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性视阈下马克思共同体的“家族学”定位及其特质阐释
作为马克思社会理论重要内容的共同体思想，最为全面地展现了由马克思主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并由此而本质性地界化了共同体系谱学上的两类重要的共同体范式，即黑格尔基于理性范式而谋划的抽象的政治伦理共同体与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构建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关涉着人的解放、自由与发展这一终极性问题，而这一终极性问题的开显与谋划离不开马克思对自身早期抽象理性主义的批判性清算，更离不开对肇始于康德理性批判哲学的扬弃与对黑格尔“反思性批判哲学”的批判性转向。
源于希腊语的批判性概念，到了康德被作为一个核心性词语而固化下来，并由此开启了启蒙理性的新时代。康德基于批判性的视阈构建了气势磅礴的批判理论大厦，其批判理论把宗教这种基于信仰的神性共同体进行了根本性地解构，把人的中心地位及其拥有的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度进行批判性地检视，从而为人的实践理性及其连接于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判断力批判清理地盘。康德基于这种批判理论而勾画的人类未来理想性的那种永久和平的共同体，因其摒弃现实的物质利益与现实人的各种欲望而终结于抽象的道德，但康德基于批判的视阈对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所进行的革命性内爆及其所引致的理想共同体这一理路，成为了批判性话语系谱学上的一个界标。康德坚定地认为：“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1而且只有这种批判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2。这种批判性哲学在康德这里被奠基，随后被黑格尔加以重构并达致批判性哲学的鼎盛时期。
对于黑格尔而言，康德的批判性哲学根本的缺陷乃是知性思维形式的批判，这种批判仅仅是把批判作为一种方法性的工具而不能够深入事物自身。黑格尔认为，必须建基于事物本身自我的发展而需求一种内在于自身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事物自身，就是事物的前后相继的流动性的体现，黑格尔把这种批判称之为“否定性的批判”，它是事物经过中介之后向它自身的复归，但却是一种前进性的复归，但是事物的这种前进是被反思性的绝对精神所统摄的一种复归，这种批判性哲学黑格尔又称之为“反思性哲学”，“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的规定本身。”1黑格尔通过这种批判性哲学的构建，用否定性的理性之光穿透了为康德所懊恼的纯粹理性所不能触及的“自在之物”，夷平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鸿沟，并由此把这种理性之光投射到现实世界，勾画了伦理共同体的历史性新视阈。
马克思虽然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但是他所承继的黑格尔的遗产是一种经过革命性改造的遗产，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批判性哲学视野极其开阔，其立基的地平更为广阔与深厚，因为他走向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场域自身。马克思的批判视阈先是对宗教共同体，而后是对国家这种“虚幻性”的政治共同体根基性的深刻批判，再次就是对虚幻而又精致的形而上学理性共同体的彻底摧毁，紧接着是对货币-资本这种“抽象”的共同体进行原则性而又具有高度性地批判，最后其眼界停留在人类学的地平上，对“自然的共同体”及其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人类真正的共同体进行评析与构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马克思的这种互文性的批判所彰显的乃是其整体性的批判特质与彻底性的革命立场，这种批判精神伴随着马克思的一生，马克思认为他的批判性哲学是革命性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是对康德的学理性的甚至中性意义上的批判的批判与对黑格尔否定性的反思性批判的革命性的重构，构成了批判性话语谱系学上最为亮丽的一环。
马克思经过批判性这一武器的中介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其总纲性的原则乃是对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场域进行全面地科学地探查性批判，并由此提出基于现实性的个人的解放、自由与发展的得以达至的未来的社会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新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马克思特别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这一总纲性地论断，展现了人的共同体本质属性，是对哲学的最高问题的新的解答，它同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人的类本质、基于需要本性而产生的人的发展本质、基于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人的社会联系本质及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一起共同建构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总体性观点。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其“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链条上所结出的最精美的花朵，更是马克思批判性思维所具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高度统一的本质性体现。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共同体”论断是马克思要解决“现实的个人”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但是“现实的个人”是从哪里来，是从什么样的共同体中来，马克思的看法与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身后的许多共同体理论家截然有别。马克思在其人类学批判的时期，对于现实的个人最早所处的共同体，即“自然的共同体”有过独到而深邃的见解：“在这两种形式中（小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共同体与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共同体——引者注），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是历史的产物。”5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达的乃是这样两个最为紧要的观点：其一是共同体的历史性生成与发展，其二是自然共同体的成员身份的双重性的统一，即所有者与劳动者的一体化。
随着人类的社会分工和相互交往的不断扩大，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形式的嬗变及其所引致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形式的变形，使得自然的共同体渐次消解，“新人”不断出现，但是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绝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1原初的自然的共同体与派生形式的共同体的本质性区别乃是劳动者与所有者身份的渐次剥离。在其中，阶级、国家这些被马克思所指称的“虚幻的共同体”渐次登台亮相，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其“虚幻性”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虚幻共同体的指认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2在这里，作为普遍的资本家和普遍性力量的共同资本，成为一种外在于无产阶级的大写的“他者”，毫无力量的生产者与强有力的所有者之间夹杂着货币-资本这一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指认的“抽象”的共同体，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类本质、人的发展性本质、人的社会联系本质、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及其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本质变得支离破碎，所以马克思指出：“在过去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的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史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3对于新的桎梏这一“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必须用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来代替这一虚假的共同体形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
通过对马克思原初经典文本的梳理及其考察人的共同体存在形式的历史性嬗变，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所显现的前后相继的理论脉络乃是：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人类学批判，在这一总体性的批判视阈下，马克思所建构的共同体的家族有“虚幻”共同体（阶级、国家）、“抽象”共同体（货币-资本）、自然共同体（基于血缘与地缘）、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四大家族”共同体。在这“四大家族”共同体之中，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居于核心地位，其所对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在批判性话语谱系学中成就了马克思的辉煌事业，矫正了以往的流于空疏或无根基的批判性话语谱系学的发展方向；而基于劳动者与所有者身份相统一的自然共同体的这一特性被马克思在真正的共同体里面得以承继和改造，这一特性也形成了马克思批判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的一种反思性镜像；作为“虚幻”共同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的区分与对立以及附着于其上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等意识形态，呈现出了貌似独立性而究其本质的非独立性特质，“虚幻”的共同体及其附着物共同拱卫于货币-资本“抽象”的共同体的家族学核心地位，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所显示的普遍性与货币-资本作为“抽象”共同体所投射出的特殊性相互交织与映照，把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的虚假的普遍性与货币-资本表现增殖利益的真实的普遍性幻化成了历史发展的世界历史形态，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相朦朦胧胧，虚实掩映，这种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出来的自由、正义、人权、博爱等意识形态虚假地的严重地遮蔽了历史发展的真实形态。
基于批判性视阈所展露的马克思的共同体家族学的定位来观视其特质，是精准阐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根本性切入点。
其一，批判性视阈的这种共同体家族学的定位体现了马克思“批判”的负向性特质。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既不同于康德“澄清其前提，划清其界限”的知性方法论，亦不同于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逻辑主义与理性主义；马克思基于革命性改造的批判性思想落实在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性场域，成就了其历史唯物主义之大业，而康德的知性批判的方法论推进到现实社会只不过是软弱的抽象的道德律令的乌托邦王国的理论构建，而黑格尔的批判性思维所建构的绝对精神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递进，在现实的方面不过是君主政体的理论拱卫品，是封建专制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守门员与布道者，其保守性品格淹没了那种反思性的否定辩证的革命力量。从这一立场出发，康德与黑格尔属于过去时，而马克思属于现在时与未来时，马克思汲取了其前辈的理论精华，开启了德语意义上批判词语的另外一个向度的旗帜，即从责难、反对、清除语意中勘定德语“批判”的负向性品质。马克思认为批判绝不是解剖刀，而是进攻敌人的利器，不是驳倒自己的敌人，而是消灭自己的敌人，它是激情的头脑，而不是头脑的激情，所以马克思有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有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更有对神学、封建专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地消灭这种宣言与武器批判的根本性批判。
其二，批判性视阈下的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宣示了一切共同体的内在性界限。无论是古典的国民政治经济学还是基于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林林总总的形而上学，都想在自己的批判性领域寻找那种永恒的绝对真理，为一种制度寻找可靠的“阿基米德式”的理论支点。马克思通过批判武器建构的社会共同体家族学揭示了这种想法与做法的幼稚与荒谬。无论是自然的共同体，还是“抽象”的共同体，亦或是“虚幻”的共同体都有其内在的存在限度，其所谓的永恒性都会在自己否定自自的革命力量中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甚至为马克思所向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它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入口”而已，对于那处于对抗社会的史前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出现如同福山所讲的那种终结历史的永恒形态。
其三，马克思批判性视阈下的社共同体理论阐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马克思通过社会批判这种范式所阐释的社会共同体理论，通过对人类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历史演进的批判性研究，寻找到了解决“历史之谜”的基本方案，揭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的“基本方程式”。人类社会从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自然”共同体（马克思认为这种本源性共同体有三种模式，即亚细亚的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日耳曼共同体）到“抽象”与“虚幻”相互勾连的共同体，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主要取决于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上层建筑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而导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探查使得人类发展的自主自觉性不断提升，人类社会在黑暗中前行的历史由此结束，世界历史在此意义上才成为可以为人类所认识的历史。
其四，马克思的批判性视阈下的共同体理论以共同体为基本单位探究了人类的历史性命运问题。人类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探究人类自身的命运，而马克思以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人的解放、自由与发展为红线贯穿在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中，这种人类命运的探究被马克思提升到社会历史性的场域，通过批判与建构、肯定与否定、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整体性地把握到了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命运。自然共同体中的人的非独立性与劳动者所有者身份的统一性存在，对自然共同体的深刻分析揭示了人的“相互依赖”性的命运状态，“虚幻”-“抽象”共同体中个人的独立性（对于人）与非独立性（对于物）的悖论性存在，展示了人类的“物的依赖性”的命运之遭际，“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的对抗性问题的解决、人与自然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人类真正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这种对人的自由的终极性的关注，在马克思的原则性与高度性、现实性与超越性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品格中得以展现，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好的一种阐释。
二、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建与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重构
依据哈贝马斯的观察，黑格尔应该被称为将现代性问题哲学化思考的第一人。在黑格尔那里，对现代性批判的思考遵循着两个基本要求：其一是理性精神原则，其二是辩证否定基本立场。对于理性精神原则，它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主体性原则，也就是主体性的建构原则。人不仅是感性的动物，人在其本质上乃是理性的动物，人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的追求就是一种理性精神主导下的活动。对于辩证否定的基本立场，其实质就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如何面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及其如何解决实体性关系的冲突。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的合理解决，使得黑格尔成为时代精神的弄潮儿，其精神现象学与历史哲学便是这两个基本要求的产物，同时也成为人们理解与掌握现代性的有力武器。
从第一个基本要求出发，黑格尔区分了个体理性与共同体理性，他坚决反对个体理性主义而坚持共同体理性主义，在共同体理性主义立场下，黑格尔坚持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的统一性，反对二者的分裂与对抗，认为特殊性的内在性限度及其缺陷必须由普遍性的绝对性来加以矫正和提升，现代性的问题才能够加以解决。这就是黑格尔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理性思考，这条思路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也是受这一思想的浸染。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晚年黑格尔批判了法国大革命的极端的个体理性主义，批判了启蒙精神那种抽象理性及其所导致的极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恐怖，因为这种抽象的理性实质上就是一种向感性的粗暴的回归，是一种有限理性，是一种理性的任意，恰恰是反理性的。从第二个基本要求出发，黑格尔认为理性与存在之间、理性与社会历史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的本质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现代性得以展现的根据，同时它也是现代社会向前推进的基本动力，揭示这种规律性的关系是精神现象学的基本任务。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就是为解决这种关系的矛盾性问题而写就的，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他的伦理共同体递进的梯度性关系，家庭伦理共同体、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与国家伦理共同体体现了伦理精神发展的逻辑序列，绝对理念成为统摄这三大伦理共同体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它们之间自我否定与自我发展。
基于血缘与情感的家庭伦理共同体还只是理性的直接的存在，使得家庭伦理共同体只是在它的概念中的一种伦理理念，势必导致家庭的普遍性只是作为它的外在形式的特殊性中虚假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个人与市民社会处于一种绝对无差别性的统一，这种在以爱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共同体存在的同时，使得家庭分裂的力量更多地以外在的强制的形式而存在。与此同时，以个人利益追求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形成，渐次瓦解了家庭伦理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作为需求体系的市民社会是人与人之间追逐个人私利的战场，它所展现的是一种形式的理性，而且是一种过渡性的特殊性，并不是黑格尔想要的那种处于普遍性意义所规制的具有真理性的伦理共同体，所以黑格尔通过具有普遍性指导下的警察和同业公会两个伦理性共同体来解决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缺陷，使得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走向更高阶段的国家伦理共同体。
对于黑格尔而言，国家伦理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乃是其理性思想的轴心。而作为地上神物的国家伦理共同体遵循着绝对精神的根本理念，把家庭伦理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统摄在代表绝对精神领域的国家伦理共同体之中，国家伦理共同体通过理性的法来规范和扬弃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那种抽象性与形式性的理性，从而完成了绝对理性之光的普照。
作为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与批判的黑格尔，开启了理性范式解剖现代社会问题的历史先河，他把理性进行二元式的分裂与统一，从个体理性走向共同体理性，从形式理性回归到绝对理性，从特殊理性升华为普遍理性，从经济理性走到政治理性，这样，黑格尔完成了对启蒙精神的超越性的理性批判，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性关系这种分离关系进行了高度的统一，成为以理性为基本尺度对现代性进行深度批判的第一人。
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得益于黑格尔的理性批判而又超越了黑格尔的这一批判。早期的马克思在黑格尔理性之光的笼罩下，也曾从抽象的理性主义对现实问题进行大批判，但一直困扰马克思的“物质的问题”与理性原则发生了激烈地冲突，使得马克思不得不退回到书房研究被黑格尔扬弃的市民社会。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乃是作为绝对理性执行者的国家伦理共同体并没有完成其绝对精神的神圣使命，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决定了国家伦理共同体的基本建制和精神准则，而不是黑格尔所声称的国家的理念及其作为理性规则的法消解了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特殊性原则。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邃地指出了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及其人的解放只是黑格尔的一厢情愿，人的解放只是黑格尔视角上的一种政治解放，这种解放只是初步地完成了黑格尔所期待的国家伦理共同体与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分离，而统一之大业仍然遥遥无期。因为作为政治解放的政治国家的政治原则更加促成了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之中的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原则的确立，这种被黑格尔所积极扬弃的特殊理性并没有得以消解，反而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加强了“下流的粗俗”的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
基于对黑格尔理性主义范式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理性作为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规范已经坍塌，必须重建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否则寸步难行。在对抽象理性批判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转向之前，马克思颠倒了为黑格尔所固化的国家伦理共同体决定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关系，指出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决定国家伦理共同体，理性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不可能颠倒此种基本关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理性受限于生成理性之物，理性的限度及其功用都只是现代性问题领域生发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在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之后，马克思确立了资本的范畴及其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式。
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使得现代性问题作为总体性的问题被规制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视阈，由此开启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基本范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物，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其背后掩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而这一奥秘必须通过对资本的整体性批判来完成。作为总体性逻辑的资本规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林林总总的体系，它通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建制，它通过资本生产体系的精致化的构建完成了经济理性的现实性的不断重构，它通过国家及其法律体系的拱卫完成了原始积累及其社会制度的成功布局，它通过死劳动抓住活劳动从而把人分化为具有特定职位及其固定身份的人，工人及其阶级、资本家及其阶级的二元对峙与其之间的根本利益的总体性冲突，必然会打破资本“抽象”共同体的内在限度及其一统天下的事业。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运用资本的范式使得现代性问题及其批判成为了一种观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它作为方法论解构了黑格尔对于早期马克思理性思想产生“晕轮”效应的迷雾，它作为存在论，使得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在工人阶级的历史性革命运动中得以不断地完成。
马克思在对现代性批判理论重建的同时，也进行着对其社会共同体的重构工作。马克思从国家政治共同体向社会共同体根本性转向，形成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标志性位移与根本性转折。马克思通过对“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批判的实践唯物主义前提性奠基，从而促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根本性布局及其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建制才最终得以落实。也就是说，马克思之前的基于政治理性对于社会的基本看法被规制到了他的社会共同体理念之中，马克思从社会共同体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与社会历史性场域相关切的诸如社会正义、个人自由及其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整体性认识，马克思的“两个不过是”论断集中表达了马克思前后思想递进的逻辑，马克思认为德国的自我意识哲学不过是法国政治平等的哲学表达，而政治的平等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政治表达。由此看来，由德国出发的而且处于巅峰状态的自我意识哲学这种意识形态所幻想的及其所辩护的不过是未来式的德国的政治平等，不过是基于资本整体性发展所要求的一种政治平等与经济自由的现实性诉求，德国如此、法国亦如此、英国更如此，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性诉求通过不同时期的资本的整体性诉求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进行绽放。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共同体是现代性得以生发的历史性场域，它规制了现代政治的基本主题和核心理念，所以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必须深入到其根底处，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头脚倒置。
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重构的基本理念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阐释：其一，国家政治共同体不具有超越社会共同体的基础。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理论的开掘使得他认识到国家的历史性限度的存在，而这一历史性恰恰是市民社会共同体发展演化的必然性逻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马克思否弃了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共同体的优先性原则，从而还原了国家伦理共同体生发的原初性地平，即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确立了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的优先性原则，更进一步地走向了历史的现实性与国家的历史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域，同时马克思坚决反对黑格尔把警察作为市民社会伦理共同体与国家伦理共同体的链接物，警察与国家一样都不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属性，从而把警察归结于国家的一个特定职能的部门。
其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具有“虚幻”的面相和桎梏个人自由发展与自主性的否定性功能。“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无论是民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君主政体之间的相互斗争，争取选举的斗争等等，都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种不同阶级间真正的斗争。”1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都归结于争取属于本阶级利益而引发的斗争，只不过以各种形式进行斗争，这种形式掩盖了国家的虚幻性的一面，由于国家表面上声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并且经由精致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宣传与教育，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属性的这种普遍性掩盖了基于私人利益和资本不断增殖本质性要求的这一特殊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原身运用“虚幻”价值视角进行了彻底地洞穿，使得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合二为一。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在过去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的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个人自由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重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虚幻”共同体的指认，在个人自由度的获得及其个人基于自由的前提下所得的发展度这两个节点上受到了“虚幻”共同体的致命性限制，而这都成为马克思运用“虚幻”价值视角进行重构其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两个最为关键的支柱点。无论基于何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如果不带有处于根基性之上批判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都会把他们指认为一种意识形态视角上的理论辩护家，从而他们就被归结为一种钳制现实性的个人自由与发展的阶级里面去，这一形态的理论家随着自身所归属的实体的瓦解而被历史扬弃。
其三，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会把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收回于社会共同体之手。“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丧失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利，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3对于马克思而言，国家政治共同体及其附属于政治国家的阶级共同体都是一个自然的产生过程，它们所具有的国家权力这一公共政治权力及其阶级权力这一特殊性政治权力都会被未来的社会共同体逐步收回，还归于社会共同体。当然这一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会慢慢消失，而其所具有的服务于民众的公共的社会属性会逐渐凸现出来，而阶级属性的政治权力也会逐渐消失，替代性的维持社会发展的公共属性的权力伴随着国家公共社会属性的非政治权力将会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权力。
其四，马克思视角上的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对于“自由人的联合体”有多种版本的理解，但是不可忽视的最关键的一点乃是“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连接点马克思归结为“自由发展”。由此看来，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共同体的精髓与核心要义乃是个人与一切人所形成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理解马克思未来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性入口。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对此问题的探索还非常稀薄，在这一个问题上必须关注的一个历史性前提乃是走向这一入口的旧的共同体为个人及其共同体所能提供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问题，这是一个前后相继并由此而界化过去与未来的历史性节点，马克思对理想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体现出了现实性与超越性、批判性与建构性、阶段性与总体性的特点。
三、社会批判视阈下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价值旨趣
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始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积极地执行了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阐释及其扩容功能。由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言的社会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是基于社会批判而得以建立的，而这种关系如果作为本体论视角上而言的社会共同体，其实质就是一种社会自身的批判或者社会共同体自身的一种内在性的批判与建构。
若从社会批判视阈来谈及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的价值旨趣，可从以下两点来把握：
其一，马克思通过社会批判所阐释的社会共同体理论来彻底清算抽象的理性主义。从自我意识哲学的视角来说，理性主义构成了现代性及其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柱，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现代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理性主义的发展史。肇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性主义，揭开了主体理性运动的大幕。一般而言，理性主义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过程，霍布斯、洛克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确立了市民理性的合法性，而卢梭、康德通过理性主义的反思确证了道德理性的权威，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完美融合”建立了主、客体相结合的抽象的理性主义王国。
早期的马克思在否弃了康德与费希特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性主义之后，转向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世界，当运用这一理论来观视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后，马克思陷入了“应有”与“现有”相互矛盾的苦恼，特别是在理性原则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克思就失去了经由理性主义来考量现实社会的那种愉悦感，来自彼岸之物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与法律）就变得朦朦胧胧，遥不可及。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理性主义是一个理论的黑洞，任何现实之光都被吸纳进去。马克思在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对于国家政治共同体（政治理性）与市民社会共同体（经济理性）经典性的原初性地二分的功绩之后，对黑格尔作这一理性主义大师进行了彻底地批判。“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1这就是黑格尔对于理性主义的总刚性的宣言，在贯彻到其政治共同体理念之中所显示的就是一种很精致的政治理性主义，它包括国家理性主义与法律规范理性主义。“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2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对代表国家理性主义的国家制度进行了彻底地还原，直至追问国家制度的设计者，即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民，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所制定的国家制度及其法律制度，不是抽象理性发展与自我循环的结果，而是社会共同体里面各种利益相互交织与斗争的结果，是市民社会共同体决定了国家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相反。当然，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具有理性的国家乃是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人民的利益就是国家，违背这一原则的国家马克思把它们指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把特殊的事务冒充为公共的事务，把特殊的意志幻化为人们的公共意志。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虚假的理性政治共同体的批判与资本主义国家“虚幻”共同体的社会批判，揭示了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对于社会共同体及其特殊利益的“零容忍性”唯心主义缺陷，从为黑格尔所蔑视的物质利益中，即从“世俗的粗陋”的市民社会共同体到马克思未来社会共同体的本质性嬗变中，清理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抽象理性主义，这种清理既包含着自我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清理，也包含着对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的清理。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社会批判及其建构社会共同体理论来批判抽象理性主义这一逻辑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无论是滕尼斯的社会与共同体的二分式定位分析，还是齐美尔的货币共同体所揭示的由实体拜物教到理性主义拜物教，无论是哈贝马斯的基于社会交往理性而构建社会生活世界共同体，还是鲍曼的乌托邦的共同体王国，都可以看见马克思的身影，正如这些理论家当时所声称的那样。
其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及其社会共同体理论所彰显的价值旨趣是现实的个体自由度与发展度的获得与共同体的条件性关系。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里面以及在其对于共同体划分的临界点上，能够十分清晰地辨识出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自由度与发展度的真切关注。博士论文时期是原子打破定在的偏斜所追求的对必然性背离而向往的自由，《莱茵报》时期对于新闻自由的神往及其对书报检查令反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对于现实个人身份的二重化：即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公民与作为市民社会的市民的双重身份的相互背离及其人的自我发展的扭曲的深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现实的个人受制于货币、资本而形成的异化劳动问题的鞭挞，并由此提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类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对于“虚幻”的共同体的尖锐性批判及其对于真正共同体的现实个人的自由期盼，在《共产党宣言》里同恩格斯一道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终极意义上的憧憬，在《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对于“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及其晚年时期对于“自然共同体”里的劳动者与所有者身份统一的深情回归，马克思一路走来，其所展现的社会共同体里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什么样的共同体能够为现实的个人提供一个自由度与发展度最为宽敞的空间条件。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弃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马克思在这里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破解了黑格尔带有隐喻般的“主奴”关系悖论，解构了抽象理性主义的神圣权威，把共同体作为考量现实的个人自由度与发展度的基本坐标体系。可以说，马克思在社会批判与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活动里找到了人并成全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