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频率、多角度地阐发“美好生活”概念，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目前，学界已经从内涵特点、实践路径和政策策略等现实层面阐发了“美好生活论”，但是对于“美好生活论”的理论渊源和历史逻辑尚缺乏专题探讨。构建美好生活与实现劳动解放辩证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中，因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本文试图从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史的角度探析“美好生活论”的内容逻辑和创新价值，以期深化人们对“美好生活论”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自觉。
    一、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基本内涵
    劳动解放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发展规律的论述，构成了“美好生活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原型。马克思在认知和剖析人类社会劳动现象的过程中实现了“劳动”范畴的术语革命，科学地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创造世界并塑造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劳动解放是要结束异化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钳制，通过社会革命逐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劳动解放的基本趋向。对此，习近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劳动解放理论是推动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和构建美好生活的科学依据，对于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具有指导意义。

    （一）劳动是人的本质，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马克思既肯定了亚当·斯密等人把劳动视为财富源泉的经济学新观点，批评了费尔巴哈把劳动实践直观地机械地理解为“卑污的犹太人行为”的做法；又指出尽管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但也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由此，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正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世界，“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可见，实现“劳动”范畴的术语革命，揭示劳动之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作用，成为马克思超越以往思想家进而探寻新世界观的关键环节。
    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在认识劳动现象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为“劳动”正名，把它从经验现象层面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且把“劳动”作为理解人的本质的关键。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由此，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过程，而且是实现和发展人的能力的过程，因而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他进一步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的本质从“抽象的人”转换为“现实的人”。因此，“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观察人类生产生活的理论视角，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回应社会公平问题和关注劳动大众的价值立场。
    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马克思将生产劳动所包含的复杂关系概括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者分别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演进，“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可以说，劳动及其衍生的复杂矛盾运动是塑造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力量和基本过程。
    （二）劳动解放是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革命
    “异化劳动”既是劳动发展的结果，又是劳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之所以像逃避瘟疫一样厌恶劳动，是因为出现了“异化劳动”的问题。所谓“异化劳动”是指“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是劳动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随着私有制、分工制约、分配不均等因素的发展，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降低为生存手段；劳动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强制活动。马克思在指出其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异化劳动的危害，“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把“异化劳动”推向新高度。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关系方面的历史作用，“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他也指出劳动的异化状态随之进入一个新高度，“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形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由此，雇佣工人不过是自由的奴隶，“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并且，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延展了异化劳动的空间分布，“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
    “劳动解放”是逐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革命。在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与异化劳动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解放”的命题，并指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而且“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对于“解放”的内涵，马克思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因此，“劳动解放”是“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因而劳动解放是整体的社会革命，“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劳动解放的基本趋向
    劳动解放始终是以生产力的加快发展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据此，马克思阐述了劳动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在生产力方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二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人与社会的共享发展，“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运动的揭示，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这构成无产阶级劳动解放的基本内涵，“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劳动解放是逐步破除异化劳动进而向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马克思设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解放的制度和特征。与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解放问题的系统研究相比，马克思初步而又审慎地设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解放的制度安排和状态特征。马克思认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并肯定了巴黎公社对于新社会组织形式的探索作用。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他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劳动解放持续推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逐步进入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总之，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和演进方向，为世界人民的劳动解放指明方向。劳动解放理论不仅从横向上阐明了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基本结构和运转机制，而且从纵向上揭示社会生活的演进动力、发展阶段和前进方向，是马克思关于建设人类美好生活问题的总体性认识。习近平曾引用恩格斯概述马克思劳动解放理想的语句来表达“美好生活”的一般内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此，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为“美好生活论”提供了理论逻辑、思想方法和目标系统，而“美好生活论”则是中国劳动解放实践的理论表述和历史总结。
    二、美好生活与劳动解放的中国实践
    实现劳动解放与建设美好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劳动解放问题的实践中出现了“翻身解放”、“幸福生活”、“美好生活”等概念。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面临着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之间的结合问题，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之，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劳动解放道路的实践构成“美好生活论”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特别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实现劳动解放、追寻幸福生活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劳工神圣”观念广泛传播，出现了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劳动解放学说，但因其脱离社会实际等因素而招致失败。十月革命与俄国工农专政的建立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指示了新方向。1919年9月，李大钊指出劳动人民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陈独秀在1921年1月指出“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这种共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提供了崭新的道路。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力图在劳动解放理想与中国社会实际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探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25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在革命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破除教条主义的政策，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进行新生活的建设，特别是在根据地尝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生活。比如，发展社会生产，“实行了奖励生产同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重视家庭和睦，建设模范家庭，“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增加文化供给，帮助群众学习，“强调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文化工作必须具备群众观点，在尊重群众风俗习惯和满足群众需要的过程中引导、教育和团结群众”。这些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根据地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不断实现劳动解放进行了制度建制和发展规划，探索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也面临着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理想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实际之间的显著差距。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举措改善人民生活，如重视劳动者健康，改善人民卫生医疗条件；开展识字扫盲，将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推进社会改造，革除旧社会陋习；等等。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同时，毛泽东清晰地看到物质生产落后的社会实际，“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但在探索过程中，偏离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建设新生活的主线，“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当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为改善人民生活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等基本条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地改善人民生活，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障社会公平。江泽民指出：“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解放与生产力发展相协调，实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理想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具体结合。胡锦涛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是亿万人民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鲜明特点。习近平多次运用“美好生活”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已经使劳动解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要求“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在全面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劳动解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国家安全等方面延展了“美好生活”的内涵，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提供实践样本和理论新见。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表明，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为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指示了科学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结束了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状态，为发展生产力和保护劳动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劳动解放夯实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尊崇劳动创造和讴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贯穿其中，为人民谋取幸福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调适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理想与中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在历经曲折困难后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劳动解放的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并在中国语境下形成了阐释社会主义劳动解放问题的“美好生活论”。
    三、“美好生活论”与劳动解放的中国理论
    “美好生活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劳动解放实践的理论结晶，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的劳动解放问题。习近平指出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劳动解放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必须坚持劳动解放的阶段性与长期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此，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解放实践总体上处于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所论述的历史时段内，但是“美好生活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解放问题的初步论述，提供了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中国理论。
    （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习近平高度肯定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现象的科学论断，强调劳动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并且，习近平结合中华民族勤劳创造的传统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辩证地分析了劳动解放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是劳动生产与劳动解放相互促进的过程，能够发挥科学技术对于劳动解放的正向作用。马克思辩证分析了劳动生产与劳动解放的辩证关系，尤其指出科技进步对于劳动解放的加速作用，“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习近平阐述了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与构建人民美好生活的辩证关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解放生产力和变革社会关系方面的塑造作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由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生产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界的破坏作用，设想了社会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习近平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他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变革，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优越性，批判和超越了资本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劳动解放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曾设想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而劳动产品“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习近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指出这一理念包含以下层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制度环境；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此可见，习近平在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指导理念、制度安排和政策策略等方面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初步认识。
    构筑和谐的劳动关系，形成尊重劳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风气。马克思认为在巴黎公社“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预见了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习近平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如不劳而获、劳而不得、分配不公等现象指出“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一方面，习近平注重改革和完善劳动保障体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等等。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念，“全社会都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
    不断引领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实践特色。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活与商品拜物教的同时，既肯定物质生产的基础作用，又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自我实现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实践要求。针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在公共治理层面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理念，“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在劳动者个体发展层面，习近平强调“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总之，建设美好生活必须从各个层面创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解放生态，“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美好生活是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目标诉求。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劳动解放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表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而“美好生活论”表述了劳动解放的结果状态，在中国语境下表达了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目标诉求和建设意涵。习近平在阐述美好生活时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以说，“美好生活”在中国语境和时代环境下表达了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中国进展，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劳动解放的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既反映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也要求辩证统筹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阶段性与长期性的关系。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因此，“美好生活”与“劳动解放”都是具有动态内涵的概念范畴，而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世界人民劳动解放事业具有重要贡献的中国智慧。马克思剖析了现代社会劳动解放问题的普遍性和共通性，指出劳动解放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世界维度上，“美好生活”的内涵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建设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展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能够“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因此，这要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实践活力。
    综上所述，习近平“美好生活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延续和发展，并在总结中国劳动解放经验的同时完善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劳动解放问题的初步认识，使之具有了充满实践活力的中国样本。“美好生活论”既是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劳动解放的实践目标、价值立场、制度安排和政策策略；又是世界问题的中国回应，在全球生态保护、安全维护、劳动正义等问题凸显的时代条件下表达了中国智慧和实践呼吁。总之，“美好生活论”作为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中国样态，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