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及其独特贡献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特殊的历史, 也是一段辉煌的时期。我们说它特殊是因为中共中央落户“陕北”近十三年之久, 几乎横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三大历史时期;说它辉煌是因为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进行了艰难卓绝的实践探索并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进而全面系统地呈现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直至“不断巩固”的逻辑进程。笔者以为, 现阶段加强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独特贡献的研究, 对于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点,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 大批量的知识分子怀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 奔赴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决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 以构建中国革命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 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理论成果, 发挥着革命领袖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显然, 革命圣地延安对知识分子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历史渊源。

首先, 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列宁曾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论述:“在我们看来,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 能判断一切, 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 国家才有力量。”¹大革命失败后, 中共中央创建了陕甘根据地, 为革命保存了希望的火种。1937年1月, 中共中央迁至延安, 5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随后不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延安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边区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政权, 开始了独立的政治活动, 走上了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康庄大道。在此基础上, 边区的文化亦发展迅速,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因战争破坏而损失严重, 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受到严峻威胁。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下, 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把希望托付于中国共产党——这支可以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政党, 这支可以号召全民族进行统一抗战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因此, 这些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 满怀革命热情, 怀揣着对“民主”、“自由”和“抗日”的不懈追求, 背井离乡, 络绎不绝地齐聚延安, 以此寻找人生真谛、救国良药。如此一来, 此时的“延安”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范畴, 更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一种象征, 延安知识分子在物质匮乏、文化落后的特殊境遇下如同重获新生, 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塑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其次, 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是应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必然趋势。众所周知, 延安位于陕西西北部, 是黄土高原的腹地, 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战争频发之地。并且那里气候恶劣, 加上军阀、地主、强盗等横征暴敛, 当地居民生活极其艰苦。然而自延安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心后, 却有着大批知识分子“过五关斩六将”聚集延安, 这和当时国民党实施文化专制相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 禁止“宣传三民主义以外的一切主义”, 大力扶植法西斯主义文化。在此期间, 大量法西斯主义书籍纷纷面世, 如希特勒的《我之奋斗》、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之命运》、叶青的《抗战底根本问题》等等, 这引起众多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费正清就曾指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 在1943年以后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他说:“蒋介石命令那六位被邀请去美国的联大教授在离开中国之前, 必须先到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半年。这种强加于中国知识分子简直到登峰造极的地步。”²事实正是如此, 大批知识分子不满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 纷纷踏上延安这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热土, 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地。这个富有朝气的文化群体, 用铿锵的笔墨, 挥洒自己的汗水和热血, 奏响了一曲曲团结抗战的时代最强音, 传播着用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

再次, 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是党内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要求。列宁曾在《我们的纲领》中直言: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共产党先进性的表现就在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性。一方面, 从我党的创建历史来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潮流, 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革命的思想武器, 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以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纷纷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加入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之中, 运用革命的理论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另一方面, 由于我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形势严峻, 所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仍然非常不足。延安时期的共产党, 虽然积累了不少革命斗争经验, 有成功的, 亦有1927年和1934年两次革命失败的教训。究其原因, 无外乎是由于没有摆脱错误思想的束缚, 没有独立自主地把理论精髓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以至于犯下了“左倾”、“右倾”错误, 给党组织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 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因此, 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思想意识,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是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 争取革命领导权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延安时期,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知识分子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经典原著, 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同党内一切错误思想作斗争, 以构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出发点, 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范式。虽然他们的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各不相同, 有历经革命抗战磨砺拥有深厚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革命家, 有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爱国学生, 也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爱国华侨, 但他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 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身体力行, 言传身教,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难卓绝的实践探索。

第一, 执笔立言, 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我们争取解放的斗争中, 有文化和军事两个战线, 想要赢得胜利, 仅依靠“拿枪的军队”是远远不够的, 文化的军队亦必不可少。¹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讲的那样:“‘五四’以来, 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 帮助了中国革命, 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 其力量逐渐削弱。”²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延安时期的发展史, 延安犹如一个历练革命斗士的大熔炉, 即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知识分子依旧凝练出璀璨的思想文化,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28年, 中共中央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已经强调要“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³的工作。20世纪末30年代初期, 党中央就有计划地利用相关的宣传刊物扩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 依托各种文化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 例如书店、学校、文学研究会等编译各类新书刊物, 营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越来越被众多知识分子所关注, 越来越面向了民族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1938年5月,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马列学院翻译部”作为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横空出世, 延安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高潮, 包括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作品都较为系统地被译介。延安知识分子中还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 他们以报纸、期刊等大众读物为“中介”, 根据自己对马列理论的理解, 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边区有两个印刷厂, 每月排印的字数一个60万以上, 一个是80万以上, 这就是说, 边区每月出版字数的总计140万以上”⁴。而当时“全国一个最大书店, 每月能出版的字数, 最多也不能超过60万, 这一个比较, 很可以说明边区出版界在全国文化上的意义”⁵。在1937年到1945年间, 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达到了192种。⁶

第二, 针砭时弊, 同党内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延安时期面对党内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对此, 延安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挥斥方遒, 批驳党内一切错误理论,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众所周知, 土地革命时期, 王明主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导致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断送了革命的大好前途。抗战初期的“左”倾思潮还没有及时清理, 党内又出现了“右”倾错误观点。特别是1937年11月, 王明离开苏联到达延安, 他又打着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幌子蛊惑大众, 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中, 他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 否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的问题, 不重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 没有看清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力量, 企图通过退让以完成抗日大业, 他又进一步地提出了要服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政治主张, 不讲究谁领导谁, 而要两党之间“共同负责, 共同领导”。甚至他到武汉后, 仍在实际工作中实行错误路线, 又以中共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这种盲目信任, 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行为无异于对当时形势雪上加霜, 对时局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经过党内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最终明确了“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⁷的思想主张。在此基础之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顺利召开, 全党实现了统一的思想认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路线得到了党内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就这一命题, 刘少奇作为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提出:“我们的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 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把它总结起来。”并认为:“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 还是今天我们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因为这些经验的马列主义的总结, 是团结全党、教育全党、提高全党以至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环。”¹在此基础之上, 刘少奇回顾了党过去的历史, 总结了中国具体环境下的“真”、“假”马克思主义者, 强调必须“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 赞扬了毛泽东同志号召的整顿三风运动, 是“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批评运动”, 他动员大众“用马列主义来清算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体系”²。由上可见, 刘少奇发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以及实践经验方面的诸多不成熟, 并渴望把具有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解救中国革命的良药, 对其进行中国形式的探讨。刘少奇运用大众通俗易懂的语言, 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 对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科学的阐述,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不断具备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的特点, 更为广泛地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与掌握,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 以文促武, 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奠定基础。延安时期, 知识分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的错误思潮, 坚定“中国特性”的号召, 从建立“文化军队”的途径入手,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范式。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立足中国“民族形式”的文艺活动, 矢志不移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936年11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指出, 我国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投入严重不够, 而眼下, 中国又面临抗日和内战两条战线, 想要争取抗战胜利, 必须停止内战, 坚持“文武双全”, 共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因此, 一方面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大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另一方面, 如果说服不了, 则从武的方面去“迫他停止”、“一致抗日”³。时势造英雄, 我们的抗战不仅仅是军事的抗战, 更不能离开文化的抗战。整个民族意识的觉醒, 依赖于文化的动员, 依赖于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 众多文艺家、理论家如丁玲、艾思奇、洗星海等等纷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 配合党的政治需要,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成果非常显著。艾思奇在1938年总结了抗战文艺的动向, 他指出, 由于敌人的侵略斗争, 全民族有了更坚固的堡垒和联系, 文艺作者的生活和抗战的前途密不可分,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各派文艺家“在思想上、创作上都不约而同地面向抗战的现实, 文艺作者一般地都不单只是作为一个纯文艺作者出现, 同时还积极地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成员而活动着进步着”⁴。抗战期间, 在延安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 各种民族形式的文艺活动竞相涌现, 他们扎根人民群众之中, 以文学、戏剧、诗歌、音乐等方面为文艺宣传载体, 营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环境,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

除此之外, 秧歌剧、快板、木刻版画等带有贴近延安人民生活特色的艺术创作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边区人民的视野之中, 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众化的特征。对于如何实现文艺创造的“大众化”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这需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磨练”⁵, 并且要时刻牢记, 我们的文艺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 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的人民服务。⁶相应地, 文学艺术来自于人类的社会生活, 又要高于实际生活, 以此提醒人民群众改造自己的现实环境。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从而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延安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直至“不断巩固”的历史时期。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是对延安知识分子理论精华的一个系统阐述, 涵盖了党的领袖群体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探索和价值诉求, 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具体之道、实现方式和发展形态, 也生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世界性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个逻辑延伸及其现实推广的历史过程。

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需要先进的理论指导, 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理论人才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延安时期, 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 成立了各类学习小组, 为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空间, 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 党的领导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增强了知识分子自觉学习的紧迫感, 一场以延安为中心、以干部为主体的学习运动蔚然成风。

延安时期, 党内许多领导人都能结合自身的感悟, 教育和感化大众, 为全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少奇为提高党员的修养问题, 在1939年7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 他从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如何提高修养、具备修养的标准等方面深入剖析, 提出如何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员是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 他们身上会带有些陈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 就必须进行“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¹。而对于如何提高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 他作了详尽探讨。其一, 共产党员要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学习马列主义,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掌握理论的精神和实质, 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其二, 共产党员要以为人民为革命为目的, 在革命实践中去进行各方面的修养和锻炼, 去充实马列理论与科学知识, 提高革命战略战术, 提高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 最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²。其三, 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应注意党员的切身情况, 创造条件使党员能够更好地为党工作;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克己奉公, 做一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显然, 刘少奇关于对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阐述, 无疑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党内理论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 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今天也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为弥补中国革命以来理论滞后的缺憾, 决定加紧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 凭借相对安宁的环境优势, 迅速掀起了一股新哲学学习的热潮。1939年3月, 党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学习动员大会。在会上, 毛泽东强调, 学习运动是必要的、可能的、有成绩的。他还指出, 中央要设置干部教育部, 带领大家共同学习, 大家要发挥“挤”和“钻”的精神, 克服主客观的障碍, 务必要将学习进行到底。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呼吁大家“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³, 共同学习“唯物辩证法”⁴, 以此带动党内同志系统化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将其科学地运用到革命实际斗争中, 提高抗日战争的斗争力量。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党员干部的学习日渐深入。1941年10月30日,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 他强调“理论正确不正确, 要拿到实践中去, 实践是真理标准”, “一切都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 “理论还是要学的, 而且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情, 解决新的问题”⁵。随后, 中央书记处安排了延安政治学习组, 建立了正常的学习制度, 规划了当年的学习安排, 以保持组员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 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和人才,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好了人才储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和制度的总和。在中国, “人”和“民”几乎可以通用, “以民为本”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延续至今, 中国共产党为其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观中, 民本思想一直被中国许多哲学家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 离不开其本土化的过程。延安知识分子在实践的基础上, 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补性, 自觉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 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情有独钟, 他充分尊重农民革命的传统, 并积极倡导要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他深知中国的国风民俗, 创作的文章借鉴了不少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范畴, 将马克思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浓厚的民族化、大众化特点的一系列作品, 深受广大民众认可。延安时期,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 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 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1941年3月17日,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提及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¹11月6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他明确表示, 联合抗日不能排斥党外人员, 我们“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 要联系人民群众, 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²。1945年4月, 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 他再次强调:“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³这些论断足以表明毛泽东经过不懈的探索, 在充分继承农民革命传统的基础上, 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农民革命进步作用的肯定, 以此挖掘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陈云作为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也进行了系统阐述。1939年11月13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陈云依据华北的革命经验和战争环境的特点, 就如何开展群众工作的问题指出:“我们的群众工作确是最薄弱的一环。”强调“如果不把这一环抓住, 克服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弱点, 便无法坚持抗日根据地, 无法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⁴。继而, 他强调指出了只有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动群众, 党中央需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而对于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 他指出:“这不应该而且不可能有固定的方案, 必须看当时当地的情况。但是, 有一点是确定不移, 到处适用的, 这就是: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 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 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 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 就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⁵显然, 在他看来, 自下而上开展群众工作, 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必备条件。

1938年9月, 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 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⁶这次会议承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自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的实现方式、具体之道和发展形态的特定含义之后, 周恩来、艾思奇、邓拓、张闻天等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9年,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理论, 以此战胜敌人, 夺取革命胜利, 掌握国家政权。延安时期的张闻天被称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之一, 他发表了如《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整顿三风要联系实际》等一系列文章,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以及实现途径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从而成为科学阐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 他强调要在具体的环境中运用马列主义, 系统阐述了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如何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 如何领导大众进行各种形式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如何实现党的建设的问题。早在1936年6月9日他就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 对于那些“反对赤色帝国主义”与“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汉奸”的叫喊, 我们要“群起而攻之”, 我们要“联俄联共, 一致抗日!”¹1938年10月15日, 他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深刻阐明了如何顺利推进党的组织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强调我党组织工作的总路线仍然是:“组织最广大的人民到抗战中来, 同国民党亲密的合作, 坚持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²

另一方面, 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 积极拥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 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 有力诠证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再创造, 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最后胜利的理论结晶。张闻天深刻地感受到了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认为毛泽东找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点, 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积极充当毛泽东思想的“吹鼓手”, 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武装斗争作了系统阐述。1941年3月, 他在《战略与策略问题讲授提纲》一文中指出了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具有实际意义, 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需要学习战略策略问题, 以实现其理想。马克思认为武装起义是一种暴动艺术。他列举了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暴动艺术, 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形势, 中国的不平衡和乡村可以战胜城市的特点, 还需要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³以此来积蓄我们的战斗力量, 建立革命武装, 以与反革命的武装作斗争, 才能取得解放全国的最后胜利。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 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和不断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革命形势才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这和延安时期作出的杰出成就和独特贡献分不开的。无疑, 回顾延安时期, 永倡延安精神, 继续保持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对于现阶段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点,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