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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基于列宁时代观的视角
2019-05-17 09:29:44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舒新 【 】 浏览:744次 评论:0
    在列宁的一生中,他的理论和实践每前进一步,都饱受争议。列宁去世以后,有关“列宁主义”的争论并未结束且持续至今。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时代发展的视角,厘清有关列宁主义的争论及其影响,不但关系到对共产主义先驱者们事业的认定,也对当下和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时代观——解读“列宁主义”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恩格斯也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作为继承者的列宁,他的理论无疑是对新时代挑战的回应,是对新时代的本质内容、基本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的理性思考。列宁的时代观,理应是解读列宁的理论贡献和精神遗产的一把钥匙。
    (一)关于正确认识时代的重要意义
    在列宁看来,正确认识时代,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只有准确认识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整体面貌和一般特征,再据此考察某一个国家的具体特点,才能够正确地制定政策和策略。他说:“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第二层含义,必须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结合时代条件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不能从本本出发,恪守教条,脱离实际。列宁曾多次批判俄国党内存在的无视时代变化而固步自封的倾向。他说:“忽视从那时以来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二)关于正确划分时代的原则、方法和依据
    学术界曾将阶级斗争作为列宁划分时代的唯一标准,依据是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必须将这段话放到当时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1915年初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卷入了战争。列宁指出当前的战争不是过去常见的那种民族战争,而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是利用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面,发动国内战争。《打着别人的旗帜》旨在怒叱各交战国社会党领袖“保卫祖国”口号的虚伪性和背叛性,激扬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在论战的语境中,列宁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但列宁并不是将阶级斗争作为划分时代的根本标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谈到:“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他还在“客观”这一词下加了着重号。可见,完整理解列宁的意思应该是:要考察时代问题,必须以“历史阶段的客观内容”为根本准则。哪个阶级、哪种阶级斗争在这个时代是进步的,是由“历史阶段的客观内容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段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基本状态决定的。
    (三)列宁对其所处时代的具体表述
    列宁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是从1789年至1871年,标志是“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第二个是从1871年至1914年,标志是“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个时代是“1914—”,列宁没有给出这个时代的上限。列宁说“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在一起”。对于第三个时代,由于具体的语境不同,列宁的表述不尽一致。归纳起来,最主要有三种基本的提法。第一,“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其最早形成于1915年左右,在次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对这个时代做了详尽的论述。与此相关的表述很多,比如“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最反动的金融资本时代”等。这种提法侧重于强调时代的“腐朽性、反动性、垂死性”,是列宁对于时代的总的看法和根本的观点。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这主要出现在俄国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高涨的重大关头的文章中。类似的提法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提法。主要出现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文献以及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论战的文章中。如“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
    列宁并不局限于对个别国家具体特征的总结,而是力图对世界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基本状态作出一般性判断,并明确地将时代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结合起来,赋予时代问题以鲜明的实践特色。列宁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作为划分时代的准则,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时代变迁的分界线——分界线“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从各种个别的、局部的运动和现象相互作用的“合力”中判断时代发展方向。列宁的时代观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实践的统一,是贯穿列宁主义的逻辑链条。
    二、列宁时代观视阈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之争
    列宁去世不久,苏联党内爆发了“列宁主义”的定义之争。争论围绕着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为“列宁主义”下的定义而展开。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认为,季诺维也夫定义中对俄国“农民占多数”的强调,旨在将列宁主义这一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降低到俄国特殊国情的产物,贬低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目的是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效劳。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的定义以及他对季诺维也夫的批判意见被各国共产党普遍认同,我国也曾长期采用斯大林的定义。这个结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1.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定义都准确地把握了列宁的时代观,阐明了列宁主义是对新时代提出的问题即帝国主义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定义中强调了“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两个时代要素,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季诺维也夫的定义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世界革命”两个时代要素,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在这层意义上,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而已。
    2.季诺维也夫对“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的强调,不但没有偏离列宁主义,反而更科学地表达了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和贡献。这个提法实际上包括两层意义:一,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直接开始;二,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
    第一,“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直接开始”这个表述没有偏离列宁主义。俄国革命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终其一生的观点和奋斗目标。十月革命胜利后,推进世界革命的纲领频繁出现在苏联共产党和苏俄政府的文献中。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列宁根本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一直坚信“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是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证的——尽管会推迟和会有反革命的‘垂死挣扎’”。1922年,列宁在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俄共(布)十一大上强调:“过去,由于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客观形势,需要前进,需要用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迅速而坚决地向敌人进攻,我们就这样进攻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次进攻,并且不止一次地进攻。我们正是这样把我国革命提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高度。”在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把握是正确的。
    第二,季诺维也夫对农民问题的突出强调,抓住了列宁理论中最具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问题。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革命成败的高度。他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和土地纲领,符合俄国广大农民的需要,达到了团结广大农民群众的目的,保证了俄国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尤其是国内战争胜利后,列宁特别指出,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遭到彻底剥夺,已经退出了俄国的政治舞台。那么,在若干年内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两个阶级。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他告诫俄国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列宁说:“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在这种国内形势下,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可以说,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农民问题一直是列宁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列宁理论中最具俄国特色的理论。季诺维也夫的表述正好突出了这个特色。季诺维也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时,并没有将农民问题纳入视野。在一个农民国家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巩固工农政权、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农民,这都是全新的时代课题,列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没有这些论断,在目前时代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第三,季诺维也夫的定义没有降低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列宁本人在“民族性”和“国际性”问题上曾作过专门阐释。他将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分成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指出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仅仅是就狭义方面而言的。“我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他表示,一旦西欧发达国家发生革命,那么“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列宁在强调俄国经验的“国际性”时,不但对“国际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而且要求其他国家科学借鉴俄国经验,不能全盘照搬照抄。斯大林在强调列宁主义国际性时,显然有所夸大。斯大林认为季诺维也夫对“农民占多数”这一俄国民族性的强调,贬低甚至否定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他说:“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必要的学说。”这个说法与列宁的主张显然是不一致的。应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统一,要用两点论来看待问题。正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不意味着否认或降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意义。斯大林的批判意见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四,季诺维也夫主要是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的角度,阐释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的。20世纪初,由于革命风暴由西方转向东方,列宁调整了他的世界革命的部署。列宁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多次表示,虽然曾经寄予厚望的欧洲革命并没有到来,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入决战时刻是必然会到来的。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专门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地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理论,指出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将成为瓦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革命力量。列宁教导刚刚成立的东方各国共产党认真学习俄国经验,尤其关键的是学习俄国革命和建设中处理农民问题的经验。季诺维也夫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的。他说:“正是因为有了列宁,布尔什维主义才在农民问题上实现了国际化。”在此基础上季诺维也夫表明:“列宁主义还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总结了近东和远东——首先是俄国、其次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伟大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列宁是彻底的国际革命家”。
    总之,在时代问题的把握上,在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使命上,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具体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二人的定义在原则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分歧的。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阐述,突出强调了列宁主义是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实际上更全面更科学地表达了列宁主义的理论本质和贡献。随着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巩固,斯大林的定义逐渐被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奉为“正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列宁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马克思主义就已形成亦可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科学体系。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和经过俄国人介绍的,是同“列宁主义”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如果没有对“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探源,就无法理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完整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丽图景。
    1.一定程度而言,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阐释的“列宁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来说,建党时期主要学习和着重传播的是经由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阐释的“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二文,这是最早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文献。自1920年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新青年》便成为了该组织的公开刊物。此时《新青年》创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多篇介绍和诠释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文献。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者有组织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的起点。1923年后,《新青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党中央宣传委员瞿秋白任主编。自此,《新青年》先后刊发了“共产国际号”和“列宁号”,登载了多篇共产国际理论家关于东方国家革命理论的文章。据统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发表的共产国际相关文献及诠释列宁主义的文章占到了46%。除了《新青年》杂志外,相继在上海和广州创刊的《劳动界》、《劳动者》和《共产党》等刊物,在宣传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掀起了学习和传播“列宁主义”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列宁号特刊》、《少年国际五周年纪念特刊》等成为宣传“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一批列宁本人的著作、斯大林和布哈林等阐释“列宁主义”的著作、共产国际文件和苏联共产党党纲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共产国际是列宁亲手建立的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为了传播和践行世界革命理论,共产国际派代表直接指导世界各国尤其是东方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并致力于将这些党的指导思想引导到“列宁主义”的正统认识上来。从1920年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起,至1939年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止,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国派出过二十多位代表。在共产国际存续的24年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每一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每一次大会都通过了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相一致的决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初步发展,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切相关。这反映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上的重要特点,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带有浓厚的“列宁主义”特色。
    2.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坚持以“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观,在对时代问题的把握和“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规定上,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所以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基本上遵循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的路线,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东方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给予了重要帮助,推动了世界进步力量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迅速成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共产国际推进世界革命的重要成果。
    第一,在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的主要创立者们摒弃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转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奠定了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讴歌了布尔什维主义和劳农政权,认为十月革命是开展世界革命的先声,为黑暗中的中国人亮出了指路的明灯。他们肯定了“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立场,迫切希望走上俄国革命的道路以拯救民族危亡。陈独秀思想立场的转变,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陈独秀早年信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张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通过走改良主义道路,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在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学习“列宁主义”之后,他鲜明指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的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他还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纲领明确表明了联合第三国际的立场,二大专门制定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定。这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革命总路线提供了捷径和保障。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轮廓便初步形成,这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切相关。在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战线、发动农民的重要作用等问题,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不无关系。1922 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号召各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要求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与国内的农民运动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作领袖”。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张国焘将大会精神向全党做了汇报。这对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供了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阐释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二大指出,“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是革命的第一步;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根本代表,党的根本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革命的第二步。在共产国际建议下,中国共产党二大还明确提出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二大还提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三大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共产国际通过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频繁互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认识和组织建设上呈飞跃式发展的态势。毛泽东曾经对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3.斯大林、共产国际对“列宁主义”国际性的过度强调,助长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妨碍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主体自觉性的生成。由于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片面夸大了“列宁主义”国际性的一面,完全否定了“列宁主义”民族性的一面,这实际上阉割了列宁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视角解读布尔什维主义的认识逻辑,扼杀了“列宁主义”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这就导致各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主体自觉性的长期缺失,中国共产党也概莫能外。
    虽然列宁从未正式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民族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客观存在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个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俄国革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建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俄国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实际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进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强调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只能从“狭义上”去理解,说明列宁已经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个角度来思考布尔什维主义的民族性和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国际性的扩大化强调,共产国际先后开展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并出台了“第三时期”理论,旨在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普遍运用于各国,要求各国党在理论旗帜、策略原则和组织建设等方面全面达到“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共产国际六大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领导权威,将共产国际执委会由负责共产国际工作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导机关。共产国际的这一系列做法,对各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1926—1935年间,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素养的培育上主要依赖共产国际,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不高,再加上共产国际严苛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模式也不容许中国共产党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导致党内一些对共产国际指示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人的意见不可能得到全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内部实事求是倾向和左倾教条主义倾向斗争激烈,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事业几乎被葬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反思和总结了这段历史:“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四、结语
    在中国革命经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能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总结提炼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用以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中国共产党扬弃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观,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自觉性不断彰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反观“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由于苏联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主体自觉性的长期丧失,致使苏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越来越僵化,党政骨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度不断削弱。以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刚性维护为思想基础,以党政骨干为核心依靠力量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然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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