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友爱的理念, 同时也对马恩著作、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成就有着深刻的了解。¹苏东剧变之后, 黎巴嫩共产党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原则和理想的崩溃和破灭, 强调社会主义仍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黎巴嫩共产党开始调整其理论主张及现实策略, 主张“建设一个区别于已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而符合黎巴嫩实际的社会主义”²。黎巴嫩共产党积极参与黎巴嫩的政治进程, 多次参加议会选举。黎巴嫩内战爆发之后, 黎巴嫩共产党积极参与内战, 组建民兵, 联合其他左翼政党, 在内战初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内战结束之后, 该党继续参与议会选举, 不过并没有获得议席。黎巴嫩共产党现任领导人是哈拿·加里卜 (Hanna Gharib) 。

社会进步党成立于1949年, 创始人为卡迈勒·琼布拉特。社会进步党的社会和经济纲领以及党的组织结构借鉴了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党现实经验, 主张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废除政治教派体制。³该党是社会党国际以及进步联盟 (progressive alliance) 的成员。社会进步党现任领导人是台木尔·琼布拉特 (Taymur Jumblatt) 。⁴社会进步党是黎巴嫩最重要的左翼政党之一。在叙利亚内战期间, 该党积极参与内战, 是黎巴嫩民族运动 (Lebanese National Movement) 的重要成员。内战结束之后, 受益于塔伊夫协定, 社会进步党长期垄断协定中预留给德鲁兹派的议席, 是黎巴嫩主要的执政党之一。当前社会进步党拥有7名议员, 2名内阁成员。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成立于1932年, 创始人是安通·萨阿德 (Antun Saadeh) , 其思想至今依然是该党的基本纲领。建立之初,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反对法国的委任统治, 主张在肥沃新月地带建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民族国家。⁵当前,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也接受了部分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该党同情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反对以色列的入侵, 支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存在。在黎巴嫩内战中, 该党及其民兵组织加入了黎巴嫩民族运动, 反对长枪党及其右翼盟友黎巴嫩阵线。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并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6个、5个、4个、2个、2个席位。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叙利亚) 黎巴嫩分支成立于1966年, 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叙利亚地区分部在黎巴嫩的分支。当前的领导人为法耶兹·舒克尔 (Fayez Shukr) 。该党尊崇新复兴主义 (Neo-Ba'athism) , 主张社会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相结合, 认为泛阿拉伯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和必由之路。该党反对共产主义, 也不赞成苏联模式。在黎巴嫩内战期间, 该党组建了民兵, 并先后加入了黎巴嫩民族运动、黎巴嫩全国抵抗阵线 (L ebanese National Resistance Front) 以及黎巴嫩联合解放阵线 (Lebanese Unification and Liberation Front) 。内战结束之后, 该党加入了“3月8日集团”。在2009年议会选举中, 该党获得了2个议席。

独立纳赛尔运动成立于1957年, 该党主张在黎巴嫩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¹该党的口号是“自由、团结、社会主义”。独立纳赛尔运动信奉纳赛尔主义, 主张黎巴嫩保持阿拉伯以及世俗主义的特征, 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斗争。²黎巴嫩内战期间, 独立纳赛尔运动加入了黎巴嫩民族运动, 是该组织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 该党一度停止活动。目前, 该党重新开始在贝鲁特、北方省、贝卡谷地、南方省等开展活动。

民主左翼运动成立于2004年, 该党赞同欧式社民主义思想, 也不反对其他左翼思想。民主左翼运动反对教派主义, 主张建立世俗国家, 建设多样化、统一以及民主的阿拉伯社会, 被视为黎巴嫩最为纯粹的左翼政党之一。民主左翼运动反对干涉黎巴嫩内政, 支持修正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 主张叙利亚完全从黎巴嫩撤军。另外, 该党还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 主张以外交方式解决沙巴农场问题。该党在20 05年和20 09年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了1个议席。民主左翼运动和黎巴嫩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被视为黎巴嫩共产党分裂的产物, 但是两党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看法, 例如黎巴嫩共产党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 而民主左翼运动参加了旨在反对叙利亚的雪松革命。

黎巴嫩历史上产生过马列主义、纳赛尔主义、复兴社会主义等多种左翼政党, 它们广泛分布于黎巴嫩各个地区、教派、民族之中, 上文提到的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黎巴嫩左翼政党思想流派之所以如此丰富, 和以下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³首先, 与黎巴嫩的阿拉伯民族特性有关。绝大部分黎巴嫩人都属于阿拉伯民族, 以色列建立之后, 阿以冲突不断, 黎巴嫩民众对阿以冲突感同身受。由于阿以冲突往往以阿拉伯一方失败告终, 黎巴嫩认识到唯有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才能扭转这一局面。因此, 泛阿拉伯主义在黎巴嫩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另外, 阿拉伯民众普遍认为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一方遭受了西方国家不公正的对待。阿拉伯民众认识到, 西方国家不可能公正地评判和管理阿以冲突, 帝国主义的本质使得西方国家以控制中东地区和掠夺石油为目的, 因此他们扬弃了资本主义, 纷纷探寻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有效的替代。上世纪50年代, 随着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 纳赛尔式的社会主义在中东地区风靡一时, 在黎巴嫩民众中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黎巴嫩也组建了多个纳赛尔主义的政党, 并活跃至今。

其次, 与西方国家在黎巴嫩的长期渗透有关。黎巴嫩濒临地中海, 历史上是欧亚交流的通道, 也使得它成为欧洲干预中东事务的跳板。自东罗马帝国开始, 欧洲国家多次入侵黎巴嫩, 并在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近代以来, 欧洲国家在黎巴嫩大力发展西式教育, 许多黎巴嫩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有着西式教育的经历, 受欧洲左翼思潮的影响,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 自觉接纳了欧洲的进步思想, 并在黎巴嫩建立起相应的左翼政党。

再次, 与黎巴嫩、叙利亚之间的历史联系有关。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前, 黎巴嫩与叙利亚就有着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奥斯曼帝国建立以后, 黎巴嫩和叙利亚等长期由帝国叙利亚行省所管辖, 两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大叙利亚思想在部分黎巴嫩民众中有着一定的影响, 他们希望在叙利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叙利亚和黎巴嫩分别建国之后, 这种思想也并没有随之消亡。黎巴嫩内战开始之后, 由于叙利亚长期插手黎巴嫩的内政外交, 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思想, 即复兴社会主义在黎巴嫩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黎巴嫩境内也出现了复兴党。

黎巴嫩左翼政党是黎巴嫩政坛的一股清流。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政治教派体制是黎巴嫩政治体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并成为黎巴嫩政治僵局以及内战爆发的根源。黎巴嫩共产党、社会进步党、民主左翼运动等黎巴嫩左翼政党普遍反对政治教派体制, 这一主张也成为黎巴嫩左翼政党的重要辨识特征之一。¹

理论上左翼政党有着教派性政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但现实政治中它们的影响力却较为有限。以黎巴嫩议会为例, 它是黎巴嫩的权力机构, 20 05年, 12个左翼政党参加了议会选举, 只有7个左翼政党进入了议会, 在总共128个议会议席中仅获得了14个议席。²20 09年, 黎巴嫩左翼政党也仅获得了16个议席。议会中左翼政党的力量极不平均。社会进步党是黎巴嫩议会最大的左翼政党, 该党在20 05年和20 09年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了8个和7个议席, 约占左翼议席总数的一半。其他左翼政党议席数量则较少, 大部分只能获得1-2个议席, 有时甚至颗粒无收。左翼政党在议会中的参政程度还受限于黎巴嫩政治教派体制。社会进步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 (Armenian Revolutionary Federation) 等左翼政党, 由于它们是各自教派主导性政党, 受益于塔伊夫协定中对德鲁兹派、亚美尼亚族议席的分配, 它们较易获得议会预留给相应教派的议席。相比之下, 教派色彩较淡薄的左翼政党, 难以冲破政治教派体制的限制, 也无法与内战强化之后的教派认同相竞争, 政治表现低迷。以黎巴嫩共产党为例, 尽管该党在黎巴嫩内战中表现突出并参加了塔伊夫会议, 但是该党未能在内战结束初期黎巴嫩议员任命过程中获得名额。³在之后的历届议会选举中, 该党也未能获得任何议席。

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 严重制约了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以黎巴嫩总统选举为例, 由于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 因此黎巴嫩共产党等议会之外的左翼政党无法对总统选举产生影响。另外, 总统当选需要获得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得票, 由于左翼政党在黎巴嫩议会中所占的比例过小, 因此左翼阵营失去了甄选总统候选人的能力。以2016年总统选举为例, 社会进步党最初支持苏莱曼·弗朗吉亚, 但是, 该党并非“3月14日集团”的领导力量, 当集团的主导力量, 即未来阵线 (Future Movement) 的领导人萨阿德·哈里里 (Saad Hariri) 表示支持米歇尔·奥恩之后, 社会民主党也只得转而支持。

近年来, 议会选举制度改革是黎巴嫩政坛另一项重要的议题。政治教派体制是黎巴嫩政治体制弊端重要成因, 上世纪80年代末, 为了结束内战, 黎巴嫩各教派达成的塔伊夫协定曾规定未来应取消政治教派体制。然而, 内战后政治教派体制并未被触及, 反而因黎巴嫩选举制度再次得到强化。⁴左翼政党强烈主张废除落后的选举制度。人民纳赛尔组织 (Popular Nasserist Organization) 表示, 现有的体制已经到头, 新的选举法必须公正, 必须摆脱宗派主义的束缚。⁵工人联盟 (Toilers League) 指出, 比例代表制的缺乏是黎巴嫩病症的根源, “比例制为黎巴嫩稳定带来了希望。”⁶黎巴嫩共产党领导人同样指出:“在单一选区制度下, 没有教派的束缚, 比例代表制才能改变政治阶层。黎巴嫩主要的问题是宗派主义, 很不幸, 它们仍在努力维持上世纪60年代的法律。”⁷在黎巴嫩议会讨论选举制度改革期间, 黎巴嫩共产党多次组织群众集会, 大力宣传选举制度改革, 向黎巴嫩议会中的政党施压。¹不过, 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议会之外的左翼政党积极活动, 2017年黎巴嫩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得以启动, 最直接的动力是自由爱国运动 (Free Patriotic Movement) , 因为该党的推动, 改革得以避免延宕。²

相比于黎巴嫩共产党等议会之外的左翼政党, 议会中的左翼政党在选举改革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一方面, 黎巴嫩选举制度和政治教派体制息息相关, 由于改革直接关系议会中各政党未来的议席数量, 因此, 尽管改革势在必行, 但是缺乏议会主要政党的支持, 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另一方面, 由于议会中的左翼政党同样和派系关系紧密, 它们对改革也并不热心。2017年, 在选举制度改革进入议会议事日程之初, 社会进步党曾反对改革, 仍盛赞黎巴嫩政治教派体制, 主张保留1960年的选举制度。社会进步党保守的做法受到其他左翼政党的诟病。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指出, 社会进步党的相关建议根本无法实现改革预期的目标。³

左翼政党同样无法决定最终的改革方案。当社会进步党被迫参与选举制度改革之后, 为了保持本党的影响力, 该党提出了混合选举方案, 即半数议席按既有的选举规则产生, 半数由比例制投票制度产生。然而, 随着萨阿德·哈里里表示支持全部采用比例制, 瓦利德·琼布拉特之后也只得表态附和, 社会进步党的方案未能进入议会讨论。纵观选举制度改革进程, 尽管社会进步党表达了本党态度, 并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政党的重视, 但是该党的态度和意见始终在不断地修改, 以配合未来阵线等政党的主张, 社会进步党并非改革的主导力量。其他的左翼政党, 例如人民纳赛尔组织、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等同样提出了改革意见和方案, 但是很少得到议会主要政党的回应, 表现更为暗淡。

历史上黎巴嫩曾出现过不少流派各异的左翼政党, 不过,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它们也有着不少的共性。例如, 它们对巴解组织普遍持同情的态度, 主张阿拉伯世界联合以抵制以色列的入侵, 黎巴嫩社会进步党、黎巴嫩共产党、共产主义行动组织 (Communist Action Organization) 、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叙利亚) 黎巴嫩分支等左翼政党曾先后组建了“进步党派和民族力量阵线 (Front for Progressive Parties and National Forces) ” (1969年) 、黎巴嫩民族运动 (上世纪70年代) 以及民族抵抗阵线 (National Resistance Front) (1982年) 等左翼阵线, 共同对抗基督教民兵, 抵抗以色列的入侵。

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 左翼统一阵线开始出现分裂。左翼阵营分裂的时间节点在2004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后, 分裂的表征是左翼政党对叙黎关系的认知出现了严重的对立, 思想根源则是左翼政党对泛阿拉伯主义和黎巴嫩民族主义关系的认识产生了变化。

黎巴嫩泛阿拉伯主义和黎巴嫩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在黎巴嫩成立之初就已经存在, 由于当时黎巴嫩左翼泛阿拉伯主义居于主导地位, 因此两者之间的对立主要体现为黎巴嫩基督教派和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对抗。在黎巴嫩内战中, 随着以色列入侵, 泛阿拉伯主义在左翼阵营中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巩固。这一时期, 叙利亚是中东地区坚定的反以国家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 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最主要的反以力量之一。出于黎巴嫩反以斗争的需要, 黎巴嫩左翼政党支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存在。20 04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之后, 黎巴嫩直面以色列入侵的风险日益减小, 与此同时, 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存在不仅对黎巴嫩的独立构成了威胁, 同时也对黎巴嫩的政党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黎巴嫩政党中黎巴嫩民族主义的思想得到了加强。当前绝大部分左翼政党主张改变以往的叙黎关系, 不过泛阿拉伯主义对各党的影响并不一致, 它们对如何发展叙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并分别加入支持叙利亚的“3月8日集团”和反对叙利亚的“3月14日集团”两个立场相对立的阵营。其中, “3月8日集团”中以黎巴嫩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认为, 由于以色列以及美国等对阿拉伯事业破坏的企图并没有消失, 因此仍应该联合一切阿拉伯抵抗力量予以抵制, 因此它们认可叙利亚在阿拉伯反以和反美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不反对叙利亚影响力在黎巴嫩政坛的存在。“3月14日集团”中以民主左翼运动、社会进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仍然认同泛阿拉伯主义, 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 但是它们更为强调黎巴嫩的民族自主性, 反对一切干预黎巴嫩内政的势力。因此它们主张修正叙黎关系, 抵制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干涉, 坚决要求叙利亚军队及其情报机构全部撤出黎巴嫩。

中东剧变之后, 地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尤其是叙利亚内战的爆发, 其后果也波及了黎巴嫩。由于当前左翼政党中泛阿拉伯主义和黎巴嫩民族主义关系认知的分歧并没有消弭, 导致左翼政党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务中存在不同的看法, 左翼政党之间的对立趋势未能得到缓解。

黎巴嫩左翼政党对叙利亚内战存在不同的看法。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 “3月8日集团”主要从泛阿拉伯主义的角度理解叙利亚内战。它们认为, 由于叙利亚政府一贯支持中东地区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抵抗运动, 叙利亚的动乱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以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为例, 该党公开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在叙利亚内战中, 该党派出党员协助叙利亚政府作战。“3月8日集团”中的黎巴嫩共产党中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则相对较弱。一方面, 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政府也保持着联系。黎巴嫩共产党领导层与叙利亚人民意志党 (People’s Will Party) 联系密切, ¹黎巴嫩共产党也未参加2011年贝鲁特叙利亚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活动。另一方面, 黎巴嫩共产党避免由于重视阿拉伯团结而忽视反对独裁以及争取民主追求, 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反对派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2012年8月, 黎巴嫩共产党在其官方报纸刊登了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的文章, ³黎巴嫩共产党也对叙利亚政府逮捕某些“进步”人士表示了谴责。²总体而言, 黎巴嫩共产党主张叙利亚内战双方和平谈判以解决叙利亚危机。“3月14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则较少受到泛阿拉伯主义的束缚, 它们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 强烈要求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2011年, 叙利亚政治危机出现之后, 社会进步党参加了叙利亚贝鲁特大使馆门口的游行示威活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 该党指责叙利亚政府进行种族屠杀, 呼吁国际社会推翻巴沙尔政权。

黎巴嫩左翼政党对西方国家干预叙利亚内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3月8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从阿拉伯民族反以、反帝的角度对西方国家干预叙利亚内战的行为进行了批评。黎巴嫩共产党对美国袭击叙利亚政府军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认为美国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 破坏了国际法。黎巴嫩共产党进一步指出, 美国的行为揭示了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增长的侵略本性, 美国企图以国家恐怖主义挽回其已经失去的世界领导地位。⁴黎巴嫩共产党还批评了美国和土耳其在科巴尼被围攻期间的表现, 认为它们并不想消灭恐怖主义, 只想恢复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恐怖组织是它们在中东地区推行侵略性资本主义计划的工具。“3月14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拒绝将西方国家干预叙利亚内战与阿拉伯民族崛起相关, 它们支持西方国家介入叙利亚内战, 打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2017年4月, 瓦利德·琼布拉特公开支持美国轰炸叙利亚空军基地。⁵

黎巴嫩左翼政党就如何应对叙利亚难民存在分歧。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 黎巴嫩涌入了超过一百万的叙利亚难民,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小国寡民的黎巴嫩构成了极强的冲击。⁶难民问题出现之初, 黎巴嫩人对难民的态度尚为友好, 随着难民问题影响的进一步放大, 黎巴嫩人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2014年调查显示, 90%以上的黎巴嫩人认为叙利亚难民构成了威胁, 三分之二的黎巴嫩人将叙利亚难民视为“存在性威胁” (existential threat) 。¹2014年8月之后, 黎巴嫩人对难民的暴力袭击开始零星的出现。左翼政党反对敌视叙利亚难民的行为, 不过, 由于叙利亚难民众多且以逊尼派为主, 接纳叙利亚难民不仅超出了黎巴嫩的承受能力, 并将改变黎巴嫩人口的教派结构, 极可能导致内战的再次爆发, 因此黎巴嫩政党普遍主张对叙利亚难民实施遣返。在如何遣返难民的问题上, 黎巴嫩左翼政党出现了分歧。“3月8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 例如叙利亚社会民族党黎巴嫩分支、黎巴嫩共产党等, 主张直接和叙利亚政府协商难民遣返问题, 认为这样才能确保难民得到安全遣返。“3月14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 例如社会进步党, 由于它们拒绝承认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认为难民遣返属于联合国的责任, 主张黎巴嫩与联合国进行合作。²

黎巴嫩左翼政党在其他地区性议题上也存在分歧。除了叙利亚问题, 转型时期左翼政党在其他地区事务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以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垮台为例, “3月8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认为穆巴拉克的倒台是抵抗运动的胜利, 为中东地区反以、反美的叙利亚和伊朗“抵抗轴心”提供了战略契机。“3月14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则认为穆巴拉克的下台使得黎巴嫩失去了关键性的盟友。

除了地区性议题, 由泛阿拉伯主义和黎巴嫩民族主义关系产生的认知差异还导致左翼政党在一系列重大的国内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在黎巴嫩总统产生过程中, 不同阵营的左翼政党也彼此意见相左, “3月8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追随亲叙的真主党, 支持总统候选人米歇尔·奥恩, “3月14日集团”中的左翼政党则追随未来阵线, 支持总统候选人苏莱曼·弗朗吉亚。

苏东剧变对中东地区的左翼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受此影响, 不少国家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有些左翼政党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 中东左翼运动陷入了低潮, 黎巴嫩左翼政党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 黎巴嫩政治教派制度限制了黎巴嫩左翼政党的发展。根据黎巴嫩1960年的《选举法》, 以简单多数胜出以及候选人按教派身份参选选区内指定教派议席的原则, 有利于教派精英进入和控制黎巴嫩政坛, 使得左翼等跨教派的政党处于不利的位置。内战结束之后, 通过塔伊夫协定, 各教派最终以合法的形式对黎巴嫩政治资源进行了瓜分, 政治教派体制进一步得到了强化。2017年7月, 黎巴嫩议会通过了新的选举法, 决定在2018的议会选举中实施比例选举制, 但是新选举法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对于跨教派的左翼政党而言, 它们仍无法与教派色彩浓厚的政党竞争。

第一, 选举制度中的教派原则并未触及。尽管黎巴嫩议会中主要政党认识到比例选举制有可能削弱它们在议会中的力量, 但是由于黎巴嫩教派认同仍然稳固, 因此它们对建立在教派基础上的选举仍充满信心。在新选举法中, 黎巴嫩将被划分为15个多议席选区, 每个选区依旧以教派为标准分配份额, 为此黎巴嫩民主选举协会秘书长指出:“当权的政党将比例代表制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并仍通过议席数量和选区划分维持教派主义。”³黎巴嫩教派认同深刻, 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教派冲突多次强化了教派认同。黎巴嫩教派冲突可上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 它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黎巴嫩内战中再次达到顶峰。在当代, 黎巴嫩教派冲突并没有消亡。中东剧变之后, 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真主党在赛达曾发生武装冲突, 贝卡谷地什叶派原住民和叙利亚逊尼派难民之间也曾出现冲突。在教派冲突不断的情况下, 民众不大可能将选票投向敌对教派或本教派色彩较淡的政党。左翼跨教派政党若想挑战选区内主流教派的政党, 其竞选纲领则不能不向该教派倾斜。由此, 左翼政党将陷入两难的境地, 即要么放弃取胜, 要么放弃其跨教派的政治纲领。

第二, 新选举法的选区划分、教派议席的分配仍旧向教派政党倾斜。在塔伊夫协定框架下, 各教派属性浓厚的政党将本教派传统的活动地区划为其教派选区, 从而垄断相关议席, 之后通过为选区内教派民众提供市政服务, 强化教派和政党的形象。以社会进步党为例, 在塔伊夫协定中, 该党为德鲁兹派在黎巴嫩山地区, 尤其舒夫山区和阿莱地区争取了多个议席, 上述地区正是德鲁兹派主要的聚居地以及社会进步党最为活跃的地区。例如, 1983年以色列撤出舒夫山区到内战结束期间, 社会进步党在这一地区组建了山区市民行政机构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ountain) , 取代黎巴嫩政府进行管理, 并提供公共服务。与此同时, 由于选区中主流教派的民众是既有选举制度的受益者, 他们将倾向于支持本教派提出的候选人。在新的选举法中, 黎巴嫩议会中主要政党传统的势力范围再次得以确认, 例如阿莱和舒夫选区仍旧是德鲁兹派议席最主要的选区, 这一原则的延续确保了教派性政党的利益。

第三, 跨派系政党难以吸引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新的选举法规定, 竞选以候选人名单的方式进行, 候选人名单应获得足够比例的选票才能产生议员 (2 017年新选举法第52款) 。议员在合格的候选人名单中依次产生, 在分配过程中, 当不同的候选人获得同样比例选票时, 议员将从得票比例最多的候选人名单中产生 (2017年新选举法第98款, 第4条) 。对政治家而言, 加入力量较强的政党或政党联盟, 当选议员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即便不能加入议会主要的大党, 政治家也愿意加入教派色彩较浓厚的、区域性政党, 即便这类政党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弱于跨教派政党, 其所属的教派在选区中也并不占优势。议会大党为了确保在议会中的影响力, 愿意与这些政党保持合作, 以党团的形式尽量多地占有选区内的议席, 在此情况下, 小党中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较有可能纳入党团的联合候选人名单中, 增加当选的几率。相比之下, 加入跨教派政党竞选显得更为困难。尽管黎巴嫩共产党、民主左翼运动等跨教派的左翼政党在黎巴嫩国内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但是其支持者往往分散, 难以在特定的选区中获得人数优势, 单独进行竞选将难以与教派色彩较强的政党以及政党联盟竞争。另外, 即便跨教派政党选择加入政党联盟, 由于它们的教派基础薄弱, 并不能保证它们推出的候选人能够获得选区内其所属教派民众的支持, 因此较难获得政党联盟中主导性政党的青睐而被纳入政党联盟的候选人名单。这一现象在黎巴嫩议会选举中早已得到了体现。以民主左翼运动为例, 该党在近两次议会选举中皆获得一个议席。但是, 必须指出, 该党的成功是“3月14日集团”特别照顾的结果——该党被誉为“3月14日集团”中“最世俗的成分”¹, 对于改善“3月14日集团”的形象非常有利——同时也只得被迫接受集团的选举安排:20 05年, 民主左翼运动在的黎波里选区获得了一个马龙派议席;20 09年, 该党另一位成员在西贝卡选区获得一个什叶派议席。总之, 民主左翼运动议员候选人、议员产生的选区、议员教派议席都出现了变动, 这些完全是“3月14日集团”主导的结果, 并非该党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的选择, 与政党群众基础的地域也没有太多联系。跨教派左翼政党议席产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难以对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产生吸引力。

跨教派曾是黎巴嫩左翼政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然而, 内战结束之后左翼政党的教派和族群色彩却在不断增强。当前许多学者直接将左翼政党和教派并称, 例如社会进步党被称为德鲁兹政党、黎巴嫩共产党被称为逊尼派政党、黎巴嫩阿拉伯民主党 (Arab Democratic Party) 被称为阿拉维派政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政党被称为亚美尼亚族政党等, 不少左翼政党内部也开始出现教派斗争。

内战结束之前, 跨教派的特征是左翼政党发展的重要原因。以社会进步党为例, 在该党建党初期, 其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纲领获得黎巴嫩不同地区和教派的工人、小业主、下层贫民的支持, 帮助该党扩大了在议会和内阁中的影响力。²内战结束之后, 这一特征对社会进步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政党等执政或参政的左翼政党带来的帮助开始减弱, 维护的意愿也在降低。一方面, 对这些政党而言, 教派和族群色彩增强是其执政和参政的保障。以社会进步党为例, 该党的主体是德鲁兹派, 而塔伊夫协定为德鲁兹派预留了议席和部长职位。因此, 对社会进步党而言, 该党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于德鲁兹派内部。换言之, 社会进步党最应关心的是它在德鲁兹派民众的支持率, 不必太在意其他教派和族群的看法, 因此公平对待各教派民众的意愿较弱。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什叶派群众退出社会进步党的情况, 他们纷纷指责社会进步党存在教派歧视, 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¹另一方面, 调和黎巴嫩国内教派冲突的难度巨大。在长期的内战中, 各个教派彼此对抗, 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既强化了教派认同也强化了教派间的对立。因此, 尽管左翼政党致力于各教派平等, 为所有的黎巴嫩公民谋求福利, 但实践中却往往会顾此失彼。上世纪70年代, 社会进步党支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从事反以斗争, 但在以色列对巴解组织的报复行动中, 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什叶派民众遭受了重大损失却未得到有效的补偿, 加之日常生活中巴解组织等逊尼派组织对什叶派民众的骚扰, 什叶派民众日益不满, 泛阿拉伯主义在什叶派民众中退潮。受累于与巴解组织之间的联系, 社会进步党在什叶派中的影响力也被削弱。²独立纳赛尔运动同样也是如此, 该党在内战期间力量一度较为强大, 由于未能处理好教派关系从而导致了政党分裂, 内战后期该党甚至逐渐停止了活动。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 教派冲突并未就此结束, 不仅如此, 转型时期黎巴嫩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再次凸显了教派之间的对立。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 大量叙利亚逊尼派难民涌入黎巴嫩, 逊尼派慈善组织为难民积极提供救助, 但是什叶派和基督教派对叙利亚难民保持着戒心, 他们反对向叙利亚难民提供难民身份, 反对提供有组织的、公共的以及大规模的难民营地。³对黎巴嫩共产党等坚持跨教派色彩的左翼政党而言, 如何在黎巴嫩国内教派对立的情况下平衡难民救助以及获得民众支持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难题。

左翼政党教派色彩的强化, 对政党的进步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社会进步党为例, 在黎巴嫩议会选举法改革过程中, 为了维护该党的影响力, 该党最初反对改革, 坚持半个世纪之前的选举制度;在改革成为必然的情况下, 反对完全采用比例选举制。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中, 尽管叙利亚内战远未结束, 黎巴嫩几乎所有的左翼政党都支持遣返叙利亚难民, 这对左翼政党的形象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