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引发广泛关注。在资本主义诠释史上，存在着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必然美化资本主义而力推资本主义“永恒论”，激进革命主义者则全盘否定“万恶”的资本主义并号召推翻这一制度。显然，全面肯定和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做法都是有失偏颇的。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性存在。具体说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善用黑格尔方法的“合理内核”而完成了对“此在世界”的深刻省思与全面考量，继而确证了“彼岸世界”的美妙景象。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史书——既是一部资本主义理解史，又是一部资本主义批判史。更恰切地说，《资本论》就是一部展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规律的“逻辑学”。
    一、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性”的哲学与经济学运用
    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虽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普遍的应用，但这也难掩“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的事实。当然，除了自身的知识积淀和理解水平的因素外，马克思以哲学作为工具来分析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模式也是造成这一尴尬境况的因由。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黑格尔方法的“合理内核”解析了社会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而这一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蒲鲁东拙劣地搬弄了黑格尔的运思模式而陷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则创造性地将“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则运用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中，找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根源。
    （一）黑格尔：“否定性”原则在思辨领域内的“自我展开”
    站在康德的肩膀上，黑格尔确证了“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在黑格尔的思路里，“逻辑的对象即思维，或更确切地说，概念的思维”。而引导这种“概念”运动的就是“否定的东西”，这种“否定的东西”恰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否定的东西”也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辩证的否定”作为一种“自我规定”和“自我扬弃”的“内在的超越”过程，它是“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或言之，黑格尔视域中的万物运动都沿循如下的路径：“自在的肯定物本身就是否定性，所以它超出自身并引起自身的变化。某物之所以有生命，只是因为它自身包含矛盾，并且诚然是把矛盾在自身中把握和保持住的力量”。不仅如此，“多样性的东西，只有相互被推到矛盾的尖端，才是活泼生动的，才会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而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总之，黑格尔所特别看重和强调的“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是“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抛却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不言，它其中蕴含着的“推动原则”和“创造性原则”的这种“否定性”准确地抓住了事物持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正是通过这种辩证的否定，“科学内容”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也才得以确立起来。
    （二）蒲鲁东：“否定性”原则在经济学中的“浅薄搬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给予了蒲鲁东两个身份——“另一个魁奈医生”和“冒牌的黑格尔”。蒲鲁东致力于建构一种“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他所论及的“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的与“观念顺序”而非“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任何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生活史和经济史都不在蒲鲁东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切经济范畴都只是抽象的思想而已，一切经济关系都只在思维领域内生发而出。自然地，蒲鲁东在构建自己的经济学版图时必然滑向黑格尔。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而将一切经济运动都只视为“纯粹理性的运动”，而将其与现实的生产生活生生割裂开来。不仅如此，他还在先验和永恒的语境中看待一切社会现象，并从“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一切经济范畴的尝试。然而，蒲鲁东并未掌握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而建构了一种深陷“诡辩的泥坑”的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蒲鲁东把“冒牌的黑格尔的词句扔向法国人”，而将现实的运动视为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一个“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的过程。另一方面，蒲鲁东的方法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等而下之”的套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被蒲鲁东拉低到了“极可怜的程度”。蒲鲁东机械地搬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将一切经济范畴都视为一个“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相结合的矛盾体，并提出要“保存好的方面”和“消除坏的方面”的方案。作为“冒牌的黑格尔”的蒲鲁东的经济学的方法都只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拙劣翻版，并没有什么创新可言。总之，蒲鲁东的全部“怪论”都是在“辩证法”的幌子下进行的，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势难真正切中问题的根本，也难以解决问题。
    （三）马克思：“否定性”原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的“合理运用”
    虽然“黑格尔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现实生活，而是现实生活在哲学思维中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这种方法厘清了一个自我规定的对象的各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必然的内在关联，他从对象的最抽象的、最空洞的规定出发，这个规定经过一个否定过程（这个过程瓦解了所有范畴）逐渐充实起来，迫使它超出自身以包含其他范畴，直到最初的范畴完全地充实起来，达到闭合”。马克思将这种“否定性”运用到了市民社会的解剖中，在对现存世界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理解”。可以说，黑格尔论述的是“理性”自我运演的过程，马克思所论及的则是“资本”自我否定的过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向世人证明了“合理内核”如何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方法论”。一方面，马克思借用“否定性”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根据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来构造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即把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一个否定性的历史环节，由此出发揭示整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所列的三种社会状态就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序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否定，又是向“个人全面发展”状态的过渡环节。另一方面，马克思借用“否定性”为人类找到了脱困之法。在资本宰制之下，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境地而辛劳悲苦，资本家为谋求利润而无恶不作。掉入资本的漩涡、卷入资本的洪流中而无力自拔，是资本时代人们的真实写照。正因此，马克思以谋求人类解放为己任展开了持续探索。“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过程。把这个‘否定性’的过程视为‘解放’的‘根据’，从‘否定性’的过程去理解‘解放’的‘根据’，这就是马克思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可以说，在受苦难的时候，人们必须要勇于革命，善于革命方能从剥削和压迫的“泥沼”中脱身。这种革命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元素。运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来完成对“现存世界”的省思与批判，继而使“现存世界”得以“革命化”，最终“发现新世界”。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在黑格尔看来，事物的持存中就“已包括否定”，即事物的内在否定就是自我不断否定自身而回复自身的过程。它是事物存在的内在泉源和事物发展的终极根源。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神秘思辨的“外壳”，使辩证法真正得以立足于经验大地而充分发挥其“合理内核”的作用。对于社会存续的动力问题，马克思坚持经济的优先性，以资本主义的“自否定”完成了对社会运作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生产方式的“自我摧毁”
    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有两点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首先，这是《资本论》中唯一一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次——公开使用‘否定之否定’这个护身符似的概念。其次，其中的一段话是他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对反对资本的革命和未来社会秩序的特征的概括。”回到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确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入手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
    资本的“历史起源”并不是简单而直接的“形式变换”，它“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形式”对其“最初的社会形式”——小生产所有制——这一“母体”的否定。在历史上，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中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参与甚至主导的生产方式。“小生产者”的生产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它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与“生产资料的积聚”、分工协作、“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和“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等格格不入。可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有的生产方式就会阻碍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待生产力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从中“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此时，社会上蕴藏着的“活力”和“激情”就被重新点燃了。随着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覆灭，原本归分散的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就会以“滚雪球”的方式“积聚”起来，“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这一过程便是资本形成的“前史”。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是对之前时代所有制的积极扬弃，它是基于简单商品生产的个人私有制的“自我摧毁”。
    依照“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的要旨，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人（无产者）和物（资本）的条件同时具备时，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便开始了。而一旦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加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就立即成为生产发展的阻碍了。简言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永不能调和的矛盾是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确立并广布开来，这种生产方式的弊病就愈发无可掩盖，其恶劣影响也就越大。“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此时，就要对“私有者”进行“第二次否定”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采取新的形式”来实现“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这里的“新的形式”大体是指，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既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催生了它的否定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对工人展开了剥夺，工人也会剥夺资本家。对于“剥夺”之所以要采用“新的形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种“私有财产所有制”是一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社会历史范畴和哲学范畴，“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可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仅仅是劳动资料尽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也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家。或者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二是与“第一次剥夺”（或“第一次否定”）相比，“第二次剥夺”的对象和范围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剥夺”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第二次剥夺”却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当然，“第二次否定”也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社会历史批判。“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以说，剥夺者的剥夺过程和被剥夺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作了科学的总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当然，马克思所强调的从“个人所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并非一种简单的直线“回归”，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一种“复归”。

    （二）阶级结构的“直接对立”
    资本主义暗流涌动、矛盾丛生的根源在于人。当然，“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立与冲突实则是阶级利益冲突。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万分谨慎”地将阶级置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并加以历史和辩证地批判，并透彻地揭示了社会中“追求利润的人扮演了资本家的角色，舍弃了剩余劳动，却滋养了利润的人则扮演了劳动者的角色”。
    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把“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直接造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资产阶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他们在政治上以现代国家政权取代了封建等级压迫，在经济上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扩大销售市场等而创造了之前一切社会都无可比拟的经济财富，在文化上通过意识形态钳制而维护着资本的统治……通过对资产阶级存在之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家作为“食利者”的身份被曝光，他们是逍遥的“神仙”和社会的“主宰”，他们依靠无偿吸食剩余价值存活，他们的生活质量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额度成正比。当然，无产者作为失掉财产的自由人而服务服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工人通过自己的对象化劳动而造就了丰腴的物质世界，其所劳与所得并不成比例，只获得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微薄收入。工人被“无形的强制”粘附在机器上而无力挣脱，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被逐渐掏空。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无产阶级麻木的神经已开始被刺痛。资产阶级极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在于迷惑众人，消解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就是“高卢的雄鸡”，他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将沉睡已久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唤醒。通过对人的存在境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人阶级不仅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还认识到资产阶级才是自己批判、革命的对象。批判和革命的目的“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不仅如此，无产阶级还必须要清楚“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理论和现实之间、工人和资本家间存在着无法摆脱的尖锐对立与冲突，它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而变得更加尖锐。随着贫困、压迫、奴役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也必然使得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在“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和“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工人以孱弱的身躯承担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覆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毁灭、与旧社会所有一切关系完全割裂”的重任。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要“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并坚信他们“只能被其自己的行动所解放”。仅从理论上明确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掌权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道理是远远不够的，“批判的武器”自然不能与“武器的批判”等同。“理论”还必须要“掌握”广大“群众”，惟此方能将理论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总之，“‘阶级’理论在马克思这里，是构成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并对资本主义达到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批判”，即马克思所侧重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如何构成的问题，更为核心的是社会结构如何更迭的问题”。若无视阶级对立与矛盾，消解阶级对立与冲突，将会错失变革社会的大好时机。

    （三）经济范畴的“自我运动”
    作为“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是社会存续的重要要件，这些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将经济范畴视为“历史条件”的产物，或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展开了对社会经济范畴的历史且辩证批判。
    1. 感性活动的“自否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人通过能动的“类生活”来改造无机界方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劳动理应是自由自觉的。然而，在以劳动和资本相分离为基础的雇佣制度中，人的“类”活动异化了。在雇佣劳动中，工人不是完成了自我实现，而是表现为自我受限和自我毁灭。由于赚钱是资本家的惟一追求，他们对于工人的剥削必将是无以复加的。“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和过度劳动的折磨是工人的挥之不去的宿命。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感性活动不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还是价值增殖过程；感性活动不仅是私人性质和社会性质的统一，还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感性活动不仅创造出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还生产出了“宫殿”和“美”；感性活动不仅是人和猿相揖别的标志，还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征……简言之，在感性活动中，人之为人的根本得到了充分的确证，但人作为“非人”的存在之境也得到了指认。总之，在对工人这一“非人般”的生存境遇的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指认了“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即这种“扬弃”就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当然，作为一名深邃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不仅指认了异化劳动的现实和“非人”的状态，还透析了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因由——私有制。因此，要摆脱异化的处境，就要从私有制入手，探究炸毁这一坚硬“外壳”——扬弃私有制——的方法。
    2. 资本逻辑的“自反性”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力
    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呈现为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其根由就在于“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旨在充分揭示这些矛盾，继而从中找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进化的内在根源。
    一方面，资本得以“主体化”，即资本被赋予了生命，使其能够掌握权力继而按照自己的意图打造世界。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将资本视为“静止之物”，而无法把捉到内蕴其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作为资本时代的“普照之光”，资本是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能够将它所遵循的规则和承载的逻辑推演为社会的运行规则和逻辑。总之，资本已内化成了一种社会的主导原则，并直接导致了一种核心的统治关系。资本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景观”的出现，不仅被赋予“人格化”，不仅找到了“代言人”，还将“主体性”因素注入自身之中，继而从“死物”幻化为“社会的主体”和“活劳动”的主宰。由此，资本获得了“神力”而成了社会的主体，它将自己的精神——资本精神——界定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将自己的逻辑——资本逻辑——规定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逻辑。在资本及其逻辑的布展过程中，资本权力一旦在社会生产系统中得到实施，就随即化为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关系力量”：“首先，资本作为投入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值的物化了的剩余价值，必然地不断通过其所支配的物质力量来追求扩张和积累，由此形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化的社会关系力量……其次，在资本的无限追求其自身扩张和积累过程中，又必然产生出资本自我否定因素，产生出阻碍自身扩张的矛盾，这就是‘资本扩张悖论’，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以及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危机。不仅如此，资本还通过吮吸‘人的自然力’和‘自然界的自然力’来实现其扩张，由此导致人的发展潜力的枯竭与生态资源环境的枯竭，造成人的发展危机与生态危机……”正是在这种对立力量的交织中，资本世界得以不断发展，最终难以摆脱会被扬弃的命运。简言之，“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逻辑最终将自取灭亡”。
    另一方面，资本循环的过程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三种典型的形态。就货币资本的循环来说，其公式为“G—W…P…W'—G'”。货币资本的循环要经历三个阶段，即G—W、P和W'—G'。G—W是一个“流通行为”，此时资本家是作为买者出现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之上的，资本家攥有的货币转化为商品；W'—G'则是另一个“流通行为”，资本家以卖者的身份再次回到市场之上，并将其拥有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可见，货币资本的循环就是从一个“流通行为”到另一个“流通行为”的转变，后一个“流通行为”是对第一个“流通行为”的否定之否定。这从其表达式“G—G'”便能洞察到端倪。就生产资本的循环来说，其公式为“P…W'—G'—W…P”。这一循环过程“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避开复杂的中间环节不言，“P…P”也就直接显示出这个循环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就商品资本的循环来说，其公式为“W'—G'—W…P…W'”。在这其中，“W'不仅表现为前面两种循环的产物，而且表现为它们的前提”，不仅如此，“如果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终点的W'就大于起点的W'，因此，终点的W'应当用W''来表示”。这些言语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终点的W'是对起点的W'的否定之否定。总而言之，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直接向世人展示这样一种情形：“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然而，资本循环中的“出发”和“复归”都是以“价值增殖”为“决定目的”。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中，价值“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它就是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过程都是资本的具体布展，是资本逻辑的运动过程。资本逻辑的运转过程也是一个自否定的过程，即“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这一特殊的“价值”（资本）视为“自动的主体”“过程的主体”“扩张着的主体”和“自行运动的实体”，它通过不断“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而显示自身存在的意义。随着资本逻辑日益渗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然成为人们物质和精神世界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制度是一种剥削制度，彻底改造社会关系方是消除剥削的必经之途。正因此，资本及其逻辑必遭扬弃和超越。此种“超越”是一种内在超越，是生发于资本及其逻辑内部的，也是资本自行运作的过程。
    通过对这些经济现象的全面认知和对经济本质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探寻到了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经济范畴的自否定。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吉登斯的判定：“尽管《资本论》所涉及的大多是经济分析，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的首要兴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考察奠定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基础的动力，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
    三、社会运行的界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四重限制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对资本的伦理批判与社会体系的内在矛盾综合起来，并形成了对社会运行的限制与保障的叙说。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绝不仅仅是一部劳动价值论的著作，也不仅仅是一部预言经济崩溃的著作，更不仅仅是一部价格决定理论的著作；这一著作毋宁代表了对现代性之深层结构——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所不可逾越的界线——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呈现”。

    （一）自然的限制
    自然是人类得以持存的基础，从自然进化而来的人及其活动，首先就要受到自然的限制，即自然为人的活动划定了界限。
    一方面，作为自然存在的人本身就是“有限”的。直观地来看，人的体力、智力、视力、听力、触觉、嗅觉、味觉等等都是有限的。同时，人的活动范围以及产生的影响也都是有限的。虽然人具有无限的创造欲望，但人们也只能在有限的创作能力中施展自己的才能。虽然资本具有无限增殖的要求，但在“膨胀自我”的同时也还是要遭受自然的限制。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为了无限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资本必然要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等。但也必须（极不情愿地）接受如下事实：就工作日来说，虽然它“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就工人自身来说，无论他怎么卖力工作，他在一天之内始终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而不能全天24小时不眠不休；就劳动资料来说，由于劳动能力的“有限”，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体力来完成劳动任务，就要依靠其他协助……可以说，现实生产生活中的人是无时无刻不受自然限制的。
    另一方面，自然对人所敞显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自然又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后者是带有人类活动印记的自然，前者则是丝毫不带任何人类印记和不为人所利用的自然。自在自然与人类无涉，人化自然也只是部分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为我们利用的。人的持存及其活动首先就要受到自然及其规律的制约，这也充分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即自然存在的人始终必然要受到自然对象、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也充分揭示了这一制约性——人的活动必须以一定的自然为前提，必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完成，必须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必须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虽然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而使自然能够“为我所用”，但这一能动性的发挥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当然，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也必然会直接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发生矛盾。在遭受恶果之后，人们也会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也是资本逻辑无法超越的外在界限。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为了满足人们一定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其对自然界开发和利用是有限度的，不会从根本上干扰外部自然的内部循环。而在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中，受无比贪婪本性的驱使，资产阶级无限度地利用和榨取自然资源，将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潜能彻底损坏，根本危害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存续与发展，并最终影响和破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原材料和再生材料的来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永远满足无止境资本增殖的劳动过程的大肆开采和滥用。如果资产阶级不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维护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平衡，无节制、毁灭性地榨取自然资源，必将自掘坟墓、自我毁灭”。简言之，我们生活在有限的自然之中，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遭受自然的惩罚与报复。
    （二）道德的限制
    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道德因素。就道德产生的基础来说，它竖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就道德发挥效力的范围来说，它作用于人的活动中。
    恪守“道德律”是“现实个人”该有的“本分”。在阶级社会中，任何道德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马克思在论述道德问题时，“他想要展现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有哪些实际的规则、道德实践和体制约束着我们的生活，以及，道德化过程在这种社会中又是怎样现实地、标准地、普遍深入地发挥作用的”。对于资本时代的道德，它旨在告诉无产者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残酷现实，并安然接受现实社会秩序。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笔下，异化、剥削、压迫、特权均被遮蔽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家及其辩护士便会大力鼓吹经济活动中的平等、自由、公正。一切有助于维护这一平等、自由、公正的交易和制度的行为都是道德的，它也是现代社会应普遍接纳的社会行为准则，一切有违这一“道德律”的行为方式都将与资本时代格格不入。照此逻辑，无论从事何种工种的工人，在资本面前都一律平等，都是服从于资本增殖的。工资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工人劳动后获得一定额度的工资以维持生计，这是出卖自己劳动力所得。就其表现而言，资本家购买了工人所拥有的劳动力，并将这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融入生产过程中为资本家工作，这是童叟无欺的公平交易。当然，稍知晓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人便会明白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可见，“道德律”成了人们应该普遍遵守的指令和准则。马克思在论及“工作日”的时候，直接指出“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不仅是工作日要受到道德的限制，资本时代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道德的限制。当然，马克思并未被这些表象所迷惑，而是透穿了其背后的真实状况——自由之后的不自由，公平背后的不公平。“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的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
    （三）法律的限制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管理国家的“工具”。统治阶级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国家，制定相应的“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
    在对各国的法律法规的批判性分析之后，马克思确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资本终于受到法律规定的约束”。当然，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不能流于表面。一方面它的确是针对当时无限压榨工人的情形作出的法律规定，要让工人能够有喘息之机；另一方则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卫资本家的成果不受侵犯，资本增殖的方式不受质疑。当然，这其中的法律法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权威。马克思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法律确证了这一观点。1831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一部名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实则是“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它通过法令形式来规定被压迫者必须尽量长久地为雇主卖命以满足其贪婪的欲望；英国的工厂法则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这种限制可谓是资本“贪欲的消极表现”，这种“限制”所考虑的始终是如何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而已，在经济活动中则体现为维护资本本身的利益。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诸多法律法规、条条框框都是套在无产阶级头上的“紧箍”，资本家并不用严格恪守它们。法律法规在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中就充当了“圣经”的作用，熟读圣经的人应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工人也必须按照法令行事，继而逆来顺受，心安理得地接受被安排的工作任务和社会地位。
    在资本时代，资本家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而完成强力统治。由此，无论是为保证“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而实行的换班制度，还是为无限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断突破“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而颁布的法律，比任何东西都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质。这种法律所要保护的仅仅是资本家“平等地剥削劳动力”的“人权”。而与广大工人相应的则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生活状态，日渐缩短的寿命以及更深层次的生命侵蚀等。为此，马克思愤慨地说道，“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四）资本自身的限制
    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家呈现出“吸血鬼”“寄生虫”“贪婪的狼”和“摩洛赫”等诸多形象。这实则是资本“生活本能”——增殖自身——的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不尽最大努力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就不能发展壮大，工人不出卖自己的劳力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就不能存活。这种剥削和压迫虽不再以血腥、暴力的野蛮方式展开，却演变为一种更深层的“无形强制”。
    在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理性省思中，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和“资本的性质”“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具体说来，资本及其逻辑的运转必须遵循四种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第一种界限是说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直接决定着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数额；第二种界限在于阐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是直接服务于剩余价值创造的，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第三种界限指的是资本生产的结果——产品——必须要进入流通而换得更多的货币，方能“自我实现”；第四种限制旨在确证“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当然，上述限制并不会随着资本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就此消解，这种限制反而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马克思才总结道：“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使生产力守纪律，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像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必然的限制是：（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同样可以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4）同样又可以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资本主义的事实也证明了“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得到大发展，其间的关系也就越复杂，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也就越多。
    在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更是直言“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按其本性来说，资本将“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这种界限，实际上是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然而，为了占有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也必然“力图克服其自我扩张所面临的一切障碍”。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诸多限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社会运行的限度。这一限度既彰显了人是“受限”的存在物，又确证了人类社会合理运行的规制。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限制和限制的扬弃是“同时产生”的，二者也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从限制到超越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路径，又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化方向。
    四、“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在1843年，马克思便已提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澄清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之后，又通过资本批判做着消解和驱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尝试。马克思借此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超越的先行道说。
    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有赖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早在1843年，马克思便提出了要进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的规划。其中的“原则”就是“无产阶级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其中的“高度”就是要达到“时代的高度”和“人的高度”的革命运动。就前者来说，马克思从“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完成了把思想切近现实的重大转向——批判的领域由缥缈的天国降至人间尘世，批判的矛头由宗教神学转向了政治和法并延伸到经济领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妥善运用“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来分析和把握一切社会经济现象。从“不断的运动”中、从事物的“暂时性”层面对其加以深刻理解，在对事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包含对其“否定”意义上的诠释。由此，资本主义的现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都清晰地呈现出来。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历史性存在，资本主义也势必会被淘汰，原有的潜在的矛盾会被激化，激化的矛盾会更加激烈，继而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就后者来说，马克思深入市民社会内部，运用哲学—经济学的批判程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病，科学而全面地回应了“时代之问”。在对以商品为始点、以货币为中介、以劳动力商品为前提、以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切体察中，马克思确证了资本及其逻辑宰制之下的社会境况，继而以资本批判为核心有效地回应着“时代之问”。资本时代的所有问题都是资本作祟，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都是围绕资本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增殖而转动的。只有抓准了资本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方能在时代的高度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同时，马克思站在“人的高度”上展开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叙说。在政治—经济—哲学的批判程式中，马克思确证了一种达至“人的高度”的实践。这种实践，既要在实践中完成理论与现实的联姻，又要在革命中完成无产阶级和哲学的结合。通过这种实践所创制的理论，既要能够“掌握群众”，又要能够为“群众掌握”。总之，也只有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中，马克思“批判旧世界”的批判哲学、“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哲学和谋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哲学的哲学全景才得以完整显示。
    具体而言，完成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就要从“虚幻共同体”中突围出来而达至“真正共同体”。一方面，马克思为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私有制之下的共同体都是由经济强制聚合而成的“场”。人无力抗拒而被卷入其中，其生产和生活都严格遵循市场的规则和制度，资本逻辑就是共同体的惟一逻辑。就政治层面的共同体来说，它只是一种“冒充的共同体”，它并不是代表着全体民众的意愿和维护全体民众的利益，而只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之名来行维护资产阶级私利之实；资本主义国家实则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它并不是一个人人得到尊重、人人可以发展的理想场域，而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阶级对立、麻痹人心和美化剥削的一个“虚体”。就经济层面的共同体来说，无论是“生产劳动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贸易共同体”，还是“资本共同体”，它们都只是受制于资本及其逻辑的“经济共同体”。如此，虽然摆脱了自然强制和神权强制，但又被一种更隐蔽、更深层的经济强制和抽象的强力统治。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为我们指明了通达真正共同体的方向与道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证了真正的共同体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样的世界是一个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表现地极其清楚明白的世界，这样的领域也是一个人能够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领域。然而，这样的理想状态的达至既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需要普遍交往的开展，还需要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自由时间的充裕和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等条件和基础。当然，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与目的。建立在劳资对立分离基础上的社会，注定矛盾重重，而这些矛盾恰包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
    小 结
    马克思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家，《资本论》亦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但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一种社会批判思想。面向资本主义自身，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资本主义并非像它的代言人所宣扬的那样是一片祥和，亦非如国民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永恒的、人类发展的巅峰。唯物、历史且辩证地对资本主义进行考量，资本主义的现象与本质得以充分呈现，资本主义理论的不真之处也立马显现出来。可以说，运用唯物史观这一工具来分析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色之处。而这一任务又具体化为依靠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述说。具体而言，通过对诸多社会经济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蔽；通过对人的存在之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人的理想生存之境的畅想；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本真面貌的呈显……可以说，一部《资本论》既是一部市民社会的解剖史，又是市民社会的诊疗书。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手术刀剖开了市民社会日渐溃烂的病躯，将“此在世界”的每一处病灶都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性批判，马克思践行着“改变世界”的承诺。《资本论》是马克思四十余年心血的结晶，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现象的批判性省思，洞察到现代社会的“内在机理”与“外在症结”，继而寻求改变现状之法。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堪称是“资本主义的解剖学”。可以说，得益于“改变世界”的承诺，马克思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业；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践履着“改变世界”的承诺。此即马克思异于其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根本之处，也是马克思之于人类社会的最为卓越而持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