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成立于1922年，是日本以同一名称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党，也是世界上较早成立的共产党之一。近百年来该党始终与时俱进地随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演变而调整自身纲领、指导思想与政党目标。上世纪末，在冷战结束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新形势下，日共将自身指导思想由“单纯马克思列宁主义”调整为“科学社会主义”；将奋斗目标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修改为“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人与人真正平等自由的共同社会”；将政党斗争方式从“暴力革命”修改为“议会斗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创造并孕育符合社会实际的社会主义因素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世纪的真正实践。具体到日本而言，是从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和对美从属体制的势力向代表国民利益的势力转移国家权力。
通过上述改革日共逐渐走向成熟，同时日本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理论的重要成果。当前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普遍规模较小，在各自国内影响力非常有限。与此相对，日共则是党员人数最多、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共产党。目前党员人数超过三十万人，在国内拥有两万余分支机构，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共有25个议席，是第二大在野势力。在日本各地方议会则拥有多达2800余名地方议员，在62个地方议会是执政党。即使在东京都议会，也是第二大在野党，得到了相当数量选民的支持。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国情发生了深刻变化：（1）日本从贸易立国逐步转变为消费、观光立国；（2）不断刷新的低生育率使人口规模收缩，地方中小城市财政入不敷出；（3）长期的经济停滞使国民实际收入下降；（4）老年人口比例逐年扩大，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占据国家税收过半；（5）年轻劳动力不足造成严重用工荒，政府不得不思考修改移民政策。凡此种种，使日共认识到，仅仅依靠上世纪末做出的理论调整，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新形势。由此，在2019年8月成立97周年之际，日共提出了新的构想——建设市民视角的新左翼政党，不再寻求建立日本共产党单一政权，而以实现代表普通市民利益的左翼政党联合政府为目标。这与当前欧洲各国回归激进左翼政党的大趋势背道而驰，而这一目标的提出有着该党独特的理论和现实背景。
一、背景：日本左翼政党的困境与挑战
在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以来，伴随日本经济的缓慢复苏与内政外交的诸多机遇，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政权（以下简称自公政权）支持率稳定。加之与自民党长期对峙的原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的种种不当政策使该党失去选民支持，这一历史悠久的中道左翼政党被迫分裂，日本国内政治势力平衡被打破。此后数年，日本国内各左翼在野党虽通过选举合作等方式试图挽回颓势但收效甚微。包括日共在内的左翼政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包括：
（一）国民生活环境变化
在类似日本这样的高度发达经济体，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即便是普通劳动者也拥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与较好的工作环境。同时，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与厚生年金制度健全，覆盖全体国民。因此，大部分民众对当前生活满意度较高，不希望改变既有政治体制。传统左翼政党过于脱离现实的部分激进理念越来越难以受到选民的支持。
（二）国民教育环境变化
目前日本国内主要劳动力均为战后出生，长期的亲美政策和宽松的国民基础教育，使了解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国民越来越少。日本国民普遍对国内尚存的国家神道团体等极右势力警惕性较差，对日共意识形态宣传存在抵触。相反，随着中国近年国家实力的增强，中日两国的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右翼势力逐渐抬头，通过夸张的煽动性言论诱导年轻国民群体“厌华”，国民对华友好度长期低位徘徊。
（三）国内政治环境变化
在长期和平而富足的生活环境下，日本国民普遍将政治关注点集中于民生领域。对国内政治形势与外交政策关注度和参与度都创历史新低。自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政权成立以来，尽管经历了“维和部队派遣隐瞒事件”“森有学园国有土地受让事件”“两千万日元退休年金事件”等一系列内阁丑闻，甚至2019年安倍内阁法务大臣违规贿选下台，但联合执政的自公政权依然维持了较高的支持率。根据日本公共电视台（NHK）于2019年8月初进行的内阁支持率调查，安倍内阁的支持率高达50%。其长达6年10个月的执政时间已创下自明治维新以来单一内阁执政时间最长记录。而这与国民政治参与度下降有密切相关性。据研究，投票率越低，拥有稳固支持团体和强大后援组织的自公两党占有国会议席就越多。
在如此不利的国内政治环境下，日本主要左翼在野党，包括民主党系（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社民党等均在选举中陷于苦战。尤其是在日本国会选举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的情况下，立宪民主党虽保持了第一大在野党地位，但党势恢复缓慢。即使将脱胎于民主党的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获得的议席相加也不及原民主党在野时的议席，而具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左翼政党社民党仅剩1个议席。
但支持率持续高位的自公政权并未真正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可。事实上，根据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没有更合适的执政党”才是国民选择自公政权的第一大原因。对目前自公两党占据国会半数的议席表示不满的国民高达47%。国民普遍认为自民党缺乏平民视角，政策为大财阀代言。因此，如何进一步塑造贴近市民生活实际所需的政党形象，建立和完善成为执政党的基本决策能力是日共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所在。
二、理论先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探索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共产党组织之一，日共以“减轻国民的苦难”作为其立党精神，在企业、学校、居民区等地建立支部，以期让日本国民“更好地生存下去”。日共近百年的党史既是与右翼势力对抗的历史，也是不断调整自身阶段性目标，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更适应日本国情的历史。
日共在2004年修订的新纲领中总结认为“1989年至1991年间的东欧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的霸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的破产。在革命的出发点上，这些国家虽然自称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指挥部走上了错误道路，在实际形态上已经脱离了社会主义，成为了和社会主义无联系的人类压抑型社会，所以迎来了解体”。因此，坚定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推进与时俱进的新措施以获取普通国民支持成为了日共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
日共十三大将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为该党指导思想后，在《自由与民主宣言》中指出，“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近代民主的真正继承者，才是消灭剥削，从经济和社会中解放国民，使人类真正得到彻底解放的道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全面实现自由与民主的理论与运动” 。
此后，日共用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实践划清界限，一贯强调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并结合日本国情探索最佳的实践路线。日共认为要以“科学视角”来领会共产主义。所谓“科学视角”是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正确分析和认知不同国家在当下所处具体历史阶段。如果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教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实质上就已经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
日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特征是“科学”，而科学是辩证且可实践的。因此，它指明走向未来社会的发展之路非唯一范本。这有两点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只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具体明确的设计。其二，各国在探索本国的实施路径时，应该结合本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不必拘泥于上世纪的暴力革命，也不必拘泥于近年来的议会选举等模式，可以进一步理论创新。如日共就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市场经济理念与做法，认为这是中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因此，结合日本实际的新时期路线可以选择国会外公益性政党活动与政治选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这主要源于日共对日本社会的如下几点具体判断：
其一，日本已丧失独立国身份，作为美国的附属国而存在，坚持日美同盟的任何政党上台执政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其二，日本的主权已不在天皇专制之下，多数国民意见可以推动并实现社会变革的基本制度已经成熟；其三，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自我进化，在当前阶段依然可以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判断，日共认为当前日本社会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真正确保国民权益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民主改革。通过倾听普通市民的呼声，代言普通市民的利益，在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框架内，以左翼在野党“共斗”的方式替代自公政权，实现联合执政这一目标。其可行性则是基于过去四年中，左翼在野四党（后变为五党）在反对修宪问题、反对美日安保法制问题、冲绳美军问题、消费税问题、核电站问题上共同斗争取得了较大成果这一实践经验。日共将坚持“多样性的统一”“相互学习”的基本姿态与左翼在野党携手合作，消除既往理念冲突。在当前阶段不教条式地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区别，与包括中道左翼在内的左翼在野党组建“市民在野”联盟，最终实现联合政府。
三、政党实践：作为市民政党的政策与措施
上述理论革新虽然尚未以最终形态写入该党纲领性文件，但观察日共近年的政策和政党活动可以看出，其意欲成为“市民视角”新左翼政党的路线并非一时突发奇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日共就开始走自身设定的不同于既往刻板左翼政党形象的新左翼路线。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在发达经济体内部淡化过度的意识形态宣传，采取以贴近普通市民生活的方式间接宣传自身理念，通过积极争取中道左翼政党的理解与互信，渐进式得到市民支持的方式组建左翼联合政府。对此，该党围绕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少子高龄化展开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自身科学社会主义实践。
日本于1975年前后达到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2.1的峰值。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低迷和国民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率在1975年开始逐渐下降，持续至今。在日本，这被称为“少子化”现象。同时日本又是世界上平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使日本成为世界公认的超高老龄化国家。解决老龄化问题最根本的也是提高基础生育率，增加青壮年劳动人口比例。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政府不懈地努力下，日本的生育率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根据日本内阁府《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显示，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日本国总人口为1亿 2693万，其中0～14周岁人口为1578万，15～65周岁的劳动力人口为7656万，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459万，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12 .4％、0.3％、27.3％。不仅如此，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未来人口预测（2017年版）》显示，201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5，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0，而在2025年更是将低于1.42。根据其预测，按目前生育率，日本将在2053年跌破1亿人口至9924万，2065年跌至8808万，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更是将接近二分之一。
日本低生育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日本内阁府《少子化对策白皮书》研究显示：首先，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观念在全社会渗透，35岁时男女未婚比例已超过40%；其次，在长期通货紧缩环境下，收入增长缓慢，国民普遍对经济前景悲观，非正式雇佣人口增加，导致对生活前景不安的年轻男性未婚率上升；第三，女性走上社会开始工作的现象越发明显。对日本而言，传统上女性居家照料幼子，男性在外工作的情况比较普遍。但在上世纪泡沫经济崩溃后，大量女性走上社会。这客观上促进了女性社会身份意识的提高，许多女性开始思考全职主妇的高昂机会成本。加之全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体系的多样性也进一步促使女性离开家庭。1985年《男女雇佣均等法》颁布实施后女性就业人数上升，而如今安倍政权也将女性活跃化作为其重要施政方针，鼓励女性就业以弥补日本国内劳动力的慢性不足。
围绕上述问题，日共近年从市民视角出发，积极参与和推动了以下几点：
（一）男女平权政策
促进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取向的家庭政策往往有利于提高生育率。虽然东亚地区在社会公共领域上表现出的性别关系相对更为平等，但在私领域的家庭关系上，“男外女内”的观念非常强烈，致使大量职业女性在生产后因家庭因素被迫中断职业生涯或离开职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延后生育，客观上导致生育率持续降低。在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伦理模式使职业女性认为怀孕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事业，排斥成为家庭主妇的职业女性选择不生育，致使东亚地区生育率无法提升。因此，对于稳定人口结构而言消除不合理的两性差别是重要的先导性措施。日共高度支持男女平权，在政策措施上以夫妇别姓为代表性政策。
根据日共政策 20141021号《解决对女性歧视，创建两性共同活跃的社会》显示，日共提出：（1）取消隐形歧视，均衡两性收入；（2）终止客观上影响女性就业的劳动法修订案；（3）解决深刻的女性贫困问题；（4）实施可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
这些政策大多直接指出了当前日本政府在女性就业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社会的隐形歧视。虽然《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已实施多年，但日本社会长期在公司招聘、职位晋升和岗位配置、薪酬问题上存在隐性歧视。稳定的“综合职”聘用的主要是男性，女性职员则大多被聘为收入低且晋升渠道狭窄的“一般职”。甚至一些女性只能从事劳务派遣等工作。在法律制度上“配偶年收入低于103万日元时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客观上抑制了已婚女性就业。对此，日共多次提出修正议案以期解决这一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长期实施“夫妇同姓”制度，在双方办理法定手续时其中一方必须改为配偶的姓氏。从法律条文看，虽没有明确双方统一为男方还是女方姓氏，但实际行政运用中，绝大部分女性都不得不在婚后“随夫姓”。这对部分在婚前已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职业女性而言有相当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夫妇双方离婚后仅对女性有6个月时长的再婚禁止期间规定 ，因此日共主张此数项法律严重侵犯人权，在国会多次提出法律修正案而被受保守派支持的自民党政权否决。为此，日共支持民间律师团体和个人通过起诉国家政策和法律违宪的方式进行斗争。虽然大部分判例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败诉，但在日本国会主要政党中只有日共坚定支持废除“夫妇同姓”制度。其鲜明的男女平权政策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得到了青年群体的支持。
（二）产妇保健机构的运营
促进人口增长的另一大抓手是低廉的产妇保健机构。日本在战后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全民医保体系。所有国民（含滞在三个月以上的外国公民）都必须加入在职人员医疗保险或兜底性质的国民医疗保险。持有医疗保险证接受治疗的，本人承担30%的医疗费；70岁以上人群根据收入情况承担10%～20%医疗费。而对16岁以下少年儿童，地方自治体会根据财力补助本应由个人承担的30%的医疗费用。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部分地区无法补助此类儿童医疗费，因此客观上造成了沉重的家庭负担，抑制了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同时，分娩出产费用并不包含在国民医疗保险中，国家仅提供一次性基础支援费用。
为此，在日共的支持下成立了全国性的“全日本民主医疗联合会”（简称民医联），该组织倡导“全社会的医疗与社会福祉”，截至2018年8月旗下共有142家医院，480家诊疗所，82家齿科诊所，352家国民保险药店，248家医护中心与88家养老服务设施。分布于全日本46个一级行政区，拥有工作人员8万余名，是日本最大的医疗组织机构。
该组织的下属医疗机构针对低收入人群实施“免费或低费用医疗事业”。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拥有北海道勤劳者医疗协会（勤医协）等诸多机构下属的414家医院和诊所。一方面通过压缩医疗设施成本、使用低廉的非专利药、接受社会捐助等方式提供廉价产护服务。同时也通过在医院设置宣传海报、播放日共政策视频等方式进行宣传。对于接受医疗服务的人群而言，可以通过候诊、住院等时间段接触到日共的最新政策，尤其是与普通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福祉事业政策。这极大提高了宣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同时日共还定期在所属医疗机构进行政策演讲，包括“反战”“反对修宪”“反对重启核电站”“邻国睦邻友好”等主题经常出现在此类政策演讲中。与此同时，在民医联附属医疗设施的工作人员和患者中积极发展日共党员，充实基层组织的力量，为日本地方议会选举和国会选举储备人才。
通过低额医疗，民医联每年为国民医疗费用支出节省2200亿日元的开支，覆盖人群超过百万，一方面有力支持了低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同时也深入基层，提高了政党活动的覆盖面和有效性。
（三）保育设施的运营
幼儿保育设施的充实直接关系到年轻夫妇是否能安心工作，因此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日共一直以来致力于加大国家教育投入，出台了一系列竞选政策。
在2017年日本国会大选时，日共提出增加政府认可保育园，提高保育员待遇政策得到了较高的支持率。日本实施低龄保育制度，理论上幼儿出生后第56日起就可以在保育园托管，特别是政府“认可保育园”因有财政补助，收费低廉，是双职工家庭的首选。但在财力不足的地区认可保育园数量不足，往往需要排队等候入园。同时由于保育员收入低于日本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且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长期以来并不是受欢迎的职业。在缺乏保育园和保育员的双重制约下，日本出现了大量的“待机儿童”，也即达到入托年龄且有入托需求却无法进入保育园的幼儿。在没有祖父母照顾孙辈传统的日本社会，这直接影响了女性就业。因此这是导致生育率地下的一个重大因素。
针对上述困难，日共在国会提出如下政策：（1）政府无偿划拨国有土地建设保育设施；（2）中央政府使用国库资金支持保育设施建设；（3）提高保育员基本待遇，月收入在五年内增长10万日元，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准；（4）保育设施免费。
其中，日共通过积极联系和协调财团法人、公益法人组织资助等多种方式，在待机儿童较多的地区建立了公益性保育设施，根据入托幼儿父母的收入认定保育费用，直至免费。同时，日共还提出，不仅局限于学前教育，应当将高等教育也纳入免费范围。在2017年国会选举教育政策中，日共提出在2 019年日本消费税（VAT）增税后利用增加财源实施；（1）学前教育全免费；（2）高中阶段教育免费；（3）大学学费半减；（4）提供大学生无需偿还的奖学金以资助其生活；（5）初高中学生免费午餐等新政策。
在包括日共、立宪民主党、社民党在内的左翼政党的联合推动下，安倍政权最终宣布伴随 2019年消费税（VAT）从8%提高到10%，将使用这部分财力实施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全面免费。
（四）养老设施的运营
在高龄化的日本，“老老护理”非常普遍。所谓“老老护理”实质是已超过六十五周岁的老人需要照料自己未过世却生活无法自理的父母。这对人均寿命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的日本而言是一项重大社会负担。如果设定能维持生活自理且照顾更年长的老人的平均年龄上限为七十五周岁的话，日本此类人口已超过170 0万，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3%。一旦这些老人自身发生健康问题，中青年人口就不得不面对多位需要护理的父母辈及祖父母辈，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
针对上述情况，日共首先在国会选举中提出如下政策：（1）充实国民基础年金；（2）废止自民党政权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3）降低护理保险费用；（4）保障高龄人口居住权；（5）保障高龄人口雇佣。
尤其是针对自公政权近年实施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该制度旨在降低老龄人口医疗费社会负担，提高老年人自身负担比例。要求七十五周岁以上老人的医疗保险费用单独测算，提高保险费分担比例。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财政巨额的医疗费支出，但也大大加剧了老龄人口的“医疗贫困”。无力享受医疗服务的重病老人孤独死现象屡见不鲜。
同时，因为社会养老设施数量不足，护工短缺，部分民营设施虐待老人现象突出。日共在一些公益团体的支持下直接开展了养老设施的运营。因养老设施成本高昂，目前设施数量较少，但依然取得了极佳的社会声誉。而在此类福利性养老设施的老龄人口也因为自己直接受益于日共政策，因此在国会选举中倾向于支持日共的比例也更高。目前按年龄段分，日共最大的支持群体即是七十岁以上人口。
（五）社会共济体系的建设
在日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大型“共济组织”。所谓“共济”取同舟共济之意，通过加入共济组织成为社员后在组织内部互相帮扶。根据目前《日本共济法》，在特定地方自治体、企业、学校、工会内部可以成立1000人以下规模的共济组织，开展类似于人身、财产保险相关业务。但在此之前就成立的一系列大规模共济组织依然可以合法存在。特别是在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共济协会的协调下，存在着全国生活协同组合、全国劳动者共济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日本CO-OP共济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全国大学生协共济协同组合联合会等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型基层组织。而各组织下又细分成不同业务不同领域的共济组织，形成了覆盖全日本的社会共济体系。
此类共济组织往往由会员出资缴纳的会员费作为资本金进行商业流通、保险、服务等特色业务运营。任何人均可以通过自愿加入的方式成为组织成员，也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退出共济组织。作为组织会员可以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享受相关服务。例如在地震率极高的日本，住宅火灾也频频发生。火灾共济是极具吸引力的共济业务。共济成员缴纳远低于商业保险的费用后可以在住宅意外发生火灾时享受到共济补贴。生活协同共济则是另一类常见共济业务。共济组织以会员缴纳的入会费作为资本金开展超市运营、学校食堂经营的方式提供低于市场价的商品和餐厅服务。几乎日本所有国立大学都建有生协超市和生协餐厅，大部分大学生均为生协会员。
此类共济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支持了中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安全感，客观上保障了社会稳定和人口规模的可持续；另一方面，生协组织在提供共济服务的同时往往也进行相应的政治活动。在生协餐厅、生协超市都摆放有大幅政见海报和政策宣传手册。同时还会使用生协餐厅电视直播国会答辩和国会竞选等政治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形式使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活动可以以较快的速度传达到年轻的学生群体。这也提高了日共政策的认知度。
综上，日共改变了以往单纯以内政外交重大政策和意识形态理念为宣传内容的策略，以市民视角围绕普通国民生活所需制定政策，增强了宣传的有效性，也提升了市民对日共的亲近感。同时，上述公益设施运营等活动也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共财政情况越发困难。事实上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日共政党收入逐年下滑，从历史最高点320亿日元下降到2017年的212亿日元，严重影响了日共的正常政党活动。根据日本《政党助成法》的规定，凡拥有五名以上国会议员或者拥有一名国会议员且在最近一次国会选举中得票率在2%以上的政党，可以申请一定数额的政党交付金。2018年，政府交付给政党的总金额是317.73亿日元。其中，自民党获得近175亿日元，居各政党之首。此外，公明党近30亿日元，立宪民主党近28亿日元。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政党交付金占这些政党总收入的59%以上。日共认为，政党交付金名义上有助于政党活动，但将税金分配给政党作为营运费用是违宪的，动摇了民主主义的基石。因此，日共每年都拒绝领取高达数十亿日元的政党交付金。这也使日共成为日本唯一不接受源于国民税金的政党交付金的政党。日共机关刊物《赤旗》的发行收入是其目前最大经济来源。日共通过不断优化压缩自身日常运营开支等方式减少支出，其专职工作人员经费支出仅占政党收入的16%，大大低于自民党等其他大党，也从侧面体现出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形象。
四、总结：科学社会主义与市民视角的新左翼
虽然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近期提出的这一政党新理念尚未形成最终的纲领性文件，但通过上述具体政党活动和政策措施可以看出，日共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越来越贴近日本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客观现实，也越来越贴近普通年轻市民的想法。而这些年轻一代则是未来可持续的稳定票源。同时，上述政党实践的成效也真实地反映在日共的政党支持率上。在近年的国会选举中，相对其他老牌左翼政党，日共维持着相对稳定的支持率，在2019年8月期的NHK政党支持率舆论调查中创下新高，达到了3.0%，是国会中仅次于有工会背景的立宪民主党的第二大左翼政党。在2019年7月举行的最近一次日本参议院大选中，日共一举获得了7个参议院半数改选席位。尤其是在包括东京、埼玉、京都在内的大都市区获得了3个小选举区席位 ，在比例代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10%的国民支持率，创下佳绩。这与日共近年在社会民生事业上旗帜鲜明的市民视角左翼政策和充实的国会外政治活动息息相关。
日共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左翼政党，其最大支持基盘是城市普通劳动者。通过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工运对抗和议会对抗的新发展模式而获得了稳固的支持。尽管与代表大财阀大企业的自民党、代表宗教势力的公民党、代表地域保守势力的日本维新之会等右翼政党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但在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始终坚持自身左翼政党理念，在国会发出代表普通劳动者的声音，通过贴近市民最基本需求的方式来充分挖掘政治活动的有效性上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新形势下的政党活力。在当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为新时期国际左翼政党活动提供了新的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