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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立场、主旨和本质特征
2019-07-03 11:30:25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莫春菊 【 】 浏览:3011次 评论:0

    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它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而是从批判现实资本主义出发而产生的理想性取向。这一理想的最终目标是社会解放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真正的个体自由;它不是一种永恒有效的至善图景,而是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规范;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具有‘范导’作用的思想观念。”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始终立足于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之中,认为人类公共性必然经历消极公共性、虚幻公共性,并最终实现真实公共性。那么,需要进一步深究的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立场、主旨和本质特征又是什么?
    一、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立场:全人类的解放
    不管哪个时代的哲人基于怎么样的立场去阐述公共性的意蕴,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公共性始终与人的发展相关联,只是不同的公共性立场所代表的人的发展取向和路径不同。马克思不仅始终立足于人类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类,从实践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来阐发其公共性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西方公共性思想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和个人主义倾向不同,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它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摇旗呐喊,它站在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去塑造一种全新的、人类真实的公共性状态——“自由人的联合体”。
    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表明:只有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的解放并不是指政治解放,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让大多数无产阶级劳动者与少数的原统治者实现统治地位的翻转,而是指无需国家、没有阶级之分的共产主义的实现。但马克思没有因此而否定政治解放,他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重要的前提,“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解放的最后形式。”作为国家消亡的最终阶级表现形式,无产阶级通过专政而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自我扬弃和过渡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可以说,“解放全人类”既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路径。因此,“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阐发公共性思想的基本立场,体现了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革命性。第一,与传统西方公共性思想的价值立场不同,传统西方的公共性思想的立脚点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立脚点则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市民社会在摧毁封建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公共性的历史局限性,即“构成市民社会的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而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与资产阶级的公共性思想不同,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视野更恢宏,具有更高远的立意。“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可见,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思想正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中介实现消灭国家和阶级、消融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真正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立场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道德悬设,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价值宣扬,也不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假设,而是马克思基于“昨天”和“今天”的发展对于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判断。马克思关于对未来公共性发展的思考、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探索、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阐述都是基于对无产阶级这一群体的社会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相互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因此,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作出本质区分时指出:“正像人比国家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是无穷无尽一样,消灭这种想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因此,产业工人的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局部性,总包含着恢弘的灵魂,而政治起义不管带有怎样的普遍性,在其最庞大的形式中却隐藏着狭隘的精神。”
    二、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主旨:“公共人”的理想生成
    无论是从人类解放的立场来看,还是共同体的发展看,无论是从公共利益来考察,还是从自由人联合体来审视,“马克思哲学的终极关怀依然是人,马克思在公共性思想上所做的贡献其最终指向也是人。”人的公共性问题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灵魂性问题。马克思公共性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传统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对人的“抽象化”,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生活的颠倒关系,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对人的异化,最终指向的是理想的人——“公共人”的生成。可见,致力于“公共人”生成的理想设计贯穿着整个马克思公共性思想。
    (一)“公共人”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落脚点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始终站在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把全人类的终极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公共人”作为理想目标寄托在自由人联合体上,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承诺书写在共产主义旗帜上。“公共人”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落脚点,主要体现在下述判断中:
    第一,人的发展形态与社会发展形态是大体相适应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视野中,人类社会形态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野蛮到文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按照马克思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处于“对人的依赖”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处于“物的依赖”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可见,社会形态的发展变迁反映了人的发展变化,而人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从公共性的角度看,“公共人”的生成问题就表征着真实公共性的生成问题。
    第二,公共利益是马克思公共性的核心,追求公共利益是“公共人”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肯定了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但马克思坚决反对“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这种抽象的说法,他认为“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换言之,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实现的条件,公共利益生成于与私人利益相互实现的基础上。因此,在追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公共人”要具有公共意识、公共关怀的情感和态度、积极地进行公共参与,为实现公共利益、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不断努力奋斗。
    (二)走向“公共人”的理想生成
    “生成性也构成了马克思考察现实的人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以历史时空观阐述了人不仅仅是现实的、静态的人,还是动态的“生成中”的人。在马克思的思想语境中,人是一种总体性存在,人能主动克服异化而能动地复归自我,以类整体的存在发展本位追求公共性。正如马克思并未提及“公共性”一样,马克思也没有提及“公共人”概念,马克思的“公共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内蕴在马克思人学思想中。马克思在“公共人”的论述上,不仅以“现实性”为出发点进行了视野的置换,而且还以公共关系和公共价值对人的作了一系列的公共规定。马克思“公共人”的理想生成,至少包涵了三方面的要义,即“追求丰富的公共生活”、“走向全面的人的发展”、“体现自由的发展个性”。
    第一,追求丰富的公共生活。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生活不是抽象的,而是直观感性的、在经验中能够确证的真实生活。马克思不仅从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的关系来阐述人的发展问题,“还从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角度来把握现实的人的生活。”在个人生活方面,主要是指满足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生活,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私人的精神方面的生活,但作为完整的人、具有社会性的人,人会不断地在公共生活中确证自己,在更广泛的交往中释放自身的能量,这就是马克思讲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通过对公共生活的追求和实践,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因此,马克思对“公共人”的理想生成,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丰富的公共生活的美好向往。
    第二,走向全面的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自身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全面发展等三方面的内容,但全面性还具有更深层的意蕴。马克思首先确定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个人的个性化发展必须置于社会中,在人与人的共生共在、共存共享中获得。因此,这不仅仅需要确认人的主体性,还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主体间性,首先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通过中介如劳动、生产、交换、交往等建立的共生性和平等性的关系。但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发现人并非天生平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毫无主体性可言,更勿谈主体间性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似乎有了平等性和主体性,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劳动的不自由、关系的物化让人与人之间赤裸裸地异化为金钱与金钱的关系,“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物化遮蔽了人的个性,也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人们只能通过物这个中介进行交往,因此对物的依赖让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的关系也仅仅是表象的、虚幻的主体间性的关系。马克思并没有悲观于此,他预设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公共性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追求。
    第三,体现自由的发展个性。马克思坚持在共同体的形态样貌和表现形式中讨论人的自由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在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中必然有着他者的维度。所谓他者纬度,马克思认为,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与他人,都难以仅靠自己的力量体认生活的各个领域,自我必须作为他人的手段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样,自我只有作为自己目的而自为地存在时,才能成为别人的手段,助力他人达到其目的;每个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当每个人既能实现利己性又能实现利他性时,他者维度即产生在公共性的涵意中。马克思认为,自然共同体体现的是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个人完全依附于社会而没有独立性,这种个体湮没在社会的状态导致“自我”的不存在,他者纬度更是无从说起;尽管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人相对自由,但这种自由仍然受到物的牵绊和宰制,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冷漠的自由,是一种抽象的、片面的自由,“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他者”在商品面前被形式化、抽象化,但这“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注定了“他者”维度的稀缺,人无法通过他者直观自身、确证自我。马克思预见,人要通过他者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必须在“自由人的联合体”里。“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实现的母体,在这联合体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三、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本质特征
    对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我们作如何的现代性评价,或者是说如何从当代语境中解读马克思公共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全世界人民的新文化,还是颠扑不破的定律?“欧洲思想史的历史考察和内在逻辑演进的历程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最纯然和最彻底意义上的有关公共性真实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点从根本上制导着经典作家的‘思想立场’以及哲学范式转换与变革的路径选择。”是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价值不在于其发现并系统论述人类的公共性形态及其图示逻辑,而在于其“思想立场”和“哲学范式”对前人的彻底革命以及对未来的科学性预测和判断。也就是说,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王国的建立主要基于两条路径的有机汇合,一是在理论上对西方传统公共性思想的批判、解构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二是通过对人类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考察,尤其是对现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个人主义的批判,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科学地预测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简而言之,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本质特征是在深刻批判中进行科学建构。
    (一)对传统旧哲学中先验性的批判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建构
    马克思反对在哲学思辨中思辨哲学,也反对脱离具体历史现实的“形而上”的讨论,他主张“实践”,强调实践是公共哲学的特质,只有实践才能进入现实生活、进入生活世界。正是因为马克思以实践为哲学思维的立足点和新视界,决定了马克思公共性的出场路径是批判。马克思批判了传统旧哲学中纯粹“形而上”的先验性和由此导致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批判了传统哲学因只关注“形而上”实体和抽象的“公共性”而导致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脱离,认为这只是“理论”地解决问题,并没有“实践”地改变现实,这是一种乌托邦的图式。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的实践生成和历史生成,才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唯物辩证主义“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从具体的、现实的、关系的维度来理解和分析人,从而开启了科学研究人的公共性的新语境。
    首先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从现实的、具体的、有生命的人出发来把握人的本质是马克思跟以往抽象人性论的根本区别,也是使人的理论发展成为科学的一次重要哲学革命。“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解剖“人”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关系中的人”的前提基础,也是追寻对“历史与逻辑发展中”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诉求基点。在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观点的批判、扬弃以及超越过程中,马克思不再像以往那样脱离现实而抽象地谈论虚幻的人,而是把人看作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人,因此,马克思认为人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从事活动的人们”。正是马克思对人作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的生活过程”这样简单明了却掷地有声的理解,才把人拉回到现实,让人从圣坛中走向世俗,明确了人是有意识、有需要的存在物。“意识”让人成为自觉自主的主体,“需要”推动人“从现成人向生成人的跃迁”。人通过有意识的生产、劳动、实践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过程中人形成了各种实实在在的公共关系。
    因此,现实的人还是一种公共存在。马克思在人学上的变革不仅仅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跃迁,而且还以公共关系和公共交往的视角对“现实的人”作出了“对象性、总体性、价值性”的规定。一是人的对象性,说明人“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受到周围人和物的制约,受到既成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了前人、同时代人和后人的制约;同时,人的对象性还表现为人的主动创造性,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确立自己的本质。这揭示了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人们必须要遵守公共规则、互为主体,将互制性转化为同在性、联合性、互通性。二是人的总体性,说明人不只是单独的自然个体,人还是社会的存在物,是人的类存在物,正如马克思宣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认为,无论是生产性的交往、物质性的交往,还是精神性的交往,都显示了个体作为类的存在而具有社会性。可以看出,马克思非常关注人的类存在,强调人作为一种“总体存在物”,必然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以遵循共同秩序作为保障,这样才能获得个人合理的权利和合法的利益。三是人的价值性,“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既要合乎规律地去生存,又要合乎目的地去活动。”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物,始终追求“应然”价值,并以“应当”为价值目标去从事实践活动,超越“实然”状态,构筑、创造更美好的公共生活。
    (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共产主义的科学预测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建构还建立在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上。马克思是在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局限和矛盾,提出了人类的发展必须要超越市民社会,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公共理想。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论,认为应该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样才能使“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才能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律背反。于是,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中指出,私利性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根本规定,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私有制,它只是使人们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中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资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把曾经一起进行封建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市民社会所谓的普遍利益实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市民社会所谓的普遍原则实则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阶级原则;市民社会所谓的公共活动实则是资产阶级巩固其统治的局部的政治活动。因此,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是一种虚幻的公共领域,其所代表的利益也是虚假的公共利益。

    与市民社会异化相并行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借助于“分工”把市民社会对人造成的异化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分工使得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产生了矛盾,“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处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对于人的异化问题的解决,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可以说,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人本的立场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的,进而指出无产阶级要超越市民社会政治解放的眼界,以解放人类为目标,消灭私有制,消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与分裂,让国家共同体转变成为人类真实的共同体,使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达到高度的一致、和谐,人类的真实公共性才能得以呈现。
    可见,马克思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他试图在批判旧理论的过程中构建新理论,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通过批判来探寻人类的解放之路。因此,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建设不是一种单纯的理想信念的搭建,也不是前人公共性理论的小修小补——它具有颠覆性和创造性——当然也具有科学性。马克思公共性是以共同体——人类公共性存在为基点,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致思路向出发,通过实践和历史的双重视角和维度科学地勘探了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地判断和预测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人类终将获得解放。因此,马克思公共性的建设性本质特征,还包涵着更深层的意蕴——超越性,超越资本主义的奴役和剥削制度,超越无根的乌托邦图景,超越人类单纯的政治解放。
    马克思公共性不是一个概念性的词语,而是一个庞大的思想王国,是一种观念性和价值性的范畴,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现实与理想相统一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以解放人类为己任,坚定不移地澄明、守护人类的公共性,通过彻底地批判和超越性地建设,为人类展示了一幅真实的公共性图景。因此对于当代世界公共生活的不断拓展,“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哲学在今天遇到的主问题不仅没有反而恰恰使马克思哲学这一公共性的生存视域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并构成马克思哲学当代创新的崭新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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