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澳大利亚工党（以下简称“澳工党”）以“劳工党”的身份诞生，从最初采取与保护关税派结盟的方式影响政治，逐渐发展成为了澳大利亚政坛上一支独立且强大的政治力量。二战后，深受社会环境变化影响的澳工党在大选中屡遭挫折，然而每次也能够通过适时转型而重获新机。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肆虐，经历了“第三条道路”转型的澳工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此轮危机直观表现为其在2019年大选中的继续落败，但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深层次危机。
一、澳大利亚工党的历次大选危机与转型
在澳大利亚“两党制”的政党制度之下，赢得大选上台执政是澳工党的首要目标。因此，澳工党历史上的每次长期在野都促使其重新审视自身面临的执政危机，并通过适应性转型来应对生存挑战。
（一）第一次大选危机与民主社会主义化转型
20世纪50到70年代中期的澳大利亚已经在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会使根植于澳大利亚传统经济和社会土壤之中的工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东西方“冷战”的爆发也不可避免地使身处左翼行列的澳工党深受波及。祸不单行的是，澳工党内部因在共产主义态度上的不一致而在1955年发生了分裂，分裂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澳工党在1949-1972年的23年长期在野。在此情况下，调节党内关系以加强党内团结成为了澳工党在 1949-1975 年间进行变革的主题。
为了缓和党内右派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反对态度，并照顾那些与党的社会主义目标追求不一致的中间阶层选民的利益，澳工党试图通过确立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解思想分歧。具体体现为，澳工党将传统的“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社会主义化”的目标修改为了“工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民主社会主义化”的新目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明显淡化。落实到实践中，澳工党积极重构阶级保护主义政策以协调利益矛盾。首先，澳工党在福利国家理论指导下调整了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社会福利政策所采取的“事后补救”这种消极方式，增大了社会保障的力度和广度，淡化了传统社会福利政策以劳工阶级为利益保障目标的狭隘色彩；其次，澳工党开始向以削减关税为主要标志的开放贸易政策理念进行转变，不再固守传统上为保证本国工人阶级充分就业而采取的封闭贸易政策；再次，澳工党放弃了“白澳”政策，不再为了给工人阶级换取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而阻止外来有色人口移民澳大利亚；另外，澳工党还确立了工人工资的指数化调整制度，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不会再得到轻易满足。以上举措说明澳工党已经在调和左右派利益矛盾的过程中弱化了对传统工人阶级的政策保护。
变革后的澳工党终于在阔别政坛23年之后重登执政宝座。总体来说，澳工党在变革中部分放弃了传统上作为左翼政党的价值理念，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右倾。但是，这一时期的澳工党并没有真正摆脱阶级政治的框架，社会主义承诺仍然制约着其行为选择，澳工党仍然运用凯恩斯主义来指导其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以满足传统社会主义再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目标，其所具备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仍然比较鲜明。
（二）第二次大选危机与自由主义化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经济的衰退、“橄榄形”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等，使澳工党的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1975年，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工党政府因在经济管理中出现了重大决策失误而在仅仅执政 3年后匆匆落败，之后直至1983年与执政无缘。在此情况下，澳工党必须要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推进执政能力建设，尤其是提升经济管理能力以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滞胀时代的产物，其在 20 世纪80年代的兴极一时意味着澳工党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经失去效力。对此，澳工党开始更加关注经济效率问题，放弃了“国有化”理念，开始推崇“私有化”“市场化”理念。20世纪80、90年代的澳工党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化调整、对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对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和推行、对工人工资强制仲裁制度的打破等行为实践，都说明澳工党已经在弱化阶级保护主义政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为了克服以绿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对选举资源的抢占，澳工党开始针对绿色环保等新的社会议题积极建言献策，以争取同新社会运动的合作。
从效果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变革换来了澳工党在1983到1996年的13年长期执政，但是，这一时期的澳工党对新自由主义的接纳则意味着：尽管澳工党没有明确提出放弃“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抱负，但其实澳工党已经在实质上走上了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政治目标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已经具备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
（三）第三次大选危机与“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苏东剧变引发的世界政党体系的大调整，以及因“冷战”结束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深刻改变着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在深层次上引导着澳工党的未来发展。1996 年，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生存的澳工党再也无法承受因丧失身份特征而带来的生存压力，1996年到 2007年的持续在野警示着澳工党，除了要树立标新立异的形象之外，还必须要寻找一条可以有效解决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途径。
而澳工党所面临的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就是创新党的意识形态，使其不仅可以突破以往左翼与右翼政党的政治局限，而且可以通过政治语言的转换巧妙地树立起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身份的特殊性。在这种情况下，澳工党在摸索中逐步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澳工党“第三条道路”的核心理念在于革除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集中发挥两者的优势，意在协调和兼顾市场与社会福利、自由主义与反贫困斗争、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落实到实践中，澳工党积极探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办法，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折衷”调整、在反贸易保护主义前提下的政策补偿、在自主协商基础上的劳资权利平衡、为促进种族平等对多元文化政策进行了强化、在公平理念的指导下积极制定环保政策等，都是澳工党为平衡效率和公平所做出的努力。
这一时期澳工党的变革跨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障碍，对传统思维定势的突破换来了澳工党从2007年到2013年的连续执政。但是，澳工党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表明，它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而仅仅视为一种具有伦理特征的社会价值，它的政治目标已经转变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这标志着澳工党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终结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确立，澳工党也因此而在实践“第三条道路”的过程中强化了其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
二、澳大利亚工党 2019年大选的落败及其面临的深层次危机
目前澳工党的现实境况是，在比尔·肖腾（Bill Shorten）领导下，在最近一次2019年5月举行的联邦大选中又一次失利，继2013年9月、2016年7月大选失利后继续在野，这使经历了“第三条道路”转型后的澳工党再次面临巨大挑战。澳工党此次的大选失利，固然与大选策略失当、对大选形势的错误判断、改革方案太激进等原因有关，但除此之外，还需要全方位考虑澳工党面临的深层次危机。
（一）澳大利亚工党未能克服的传统危机
澳工党所走的“中间道路”是世界中左翼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克服意识形态危机而尝试探索的一部分。在英国新工党的示范作用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络绎不绝地追随“第三条道路”，在“冷战”后纷纷实现了上台执政。但是，此次转型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福利国家的危机本身就模糊了社会民主党的身份特征，而此时又恰逢全球性金融危机肆虐，“第三条道路”在解决高通货膨胀率、高物价、高失业率等问题上的失灵不仅破坏了选民的期待，而且也在激进之策下加剧了西方社会主义民主党本已存在的身份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澳工党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来实现新自由主义优点和社会民主主义优点的结合。但在政治现实面前，问题便产生了。澳工党在受到右翼力量攻击的同时也引发了党内左翼的不满，不仅如此，工党的传统阶级基础也因此受到了动摇。在2019年大选中，为了争取中左翼社会精英的支持，澳工党坚持激进的环保政策，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在 2005年基础上减少45％，再生能源占总能源供给50％的目标。结果导致了以采矿工人为首的工会组织纷纷背弃工党，转而支持联盟党。为了弥补下层民众的利益，澳工党又打出“公平牌”，除了承诺提高目前每小时 18.93澳元（约 89.9 人民币）的最低工资水平外，还提出了一系列“劫富济贫”的税改政策。但澳工党的这一主张却被反对者指责为通过挑动阶级矛盾来获取政治支持。而事实的确是澳工党的“公平牌”在此次大选中未能收获预期成效。
总之，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根本保障，澳工党提出来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看似冠冕堂皇，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免流于空谈，这也是“第三条道路”深陷理论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澳大利亚工党遭遇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二战结束至70年代中期期间，依托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不断优化，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持 续高速增长，号称资本主义 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是，进入70年代中期之后，以能源危机，汽车、钢铁等部门危机的爆发为标志，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结 构性危机。与此相伴随，澳大利亚战后的经济景气也不复存在，至今仍未走出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境。
从客观上来讲，澳大利亚经济的持续萎靡不振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必然结果，既不能归因于某个阶段性、临时性的经济政策，也不是靠提升某个政党的经济管理能力就能改变的。然而，由于相对于联盟党而言，工党往往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表现突出，而在发展经济方面多显不足，所以容易给人造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印象，相比之下，选民更难以相信工党能够带领澳大利亚走出经济困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工党致力于向“既会花钱、也会赚 钱”的形象转变，所以澳工党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但是，资本主义的结 构性危机决定了澳工党在“赚 钱”上的无力。在 此情况下，澳工党只能 通过高税收 来填补因高支出所造成的财政赤字。但是，高税收意味着压抑投资，高支出意味着加大财政赤字风险，其结果只会加重 澳大利亚的经济负担，无法有效扭转澳大利亚财政紧缩、失业人数上升的逆境。在 2019年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比尔·肖腾做出了工党如果胜出，“将追求财政盈余，更重要的是实现公平”的承诺。但是，澳工党的这一承诺并没有得到民众的信任。
（三）澳大利亚工党面临的新危机
近年来，受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明显上升。面对民众日益多元化、极端化的利益诉求，单一民族党、澳大利亚党、联合澳大利亚党等极右翼政党片面迎合选民求变心理，提出了强化社区安全、限制外来移民、提高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等极端主张，受到了选民的拥护。实际上，澳大利亚联盟党的胜利同美国、英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一样，都是在民粹主义浪潮推动下西方政治“向右转”的体现。可以说，联盟党在2019年大选中的获胜，是继2016年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在参议院获得4个议席之后民粹主义的又一次成功。在此次大选中，联盟党高举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大旗，在对待亚裔移民政策、同性婚姻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以色列政策等问题上均表现出了明显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联盟党因此受到了民粹主义势力的支持而在大选中意外获胜。
而澳大利亚本土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澳工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传统左右翼政党代言的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善用的解决澳大利亚现存种种问题的政策和策略令澳大利亚民众感到失望，它们擅长的传统议题也不再是澳大利亚社会迫切关心的问题。对于澳工党来说，社会公平一度是其坚持的核心议题，但是，2019年的大选结果表明，随着社会阶级结构中新中间阶层的崛起，社会公正已经不再是选民迫切关心、能够左右选举结果的决定性议题了。现如今，澳工党在逐渐丧失了其传统议题优势的同时，也没能拿出应对逆全球化、东西方冲突、难民危机、恐怖危机、文化冲突、网络安全等新议题的独到方案。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的一些极端政治势力就会在政治博弈中表现出明显优势。从2019年大选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支持民粹主义观点的选民大部分来自社会的中下层，的确，澳工党的右倾化发展使其没有能够很好地代表底层选民的利益，辜负了底层选民的期望。面对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部分民众深陷贫困的局面，底层选民只能寻求新的政治势力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者，这使民粹主义势力乘虚而入，成为了此类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三、澳大利亚工党未来发展展望
尽管澳工党在今天遭遇的危机空前严峻，但我们不能够因此认为工党在澳大利亚“气数已尽”。在左右翼政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作为澳大利亚温和左翼的中坚力量，工党在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第一，从历史上看，澳工党所遭遇的历次大选危机多数是“相对危机”，而不是“绝对危机”，因为工党与联盟党相比，整体实力并没有很大的悬殊。在2019年大选中，工党赢得68个议席，比联盟党少9个议席。可见，工党和联盟党所获席位数悬殊并不大。更何况，根据民调显示，投票日当晚，工党仍以 52％对 48％领先于联盟党。这说明，联盟党的胜利更多的是在选举的最后阶段，通过高超的竞选策略而争取到了一些摇摆不定的选民的支持。因此，不能因此次的大选结果而过多否定澳工党的政治理念。
第二，尽管澳大利亚社会自认为其越来越趋于“无阶级化”，但是，在阶级社会尚存的历史阶段，澳大利亚社会的阶级矛盾不可能完全消失，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政治角逐也会依然存在，因此，澳工党不会完全放弃其中左翼的政治身份。在2019年大选中，澳工党对自身政治定位和政治任务的明确，表明其仍然在重塑身份特征的道路上努力着，同时预示着同联盟党相比，工党仍然会更多地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仍然会更多地强调社会公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作为中左翼政治代表的澳工党在政治的钟摆效应下还有胜出的机会。
第三，从政党体制上来讲，工党作为澳大利亚的传统大党，在联合澳大利亚党、单一民族党等极右翼小党兴起之时，工党早已在澳大利亚政坛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同联盟党形成了轮流执政的稳定政治格局。2019年澳大利亚大选结果显示，单一民族党得票率 3％，联合澳大利亚党得票率 3.4％。但是，在澳大利亚“单一制选区、绝对多数制”的选举制度下，小党的政治地位因这一限制性、歧视性规定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与工党相当的政治地位。
总体来讲，工党致力于通过其改良主义行为纠正澳大利亚经济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在促进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已经是推动澳大利亚社会向更高文明演进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工党立足于澳大利亚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下，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政治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澳工党目前的在野只会是暂时的。
四、结语
纵观全球，澳工党的衰落属于世界中左翼政党衰落的一部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民主党纷纷在选举中遭遇挫折。英国工党在2010、2015年大选中连续受到重挫后，于 2019 年大选中继续落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9、2013、2017年大选中接连失利，尤其是 2017年，得票率仅 20. 5%，为68年来最低点。法国社会党经历了 2002、2007年连续两次败选之后，尽管在2012年重返执政舞台，但支持率一路下降，最终在2017年丧失了执政地位并持续在野至今。西方社会民主党深陷大选危机背后反映的是其理论与纲领的危机。目前的社会民主党虽然致力于将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付诸实践，但其政策主张正在日益碎片化的事实，使其难以制定出一套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也没有提出可以取代“第三条道路”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在西方现有的政治格局下 , 尤其在极右翼势力发展势头凶猛的情势下，包括澳工党在内的西方社会民主党必须要认清自身的现实处境，并积极探索自身未来的重建和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