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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研究
2020-11-14 09:58:4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作者:陈鸥 【 】 浏览:118次 评论:0
       南亚岛国斯里兰卡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斯里兰卡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是反帝反殖民斗争的主要力量,并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潮阶段的前期一度处于领导地位。在国家独立后,社会主义政党长期扮演了制衡资产阶级政府的领导角色。在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还曾发动过两次规模浩大的“武装革命起义”。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斯里兰卡很多早期政治人物都承认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在资产阶级政党统一国民党(United National Party)执政期间还修改宪法在斯里兰卡的国号中郑重加入“民主社会主义”字样,然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斯里兰卡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想曾强有力地影响了其民族独立运动,而后又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其国家稳定、建设与发展。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来揭示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历史表现和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历程
       (一)民族独立运动时期
       1935年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的成立被普遍视为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发端。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加上工人运动领袖的加入使得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迅速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1937年,兰卡平等社会党策划了布雷斯哥德尔事件。在1936-1937年,兰卡平等社会党成功地领导了锡兰罢工运动。这些都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也进一步激起了人民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二战开始后,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又高举反战旗帜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利用斯里兰卡的各种资源为战争服务。在这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却突遭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方面,由于在建党之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党要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兰卡平等社会党很快就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分裂。1940年,在兰卡平等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强行宣布托洛茨基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后,部分被开除的坚持走苏联暴力革命路线的党员宣布成立联合社会主义党(United Socialist Party)(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ri Lanka))。这次分裂削弱了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此外,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来势汹汹,英国殖民政府最终决定出手镇压。二战开始后,英国殖民政府借口兰卡平等社会党“反战”等理由,关押了该党领导机构的几乎所有成员,并宣布该党为非法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依然成功领导了1941年,1942年和1944年的罢工运动。1942年日军轰炸科伦坡后,被关押的部分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干部逃脱并流亡印度。不久,兰卡平等社会党宣布成为印度、锡兰和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党(Bolshevik-Leninist Party of India, Ceylon and Burma)的锡兰支部,并由此正式成为第四国际(The Fourth International)成员。由于积极参加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该党很快也被英国殖民政府弹压。战后,由于在是否完全并入印度、锡兰和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党的问题上分歧严重,该党分裂成重组的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Bolshevik Sama Samaja Party)。但由此也重新获得了锡兰合法政党地位。此后,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夺锡兰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上持续发生严重对抗。这大大影响了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极大削弱了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独立运动关键时期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面对战后南亚空前高涨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无力回天的英国政府开始在符合大英帝国最大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让殖民地人民独立。为了改变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在领导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运动的不利局面和避免将来斯里兰卡独立成社会主义国家,英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斯里兰卡亲英的精英阶层组建的政党组织,并在1946年将他们中的主要力量整合成代表本土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统一国民党。由于英国政府全力扶持并在锡兰独立谈判过程中始终坚持统一国民党为代表锡兰殖民地人民的主要谈判代表,使得社会主义政党在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迅速被统一国民党所替代。此外,不同于对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殖民者虽然在战略上是被迫让斯里兰卡走向独立的,但在战术上英国殖民者的确是主动以“和平友好”方式让斯里兰卡逐步有序地独立。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失去了人民支持其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动力和可能性。
       就这样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民族独立运动最关键的阶段失去了对斯里兰卡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也失去了带领斯里兰卡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佳时机。
       (二)府外阶级斗争路线时期
       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独立成为锡兰自治领,并由此进入了国家建设时期。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也进入到了奉行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府外阶级斗争路线时期”。在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再次发生重大分合。为结束因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而持续的内杠,斯里兰卡最有实力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于1950年达成协议使后者并入前者。但兰卡平等社会党内部强烈反对这一合并的党员随即退党并组建了新的社会主义政党革命的兰卡社会平等党(Revolutionary Lanka Sama Samaja Party)。1959年,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该党领导人维克勒马辛哈(S. A. Wickremasinghe)又将革命的兰卡平等社会党改造成了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政党人民联合阵线(People’s United Front)。1963年,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锡兰共产党和人民联合阵线为了参加1964年的议会选举而组成一个短暂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联盟联合左翼阵线(United Left Front)。另外一个深远影响社会主义政党发展的重大事件是深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因不满统一国民党的做派于1952年退党自创了属于中左翼的斯里兰卡自由党(Sri Lanka Freedom Party),并在获得锡兰共产党和革命兰卡平等党的支持后,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一举替代兰卡平等社会党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从此,斯里兰卡政治进入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时代,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在斯里兰卡议会政治中开始逐渐边缘化。但正如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经常自称是“社会主义者”那样,由于斯里兰卡自由党在执政期间推行了不少包含社会主义元素的政策(主要是在经济政策方面),因此从广义的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在斯里兰卡得到一定程度地实践和加强的表现。
       第二,面对独立后人民已经广泛接受在英国殖民时期就行之有年的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现实,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无论是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亲苏联的社会主义政党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整体上都选择了一条“温和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其表现在:党的纲领依然是最终要在斯里兰卡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革命,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工人运动和议会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和积蓄力量;不加入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坚定地做府外无产阶级反对党;开展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工作,对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中右翼政党组织(如统一国民党)和代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中左翼政党(斯里兰卡自由党)在议会合作中进行了有原则的区别对待。
       第三,在这一时期的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中,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整体上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来开展党的工作。在国家政治层面,自1948年独立到1964年这一段时期,以兰卡平等社会党和锡兰共产党为主要力量的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坚守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信条,坚定地拒绝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和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先后发出的入阁邀请。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以议会为阶级斗争舞台,对资产阶级政府中不利于工农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策予以坚决的反对,例如在独立初期,兰卡平等社会党号召所有反对党建立联合阵线反对统一国民党政府为了转嫁政府财政危机给老百姓而强推的经济紧缩计划,稍后的反对政府上层的大僧伽罗主义思想的政策化举动,等等。同时,对资产阶级政府中有利于壮大社会主义力量的思想和政策则策略性地予以支持,例如支持班达拉奈克政府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收回英国在锡兰的军事基地,等等。而在基层工作层面,社会主义政党进一步加强了和工会组织的联系,还尝试在公共部门的工会扩大影响力。自民族独立运动以来吸收入党的象巴拉·坛波(Bala Tampoe)这样的在工人运动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工会领袖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了好几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罢工运动。1953年8月12日,兰卡平等社会党和锡兰共产党与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建立了一个联合阵线并成功领导了一场全国总罢业,导致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后来的大选中惨败下台。1954年到1956年,锡兰共产党通过其领导的锡兰贸易工会(Ceylon Trade Union Federation)组织了一系列的零售业工人总罢工,最终迫使雇主让步并接受集体谈判。1963年,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代表100多万工人向政府提出了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二十一条要求”,随后发起了一场持续十七天的全国性罢工和对抗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行为。
       总的来看,社会主义政党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对斯里兰卡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失误。首先,在党的政治路线上没有跟上斯里兰卡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形势,在党如何在斯里兰卡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上依然含糊不清。在1953年全国性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提出农民运动的社会主义纲领来指导农民运动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更没有适时促进工农联盟的形成。其次,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高层出现官僚化倾向,没有利用工人运动的大好时机对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基层党员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宣扬和教育。此外,过分地依赖各种工会组织进行阶级斗争,没有及时将它们教育转化为被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党的工会组织,也没有抓紧时机去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自己的基层组织力量。这些失误使得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失去了通过扩大群众基础和加强组织建设来强化社会主义政党并成为斯里兰卡国家政治核心领导力的可能。
       (三)两极化斗争路线时期
       1964年议会选举后,斯里兰卡主要社会主义政党如兰卡平等社会党、锡兰共产党等纷纷放弃了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原则性底线,先后接受班达拉奈克夫人领导的斯里兰卡自由党政府的邀请加入政府并出任部长。这一标志性事件使得1964年成为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史上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的“温和的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的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奉行“两极化”的政治路线,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进入到“两极化斗争路线时期”。在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发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斯里兰卡老牌社会主义政党加速“右倾化”。由于这些老牌的社会主义政党长期以来就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党要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问题,这使得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其领导层逐渐地出现“社会主义理论口号化,社会主义实践右倾化”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这在斯里兰卡国内政治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政党在事关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上节节退缩。以泰米尔民族问题为例,在独立初期,兰卡社会平等党等社会主义政党尚能从无产阶级民族观出发抨击大僧伽罗主义和支持泰米尔人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到了六十年代已经可以公开容忍“友党”在“五一集会”上公开对泰米尔人发表带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挑衅性讲话了,到了八十年代更是以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成员党的身份无异议通过了反泰米尔人政策。在更核心的原则问题上,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更是彻底放弃了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原则性底线,加入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仍可以被统战的斯里兰卡自由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蜕化,被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革命派”视作是“党内领导中的多数派多年奉行议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逻辑结果”,这直接导致了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再次重大分裂。而在外部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背叛革命”的行为就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卖命,准备打垮工人阶级”。事实上,在加入政府后的兰卡平等社会党也的确多次帮助政府阻扰和破坏其它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左翼工会所领导和组织的罢工罢市。这也导致了兰卡平等社会党被第四国际开除。从社会主义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些加入政府的社会主义政党虽然依然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但事实上是一条腿还在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踌躇而另一条腿已经踏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了。
       另一方面,在老牌社会主义政党“右倾化”的同时,一些新兴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左倾形象”登上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舞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65年成立的人民解放阵线(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由于对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各自领导八年的资产阶级政府的高度不满,以及对当时三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于1964年先后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背叛无产阶级”行为的极度失望,出生于平民家庭并留学过苏联的锡兰共产党党员罗哈纳·维杰威拉(Rohana Wijeweera)和几名志同道合者于1965年创建了新的马列主义政党人民解放阵线。在总结了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经验教训后,人民解放阵线主张:按照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顺序逐步建立从党支部、村委员会、部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到中央委员会的比较完善的党的组织机构;重点吸收来自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年轻人以及大学的学生为党员;通过培训班的形式向基层党员和民众宣讲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格瓦拉式的革命游击战争。面对人民解放阵线的快速发展壮大,斯里兰卡政府逐步采取了由压制到消灭该党的措施。面对这种日益紧迫的状况,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特别是分析了相信“在资产阶级政府下可以和平发展社会主义”的印度尼亚亚共产党最终在1965年被苏哈托军政府剿灭的实例,人民解放阵线做出了于1971年初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场武装起义席卷了斯里兰卡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但最终在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下失败了。在斯里兰卡历史上,这是社会主义政党第一次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尝试在斯里兰卡实现社会主义。1987年,为了换取印度在愈演愈烈的国内泰米尔民族问题上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支持,统一国民党政府和印度签订了让斯里兰卡举国震怒的允许印度军队进入斯里兰卡领海和领土的协定。由此,人民解放阵线以“捍卫主权不受损和斯里兰卡不被分裂”为由,再次发动了旨在“击败所有斯里兰卡的敌人”的“武装起义”。最终,这场持续了三年的“武装起义”以失败告终,人民解放阵线几乎所有的高层被抓被杀。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在斯里兰卡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就这样结束了。
       (四)全面议会斗争路线
       1994年,流亡在外的重建后的人民解放阵线的总书记索马万萨·阿玛拉辛哈(Somawansa Amarasinghe)写信给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要求以“民族救亡阵线”的名义参加当年的议会选举并获得了批准。这意味着斯里兰卡曾经最具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最终也选择了放下武器回归议会斗争了。因此,自1994年开始,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整体上进入到了“全面议会斗争路线”时期。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对包括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和深远的负面影响。同时,自1987-1989年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斯里兰卡国内政治的中心任务已经是如何应对日益严重影响国家稳定的泰米尔民族分裂势力问题了,这已经是危及斯里兰卡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全民利益的大事了。在这个时期,民族主义,特别是大僧伽罗主义和泰米尔民族自决思想已经高涨,因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僧伽罗人不可能再去支持任何影响政府“平叛”大局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了。在国内外两个背景下,斯里兰卡老牌社会主义政党虽然没有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是在此后党的具体政策上已经出现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改良路线的趋势了。而曾有“以暴力革命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党(如人民解放阵线)也“改弦更张”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内部和平建立社会主义的“议会斗争路线”了,甚至在2004年也最终加入了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并担任起部长了。总的来看,斯里兰卡主要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已经是围绕议会选举来规划党的工作了。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去意识形态化成为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斯里兰卡的国内政治也出现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斯里兰卡主要社会主义政党也纷纷将关注重点由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问题适时地转移到了国民高度关心的泰米尔民族问题、福利制度和反腐等弱意识形态的民生问题上来了。以泰米尔民族问题为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出现搁置社会主义原则支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倾向。老牌社会主义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和斯里兰卡共产党出现一边倒的支持或者默认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对泰米尔人问题的扩大化负面定性,即将几乎所有国内泰米尔人因抗议政府的大僧伽罗主义政策和争取民族平等的反抗政府的运动等同化为泰米尔民族分裂运动。其它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考虑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僧伽罗选民的意愿的基础上,纷纷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譬如曾经社会主义革命立场最坚定的人民解放阵线就放弃了原有的将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看成是左派运动的阶级斗争立场,转而向僧伽罗民族主义立场靠拢开始反对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以至于该党常被“视为僧伽罗民族主义政党,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整体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无原则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从而逐步模糊了自己与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党性区别,也进而逐渐失去了对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阶级号召力。其结果就是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力量日益衰微,“斯里兰卡无力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五)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现状
       自1994年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整体上进入到“全面议会斗争路线”时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虽然社会主义政党依然能够在斯里兰卡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担任高级职务,在斯里兰卡议会也长期保有一定数量的议席,在斯里兰卡政坛也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与在独立运动时期的领导地位和独立初期的左右国家发展的曾经的辉煌地位相比,今天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斯里兰卡国家发展决策中的地位已经边缘化,在整体上呈现出日益式微的局面。当然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自身的原因应该才是造成今天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因素。自独立运动以来,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就不断地以牺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方式与资产阶级政党妥协,以获得直接参与国家发展决策的权利。这种引鸩止渴的快捷方式表面上使社会主义政党可以立刻获得权利和机会将某些社会主义的理念灌输到国家政策中去,但终究是资产阶级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当与资产阶级政府发生理念冲突时,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失去影响国家发展决策的权利就随时成为对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其高层领导的党性进行考验的不可调和的问题了。遗憾的是,他们的选择往往都是以牺牲原则来换取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这就使得这些社会主义政党逐渐失去了其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逐渐模糊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在党性上的根本区别,也就逐渐失去了工农群众的天然信任和阶级支持,最终的政治表现就是这些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号召力在斯里兰卡日益消减,甚至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不再活跃了,最终被资产阶级政党排挤到国内政治舞台的边缘。近年来,一些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也幡然悔悟到这一点。同时,近十年来,左翼政党势力在不少国家重新活跃起来了,特别在拉美国家,左翼政党力量纷纷崛起甚至出现了左翼政党领导执政的喜人局面。这也重新鼓舞了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政党通过议会斗争掌握国家权力并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一些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也开始重新思考研究究竟要在斯里兰卡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在斯里兰卡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例如,人民解放阵线在2014年第七次全国党代会上提出了以“人民治理”为出发点的建设“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路线。斯里兰卡共产党也一再重申“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这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将一直为之奋斗”,而“当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建设一个左翼和民主的联盟,并将主权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
       二、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的特点
       从1935年兰卡平等社会党成立算起,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已经发展了八十余年。在这八十余年的社会主义政党运动中,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经历过辉煌与荣耀,也面临过挫折与背叛,并由此而显示出其自身的发展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指导思想不统一。不同于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社会主义政党通常在建党之时或之初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一直坚定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没有解决统一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从整体上来看,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确立指导思想的根本问题上一直“各自为政”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党,如兰卡平等社会党、兰卡平等社会党(替代团体)、斯里兰卡社会主义党、联合社会党、社会主义平等党;以斯大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斯里兰卡共产党;深受格瓦拉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如人民解放阵线;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如人民联合阵线、前线社会主义党。从个体上看,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上很多都表现得犹豫反复和理论与实践脱节。兰卡平等社会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1935年建党时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到了1940年改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在1964年因为违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加入资产阶级政府而被第四国际开除后,又重新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从整体和个体两个角度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统一连贯的指导思想使得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经常处于党的路线摇摆不定和党员思想混乱矛盾的尴尬局面。直到今天,这都是影响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号召力和造成党因路线问题经常分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个特点是组织不健全。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普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不健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党中,只有极少数如人民解放阵线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建立有从中央到基层的比较完善的而且是有纪律的组织架构,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并没有花精力去建立和发展有战斗力和有纪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这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在社会主义政党诞生之前,各种工会组织在斯里兰卡就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组织代表的是各行业工人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的核心就是工人阶级。因此,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大量吸收工会的工人、干部、乃至某个行业工会的整体加入。这种连人带组织机构一起吸收的拿来主义的确使社会主义政党能够省时、省力、省资源地迅速拥有建立在独立工会基础上的组织架构。这就使得多数社会主义政党失去了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组织架构的动力。工会组织架构毕竟是拿来的,不进行思想改造是不可能自动成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的党的组织机构,反而造成谁掌握了某个工会组织谁就可以在党内立个山头的现象。这也是造成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历史上经常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缺乏健全有力的党组织架构,也是直接造成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个关键时期总是无法有效地组织无产阶级战斗力的无奈后果。
       第三个特点就是与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长期“绕行发展”。斯里兰卡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传统和氛围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宗教。由于历史的宿怨和现实的矛盾,斯里兰卡国内的民族矛盾就和宗教矛盾长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着斯里兰卡国家稳定和发展。在斯里兰卡,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长期就是超越阶级矛盾的国家首要问题。此外,宗教特别是佛教在斯里兰卡是一个超越阶级的符号象征。直到今天,每一位斯里兰卡当选总统都会在就任后立即前往位于康提的佛牙寺参拜佛牙以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领导的政府的正统性。面对这种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并将长期左右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局面,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选择了“绕行发展”的策略,即尽可能地避免与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发生正面的冲突。特别是在进入“议会斗争路线”时期以后,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更是绝少在公开场合用社会主义无神论的宗教观点去评论或批评宗教主义,也很少去用社会主义的民族观去挑战大僧伽罗主义。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方向始终是聚焦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上的。但是,在斯里兰卡根深蒂固的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及其衍生的民族宗教矛盾长期超越阶级斗争思想与阶级矛盾的政治现实下,长期“绕行发展”的策略最终使得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很难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深刻的和一贯的阶级意识。这也是斯里兰卡社会主义运动始终无法形成大规模群众基础(特别是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宗教信仰盛行的农民阶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个特点是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策略思想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国家新的情况和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恩格斯在晚年探讨了在有普选权的成熟的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策略思想,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策略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很多不具备立即进行暴力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这里就包括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过去八十余年的社会主义政党运动中,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长期通过工人运动与议会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策略思想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虽然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实践的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失误和教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八十余年对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策略思想的实践还是产生了积极正面的意义的。首先,它确保了社会主义政党在斯里兰卡国家政治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次,它确保了社会主义元素对斯里兰卡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三,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实践“和平过渡”策略思想的生动鲜活的实例。
       三、结语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地理的角度来讲,斯里兰卡都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边缘地带。在其八十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先后经历了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府外阶级斗争路线时期、两极化路线斗争时期和全面议会斗争路线时期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在自我反思总结之后,也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同时,在八十余年的发展演变中,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也在党的建设和推动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运动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虽然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始终未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却难能可贵地在这片土地上坚持开展了八十余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今天,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都在思考如何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力量。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员,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顺应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形势作出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从而稳定、发展和壮大斯里兰卡的社会主义力量。最后,对于斯里兰卡社会主义政党八十余年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特点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先天孕育不足,后天发育不良,但以自身的特点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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