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发表170周年以来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 0年的大视野来看,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 我们始终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时代发展总进程。因此, 面对世界资本全球化表现出的新形势、资本逻辑出现的现实困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 重新发掘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论述资本及其历史使命的相关思想, 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中的定位乃至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 从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作用进行了充分说明, 其精髓在于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剖析, 指明人类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相比于马克思之后在《资本论》等相关著作中对资本进行政治经济学上更为详尽地分析, 青年马克思时代的看似对资本在哲学层面上的认识略显简略, 但却不能因此忽视《宣言》中对资本发展及其命运的相关论述, 其中暗含的资本视角下人的解放与发展思想将成为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这就是《宣言》中将资本的历史作用与使命的概述——资本主义比它之前的任何社会都创造了更加先进的和更加全球化的社会——与对阻碍了社会和个人更加全面发展的内在矛盾的批判结合了起来。

《宣言》中不仅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发挥的巨大正向历史作用, 同时也分析了资本自身发展的历史条件, 在当代这些条件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资本加快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涉及了从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的转变, 将所有可能的社会元素都纳入资本生产的循环之中,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警示的那样:“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即资本的要求为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变成看似是“平”着的, 失去了劳动和权力的表面上的地理分化, 但整个世界表层所体现的二元对立的稳定结构却埋藏着深层次危机。用资本逻辑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质成为马克思开创的一个研究范式, 资本发展历史条件的因素使得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分析更加立体化、透明化, 为之后《资本论》中的分析在哲学上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宣言》中关于资本发展条件的探讨, 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中更进一步论述资本的历史使命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和最终奋斗目标, 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征是什么, 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长期以来, 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其与资本的联系也是被长期忽视, 这里同时强调了人与社会的关系, 即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也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 (或称之为联合体、共同体) 之中, 而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开放的社会关系, 这就把人的发展前景与资本的历史使命结合了起来。在《宣言》中便已经明确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 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 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 才能运动起来”,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 而是一种社会力量。”3马克思之后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历史环境及其特有特征说成资本存在的结果。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做永恒的和自然的 (而不是历史的) 生产形式, 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 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4。所以, 资本不仅是统治的纯粹形式, 同时有不能忽视的社会关系的一面, 其存在与发展依赖生产的主体性, 后者既内在于资本, 又与资本处于对抗关系中。在全球化进程中, 资本不仅让世界处于其控制之下, 同时也依靠创造、投资并剥削所有的社会生命, 根据经济价值的等级秩序对人施加命令。资本主义时代驾驭资本的客观力量与主观意愿看似是资产阶级, 但实际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无不被资本所驾驭,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实际上就成为了资本的自由与人的发展的对立。

恩格斯在1893年《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提到《宣言》出版45周年后带来的重大作用在于“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 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5。而之后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了遥相呼应的转变, 尤其是当他们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全球化新情况时, 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范畴之间的分界的解体, 随之而来的在物质层面上极为有效的统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建构, 以及资本对社会实质吸纳的完成。6这种资本对社会实质的吸纳, 再次验证资本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资本成为通过支配各种生产要素而支配人的力量, 而不能仅仅将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简单理解为物质生产资料的运动, 资本逻辑背后的实质仍然是人本身,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包含其中。它不单单是一种“物”的运动规律, 而是兼具“人的本质”和“物的规律”。可以说, 资本的发展促使了一系列的对立与斗争, 尤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而这种对立与斗争的机制不仅是对抗性的, 也是建构性的, 或者更进一步说, 是构成性的——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宣言》中预示的资本发展造成的对立与斗争的新形势, 同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解释历史, 这是《宣言》中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资本历史使命这一命题, 但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创造的世界市场使得整个世界体系成为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统一体, 这种资本逻辑的表现不仅仅是体现在物质生产领域, 同样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和思想的方方面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为这一思想注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之时就预示着资本在完成历史使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资本主义越是发展, 资本越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走向自身的反面。而这些问题与反面, 就体现在资本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之中。

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新问题的凸显, 当代一些西方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聚焦对相关资本逻辑的批判, 这些批判具有深刻性和洞察性, 但是如果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仅仅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 则较容易重新陷入到人类中心主义之中, 因为所有道德层面的批判都较难避免以人类为中心。而一旦我们扩大历史的视野, 便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在于一个巨大的框架之内——人力、财富和商品都远远超过了欧洲的边界——甚至是奴隶制也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历史中, 奴隶制不是直接被资本力量消灭的, 就像是前资本主义的形式, 奴隶制是奴隶主与奴隶自己推翻的, 他们让奴隶制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变得不可持续、作为生产形式变得无利可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认为:“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 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 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 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1这便证明, 消灭“私有制”同样体现在了资本完成历史使命的过程中, 只不过是再次创造了新的一种形式上的“私有制”, 如何对待这种私有制, 是否还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给出了答案:“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

《宣言》中认为资本通过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 打破了民族地区间的片面性和狭隘性, 依靠商品经济强制不发达的国家接受自己的文明, 按照自己的形象, 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宣言》中的相关预言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经营的实际。3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污蔑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4科学社会主义需要消灭的正是资本的个性和自由, 因为资本的自由使得人的物质世界趋于统一, “将同一性之手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 在表面上的所谓的“物质统一性”, 实际上却束缚人的发展的自由, 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自由选择, 马克思在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中认为只有“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 ——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 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6。如此看来, 人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自然需要借助资本以外的途径, 才能成为自我主导、自由自觉的人。而在国家意义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显然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便是如此, 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功能因此有了更广阔的理论视角。7

既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 或者说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而导致的对社会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那么, 当资本行将完成其实现世界各地在物质上的一体化历史使命之时, 资本在逐渐走向其自身反面中又将带来什么, 这一问题早在布罗代尔的见解中, 甚至在更早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学理论中, 就看到了历史上的世界市场是通过资本主义出口商品能力的线性增长而得以形成的, 资本会逐渐将整个世界都吸纳入自身之中, 但却不是以简单的或者线性的发展方式。因此, 在历史、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的决定力量中, 背后的阶级斗争的根本性力量不能忽视, 那些认为《宣言》中阶级斗争观点过时的恰恰是没有认识到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 或者说只看到了资本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世界在物质上的连为一体, 却没有发现这是既连接又切断劳动的力量与资本的统治之间的关系;并且也没有充分考虑到那些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的主体的反抗, 例如始终在持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们早已经认识到资本以外要素不断增长的重要性, 事实上, 与传统的经济学构想不同, 资本日益处于生产过程和财富的生产之外。资本表面上的掠夺性, 与生产性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 使得资本日益外在化、符号化, 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不明显。

在资本行将完成历史使命, 而人的发展同时遇到桎梏之时,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便有预见性的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劳动与资本对立以劳动成为实现人美好生活需要而结束, 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每一种生产方式, 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 首先必须强有力地扩张生产力, 但最终对生产力又会起阻碍作用, 从而为下一种生产方式的出现奠定基础。而当资本取得了成功, 却限制了人自身的发展之时,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变成了如何应对与重新看待资本的问题。社会生产力日益超越资本雇佣所设立的边界, 就其潜能来说, 人越来越有能力做的更多, 不是在对比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而是人们的能力和潜能能否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从而寻求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超越被资本占有的经济价值。所以, 人实现美好生活是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资本控制人来实现的事情。

研究《宣言》中的任何理论, 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回答和解决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本性使然。当代我们正在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依然是《宣言》核心思想所阐释的人类的解放与发展这一个具体阶段和追求构成。《宣言》中关于资本历史使命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何在, 才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提到的:“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 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征途中, 有些理论与实践可以作为航船, 有些理论与实践可以作为灯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当好驶向共产主义的航船, 也要当好灯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一张好的蓝图, 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 就要像接力赛一样, 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和逻辑关联。4所以, 在当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驾驭好资本, 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第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合理应对。尽管资本逻辑存在负面效应已经被当代发达资本国家所佐证, 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资本力量也是客观事实, 因为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资本是市场经济乃至社会增长的动力。离开资本文明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无异于空中楼阁, 甚至陷入再度回到发展原初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但毕竟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 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并不能足以达到完全脱离对资本文明的运用上。在一定程度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不断地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的微妙平衡中克服一个又一个发展难题, 实现一个接一个发展成就。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才能强有力地驾驭资本、驯服资本为人民服务, 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特色”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相关研究过于注重批判资本逻辑野蛮的一面, 没有认识到资本在完成历史使命中的作用, 容易忽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实质, 进而陷入对资本认识的“历史虚无主义”, 找不到什么才是能真正驾驭并超越资本逻辑的关键。所以关键仍在于对待资本时, 需要限制住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渗透力和扩张性, 对资本的无序扩张从容量和数量上进行一定的规制和管控。这种规制和管控的力度便体现在对发展理念的要求上, 改变依赖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规模单一的模式, 突破传统资本的不是人驾驭分工, 而是分工驾驭人的逻辑, 重新在分工与科技发展上找到人的理性和价值上的整合, 促使资本为个人与部分利益到为共同福祉的转向。

第二, 在驾驭资本的过程中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恩格斯在1892年为波兰文版《宣言》写的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1随着资本全球化表现出来的一些新的特征, 资本看似运作在更高水平、更隐蔽的形式中, 这种对资本表现的计量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反映, 后者需要以人类的、社会的和主体的力量来计量, 而根本的标准还在于判断人们的能力和创造力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即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能力。这才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健康水平在最为基础的水平上得到计量的方式。从资本的视角来看, 在资本完成历史使命之时, 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成为“被废弃的对象”, 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 绝大多数受雇于资本的人口, 很少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能力, 而是束缚在日常的任务中, 远远实现不了他们的潜能。这反过来要求我们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进行有意识的指导, 以取代盲目的、没有人情味的经济生活力量, 人能否实现超越资本的发展, 取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展开的结果, 二者不是取代关系, 而是一种扬弃关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明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 就是真正为了服务于人的需要, 重新回归到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中去, 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定位, 资本所实现的物质上的连为一体必然随着全球化出现的新样态而“自我否定”, 在此过程中把握资本逻辑新的发展规律, 包括交换和竞争规律, 必然随着对人全面发展的追求, 对发展模式进行有意识的归整和协调, 从而进一步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第三, 进一步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作用。“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3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包括《宣言》在内的相关著作与思想始终服务于他们所从事的人类解放事业的需要, 服务于属于他们那个时代欧洲革命风暴所需要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关注中国现实, 也需要解答时代的理论问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就是关注现实和解答时代的理论问题, 从根本上是服从于理论创造的, 是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性需要的。一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坚持了《宣言》的基本原理、理论逻辑, 并根据人民的思想状况、需求实际, 与国家时代情况相结合、相适应, 不断推进与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恩格斯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宣言》写的序言中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使中国开始走上“强起来”的道路, 使中国的发展始终强调体制的改革与转变, 既能保证国家力量的控制有度, 又能赋予市场力量以足够的空间和支持,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政权始终若合符节, 不仅仅是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也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参考, 证明依靠社会主义可以走向强大, 并且“能和平解决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矛盾, 将能引导人类蹒跚走向共产主义, 避免迈向一场用网络和核武器、而不是用剑和矛打响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1, 从而真正坚定《宣言》中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另一方面, “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2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孤立来看的, 马克思认为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并非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 中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社会关系逐渐趋向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对联合体的理解, 就是超越被动自由、超越资本束缚的真实的基于人们需要本身的自由, 在对人的二元性尤其是人的能动性给予了关切, 以及发展的目的性、工具性、结果重要性和程序重要性的有机结合上, 为人实现美好生活、实现全面发展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 需要进一步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作用, 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驾驭资本逻辑, 为其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笼头”, 从而克服其对人的发展束缚的一面。

如此看来, 我们对《宣言》中资本历史使命思想的认识, 既要看到资本与人全面发展相对立的一面, 也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制度的保证下, 逐渐使资本嬗变为增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工具性手段。当代中国唯有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制度语境中, 坚持党的领导 (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 与中国特色 (本土实践) 的有机结合, 使发展真正关照人的本质, 祛除完全依赖资本发展的异化元素,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超越资本逻辑, 才能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 最终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与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真正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