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使之更加科学、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如此被时代呼唤，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更是一个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意义上的重大问题。它关涉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形态的嬗变，更关乎人的生存境况与生活意义的探寻。因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深入经济运行的前提与本质层面，展开对人的社会存在状态即人性的彻底把握——“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上”，而经济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而，归根结底要实现对“人本身”的把握。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以“劳动”切中“人的本身”的。自由劳动是人民的主体性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论》叙述的价值前提。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把握，其“科学性”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深化、日趋完满。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发现了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但没有阐明劳动的本体论地位与人生意义；黑格尔虽然把劳动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但是没有找到克服劳动异化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阐明了劳动的自由本性，为克服异化劳动找到了现实的路径，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与政治经济学的缘起
    劳动无疑是一切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史，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史；承不承认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判断政治经济学是否成立的根本依据。
    劳动创造人及人类社会，这既是历史的客观“现实”，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但对劳动创造人类社会这一历史事实或历史规律的理论自觉，我们必须溯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想之中。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界分为理论“沉思”、道德或伦理“实践”与产品“制作”。其中理论“沉思”是事物普遍性真理求知的思想活动，道德“实践”是公共善追求的“政治”活动，即自由活动，而产品“制作”则是满足人自身需要的生产活动。在这种分类中，产品“制作”即是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只是为了满足人低级的、物欲的需要，因而此类活动被鞭笞，被认为只配奴隶从事的活动。在他看来，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制作”的奴隶不能算是真正的人，只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一切从属的人们都可算作优先于其他［无生命］工具的［有生命］的工具”。因为“奴隶的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以体力供应主人的日常需要”。对人类活动的界分以及对“制作”活动的理论态度，反映了古希腊“劳动”的历史现实——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劳动仍旧没有脱离“物”的束缚，受“物”的遮蔽与奴役，达不到“自由劳动”的历史状态，尚不能“生产”出独立、自由的人“类”来。因而，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劳动能力的人类文明，则以阶级的社会形态展开自身的历史进程，即劳动自身出现的社会结构性分离——受物奴役的“生产性劳动”由奴隶承担，而人的普遍性真理的求知、自由道德的追求则由社会“公民”承担，于是铸就了由以公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与以奴隶为主的被统治阶级而构成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劳动自身的这种社会结构性分离，一方面展现出人追求社会自由的本性，即把求知或伦理道德的追求作为人的根本性规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劳动的历史局限性——古希腊时期的劳动自身现实境况只能生产出部分人或人的部分自由，另外大部分人或人的大部分仍受制于物的奴役与压迫，亟待劳动的历史发展与解救。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实践或劳动表现出的特征是：其一，劳动力即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受制于物；其二，劳动关系即生产关系的狭隘，生产关系属于城邦社会，尚达不到国家社会。囿于劳动的这种历史境况，亚里士多德尽管涉猎到了经济学领域，第一次分析了商品的价值形式，在“5张床＝1间屋”的交换中，发现了等同关系，因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但亚里士多德没有进一步追问，也无法突破历史的局限去探求商品“等同关系”的根源何在，不能探明其共同具有的“劳动”这一社会本质属性。
    沿承亚氏对劳动的认知进路，在中世纪正统基督教时期，“生产性”劳动更是被认为是一种对人原罪的报应与惩罚，没有获得正面的价值肯定，反而完成了其负面道德的最后证成与附魅，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否定方式。“一直到新教时代，劳动才获得正面的独立价值，被看作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充实人类生活的活动。”从天国的精神救赎转向世俗的“劳动”救赎，是基督新教的主要教旨与核心思想，劳动在此获得正面的价值意义。劳动在天国中的伦理觉醒，促发了哲学的理性审思，由而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响应，并最终获得理性的加冕与合法性的证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命题，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缘起。自此对社会财富来源的归因与勘察，不再局限于自然物以及赐予人类自然物的上帝，而是逐步转向人的劳动。显然，威廉·配第的劳动论闪耀着现代经济学的灵光，开启了对社会财富来源的考察脱离“物”而转向（人）劳动的理论认识的历程。但他还没有把劳动看成社会财富的唯一基础，只是从神赐财富的传统信念认知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认为，财富直接来源于劳动，第一次从理论上肯定“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从而使“劳动”在与社会财富来源的诸关系中由宾词变成了主词，实现了历史性的翻转，这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因而魁奈也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但重农学派只承认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认为人的劳动必须依附于自然物，以物作为载体去凝结人类的劳动，并将劳动改造出来的农产品视为社会财富的象征。因而，重农学派把人的劳动从物的内在束缚中释放出来，却又给它造作了一个外在铁笼，把它局限于具体的农业生产领域之中。因此，重农学派也没有真正确证劳动的独立性或主体性，在对社会财富来源的判断中仍然有挥之不去的“物”的影子，无法完全从具体劳动中超越出来而把握到一般劳动。
    亚当·斯密首次确证“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身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即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根源，“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由此，劳动真正从具体劳动迈向了一般（抽象）劳动，从农业劳动转换为“工业”劳动，这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走上了科学化之路。黑格尔认为，“它的发展是很有趣的，可以从中见到思想（见斯密，塞伊，李嘉图）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无数的自然物中找出了理解社会财富的共同属性，即劳动，进而从劳动出发，寻求必然性、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以此构建“科学”的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概言之，主要由亚当·斯密所阐明的劳动价值论，有以下基本内涵：一是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它摒弃了社会财富一切特殊性规定或“物性”的因素，完成了经济学的“哥白尼革命”，因而，亚当·斯密被恩格斯称为“经济学的路德”；二是把劳动从具体劳动（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化为抛开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而获得的一般（抽象）劳动，推进了劳动自身由个体性到社会性的发展；三是真正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即工业劳动，“在斯密看来，只有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物上，使物的价值增加，才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反之，家仆等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只能是‘非生产性劳动’”，对于不能带来资本增殖的非生产性劳动被排除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之外。
    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了劳动作为社会财富的唯一基础或源泉，从而奠定了人在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了经济学的现代革命。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是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也是对人类历史现实发展的一种理论回应。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囿于历史的局限，也潜伏着理论的内在缺陷：一是鉴于其构建的方法论仍属于“形式逻辑”，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只能实现对劳动的抽象理解与把握，即对劳动形式进行一般“知性”的概括、归纳和总结；二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局限在一般经济学范围内讨论劳动问题，对于劳动的形而上的道德意义尚未能阐明。亚当·斯密深刻意识到其本人所阐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道德缺失，即依据人的“利己”的自然本性只能构建起经济科学，而无法确立社会的道德原则。尽管他撰写了《道德情操论》试图通过人的“利他”之心，重建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弥补他的劳动价值论在本体论抑或道德领域中的阙如。然而，斯密把利他主义道德原则建构在“同情”这种抽象、天赋的人性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因而无法与《国富论》的“利己”本能达成内在融通与有机的统一。亚当·斯密对道德哲学与经济科学分而论之，意欲为生产劳动划定界限，把它限制在纯粹经济领域，限定在人“生存”功用的意义之上，而不让其去干扰人的“生活”意义，表现出他对劳动异化具有朴素、不自觉的思想意识。
    二、异化劳动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黑格尔是第一个把劳动从经济范畴中超拔出来而使之成为哲学概念的思想家，他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哲学提炼与理论升华，阐明了劳动的本体论意义与对人生的意义，进而弥补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的本体论塌陷。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通过对主奴关系辩证法的阐述，言明了奴隶是通过对物的陶冶即劳动而生产出自我意识，进而产生了主体性意识。尔后，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继续阐明劳动的社会性本质，认为与动物需要相比，人的需要必须通过社会联系来满足，必然要经过普遍性物即抽象劳动这一中介来获取，“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已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由此，劳动不再只是满足人本能需要的工具存在，而是被“当作人的自我证实的中心方式”。因而马克思高度评价黑格尔在劳动价值理论上的贡献，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显然，黑格尔所抓住的劳动本质就是对劳动的本体论把握与社会性理解。
    黑格尔除了对劳动作出本体论的规定，同时也对劳动作出了辩证性、历史性的理解。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内，劳动已经完成抽象化的指认与直观化的理解，但尚未实现哲学方法论的自觉，仅仅停留在经验科学范畴之内。亚当·斯密抽象掉一切具体劳动形式，提出“一般劳动”概念，完成了对“劳动的一次革命性的抽象”，因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就实现了对劳动的二重性理解，界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但亚当·斯密对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关系仅仅进行了经验直观上的理论描述，认为个体劳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这种对劳动经验的一般性描述与抽象的把握，仍旧只能诉诸于自然方式与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统一。黑格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一般”科学性理解的基础之上，把劳动纳入哲学范畴内予以辩证性、历史性的阐释，“科学”地阐明劳动自身的辩证性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劳动辩证法”理论，从而实现了个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尽管黑格尔对劳动第一次做出了人的本体论规定与升华，但他的劳动论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黑格尔的劳动主体不是现实的人。在黑格尔的理论视域内，劳动的主体不是现实中的“群众”，而是抽象的精神逻辑，即绝对精神，劳动不过是“人类的精神本质（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次主人）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按照黑格尔的哲学进路，“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劳动的物质决定劳动的精神，而是劳动的精神抑或逻辑决定劳动的物质，因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第二，黑格尔及其哲学无法看透劳动的消极方面，并不能真正克服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反而以思辨神学不断为劳动的消极方面进行合法性论证，其实质是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进行哲学辩护。对于“劳动的消极方面”或异化劳动的问题意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已见端倪。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之一的李嘉图，还不明白资本与劳动间的矛盾根源在于劳动自身的矛盾，而把这种劳动自身的矛盾形式化、抽象化，外化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黑格尔当然意识到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之间的内在张力，深知劳动异化的问题，但黑格尔处置劳动异化的路径，不是通过现实路径即经过劳动本身去化解，而是希冀于在现实之外、人之外的精神去消解，“市民社会的私利性以及劳动分工体系带来的矛盾只有在国家理性的指导下才能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贯彻在其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希冀在精神上解释世界，用理性（精致的理性、辩证的理性）达求与资本在观念上即精神上的和解。但这不仅没有达到对劳动异化的解决，反而为资本穿上了道德的外衣。

    马克思承继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路径，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层面去把握物质生产劳动的内在矛盾，寻求克服劳动异化的现实路径，从而做到了对异化劳动真正的、科学的批判，彻底地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革命。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性劳动”及黑格尔“精神劳动”进行了双重批判，阐明了现实劳动的自由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化把握：第一，劳动主体的人民性。劳动真正的主体是群众或人民，而非神秘的绝对精神，亦非抽象的个体。古典经济学囿于其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局限，只能指认到劳动的主体是孤立的、静止的个人。显然，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指认的个人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而把这些个人当成“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个人的社会性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抽象、遗忘与遮蔽。尽管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人的社会性、整体性得以辩证的阐明与理论的确认，但可惜这种劳动的主体是一种基于概念的实存，最终被归因于神秘的“绝对精神”而沦为抽象的精神主体。马克思一方面对劳动主体个体化进行深刻地批判，另一方面对客观精神主体思想进行了无情地揭露，进而在实践辩证法的基础上，首次从理论上确认了社会劳动的主体是无产阶级群众。社会财富不是抽象个体劳动的产物，更不是神秘的绝对精神“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而是根源于无产阶级的社会性劳动，从而阐明了作为人民现实存在方式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劳动的真正主体，才是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第二，劳动内容的现实性。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场域中，劳动内容仅仅被认作经验层面的生产性劳动，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增加私有财产而不是丰富劳动和解放人”。因而，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仅仅属于资本自我实现的工具，是为物存在的抽象劳动，不具有现实性。在黑格尔哲学的视域内，抽象的生产性劳动被批判、超越而上升到哲学层面得到了本体论的阐明，从而在精神劳动中打通了劳动与自由的内在关联，但这种现实劳动被置于绝对精神之内，反而被精致地抽象化，“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劳动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设定，仍然缺乏真正的客观性和现实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指出劳动内容不仅仅是经验的生产性劳动，更是包含精神劳动在内的“现实劳动”，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劳动，是真正的现实劳动。马克思伟大之处在于，阐明了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与人类自由的辩证统一性原理，从而为人类解放探明了现实的、科学的路径。
    三、自由劳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自由劳动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更是人类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客观呈现。自由劳动论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切入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自由劳动的现实性、辩证性、人民性，决定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方法论依据与价值原则。
    首先，自由劳动的现实性，即现实的劳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科学基础。在黑格尔看来，在他之前的哲学其实都不是科学，因为以往哲学构建的基础都是一般的经验或对经验的抽象，而经验是偶然的、有限的，即使是对它的抽象仍然是偶然的，因而这种基础不具有必然性、普遍性，进而也是不现实的。黑格尔对以往哲学的批判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但黑格尔哲学把其体系构建的基础诉诸于神秘的绝对精神，陷入精致的抽象之中，更远地偏离了历史现实，这种现实不是真正的社会现实，而是一种新的神学即思辨神学把握的逻辑现实。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社会存在，即真正的现实社会。因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前提是现实的劳动，即自由劳动，而不是抽象劳动抑或异化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科学，在于其构建的基础是抽象劳动，把原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当成劳动的永恒、普遍形式。显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一般的劳动抽象到劳动一般，并把以劳动一般为逻辑基础所构建的“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从而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的自然制度。一个以抽象事物为逻辑起点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在方法论上就决定了其构建后果的抽象性、形而上性与自我封闭性，因而无法切中中国社会现实，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照搬任何抽象的理论体系，包括教条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从现实出发，从实践出发去把握研究对象，对社会存在或现实进行客观的反映与理论自觉，进而推动现实自我批判与自我改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自由劳动理论的指引下，仔细考察当代中国的劳动境况，勘定目前中国劳动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把握中国劳动现实，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科学基础。从自由、现实、历史的劳动理论看，中国目前的“社会劳动”的现实境况是，一方面中国原本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文明国家，以“具体”劳动为主，人们仍受制于自然物的奴役。尽管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一般”（抽象）劳动已经初步达到，但中国西部与基层农村，仍处于“具体劳动”状态之中。因此，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劳动也属于二元结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并存，农业性劳动与工业性劳动并存；而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基本制度层面，已经贯彻了自由劳动的实践原则，但工业劳动等“劳动一般”不够发达，与自由劳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两大“劳动”问题：一是如何发展“工业”劳动，促进社会从农业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二是如何在发展工业劳动、运用资本力量消除农业性劳动过程中，防止工业劳动被资本异化，确保自由劳动的社会实现。
    其次，“自由劳动”的辩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方法论依据。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是劳动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辩证统一。在历史范畴中，自由劳动是对农业劳动等具体劳动的扬弃，是对奴隶劳动、雇佣劳动的扬弃，是人的劳动与劳动的人的统一。自由劳动与人民是一对范畴，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一对范畴，而奴隶劳动与土地“神”是一对范畴。以自由劳动为逻辑起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求我们辩证地把握中国劳动的“现实”，对当前的劳动形态作历史性的理解，而非永恒、自然的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异化劳动抽象化，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劳动形态，这种“分析劳动的方法是本体论式与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自由劳动内置的辩证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历史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方法论依据，是把握中国劳动形态的科学方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与把握“雇佣劳动”形态的问题。基于“自由劳动”的辩证性特质，就必须辩证地、历史地看待雇佣劳动制。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劳动与资本是相互共生的关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另一方面，与奴隶式或农奴式的劳动形态相比，雇佣劳动是“自由劳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一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而成为土地的附属品，但现代工人可以“零碎地出卖”自己，获得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因而，雇佣劳动形态属于相对的、历史的“自由”劳动，是对奴役劳动形态的克服与超越，但雇佣劳动仍然不自由或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与奴役劳动一样属于工具性劳动——即以劳动为手段，不以劳动为目的。如果不能理解马克思自由劳动理论的辩证性，就容易造成对雇佣劳动形态的两种“极端”的误认：一是误把一切雇佣劳动当成人生活与自由沉重的负担，予以贬斥、逃避，流入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幻想之中，而走进历史的黑暗之处；二是误把雇佣劳动当成人存在的本质，为现代异化劳动进行附魅，从而为资本进行合法性论证，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主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劳动社会体系正在逐步摆脱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走向全面合同制、契约化的“雇佣劳动”形态，这是劳动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就是要深刻把握雇佣劳动的历史性、辩证性，深挖雇佣劳动形态运行结构、基本规律，为当代中国社会克服、驾驭雇佣劳动提供方法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克服劳动异化、抑制资本对人的压迫方面有着独特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亟待学界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提炼。

    最后，自由劳动的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价值原则。自由劳动的主体是人民，自由劳动是人民主体性的依据，只有人民才能实现自由劳动。但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人类历史上，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的主体异化为资本，从而使现实的人成为劳动的客体，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场域内，劳动的主体是抽象化的人，在黑格尔思辨哲学语境中，劳动主体是绝对精神化的人，只有到马克思那里，才实现了劳动的主体回归到现实的人。马克思的自由劳动，实质是人民自身实现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对人自由社会本性的理论自觉。自由劳动既是人的本性所在，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更是人的“类”存在，作为客观、现实的、整体的人的存在状态，即人民形态。因而，自由劳动具有以下两大理论意蕴：其一，劳动主体的人民性，而非公民性。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人民自身的实现，人民自由建立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之上，自由劳动也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才能存在。其二，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类性。自由劳动的社会关系彻底实现，必然表现为人的类解放，是世界意义上的整体解放。因而，自由劳动论必然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主动参与全球化，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解放。由是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价值原则就是贯彻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这是由自由劳动的本性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是对当前“劳动现实”的历史把握与理论自觉，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价值原则。与西方经济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独特的价值品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为中心的西方经济学，基于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展开对经济规律的抽象研究，试图寻求社会财富增长最大化的经济策略与路径，其实质是维护资本的历史主体性地位，服务于资产家的阶级统治。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贯彻人民立场，因为“人民创造历史，理所当然地是社会的主人，应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着力探索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把自由劳动的人民性作为伦理原则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之中，这是由自由劳动的人民性科学逻辑所决定的；第二，要深入探索现代劳动形态的中国方式、路径与特点，从而为寻求科学的、合理的中国劳动机制提供理论支撑。
    总之，以自由劳动为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坚定地以人民为中心，历史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辩证地理解现代劳动形式，科学地探索自由劳动实现的社会机制，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引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