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考茨基（以下简称“考茨基”）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早期为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政治思想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进一步传播，而且对德国乃至欧洲工人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列宁谈到考茨基1909年写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时，称它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且涉及这本著作的时候还明确指出“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坚持的正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这一思想”。从这一点看，列宁是赞成考茨基在1910年之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只是后来他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与信仰。事实上，当分析考茨基在1910年以前的理论著作以及实践活动时，也会发现考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逐渐形成了他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重大问题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而考茨基在1910年写的文章《巴登和卢森堡之间》，开始既反对改良主义，又反对革命左派，公开表明了他转向中派主义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所以本文所指的“早期”是指考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至1910年之前的这段时期。
一、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早在第二国际成立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已经产生萌芽，第二国际前期逐渐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如果说这个时期改良主义还只是以个别的、零散的观点或见解表现出来并尚未构成思想体系的话，那么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各国机会主义分子对改良主义的鼓吹才真正是变本加厉，危害颇深。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以下简称“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的第二年，给予改良主义以最完整的理论呈现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修正。考茨基积极投入到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战斗中，及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一）捍卫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方法，伯恩施坦歪曲唯物史观、否定唯物辩证法，一方面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企图用多因素决定论的折中主义代替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否定辩证法，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最致命之处”就是坚持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的残余”，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修正。
首先，考茨基批判了伯恩施坦对唯物史观的攻击。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是通过断章取义摘引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著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实进行歪曲性的演绎，将唯物史观歪曲为一种历史宿命论，一种机械的必然性的理论，因此得出了两个错误的结论：一方面否定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另一方面否定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是将“决定论”和“机械论”的概念混淆，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进行混淆，而且毫无理论根据地将历史必然性与人们被迫所处的环境混淆，致使唯物史观在伯恩施坦那里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针对伯恩施坦所说的决不能将一切都归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应该估计到其他的因素。考茨基认为，这是任何的研究者，无论是遵循哪一种历史观都应该做到的，但是伯恩施坦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排斥了人的意志。考茨基强调，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否定过意志的重要性，“经济必然性并不等于听天由命。经济必然性来自于人的生活意志的必然性和人利用他们所处的生活条件的不可避免性。这也就是一定的意志倾向的必然性。”考茨基还认为，伯恩施坦的折中主义“对那些把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独立性看做眼中钉的文人们说是合适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乐于和社会民主党保持良好关系而又不愿意向资产阶级宣战的人来说是合适的”，这些将会给社会主义造成巨大的危害。
其次，考茨基驳斥了伯恩施坦对辩证法的责难。伯恩施坦为了丢弃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这一方法的“最成熟”和“最光辉”的产物——《资本论》进行攻击。在考茨基看来，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用来证实自己观点的唯一的法宝就是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的内容说成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即马克思是先准备好结论，然后再进行研究，1867年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结论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早就已经提到过的结论。考茨基认为这种说法等于偷天换日，因为马克思不是通过一次研究，而是通过两次研究进而论证自己的结论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第一次研究是在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后，并且与当时正在对英国国民经济进行详细研究的恩格斯一起阐述的著名结论，第一次研究成果也是两位著作家共同研究的成果。1850年，当马克思迁居伦敦后，具备了从事科学研究的较好生活条件，便开始彻底研究新的材料，《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便是经过多年积累的第二次研究成果。第二次研究结论与40年代的成果是相符的，第二次研究成果证实了第一次研究结果。考茨基反问，“难道这象是早在研究前就得出的结论吗？”此外，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曲解，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的方法论，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光辉思想。
（二）捍卫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系统考察了资本的积累过程，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实质，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尖锐冲突，得出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科学结论。伯恩施坦随意肢解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内在统一性和科学性，否认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进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为此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谬误进行了批判。
首先，考茨基批判了伯恩施坦关于股份公司阻碍资本集中的论点，即股份公司的不断发展已经妨碍到了资本与生产过程的集中，导致“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加。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在资本集中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当模糊的，在考茨基看来，无论是股票的发行还是股份公司的发展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的分配状况。考茨基认为，股份公司的发展没有促使现存的资本分配产生任何的改变，股份公司的形式只是将无法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些小额的资金变为资本，这些丝毫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现存财产的既有分配状况。股票同样无法改变现存的财产分配状况，它不是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的一种手段，它不会阻碍资本的集中，反而会使资本的集中加速。因为股票可以将上层的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财富集聚到资本家的手中。考茨基还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即当时资本主义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深入分析资本的集中导致垄断出现的特点。考茨基强调，马克思的一些个别的论断尽管没有实现，但是马克思关于整个的现代生产发展趋势做出的预测得到了最光辉的证实，尤其是在卡特尔与托拉斯出现以后，马克思的资本集中理论已成为现实。
其次，考茨基批判了伯恩施坦杜撰的“崩溃论”，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理论。考茨基指出，根据伯恩施坦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似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自行”崩溃的命运。事实上崩溃论的概念包括崩溃这一用语的本身都是伯恩施坦发明的。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施坦是在片面解读马克思的理论，抓住马克思的个别著作中的一些个别段落，歪曲马克思的理论，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历史趋势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伯恩施坦的那种崩溃理论，即一场巨大的而且是无所不包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将成为走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道路。相反地，尽管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必然趋于恶化，但是他们在理论本质上认为，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生过渡的决定性因素是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成熟性。
最后，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概括应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理解，而不是瞬间就可以达到的，尽管这种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这种前景到来时要采取的形式以及速度却是无法预料的。所以，确定马克思的理论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历史将以何种形式以及何种速度发展，而取决于历史是否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方向发展。
考茨基对伯恩施坦进行的批判，尽管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总体来说，考茨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立场是积极的，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8年考茨基在给维·阿德勒的信中说：“我将对爱德华发动进攻，态度上纵然可以温和，实质上要严厉，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他。”事实上，考茨基在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1901年6月的《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批判伯恩施坦的态度也是坚决的。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考茨基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认识，而且他关于社会主义先驱的理解、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未来社会的探索，更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先驱的理解
考茨基早期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在他的理论著作遗产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作为一名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他重点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情况，考察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他运用大量的实际材料，仔细研究有关的历史文献，论证历史事件。1895年，考茨基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一书，更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留下十分重要的一页，尤其为人们考察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非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依据。考茨基也是率先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去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史的学者，他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廓清了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唯心主义观念，以生动形象的笔触阐述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程，着重考察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共产主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考茨基为了从根源上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究，将研究的起点放在遥远的古代，考察古希腊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源及本质，进而研究中世纪带有空想共产主义特点的异端教派，还详尽评析了莫尔及其《乌托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试图厘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在研究过程中，考茨基始终着力于考察特定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以经济的变化考察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史料做出综合与分析，以便大体勾勒出近代以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对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进行了新补充
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变化，欧洲的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恩格斯晚年根据斗争环境的变化，提出了将无产阶级日常斗争与最终目的、将利用合法手段与将来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辩证地结合起来的新策略。但是随着议会斗争取得的新成就，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与工会的领导机构里涌现出各种迷恋合法斗争的倾向，一些人幻想依靠议会并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借助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歪曲恩格斯晚年的策略思想。
考茨基及时对恩格斯晚年的策略思想进行补充，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仅仅依靠和平的手段无法解决这种冲突，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就是不顾一切地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不断加深，冲突越来越尖锐化，当到了重大决战的时候，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推翻敌人而且夺取他们政权的活动。在《社会革命》以及《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考茨基多次强调无产阶级要坚持革命的立场，对于修正主义关于从经济上逐渐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考茨基指出：“不过是反政治的空想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旧词新唱而已。”考茨基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指出，革命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发动的革命才是可能的，革命是不可遏制的。
针对修正主义者歪曲恩格斯晚年的策略思想并污蔑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手段，考茨基指出恩格斯在对当时形势做估计时是“极力回避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来危害党的东西”。在考茨基看来，恩格斯对革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只是在表述方面力求含蓄，而修正主义者只是从恩格斯《导言》中断章取义，然后强加给恩格斯。为此考茨基引证了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他写的信来证明恩格斯对革命的立场，他说：“如果这些摘录还不足以确定恩格斯对革命的观点，那么还可以再援引他在1892年即写作马克思《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前纪念曾经发表在《新时代》上的一篇文章：《德国的社会主义》。”考茨基对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恩格斯丝毫没有如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放弃革命的思想。考茨基重申自己在《新时代》第12卷上关于革命问题的阐述，“我们是革命者，而且不仅仅是蒸汽机的革命那种意义下的革命。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只有通过政治革命、通过战斗中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能实现。”而且在考茨基看来，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时候，要想方设法让党的政策不至于变为冒险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通过一次性的袭击将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革命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会在艰苦的斗争中持续几十年。
考茨基认为既然夺取政权是一项长期艰苦的斗争，所以在这场斗争中要尽可能地动员无产阶级全部的力量。他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促使暴力起义的机会大大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利用其它牺牲相对较小并且稳妥的道路去进行活动的可能性。考茨基指出：“民主制作为一种使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以适应社会革命的手段，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民主不能用来阻止这种革命。”所以，考茨基的策略就是要等待革命条件成熟，当革命未成熟之时，可以利用议会活动。考茨基认为，罢工对进行议会斗争有促进作用。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罢工是无产阶级特有的进行斗争的有效手段，考茨基还肯定了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以及俄国利用罢工所取得的成功，来说明罢工在未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考茨基也强调了他所主张的罢工与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罢工是完全不同的。他指出：“他们（无政府主义者）是用总罢工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议会活动；要使总罢工成为一举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手段。”考茨基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总罢工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罢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几乎不可能采取一个国家全体工人统一罢工的形式，而且罢工也无法代替其他政治斗争的手段，所以罢工只能发挥补充的作用。
（三）探索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
在未来社会所有制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未来社会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逐步使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占有。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未来社会所有制具体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如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设计具体的方案细节来束缚后来人的手脚。考茨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如何由私有制逐渐转变为公有制以及如何进行分配提出了一些更加客观具体的见解。
首先，考茨基认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灭亡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未来社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即过渡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全世界的贸易更加发达，科学以及艺术在社会中得以普及，必然会使所有制制度富于变化，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他进一步指出决不能将社会当做是一个简单而又刻板的制度，“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富于变化形式的制度。”为了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富有多样性的原因，考茨基解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失，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更是不可能。一些农民和他的家人所经营的小企业很可能因为新政权的确立而得以加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首先要求增加的就是农产品的数量，解决人的吃饭问题，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权将会十分注重提高农民的生产，新的政权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农产品的增长，对军国主义进行取缔，减低税收，降低抵押贷款等等政策以及改良土壤、使用机器、增加肥料等办法，提高农民的生产。尽管如此，考茨基也提出新政权要逐渐消灭农民的私营企业。他预测了一些方法，例如：新政权应该逐渐更多地将机器以及牲畜和肥料提供给农民村镇与合作社而不是提供给农民个人，从这些村镇以及合作社收购产品也应该是合作社以及地方与国营性的企业。只有这样，私营的农民企业才会逐渐退居社会的次要地位，社会企业才能最终代替农民企业。在考茨基看来，未来社会合作社的大企业比起农民的私营企业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小企业过渡至大企业时，私有制的堡垒也会消失。此外，他认为工业中的小企业也不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立即消失。工业中一些从事手工业的小企业会有少许增加的可能。因为机器只能生产大量定型的产品，而社会成员的个人爱好，一些工艺美术类的手工业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推动力。这些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小企业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可以成为“国营大企业或地方大企业的附属单位”，但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仍旧是建立在机器生产上的大企业基础上。
其次，考茨基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考茨基认为，未来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绝不是一种分摊的形式，“分摊：庸夫俗子在这一点上全部表现出来。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念，从头至尾只至于分摊这回事。”考茨基进一步分析指出，分摊的概念实际上是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古代商品生产发生以后，一旦少数的商人和地主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农民与手工业者就日益贫困且依附于他们，而后者还力图均分前者的财产，从而实现自救。考茨基指出，在法国革命时期，手工业者与农民就曾分过教会的财产。所以，“分摊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人民的‘护国’阶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大生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考茨基看来，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力图将分散于许多所有者手里的生产资料集中到社会手里，并且由这些资料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也应当由社会支配。关于社会如何将产品分配给社会成员，考茨基认为，一个社会产品的分配绝不是取决于社会所流行的权力观念与法律制度，而是取决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未来社会，产品的分配所遵循的规则或将由参与分配的人自己制定。在制定这些规则时也不能由参与分配的人任意地去设想，而是要根据生产的情况来定。考茨基特别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对劳动产品分配的影响，当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很高的时候，人们将会创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时就可以实行按需分配。反之，当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的时候，由于产品的有限，按需分配自然无法得以实行。可见，考茨基在秉承马克思预测未来社会的框架基础上，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灵活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经济制度的一些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四）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精神生产及未来社会新人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多方面协调发展的结果。考茨基十分注重未来社会精神生产以及新人培养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带有独创性的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
考茨基认为未来社会的精神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未来社会会建立起多种多样的艺术产品、文学创作以及科学研究。他以个体生产为讨论对象，预测当资本主义的剥削废止时，艺术生产会继续进行，但是会存在质的变化。例如，绘画与雕像可以根据需要改变陈列的地点，也会有其他形式的艺术生产代替它。无产阶级将大量增加公共建筑的数量，并且努力将人们的活动场所加以美化，将它们装扮地更加引人入胜。画家与雕刻家创作的作品将不会再被投入到商品的周转过程，艺术品作为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将不存在。尽管考茨基十分重视未来社会的精神生产，但是过分强调精神生产中的自由，他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可以实行完全地自由生产，这样就不会变为受价值所支配的商品生产或是大企业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甚至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制度模式就是“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也是他在理论上的一个缺点。此外，考茨基探讨未来社会人的发展，即培养未来社会新人问题。他指出，“某一特定生产制度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前提，是由它本身所提出的经济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未来社会人的前提首先要有才智、纪律与组织才能。他还十分注意法律、道德在培养一代新人中的作用。
三、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形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承担起既具有继承性又有开拓性的历史任务，既要将马克思恩格斯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积累下来的丰富成果继承下去，又要根据时代的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开拓。考茨基早期作为第二国际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工人运动中通过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
马克思逝世以后，考茨基协助恩格斯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手稿。恩格斯未能完成这一艰巨工作就与世长辞了，考茨基花了很大精力编辑和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这对传播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受到了普遍的称赞，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转文评论给予肯定，列宁也在许多文章中引用过这部著作，它也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考茨基还写作并出版了大量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及唯物史观等等，很多著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德国非常畅销的书籍，它的俄文译本就达到近二十万册，对于在工人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恩格斯的指导下考茨基起草德国工人党的纲领文件。他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密切合作，针对重要事件交换意见，同党内的改良主义进行论战。在第二国际代表性的大会中他积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对工人党的有关主张进行宣传，坚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出尽可能符合原意的诠释，并且努力结合时代的变化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观察与分析问题，对很多问题做出了符合时代特征的阐释，这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进一步传播。
（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考茨基早期面临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垄断组织将绝大部分的资本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操纵社会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机构，无产阶级以及失业人数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意义也就更大。如何使各国工人阶级及社会民主党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考茨基在他很多优秀的著作中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任务，例如他参加起草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赢得了很大的威望。尽管恩格斯曾针对纲领的草稿提出过很多深刻的具有批评性的建议，但是认为总体上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考茨基在纲领的理论部分，明确宣布了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目标，阐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及时适应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实际需求。列宁也对爱尔福特纲领做过肯定评价。1899年，列宁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怕说，我们是想仿效爱尔福特纲领，仿效好的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爱尔福特纲领对19世纪90年代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国党也逐渐发展成群众性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地理范围来看，社会主义政党由欧洲和北美扩展到拉丁美洲和亚洲，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向横广方面发展。
19世纪末，考茨基出版了《土地问题》一书，驳斥了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理论的质疑，批判了社会主义者中间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观点“过时论”以及“教条论”，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形式，主张社会民主党要有坚决的土地政策，关心农民、教育和引导农民积极投入到阶级斗争中，对社会民主党制定农民政策具有积极意义，也对动员组织无产阶级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考茨基早期思想对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俄国的托洛茨基就曾说过：“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母亲、导师和活的榜样。我们在远处把它理想化了。我们怀着景仰的心情提到倍倍尔和考茨基的名字。”这对促进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考茨基早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为捍卫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他早期的主要功绩。我们肯定考茨基早期为捍卫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但也不能否认他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存在一定局限性，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认识不清楚，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实质；对修正主义批判不彻底，低估了它对社会民主党产生的影响；回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出要革命也要注重民主，但是没有提出民主的阶级性、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制约性。这些问题都是考茨基早期理论的局限性，也是造成他后期与布尔什维克产生分歧的根源之一。20世纪初，在工人运动中革命倾向与机会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加剧的形势下，一边是改良主义，另一边是以卢森堡为代表的革命左派，考茨基站到了既反对右派的改良主义又反对左派革命行动的中派主义立场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彻底转化成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提出“超帝国主义理论”，并且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展开攻击，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敌人，被列宁称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也因此受到广泛的批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