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分配不公及其引发的社会分化已然成为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重要表征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世界历史性的科学理论与革命使命, 对当代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仍具有强大的价值指向与实践引导意义;《共产党宣言》所内蕴的分配正义观是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深刻阐述与全面演绎, 故而充分挖掘其理论精髓与实践指向既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理论需要, 也是科学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构建“美好生活”的中国行动的现实需要。

《共产党宣言》所诠释的分配正义绝不是乏味的道德式救赎, 更不是束之高阁的“永恒真理”, 它是根基于唯物史观的、独具“现实性、批判性、物质性”的分配正义观。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无意建构抽象的分配正义观, 而是基于对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进行真实的剖析, 并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尺度构建出“属人的”分配正义观。质言之, 《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是现实的:一方面, 它根植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与历史情境当中的;另一方面, 推动人的解放则构成其价值依归。

首先, 《共产党宣言》对人的生存境况进行深刻的剖析, 控诉现实的人被“金钱关系”所束缚, 自由与个性被资本逻辑所侵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人的真实境况进行了客观的、深刻的描绘。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作为一种普遍的、强制的社会关系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沉重奴役。“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 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作为社会力量的资本虽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过不可磨灭的革命性作用——将“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社会形态摧毁了。但是, 伴随着资本对整个社会关系的“网罗”与“渗透”, 资本逻辑日益操纵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 家庭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结都演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无产阶级的境遇在资本逻辑的枷锁下更是难以为继, “工人变成了赤贫者, 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要快。”2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笼罩下, 人的自由和个性都被无情的扭曲, 甚至被取消了: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 资本的自由与个性取代了现实的个人的自由与个性;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无非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所谓的资本主义个性“不外是资产者”的个性, 而无产者的个性在雇佣劳动的作用下沦为“机器的附属品”, 进而“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

其次, 《共产党宣言》强调分配正义必须以人的解放为价值依归。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分配正义所要达致的社会图景进行了经典的描绘, 即打破旧社会的阶级对立性, 构建立足于人的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对此, 马克思在如下方面对分配正义的人类解放属性进行了阐述:第一, 马克思强调民主在分配正义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4。无产阶级基于对民主权利掌握, 打破生产工具的私人属性并获得资本的所有权, 有效地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 马克思指出, 释放分配正义的人类解放属性的关键在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消灭私有制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前提, 是克服资本主义奴役状态的根本路径。消灭私有制能够有效地剥离资本的阶级属性, 对于打破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摆脱工人为“资本增值而活着”的窘境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三, 马克思强调分配正义的实现进程与生产力的解放、发展进程是同步的。生产力的解放、发展构成人的解放的物质支撑。马克思敏锐地挖掘出两者的“共生、共进”逻辑, 并强调通过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逐步满足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 推动分配正义的历史演进。

《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与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重要区别在于, 它所倡导的分配正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肯定性分配正义5, 而是一种批判的、历史的否定性分配正义观。基于否定性的分配正义原则,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并有效扬弃了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抽象性、非历史性, 并以此建构起唯物史观支撑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具体而言, 《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批判与超越主要体现在:

首先, 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虚伪性、奴役性, 主张构建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对异化劳动进行无情解蔽的分配正义形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分配正义制度是虚伪的, “现代的国家不过是管理这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6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者专有的, 根本无意推动实质性分配正义的实现。与此同时, 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奴役性。在资本逻辑面前, 无产者只是价值增值的手段、劳动的工具与机器的附属品;雇佣劳动已经彻底剥夺了无产者的自由自觉与独立个性。基于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虚伪性与奴役性的揭示, 马克思主张分配正义必须建立在“为多数人谋利益”基础之上, 必须是克服异化劳动的, 必须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

其次, 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抽象性, 主张构建历史的分配正义。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抽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在资本主义看来, 分配正义以一种“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的形态而存在,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被粉饰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1;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个体权利主体是抽象的、“离群索居”的, 而非具体的、现实的个人。2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非历史性, 指出作为生产关系的分配正义必须通过对落后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才能获得存在依据;分配正义是根植于人类历史进程的范畴, 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发展特性。

最后, 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为私有制作辩护的意识形态性, 并初步构建起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无非就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所构建起的意识形态, 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辩护, 扮演着“用公开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的角色。3质言之,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无非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利益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 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进行了经典的阐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 主张“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4;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是对“人对人”、“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的扬弃与超越;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是对“农村屈服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民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矫正, 主张彻底革除“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社会风气, 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成为价值分配的基本尺度。

《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绝非一种空洞、乏力的道德呐喊, 它是构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 有效解蔽了分配正义背后的物质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首先, 《共产党宣言》拒斥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分配正义解读, 超越了对分配正义的道德救赎。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分配正义作为道德规范被披上了“永恒真理”的外衣, 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展示出亘古不变的特性;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 “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永恒真理”, 并在“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故此, 《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是超越道德限度的。其次, 分配正义根植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生产, 由经济基础决定并随之变革。“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6分配正义也是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生产的。因此, 基于社会生产是剖析特定历史时代的分配正义的基本前提;分配正义的变革绝非通过道德说教、意识形态渗透就可以简单地实现, 它的变革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最后,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必然走向灭亡, 共产主义是分配正义的最终解决。在马克思看来, 分配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所无法容纳的历史阶段时, 换言之, 当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巨大阻碍时 (甚至出现消灭生产力的状况) ,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必然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而走向终结。共产主义是分配正义的“归途”, 这主要体现在:共产主义是对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专制主义、特权主义等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7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对立与阶级压迫, 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政治支撑;共产主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 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共产主义消灭了城乡对立与国家对峙, 实现了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建立起“普遍劳动义务制”, 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共产主义实现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充分积累。质言之, 共产主义社会是对分配正义的解决与超越。

《共产党宣言》从外在条件、组织依托与实践策略等维度系统阐述了分配正义的实现进路, 推动了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从理念走向实践, 成为立足于社会生产之上的现实方案与制度设计。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而“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8超越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 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壮大与长期斗争;而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重要外在条件就是对“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的充分利用。《共产党宣言》对于如何利用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实现无产阶级的发展进行了经典的阐述:首先, 充分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 壮大无产阶级实力。资产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的, 它处于不断的斗争之中:包括与贵族的斗争, 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与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等。故此, 必须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 拉拢部分统治阶级归附到革命当中。“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1其次, 充分利用工业进步所带来的推动作用, 使共产主义运动拓展到全世界。工业进步开辟了世界市场, 把世界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主义文明当中, 这为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全球奠定了基础;工业进步为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的、进步的教育因素:包括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 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与联合。最后, 利用法律形式迫使资本主义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一方面, 马克思抨击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和平的途经”, 主张发挥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 采取革命的策略;2另一方面, 马克思强调革命行动并不排斥通过法律形式为无产阶级争得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提到了“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事例, 就体现了法律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行动中的重要意义。

共产党的领导是推翻资本主义分配正义, 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组织依托与领导核心, 而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所决定的:首先,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次, 共产党人拥有先进的理论武器, 并对分配正义的条件、进程与一般结果具有深刻的理论把握;最后, 共产党人具有彻底的革命性, 能够坚决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3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实现分配正义的路径在于:首先, 共产党积极组织无产者成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工联”, 通过“工联”实现工人阶级初步的联合, 并以此“保卫自己的工资”, 为工人阶级物质利益的满足提供保障。其次, 筹办建立“经常性的团体”, 并实现“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与此同时, “共产党人到处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4, 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再次, 在共产党的领导与组织下, 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 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掌握, 进而为分配正义的实现奠定政治基础。5最后, 彻底消灭私有制, 构建分配正义的经济基础。6

实现策略的差异性是《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区别于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重要向度。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实现策略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一方面, 资本主义将分配正义视为抽象的人性与道德观念, 甚至将其上升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 认为分配正义的实现动力在于人性升华与道德说教, 忽视社会生产对分配正义的变革性作用。《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 它强调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 突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分配正义实现的重要意义。质言之, 《共产党宣言》将共产主义运动视为分配正义达成的动力与机制。为了有效达成分配正义的社会主义图景, 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坚持正确的实践策略, 具体体现在:首先, 坚持“联合的行动”不断聚拢和扩容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分配正义, 建构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制度必须依靠共产主义运动的进阶。由于资产阶级势力的无比强大, 要推翻其政治统治、经济垄断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联合的行动”, “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 才能组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消灭人对人、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与压迫, 进而为分配正义的达成奠定基础。7其次,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共享是马克思分配正义所蕴含的不言自明的根本要求, 同时构成达成分配正义的切实路径。故此, 必须确保共产主义运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再次, 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性, 才能确保分配正义的无产阶级性质。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思想的独立性 (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与组织的独立性 (始终保证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领导核心地位) , 绝不沦为资产主义经济生产的工具与资产阶级的附庸。最后, 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性才能保证分配正义的实质性达成, 改良主义是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分配主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

《共产党宣言》将消灭剥削与实现人类解放融入到分配正义的实践指向当中, 升华了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现实意蕴与实践价值。《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关切, 也是人类所期盼的美好生活的行动方案。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并未给人类社会带来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正义图景, 反而造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民族压迫以及劳动者处于政治奴役、经济赤贫与思想麻木的异化局面。资本主义分配正义不仅造成了剥削与异化, 同时也为这种剥削与异化提供正当性辩护。《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一方面有效解蔽了资本主义剥削与异化的非正义, 同时也为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异化提供了理论武器、实践方略。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异化构成《共产党宣言》分配正义观的低阶实践指向, 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 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价值批判与超越, 构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分配正义观。《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价值批判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一是“反对剥削的公平正义道德价值观”, 倡导无产阶级拥有平等的、自由的政治权利;二是批判反人性的、由资本逻辑无情驱动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三是将无产阶级利益置于首位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1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价值批判与超越, 有效诠释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 为构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分配正义观提供理念导向与实践指南。

其次, 《共产党宣言》极力抨击资本主义对空间正义的物化与分化, 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克服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空间生产与日常生活的非正义。《共产党宣言》蕴含深刻的、丰富的空间正义思想, 而对空间正义的追求也构成《共产党宣言》分配正义观的实践指向。资本逻辑对空间正义的物化与分化主要通过开辟世界市场来实现,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空间正义的批判是生产力维度与主体价值尺度的统一:在生产力维度上, 资本主义发挥过正向的历史意义, 有效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但是伴随着历史的演进, 资本主义越来越承担着“消灭生产力”的角色, 成为空间生产的“枷锁”;在主体价值尺度上, 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主体日常生活的物化与分化, 即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 商品拜物教充斥着整个日常生活,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空间资源的占有的分化现象也日趋凸显, 空间剥夺、空间排异以及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现象愈演愈烈。只有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才能打破资本操纵下的空间物化与分化, 才能有效地实现空间资源分配的正义性, 保证空间生产主体参与的平等性、民主性, 并确保无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应得的空间福利。

最后, 《共产党宣言》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源头与实践纲领。《共产党宣言》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与实践纲领, 这主要体现在:第一,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正如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命运必须依托日益觉醒、不断壮大与先进性和革命性并存的无产阶级;第二, 《共产党宣言》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资本主义带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 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第三,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 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2, 即通过消灭私有制, 构建有利于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公有制, 实现劳动在分配正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 搭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构成《共产党宣言》分配正义观的高阶实践指向, 前者构成分配正义的发展形态, 后者构成分配正义的实践归宿。具体而言, 《共产党宣言》分配正义观的高阶实践指向主要体现在:

首先, 超越虚幻的共同体对人的本质的桎梏, 实现自由人的联合的构建, 构成分配正义的重要实践指向。在马克思看来, 资产阶级国家只是一些抽象原则 (包括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规范) 的显现, 并未构建起实质性的、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1在虚幻的共同体的笼罩之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换言之, 物化在资本逻辑的助力下延展成社会关系的“内核”。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态还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对立, 即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无偿占有无产者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日常生活赖以延续的途经。雇佣劳动所支配的虚幻的共同体形态根本无法彰显人的本质, 反而使人的本质处于压抑、淹没与肢解状态。故此, 必须挣脱虚幻的共同体的牢笼, 构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形态, 即走向“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是对分配正义的充分实现, 它打破了分配关系的阶级对立与阶级差别。

其次, 《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始终将实现人类解放作为实践旨归, 人类解放与分配正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首次实现了统一。《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它将人类解放作为分配正义的实践旨归, 并致力于谋划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这与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在历史上曾发挥重大作用, 但是, 其运行宗旨在于维系“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2;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分配正义逐渐走向了生产力发展的对立面, 沦为与人类解放背道而驰的生产关系。故此, 《共产党宣言》强调分配正义必须转向并回应人类解放的主题, 并将人类解放的诉求上升为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与实践指向。《共产党宣言》所内蕴的人类解放思想绝非抽象的理论运思, 而是科学的、实践的、革命的“事业”, 是具有领导者、行动者以及斗争策略支撑的现实运动:共产党是人类解放事业的“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领导核心, 共产党对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是全方面的, 包括思想、组织与政治领导等;无产阶级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也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坚定行动者;共产主义革命通过联合的行动实现与私有制关系的决裂, 在工人革命中争得民主、实现政治统治, 进而掌握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这构成人类解放事业的斗争策略。

改革开放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然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然成为影响当代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突出问题。《共产党宣言》的分配正义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构建提供了一系列启示。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 相当一部分学者“在道义的世界里, 在伦理学的范围内, 抽象地谈论中国当前的不公平、不平等”3, 对分配正义的道德救赎方案的探求成为一股不可忽视学术思潮。虽然《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构成其分配正义观的重要阐述维度, 但是, 《共产党宣言》对分配正义的剖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绝非停留在道德哲学的狭隘视域内。质言之, 马克思开创了分配正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界, 《共产党宣言》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配正义的系统演绎。为规避当代中国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实践陷入“道德呐喊”的抽象图景, 必须承继与坚持分配正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这也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的根本所在。为坚守分配正义的唯物主义取向, 必须立足于:首先, 坚持分配正义的历史性, 通过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历史性地提升分配正义实现水平, 构建合乎当代中国国情的“发展正义”;其次, 坚持分配正义的现实性, 即从现实生产与日常生活出发, 有效地消除社会分化与贫富差距对分配正义造成的阻滞, 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局面;最后, 坚持分配正义的无产阶级立场, 保障劳动性收入在整个分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有效地克服当前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动”的畸形分配现象。

分配正义的制度化建设“有助于一个社会将个人追求分配正义的个体意向性整合为集体意向性”1,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制度也是摆脱道德救赎式分配正义的根本路径。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强调必须废除所谓的永恒的、抽象的正义规范, 主张通过“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与搭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进而为分配正义提供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对此, 必须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跃迁的历史新方位中, 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制度的构建:首先, 科学阐明与深化贯彻新时代我国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分配标准与分配规程, 促进分配机会的公平、分配程序的公正与分配实质的平等2;其次, 构建新时代我国分配正义的法治制度, 依托社会主义法治实现对分配正义的有效调节、监管;再次,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政策的改革与完善, 构建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最后, 进一步调整、优化与规范政府职能, 纠偏政府在社会分配中的职能越位与职能缺位现象, 通过政府引导有效地促进分配制度中公民权利的提升、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分配领域民主实践的发展。3

坚持按劳分配既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 也是《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消除发展的不平衡、阶级财富的分化与达致分配正义的根本动力。在马克思看来, “所谓劳动是统一物质与人类、自然与历史的一个圆环”, “没有劳动, 物质本身绝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4故此, 只有坚持按劳分配才能克服劳动异化并彰显分配正义的实质性与广泛性, 才能抑制资本逻辑对分配正义的肆意侵蚀。伴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 为进一步发挥按劳分配的分配正义职能, 必须贯彻如下举措:首先, 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 进一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与生产环境;其次, 进一步破除财富分配乱象, 即杜绝权利寻租现象、打击资本对社会财富的非法、过度占有现象, 并通过社会制度、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等多渠道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5的社会风尚;最后, 保证平等的劳动权, 促进机会平等与劳动者权益的维护, 并多渠道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共产党宣言》指出, “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 能够使资本改变它的社会性质并使其“失掉它的阶级性质”6。公有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本形态, 它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逻辑的耦合。7与此同时, 公有资本也是对私有制及其运行逻辑的扬弃, 它有效克服了私有资本运行机制的局限性 (经济危机频发) 与所驱动的生产关系、社会生活的不合理性 (造成了单向度的人、阶级对立和严重的社会分化等危机) 。8公有资本对于促进当代我国的分配正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 分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而“生产正义”必将推动分配正义。在公有资本的运行机制下, 劳动者不再是资本的附庸与剩余价值增值的工具, 而是成为资本的所有者, 劳动也获得了自由的属性。其次, 只有依赖公有资本的运行机制, 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才能实现。在私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的操控下, 按劳分配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因为劳动始终处于强势资本的压迫与支配之下, 只能“放任”自身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偿流入资本家的口袋;而确保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领导权, 能够“争取和保持劳动对资本的主导权”, 并实现“将其他资本纳入国计民生轨道”9, 进而打破资本对价值分配的强势垄断地位, 进而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创造合理的资本运行与价值分配机制。最后, 公有资本是政府实施再分配的重要杠杆, 也是构建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的物质保障。

《共产党宣言》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乃是由资本所驱动并“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1。故此, 《共产党宣言》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虚伪性——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手段, 主张建立“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分配格局, 即广大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同享有。质言之, 《共产党宣言》蕴含深刻的共享理念, 构成共享发展的理论溯流。共享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分配正义的重要特征与实践指向。构建共享发展取向的分配正义是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局限性的超越, 它有效克服了私有制对社会生产与财富分配的“绑架”, 为“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在最大程度上拥有平等分享公共事物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可行路径。2构建共享发展的分配正义格局必须从理念、制度与实践等层面促进共享发展与分配正义的融合与互促:首先, 实现共享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全局性“统渗”;其次,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与分配制度;再次, 打破层化、固化与分化的社会结构, 以资源共享与机会共享推动社会流动;最后, 构建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新时代国家治理, 在共建共治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中实现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