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语境不是以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理论呈现，而是以零星的、音译的状态呈现。这些术语不是以一种主观的、积极的状态被介绍到中国，而是在晚清由官员、士大夫、传教士被动的、有目的的传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在中国语境中最初的呈现形式，反映了中国人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状态，代表着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原初认知。
一、十九世纪末“社会主义”术语在中国语境中的原初表述
1840年，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西方宗教、科学、技术、制度与文化等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随之汹涌而至。不少仁人志士在反思中国政治、文化危机同时，逐渐祛除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转而掀起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西学东渐浪潮。1一时间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文化、制度看作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之关键。然而，那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矛盾充分暴露，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亦夹杂在西方先进理论中随之传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正是在此背景下被译介到中国。中国人不是直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而是首先接触了西方世界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介绍或描述社会主义运动时出现了“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的音译词。可以说，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本术语初入中国语境一开始并没有不言自明的对应词，主要以形态各异的“音译”方式存在。虽然，译者的“在场”让这些词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化”的转化，但此时的“中国化”主要是一种表层的、肤浅的，尚未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粗糙的“中国化”。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一些外交人员的日记、笔记中涉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巴黎起义、美国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的零星描述，如张德彝的《三述奇》、宋育仁的《泰西各国采风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李凤苞的《使德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王韬的《普法战纪》、江南制造总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等等。1不过，他们并没有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原因与措施，也并没有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任何兴趣，相反，在描述过程中常夹杂着许多歪曲的成分。
同文馆毕业的张德彝亲眼目睹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其所著的《随使法国记》中记载了巴黎工人阶级起义的情况，并描写了公社战士面对死亡“有吸烟者，有唱曲者，盖虽被擒，以示无忧惧也”2的从容。他还分析巴黎起义的原因，“夫乡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盖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而穷无所归，衣食何赖？因之挺[铤]而走险，弄兵演[潢]池”3。他虽然正确指出了巴黎公社起义的起因即反对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但也加入了起义者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等因素，这表明他并未真正理解巴黎公社革命的性质。此外，王韬也对巴黎公社革命进行了转述。不过，他站在政府的角度将巴黎公社革命视为“叛乱”，用“乱党”、“乱民”等词加以指责，并指出“叛乱”的缘由，“推原其致乱之由，则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4显然，他并未完全理解巴黎公社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更不理解公社革命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
巴黎公社革命后，虽然西方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然而1873年后社会主义又重新高涨，中国国内相关介绍日益增多。此时，“Communism”“Socialism”等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的音译词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随后，《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以及《富国策》、《西政丛书》等书籍中均有对工人罢工、社会主义运动等事件的介绍，其中出现了最早使用“Communism”“Socialism”等词汇的“对应词”。《万国公报》曾描写美国“工人滋事”，“美国近因生意不佳，各等公司欲减工价以节开销，乃工者不服，齐心把持大众停工，颇为滋事。”5《西国近事汇编》中有大量篇幅对西方各国工人罢工、工会运动进行描述，尤其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金楷理口译，姚莱、蔡锡龄等笔述的不少文章都提到了各国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及主张。不过直到1878年5月在介绍美国共产主义者“梅戤”从事工人运动时，才第一次提到了“共产主义”的音译术语以及其核心要旨，“美国费拉特尔费亚省来信，谓美有数处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国内有无赖之人为奸徒唆使行凶，以偿其贫富适均之愿”“今乱党以体恤工人为名，实即康密尼党唆令作工之人与富贵人为难。”6其中，“康密尼人”是“Communism”一词的最早音译词，而“康密尼党”则是对持“Communism”这一政党的最早翻译。而且，这里明确概括“Communism”主张即“贫富适均”。此后，《佐治刍言》、《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概要》等书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做了新的解释，不过也不外乎“产业平分”、“齐贫富”“均有无”之理解，如《佐治刍言》在谈及法国社会主义时将其主要思想概括为“一国产业，必与一国人平分，令各人皆得等分，方为公道”7。
除此之外，“Communism”“Socialism”对应的音译词也出现在中国驻外使臣和留学生的著述中。中国第一任出使德国的大臣李凤苞在《使西日记》中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会”，俄国民意党译为“尼赫力士”，“廓密尼士”作为“Communism”的音译，“先是欧洲有‘莎舍尔德玛噶里会’，译音‘平会’，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德国查屡次谋杀之‘平会’，西语‘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在俄国曰‘尼赫力士’，在法国曰‘廓密尼士’……”1。另一使臣黎庶昌在描述德国社会革命党人行刺德皇时，首次使用了“Socialism”的音译词“索昔阿里司脱”，“行刺者就获后，刑司讯之，以‘为民除害’为词，迄无他语。……久乃知为‘索昔阿里司脱’会党。‘索昔阿里司脱’，译言‘平会’也”2。他将“富贵者无所恃，而贫贱者乃得以自伸”3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种音译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杜士珍将久松义典这部《近世社会主义评论》译为中文时指出“[译者案]社会主义,英文谓之‘索西亚利士谟’Socialism，其训即共产主义是也。”4
学界对“社会主义”一词在中国流行多是从汉字“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开始进行探讨的5，多数认为梁启超首先使用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是社会主义首次进入中国并不是以汉字的或者日译汉字的形式出现，而是一种音译的状态，主要通过传教士的译介与驻外使臣以见闻式的叙事方式加以阐述的。他们一开始主要以“音译”的姿态呈现出来，而且出现了一词对多种音译对应词的现象，如“Communism”的对应词既有“康密尼人”也有“廓密尼士”。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有“平”、“均”、“等”、“共”等。其中，两位使臣不约而同用了“平会”作为主张“Communism”或“Socialism”政党的译言。“平”与他们了解的中国社会那些参与“叛乱”民众所持有的平均主义思想相吻合，“会”则是“会党”之意，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政党一说，借用了民间秘密的反抗组织“会党”一词。将具有“均等”之意思的“平”和有“聚众”之意的“会”来对释社会主义政党比较粗浅，却也代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最初的理解。一开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与“平均”相关联，“产业平分”、“齐贫富”、“均有无”皆是如此。由此可知，无论是社会主义在西方语境中主要语义“地权平均主义”、“激进主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于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一开始并没有在中国语境中得以“激活”。
二、 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传播以日本为主渠道，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传播媒介。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术语的使用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留学生。由于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理论中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已经用意译的对等词来表达，因此，这个时期中国的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开始用汉语对应词来表达。“Socialism”在中文语境逐渐摆脱了多样的音译状态，开始以“社会主义”为稳定的“对应词”，并逐渐获得普及化。
“Socialism”的中文翻译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译词“平”历经“安民新学”、“养民学”、“民生主义”、“均产说”等演变，1902-1905年间日文移植的“社会主义”一词作为日后中文约定俗成的对应词。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语境与日本语境中的语义溯源。“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产物，古汉语中，“社会”与“主义”分开使用。“社会”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古人所使用的“社”主要地区单位的意思，不同时代对基层行政单位理解并不相同。正如“二十五家为社”（《周礼》）；“方六里，名之曰社”（《管子﹒ 乘马》）。至元代，“社”所指的范围有所扩大，五十家为社，“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元史·食货志一·农桑》）。后来，“社”被引申为志同道合者进行集体活动的共同场所，“社，团结共事者亦曰社”，如“文社”、“诗社”等。6“会”在古代主要是“聚也”。“社”、“会”两字连用，主要指重要节日所举行的集会。“社会”最早出现在唐代的古籍，《旧唐书﹒玄宗上》（本纪第八）记载：“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后来，“社会”逐渐引申为志同道合之人所组成的团体，“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醒世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这里，“社会”主要是动词，指一定数量、规模的人群为了一定目的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进行活动。“主义”一词由“主”、“义”构成，在古代汉语中分别表意，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1古语中“主义”放在一起所表达的意思与今天的“主义”语义相去甚远，“主义行德曰元”（《逸周书﹒谥法解》）中之“主义” 是谨守仁义的意思。“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义”主义是道义，“以达主义”为“使君主行动合乎道义”的意思2，并非现代汉语中 “对事情的某种主张”之意。
在日文语境中，“社会主义”是明治时代的产物。明治时期，汉学曾达到历史高峰，“明治时期新事物名称多用汉语词（或西方语词），故欲咏其事物，势必使用汉语词。”3日本人通常用丰富、优秀的汉字来准确翻译欧洲语言及著作等。“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Socialism”的日文对等词出现。
1870年，日本杰出的德文翻译家、自由党派人士加藤弘文、西周等在其著作《真政大意》、《百学连环》等中以经济学的形式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别翻译为“ソシセリスメ”“コムミエニスメ”。4此时，“社会主义学说”的解读也是负面性的，多为危害、激进行动的“邪说”。1878年6月6日，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刊登攻击“社会党之主义”的《辟说之害》一文，首次用汉字“社会主义”对译“Socialism”，之后“社会党”、“社会主义”逐渐在日本的书刊中得以延用。这里，“社会主义”主要与“个人主义”相对，大体指“将社会置于中心地位的主义”、“集体主义”。
日本语境中，“社”，由两部分构成，左偏旁示“神事意”，右偏旁是表示土地的符号。这样，“社”字就与土地及基于土地的村社有着密切联系，与“会”（会议之意思）结合成“社会”一词，即为“乡间集市”或“村社集会”的含义，作为“Socialism”的标准译词“社会主义”保留了它起源于农村公社的痕迹。5“Society”在日本语境中，并不止有“社会”这一个对应词，还常被翻译成“世间”、“世态”、“仲间”、“会社”、“交际”等。“主义”是一个日语新词，指“基本原理”之意，专门对应用于翻译欧语中的后缀“ism”。不过，当时“Socialism”在日文语境中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一个对应词，有时还对应“社会论”、“社会说”。6到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作为“Socialism”的对等词逐渐占据优势7，其语义中蕴含的暴力、混乱等消极性因素逐渐褪祛，平等、福利、去除私产等积极性因素凸显。
第二，“Socialism”从多元化音译对等词转向一元化的对等词“社会主义”。“Society”进入中国语境，被翻译成两个普遍存在的词汇，一是由传教士们翻译成了的对应词，即含有“众多”之意的“群”或“人群”，“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此字近日译日本书者多用之。”8晚清时期，西方社会学在被先进知识分子翻译到中国时，他们企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来对译西方社会学的术语“Society”。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为《群学肆言》，梁启超发表《说群序》、《说合群》等表达其所持的社会观；二是保留使用中译的日语专门词“社会”。1875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把“社会”对译“Society”的用法带到中国。91886年始，作为描述人类生活组织形式与关系的“社会”在《时务报》（从第十册开始）多次出现。10
二十世纪初，“社会”、“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从日文中引入，使用逐渐变得连续化、普遍化。1“社会”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群学”；英文后缀“ism”一词，原本传教士将其翻译为“之说”，如“若者外国工人有立会演说开报馆倡社会之说者我国有之乎”2。后来，“ism”在汉语中吸收了日语专门词“主義”翻译成“主义”。1901年，《近世政治史》中较早出现“社会主义”一词，“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3并从将中国的古田之法视为社会主义。此后，“社会主义”一词在中文中被广泛使用。1902年4月初，由日本学者村井知至撰写，罗大维负责翻译的《社会主义》一书，文中解释的社会主义即是上述日本语境中与“个人主义”相对应之“社会主义”，“今个人本位论渐衰而社会本文说渐盛遂为讲坛社会主义（一名淡水社会主义）为二十世纪一般学者之所据依。”4只是，此时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社会学的一种学说进行阐释罢了。在与“个人主义”对比的基础上，突出社会主义的“集体性”，详尽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定义”和“本领”，探讨了社会主义与道德、教育、美术、妇人（妇女）、劳动团体（工人阶级）、基督教等具体问题，指出“社会主义之目的，使社会主义归于协同”5。
1903年以前，中国知识界主要将日文中“社会主义”挪用到中国语境，而1903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影响较大的报刊、辞典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进行阐解。1903年，《浙江潮》推出“新名词释义”计划，试图准确解释日本产生的新名词以便国人理解，“自东方译事兴。而新名词之出现于学界者日益多。好学之士。初读新书。必有半日不得其解者。……斯诚今日吾辈之义务。无可容辞矣。”6其中，“社会”便在其中，“社会者何二人以上之集合体。而为协同生活者之谓也。”7“社会主义”在专门解释西方术语的中文辞书《新尔雅》中所呈现的阐释为，“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8那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很多报刊都致力于介绍新思想，培养新的社会意识，“社会主义”一词频频出现。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在报刊杂志刊登的文章中多次使用“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改良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促使其得以广泛传播。
第三，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得以普及化。笔者登录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社会主义”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发现1912-1919年间“社会主义”一词一共出现了156次，1912年为107次，为这一时期用词的高峰期；1913为21次、1914年为6次、1915年为5次、1916年为4次、1918年为6次，而1919年则为49次。而在1920-1924年间，也就是中共成立前到国共合作期间，1920年社会主义出现102次、1921年为168次、1922年为110次、1923年为68次、1924年为79次。可以说，1921年，中共成立之时正是“社会主义”在1920-1924年间得以讨论的高峰期。不过，该数据库文献有限，在金观涛先生所建立的数据库则统计出，1915年前“社会主义”一词在中文著述中大约出现了900次9，且新文化运动以后，其使用频率继续大幅增加。如果从中文里首次出现到20世纪前十余年，“社会主义”还只是中国出现的上千种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一，那么到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主义则“几乎征服了所有政治流派”10。无论是日后的共产党李大钊“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11，还是国民党邵子力“现在的思潮界，社会主义已有弥漫一时的现象”12，都以谈论“社会主义”为时尚。此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新学说，其定义、真意、目的以及与其他主义的区别等被充分的讨论，社会主义概念得以“普及化”。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介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为传教士、士大夫（主要为清政府的驻外使臣或者主张洋务的官员），二为中国先进的知识精英。前者为19世纪末，以音译方式使用“Socialism”这一术语的主体，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件；后者为20世纪初，用汉字“社会主义”来对译“Socialism”的主体，他们开始从政治变革与社会改造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一术语的语词色彩经历消极、负面意义居多到积极、正面意义彰显的“反转”。
19世纪末传教士、士大夫在阐释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时均将其纳入自己特定价值立场，不仅难以看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而且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早呈现的并不是“积极”的一面，而是官方立场上所批判的“对象”。当时，中国西学书刊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多数受到传教士控制。国内西方书籍和报刊的出版机构主要有三家，江南制造局和北京同文书馆虽然由清政府主办，但主要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操纵，而广学会原本就是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西国近事汇编》、《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报》皆是由传教士直接编译或者撰写。其中，《万国公报》前身就是1868年创刊的《教会新报》，是广学会发行最广的报刊。这些人所精心挑选和加工的“西学”都是为适合他们“把中国逐步变为某一外国或几个外国统治和掠夺的殖民地”1这一目的和需要而服务。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是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过程中无意间夹杂着译介一些欧美社会主义流派的只言片语。比如189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一书虽然引用了社会主义者的论述，然而作者的最终目的却是要借用超理性的宗教力量来消弭社会矛盾，改善社会分裂之状况。2
在描述欧美工人发动的罢工或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时，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士大夫都在官方立场将其污为“暴民”、“乱党”，且将革命一事描述为民众一致反对之事。“查此事，皆由康密尼人党而来，人皆疾恶之。”3 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评价多用“空想”“幻说”等消极词汇。如《佐治刍言》中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阐述社会主义“平分产业”思想的主旨主要是为了论证“平分产业之弊”的主张，并不赞同这种理论，而且指出这种理论不过是为“博一时名誉”，“法国人所喜平分产业，皆系空虚荒谬之谈，断不能见诸实事也”4，“故平分产业之事，英国人从不肯轻赞一辞。”5因此，中国人在最初认识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或者革命运动都经过传教士、士大夫的“过滤”。由于传教士和士大夫从消极层面介绍和描述社会主义革命和思想，就注定那时中国人只能从消极、片面的层面来理解社会主义，此时，他们还难以对社会主义的语义、内涵、思想以及其所代表的未来世界有清晰和深刻的认知。
20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所使用的Socialism对等词经历从“群”、“群学”到社会之说、社会主义学说的演变，社会主义的内涵、目的以及其所代表的未来社会等进行了充分讨论。较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结构、文化体制等有了新的认知，他们迫切希望产生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的憧憬包含着他们对“社会”展开的种种设想与期待，是他们积极寻求政治变革与社会改造的道路之一。
在该时期，尽管有一些以儒家观点为支撑对“社会主义”进行的批判与反驳，如《社会主义平议》一书通篇以儒教观点批判社会主义，称社会主义“共产妻、杀人”、“社会主义之流毒且千万倍于杨墨佛老”6。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带有正面而积极的色彩，毕竟在风靡一时的进化论影响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代表着高于或者说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方向存在着。因此，那时，“大家都争相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谁也不敢说资本主义的好话。”1梁启超曾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2，“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3。孙中山在游历欧洲是也一度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在1902－1903年间，他对社会主义已达“极思不能须臾忘”4的地步 。
这一时期，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多是日本留学生，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多是通过翻译、介绍日本学者山川均、山川菊荣、河上肇、堺利彦等的文章与著作。原本“社会主义”一词源自拉丁文socialis（社会的），在社会思潮领域它主要代表着对市场经济、资本逻辑以及个人主义的批判。而在日本语境中，“社会主义”又与日本的文化习俗、政治诉求、译者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相关联，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日本学者的某些“附加意义”。这就注定社会主义进入中国语境时，必然偏离西方语境的原初语义。
20世纪初，参与社会主义讨论、辩论的知识分子本身思想也较为复杂，常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民粹主义等非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混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其他社会主义不加区分而加以讨论。他们对社会主义中所含有的平等、民生、社会进化等思想的阐述或者挖掘主要根据自己需求而定，可以说是各取所需。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要阐述了社会主义中的“平等”思想，“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哉！”5 “故以近世社会主义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为目的，仍不得不以最专制之集权为经行……”6。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更强调“民生”，朱执信曾在文中注明“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7；冯自由也曾在文章中指明“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8；孙中山更加明确地说道，“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9而且此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界限十分模糊。可以说，“社会主义”的理解在20世纪初与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杂糅的语境中，呈现多元、繁杂状态，其真意在此时仍被遮蔽。
结语
“在近代中国，人们对西方的许多舶来品的认知大都经历了一个从难以理喻、无法接受的‘异见’，到可以接受、甚至心向往之的‘期盼’的过程。”10“社会主义”概念中国化的过程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原初表述、普及化及理解的过程见证了“社会主义”术语、概念经历从欧美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辗转传译，其语义遭受时空挤压，偏离话语的源头并被赋予中国式理解的过程；见证了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被曲解、多元解读最终获得一元化理解的曲折过程。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概念的中国化绝不是简单的、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其蕴含的指称、语义与外部世界相链接，语义逐步得以确证的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