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就像美那样，只存在于注视者的眼中。”马克思对现实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生存环境和境况的关切，使其将理论整体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瞳孔”聚焦于对贫困性迷雾的“祛魅”和贫困性疑难的消除上。为此，马克思超越古典贫困话语的历史谱系，从现代性场域和理想性愿景的互动张力出发，实现了对贫困、贫困积累和贫困克服的全面认知。本文追溯和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思路和致思逻辑，发掘与商品、货币、资本等拜物教递推结构相伴生的理论线索，探寻贫困的多维度面孔和根本性诱因，进而找到破解贫困难题的可能性方案，重塑“真正的”、“属人的”生活世界。
一、贫困、贫困的多维面孔与多重表征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既在一极堆积庞大的商品元素和物质财富，又在另一极扩大挥之不去的贫困和失业，因为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工具和手段也同样制造着贫困和失业。或者更确切地说，贫困比财富生产的欲望更加迫切地被扩大生产出来，“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就贫困的特质而言，贫困不仅意味着轸恤与怜悯，而且也代表着苦难与屈辱。因此，贫困是多面的棱镜，折射出多维的面孔，具有多面的表征。
（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贫困的两种样态
一般而言，生产力不发展和不发达形成财富生产能力的低水平循环或意外突发情况剥夺了劳动者的劳动生产能力，形成物质上的匮乏和生活上的拮据，这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因由。但是，贫困、富有、享受和满足除了具有纯粹天然的内容之外，更具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不同的社会生态条件下，贫困和贫困的存在样态不是纯而一的，而是多而杂的。
就“绝对贫困”而言，主体性与失去主体性、独立性与失去独立性、对象性与失去对象性、现实性与失去现实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置条件，也贯穿于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始终，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穷本身，……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绝对贫困”意指由于“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失去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动者永久性地处于被动服从和依附从属的状态和地位。因此，“绝对贫困”是说一方面“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是“劳动能力与财富相对立”，这种“丰盛中的矛盾和悖反现象”。
就“相对贫困”而言，与“绝对贫困”所指涉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分离以及创造者与享有者的对立不同，一方面，与社会整体性发展相适应，人的需要、满足和幸福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有更高的需求和诉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子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另一方面，工人境遇的改善、工资额度的增加、社会需要的增长、社会福利的增进比起生产资本的增加、资本积累的增速、资本家享受的推进，“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除了福利和需求的社会性和相对性之外，在实际的商品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以及“相对贫困”的内部差距也逐渐扩大。一则商品生产者和企业激烈的市场角逐引发利润率的下降，总资本中的可变组成部分“绝对减少”，“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相比“相对减少”，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在役工人随时面临被挤出的威胁。而且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比而言，“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此外，剩余产品的增多和支付手段的回流固然增加了工人的消费货币基金，扩大了工人的享受内容和范围，“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或者换句话说，贫困在“外围”的相对性减弱不会改变贫困在“内核”上的绝对性凝固——工人主体性的丧失和主体条件与“对象条件”的永久性分离，而在最一般的情况下，贫困的相对性的增强即贫富分化是常态。
（二）“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贫困的二元维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体系下的贫困具有殊异于其他生产范式和生产过程的属性和特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剖绘这一特定的历史过程和阐明表象背后潜藏的本质和真相，为此，马克思从“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两方面进一步确证了贫困的二元维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个不断产出商品的机器体系，对剩余价值的热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般劳动过程中到处渗透和浸润着剩余价值生产的痕迹。所谓“一般劳动过程”实质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外向化的力量释放和自我确证过程，作为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有始基，其实践展开包含纯然自然的终结和人化自然（自然异己对象化）的开端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人（作为劳动者）‘为了生存’必须要同自己的无机身体不断进行交流=代谢，而且还要把自己的劳动对象从大自然剥离出来，并将自己的生命力注入其中。这一‘对象化’本身不仅把过去曾充满热情地包容、保护和养育自己的大自然反过来看成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劳动材料和粮食仓库（自然的异化）；与此同时，它还是将劳动对象从自然当中分离出来，劳动对象不断被加工和完善的对象自立化和异己化进程（事物的异化）。”“一般劳动过程”描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分离对立的情况，它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劳动者有目的的对象化劳动过程或劳动能力的发挥实质是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双重消耗和支出的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而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下，劳动力商品的转让和出卖还必须以“无酬劳动”的形式将“自身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为必要构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但是，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富足“被当作剥夺的富足返回到生产者面前”。“这种情况表明，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
与“物质贫困”和“外部世界的贫困化”相辅相成的还有“精神贫困”和“内部世界的贫困化”。因为“贫穷现象不能仅仅简单化为物质的剥夺和身体的灾难，它还是一种境况和心理境况。……贫穷意味着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这必然导致穷人的耻辱感、内疚感以及自尊的沦落”。其一，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造成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也因此，“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其二，分工细化与机器发展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份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份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分工将生产过程整体肢解为碎片化的粘结，使“完整的、整体性的人”退变为“残缺的、局部性的人”，分工的细化和简化抽掉了“工人的特殊技巧”的无与伦比和独特价值，将生动的、活泼的工人劳动变为“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和智力”的单调的、枯燥的均质化的机械力，工人不可替代的工匠技艺随时面临被大规模作业的“简单职能”取而代之的危险，工人精神需求的多元性和创造享受的丰富性被粗糙的周而复始的单一化操作和沮丧的循环往复的片面化利用所阉割和淹没。最后，“人的控制的需求、创造性、好奇心、独立思考都被阻止，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工人们的逃避或反抗，以及冷漠或毁灭，精神上的退却。”其三，市场竞争与时间压缩使“人的生命”转化为失去智慧的“愚钝的物质力量”，绝对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挤占必要劳动时间和并吞自由时间，都使工人不仅在物质生产上依赖和供养“非生产劳动者中的纯粹寄生的部分”，而且也使工人在精神生产上陷入低颓萎靡状态。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和省思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其四，消费社会与抽象符号使人们沦为失去质疑精神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资产阶级用来批判以往一切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犀利工具变为用来佐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统治关系合理性的合法性工具，健全的精神和批判的气质沦陷了。“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这种情况反映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同时也是精神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精神贫困”。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中提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他指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此中所言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是“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反题，即推翻使人被驱使、被奴役、被侮辱、被歧视和被边缘化的“一切关系”，使其既具有劳动的能力也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尤其是超脱于肤浅的表象直观，深入到内层的本质机理，恢复主体间性，实现劳动者物质充沛与精神丰满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三）“现实贫困”与“潜能贫困”——贫困的双重内容
劳动者的“一般劳动过程”本质上是发挥“真正的人的技能”，通过自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将人类无涉的“天然自然”转化为属人的“人化自然”的活动。在对象化的确证活动中，不仅借助于有形的生产、生活资料和手段、工具，而且劳动者还将“精神和灵魂都铸给对象”，在商品体中“注入了全部的生命和能力”。故而，在谈到“动物活动”和“动物机能”与“人的活动”和“自主气质”时，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种按照“种的尺度和需要”进行构造的过程就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施展“创造天赋”进行美的塑造的过程。劳动本应是“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吊诡的是，从“原初丰裕社会”脱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世界，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劳动的现实化过程（Ver-wirklichung）”本身也是“劳动的非现实化（Ent-wirklichung）”或被剥夺本身，“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展开为“劳动者的对象的丧失”或“被对象的奴役”，最后，劳动者对劳动对象或成果的占有表现为劳动结果本身的异化、外化和不受控制。由此，劳动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对象化与非对象化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悖论性的结果——“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这种赤贫使财富的创造者们时刻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现实贫困”的困窘，在通常意义上，“社会无论处于衰退、进步还是处于富裕状态，工人都只能获得至多从濒临饿死的四个孩子中救活两个的那种‘剩余’。”对剩余的控制权和索取权不仅限制了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在更长远的未来，“现实贫困”会束缚和扼杀各种新的潜在想象和可能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寓意不仅在于感性持存和生活现实，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发展潜质和未来尺度，费彻尔发觉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潜能贫困”的论解，他指出，“贫困化不仅有其字面意义，而且还有其引申意义，那就是，不断提高的专业化以及个人对这种专长的终身从属关系妨碍了他们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潜在可能性。”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不仅劳动者作为贫困人口失去了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权力，更严重的是，贫困附庸的加剧、固化和代际传递中断了劳动者自由生活、发展和转变的机会，从而在“必然性”的幌子和“神秘性”的掩盖下阻滞和取消各种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二、生产富源与贫困积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与悖论”
从贫困到贫困积累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条理论线索。循着这条逻辑理路，马克思进一步解析了贫困积累的前提和贫困积累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回应了缘何财富生产的富源却沦为贫困积累的渊薮这一看似悖谬的景观。马克思从“劳动和所有”的解体与分离这一资产阶级的“原罪说”入手，透析了生产富源与贫困积累这一“活生生的矛盾与悖论”。
（一）“劳动和所有”的解体与分离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劳动力商品流通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的地方，马克思超越了“虚构的原始状态”和“预设的和谐统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盛行的“前世”和“前史”出发，探究了贫困产生的土壤和基因。
首先，“贫困的源泉是国民经济学形式规定下的劳动，这是一对绝对要发生自我碰撞的逻辑矛盾，从结论上说，掩盖这一对矛盾的首先是‘私人所有’。‘私人所有’是揭示历史与现代背离关系的关键概念。” 无论“私人所有”或“预先积累”看起来多么天经地义和理所应当，只要与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占有”和“劳动与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阶段相比，“私人所有”的历史阶段性和暂时性就一目了然和显而易见了。“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和独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幼年阶段”由于其“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上新生产力发展的节奏和步伐，所以这一过程不是自然进化和分娩的过程，而是依靠“征服、奴役、劫掠、杀戮”等真正的暴力进行的强行撕裂和“原始剥夺”。“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其次，在资本范式和本源积累面前，活劳动对于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否定性“非所有关系”通过表面上平等的商品交换这一中介再度结合起来，“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由于清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的所有者“只是劳动能力的人格化”，所以要在“非所有关系”的前提下实现重新结合，工人就不得不把出卖劳动力商品作为唯一出路，不得不将劳动力置于“实际的财富”的对立面，然后将受“资本支配”的失去“客观条件”的“主体劳动”的“劳动能力”升格为受“天命支配”的失去“社会条件”的“劳动能力”的“环节结合”。在连续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扩大这种不平衡的对峙和附属关系，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强化和烙刻这种不对等的社会地位。所以，生产越是发展，科学技术越是进步，从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贫困积累的结果就存在于以交换为中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再结合的前提之中。
（二）“资本逻辑”与“资本积累”——“贫困积累”的一个析出逻辑
“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游离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劳动和所有”的再结合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四处兜售劳动力商品的单纯劳动能力主体，商品流通领域内劳动力的买卖使货币成功地羽化为资本。资本从其诞生之日起，其本质就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辖下，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由“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转化为“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所以，与其说矛盾和对抗由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等要件引发，不如说是从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应用中产生。“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
资本逻辑的展开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总之一切生产条件和对象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裹挟之下，为资本繁衍和增值这一目的服务和效劳。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唯一目的和“绝对真理”造成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使“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统一体”。具体而言，资本的形成和资本逻辑的展开使过去如仆人、礼物一般的对象化劳动或“过去的劳动”不再用来与“现在的活劳动”一起工作或满足劳动者的需求，“相反，死劳动……作为主人面对活劳动。活劳动必须根据死劳动的要求调整其活动，而且，这些要求并没有成为机械的一部分以提高活劳动的工作体验，而是被用来尽可能多地创造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虽然生产资料以物化的形式参与其中，并且物质形态发生变化，但其价值只是发生转移，而未发生增加和减损。其形态或性状之所以发生变化，其价值之所以能够保存和增值，只是由于后者——活劳动的加入。所以，“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它就什么也不是。”资本家为了能够抓住生金蛋的种子和增值自身的酵母，务使活劳动游走于冲破生理极限和社会道德底线的钢丝之间。“资本家财富的增长……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生产中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贫困的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分配领域中“劳动产品的分配”与劳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必然造成一个反差的结果——“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资本积累和朝不保夕的无产阶级人口的增加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资本高踞在劳工之上，积聚的财富高踞在生命的表现之上。……‘物’高踞于人之上。” 资本逻辑的“札格纳特车轮”将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仅仅看作资本的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它“不会考虑人的需求，只考虑资本的需求。人们被迫从事新的职业，却不关注这些职业对他们健康、经济保障或者发展机遇的影响，而只是又一次服务于扩张性资本的要求”。车轮碾压和窃取的“无酬劳动”越多，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大，资本积累的强度和趋势随之增长，甚至可以说，“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资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越多，增值的范围数量越大，资本积累的越快，劳动者得到的越少，工资下降的幅度越大，贫困积累的也就越多。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贫困化在场和加剧的过程。而且，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凶险的“经济丛林”中不致被甩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资本家不断开发新的科学技术领域以便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动机和动因自觉不自觉地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衍生出机器对人的排挤和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越来越成为生产的纽枢和“绝对的支配力量”，这一终点反过来成为起点，诱发了工人的竞争和工资的下降，“生活资料的大量生产→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减少→工资的下降。工人干得越多越贫穷。”由此，资本海格力斯般的力量形成了最大限度吸收和整合客观物质力量和主观精神力量的经济逻辑，伴随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生产系统的扩张，“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对立也逐渐形成并加强。
三、贫困克服与消除——制度、历史、实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停留于对贫困内涵的揭示以及“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之间的矛盾如何演化的文本誊写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回应的是缘何原本用来创造财富的“生产富源”却陷入无法挣脱的“贫困泥沼”？马克思透过繁芜丛杂的遮掩面纱揭开了隐藏在“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背后的本源性致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在阶段和现有形式中找到了根除病灶的“扬弃之点”和缺口，从而找到了破解和祛除贫困谜疑的可行路径。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认知图式和话语权体系中，“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对贫困“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误解误释无疑是为了得出贫困像其他客观规律一样只能遵从而无法改变和逃避的结论，以此劝诫和说服广大的劳动者阶级只要“足够的隐忍”和“过度的勤劳”就能平稳度过。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言说贫困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经济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座架中“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劳动和所有”的分裂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疏离，造成了一种物化劳动吞噬活劳动能力、资本霸占他人劳动的颠倒现象，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看似作为人类掌控下的巨大杠杆而存在，而不是对人类的一种惩戒工具而存在。因此，我们‘服从’的是机械的节奏并跟着金钱的调子起舞，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遵从的是一种社会而非自然需要的支配。”这就道出了身处于异化世界受抽象的消费符码控制的人失去了自身自觉和对社会环境自觉批判和审视的能力。一方面，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样，在现有方案和眼前场景中“兜圈子”而不是跳出来，人们不愿意或不具有反抗“肯定性理论”和“粉饰太平”的才智和本领。另一方面，和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时代和进步社会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于构成社会物质基础的劳动群众得不到发展而发展的，也就是在对立中发展的”。“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的缩短与“劳动那部分人的剩余时间”的伸长之间的抵牾、非劳动部分自由能力和自由空间的发展与劳动那部分人的发展受限和空间紧缩之间的冲突，再次言明，“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掘进不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最后，资本和资本积累“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刷新了社会劳动时间的最低限度，这一方面的成功趋势反倒“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而不断“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原本资本只以自身为目的，资本逻辑的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与资本增值无关的“多余”和“赘疣”，只要劳动者的贫困、萎缩、早衰甚或“过早死亡”不干扰和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贫困积累”的削弱和克服就成为非必要和不可能。但是，一边是财富的累积堆集，另一边却是贫困的蕴蓄积生，资本的逐利本性遇到了“资本严格纪律”的束缚和限制，生成了自身无法拽起头发离开利润场的困局，因为，“被规定的贫穷，不是与需求相对立，而是与生产和出售的无限的能力相对立，这样贫穷就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破解之道诉诸于制度、历史和实践，以此找到了克服和消除“贫困积累”谜题的正解。
对问题的靶向和破解首先需要识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呓语”和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确证“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就解释了缘何在现有制度框架和工业体系下的任何细枝末节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或改良都无法彻底打碎“这种邪恶的基础”和滋生于其上的愈演愈烈的文明分裂。可见，影响这个结果强度或表现形式的自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因素，但是抛开“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究其始源，产生这个结果的是制度基质和“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制度”是引发和硬化劳动者贫困的根本制度因素。1866年在马克思写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中，经过工人们的合作运动，用事实证明了“这种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制造贫困的残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恶化劳动者贫困处境的另一制度因素——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奴隶制度”的本来面目，并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因此，《哥达纲领批判》在批判了拉萨尔“废除工资制度”的任意胡说之后，构拟了“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根本因应之策。
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对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怜悯，并竭尽所能地对非人化的制度进行抨击，主张一种更人道的社会模型和制度方案。但是他们“拒绝历史”，“他们所瞄准的协调，与历史相对抗的协调，来自一种应用的尝试，应用于最不依赖于历史科学的社会。”易言之，对现有制度必将被代替的确信未能使其跳出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囚笼”和继续释放其生命力的历史必然，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现实批判的非科学性和非彻底性是同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不充分阶段相一致的。马克思高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置身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完成和超越了前者没有办法达到的使命和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在宏大的历史布景上，历史地考察和诊断了贫困产生的根源和多样化的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和构建了化解重建之法。面对既成的社会现实，马克思诉诸于历史变迁中的福利改进，从而“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提高福利、减少苦难与赤贫之门”。概言之，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变迁的减贫效应，要将其置于历史的坐标系中，做好“向前思索”和“事后思索”，理解历时性维度资本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权利，明确资本创造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更高水平和更好条件，在此资本完成相反相成的双重使命，“它在使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时候，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可见，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历史中生成和成长起来的理论又为更高的历史阶段和理想远景的实现指引方向，实现了变革的头脑和革命的力量的结合，蕴生了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认为改变被剥削者和无产阶级贫困命运的根本途径是进行社会革命实践，从而才能“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克服贫困不仅需要有“革命的理论”，而且需要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但同时，马克思也辩证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运动者们，“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无产阶级和饱受贫困苦难的劳动者们一经发现贫困不仅是贫困，还是“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自觉运动和实践的时候，加之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头脑”武装，革命的时机将慢慢成熟。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马克思还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都认为改造现实的革命实践和物质条件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漫长的、艰辛的奋斗过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阐明：“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进而促进“新社会因素”的成长，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在这个转变中，……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总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向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意向性结果，因而内在地包含超越“资本逻辑”的宰制和摆脱“贫困积累”的禁锢。马克思透过物象化的关系，发现了贫困产生的根源——“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再结合和“资本逻辑”的演绎拓展，进而剖析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悖论性结果，指出了“贫困克服”需要以“资本逻辑”为基轴，进而从根本上促进制度变革、推动历史发展和开展现实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贫困积累与贫困克服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条隐蔽但不容忽视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是把握和体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真意蕴和精神实质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