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苏维埃俄国，可是新生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于是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列宁领导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无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
一、关于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着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一系列任务。而顺利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的前提，是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即苏维埃国家能够迅速地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尽可能多地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和约或建立经济贸易关系。鉴于此，列宁积极探索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的条件，并向各交战国提出了缔结民主和约的愿望。
（一）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提出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愿望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府公开发表和平宣言，呼吁停止战争，积极寻求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革命胜利的当天，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告俄国公民书》中指出：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戌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手中；新政权已向各交战国提出了立即实施“民主和约”的愿望。同一天，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调说：“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立刻结束战争”，“新的工农政府定会立即向各交战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民主和约”。1917年11月8日，列宁向有关会议专门提交《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详细论述了和平问题的紧迫性。苏维埃政府根据他的报告，颁布《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政府及人民表达了苏维埃俄国争取实现和平的要求和愿望。
尽管苏维埃俄国向各交战国积极表明和谈的愿望，并且申明只要相关国家明确地提出它们的和谈条件，苏维埃政府愿意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并展开和谈。可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愿意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和平共处，更不愿意给予其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因而和平谈判只是苏维埃俄国的单方面奢望。尽管如此，列宁仍然坚持强烈的和平愿望。他在有关文章和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将通过电报往来加强与交战国的沟通，促成和谈；另一方面将激励各国人民群众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促使本国政府不得不参与和谈。事实表明，列宁关于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关系的决心和信心是强烈的和坚定的。
然而事实并未依照列宁最初的设想演进。《和平法令》颁布后收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令》提出的“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不被任何交战国认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抱着侵占和掠夺的目的参战的，协约国集团不理睬苏维埃俄国提出的和平建议，不承认苏维埃政权。
（二）主张与德国单独媾和以及“和平”愿望的实现
1917年底，德国政府同意与苏维埃政府通过谈判实现媾和，使得列宁关于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愿望有可能变成现实。此时，德奥集团迫于东线战场的压力，企图利用与苏维埃政府和谈的机会，拖延战争进程，组织、调整并形成新的力量。1917年12月15日，苏俄代表团同德奥代表团签署协定，实现停战。22日，苏俄代表团同德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正式举行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苏俄代表团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约。而德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屈尔曼提出掠夺性的条件：要求将苏俄西部地区的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合并于德国，并且苏俄向德国赔款近30亿卢布。俄共（布）经过召开多次党内会议，列宁关于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的主张最终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1918年3月3日，苏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与德奥代表团签订和约。3月6日，俄共（布）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会批准了列宁关于签订和约的方针和路线。3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但是苏维埃政权退出了战争和获得了“和平”，赢得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就此，列宁曾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俄国没有别的出路，必须立即单独媾和，因为德国有可能在西线展开全面进攻，而我们是无力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的。缔结和约后，我们就能处理国内事务特别是能够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并开始探索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
虽然，《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得列宁关于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成为现实，但这种“和平共处”是以苏俄牺牲较大的利益换取的，而且是短暂的。一战结束后，英、法、美等国迅速扶持俄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残余军事力量展开对新生政权的围剿。1918年夏，苏维埃俄国爆发国内战争，和平局势结束。
（三）抓住“均势”机遇积极促成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
苏俄军民经过3年的英勇战斗，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和平”的局势终于出现。这时，列宁就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作出了阐述。
首先，列宁指出这种暂时的共存和共处源于国际政治力量上的“均势”。“均势”是什么？1921年初，列宁在分析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国际政治局势的特点时强调说：苏维埃俄国现在处于一种奇怪的局面中——“在经济上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而且对我们的公然敌视往往达到疯狂程度的列强，虽然从四面包围着我们，但我们还是看到，它们三年来为之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勾当，企图一下子直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勾当，并没有得逞”。这就是说，尽管西方列强公然敌视苏维埃政权，而且它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苏维埃俄国不可比拟的，但是它们花费三年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发起的旨在扼杀苏维埃政权的侵略战争却未能取胜利，且无法进行下去了。从常理看，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但它真的发生了，苏维埃政权正面临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使得“国际帝国主义虽然比苏维埃俄国强大得多，但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暂时承认它或半承认它，不得不和它订立通商条约”。而这个奇怪的局面就是列宁所说的国际政治力量上的“均势”。“均势”的实质在于东西方政治力量之间的均衡或者说平衡，它所产生的结果是苏维埃俄国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存在下去。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共产国际“三大”上《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一点：目前国际政治力量上已经形成一种“均势”。
产生“均势”的原因是什么呢？列宁认为，一是世界上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增强。共产国际建立后，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断成长，革命意识愈加强烈；并且这些国家涌现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即共产党，它们发挥着团结和领导无产阶级的作用。显然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削弱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二是小资产阶级害怕战争破坏自己的既得利益。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而这些小资产阶级容易被眼前利益所吸引，害怕各国发起战争损害自己的现有利益，所以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反对本国卷入战争之中。三是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了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不惧西方列强的压迫和剥削，奋起与西方资产阶级作斗争。他们争取自身独立的革命活动，削弱并牵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削弱了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样看来，世界上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增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削弱，使得世界上革命的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实现了“均势”。由于这种“均势”，不可能立即爆发新的世界性战争，也不可能立即爆发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苏俄的战争。
其次，列宁认识到这种暂时的共存和共处是战后各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战后，苏维埃俄国要恢复经济，开展各项建设事业，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真正的贸易关系”。如前所述，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迎来了国际政治力量上的“均势”，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和不敢于再次对苏俄发动战争，不得不公开承认苏维埃俄国。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外交搏弈的胜利，更是苏俄恢复国家经济、推进社会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有利契机。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会议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政权曾经全力争取改变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力争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实践证明，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他还说：“但仅仅是外交上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是太不够了。我们需要真正的贸易关系，而不只是外交上的胜利。”这表明，苏维埃俄国战后亟待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外交关系，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促进恢复国内经济。显然“均势”的局面和环境有利于苏俄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目的。
正如苏维埃俄国亟待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以发展国内经济一样，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也亟待利用苏维埃俄国这个重要的市场。一战结束时，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受到战争的损毁，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同时，战争期间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引发的国家间的矛盾，给它们在战后恢复经济造成了障碍。这时，苏维埃俄国成为它们竞相追逐的市场。因而，它们不得不暂时承认苏维埃俄国，并同它建立起和平的外交关系，以发展贸易关系，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1922年列宁指出：“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这里的意思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想同苏俄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无疑，这有利于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实现和当时“和平共处”局势的形成。
（四）展开“和平共处”局势下的对外经济工作
一方面，由于苏维埃政权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需求的驱使，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建立和发展起来。苏维埃政权通过与外国资本家签订贸易协定，买到了必要的农具、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如1921年是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第一年，这一年里苏维埃俄国从外国订购了几千台机车，而且已经接到了瑞典的13台，德国的37台；还订购了几百辆油罐车，其中500辆已经运到。针对这些事实，列宁说：“我们买这些东西都非常贵，贵得不得了，但这终究说明，先进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在帮助我们恢复我国经济，虽然这些国家是由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资本家领导的”。这表明，到1921年底，列宁的“和平共处”战略思想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对外贸易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成绩。而且1920-1922年间，苏俄同英国签订了两国恢复贸易关系的协定，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贸易协定，同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芬兰和波兰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同时，苏维埃政权积极实施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苏维埃国家将一些自己无力恢复生产的国有企业租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把资金和技术带进俄国，使这些企业恢复生产。根据这种制度，由外国资本家负责安排和组织生产，产品的一部分归外国资本家所有，他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这些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则需要交给苏维埃国家。当租让到时限时，被租让的企业回归苏维埃国家掌控并组织生产。当苏维埃政权提出通过实施租让制发展大工业生产时，一些人对此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苏维埃俄国本来赶走了资本家，现在又迎来了资本家，这是多么可笑的行为啊？对此，列宁详细论述了实施租让制的意义和原则。
在列宁看来，实施租让制有利于恢复和促进大工业生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在国内战争期间，国有大企业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战后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实行租让制，把一些苏维埃国家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有利于这些企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大企业的生产得以恢复，可以使国家得到一定数量的产品。而且大企业恢复生产体现苏维埃国家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生产力的发展。如同列宁当时指出的：“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即实行租让制发展了大生产和发展了先进生产，可以促进苏俄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并且可以使国家得到急需的产品，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和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的需要。如果大生产得以发展，则可以反对和消除小生产的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以消除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列宁还说：“就拿石油租让来说。它一下子就能供给我们几百万普特的煤油，这个数量比我们自己所能生产的要多。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农民将拿他们的余粮来换取这种煤油，而不是换取纸币,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立即改善全国的生活状况。”也即对一些大企业实行租让制，利用外国资本来恢复大企业的生产，提高其产量，可以获得产品，满足农民小生产者商品交换的需求，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恢复社会生产的正常秩序，可以把小生产纳入到苏维埃国家的生产体系中。
基于上述看法，列宁要求苏维埃俄国积极推进租让制。同时他考虑到租让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强调要确定租让的限度即原则。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二是要使租让企业置于“监督之下和计算之中”；三是以提高产量作为实施租让的第一目的；四是改善租让企业工人的生活质量是实施租让的基本原则。列宁租让制的思想付诸了实施。1921年苏俄同外国资本家签订5份租让合同，1922年签订10份，1923年签订37份，1924年签订32份。1925年以前有14家租让制企业开始生产，1925年又有17家租让制企业投入生产。
综上所述，1917年底－1922年，列宁领导苏俄在探索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以此为基础上的贸易往来。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探索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初步尝试，它为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平外交关系提供了思想启示和历史经验。
二、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和主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渗透
苏维埃政权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的，作为苏维埃俄国政治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放弃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企图和努力。怎样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保持主权独立，成为执政的俄共（布）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
（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
1918年3月，英、法、美三国派出干涉军登陆摩尔曼斯克，苏维埃俄国刚刚争得的和平建设局面被扰乱。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苏俄国内的反动势力，发起针对新生政权的军事叛乱。一时间，俄国很多地方建立了白色政权，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危机的形势下，列宁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和主权。
战争之初，列宁发出了动员全体人民参与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侵略的号召。当时国内许多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动认识不足，只把它看成是一系列“骚动”的一个插曲。然而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行动是英法帝国主义者蓄谋扼杀苏维埃政权、把俄国重新拖入战争的一个环节。列宁看到了这一点，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向广大劳动人民郑重提出：所有这些事实在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行动是英法帝国主义者蓄谋扼杀苏维埃俄国、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一贯政策的一个环节。现在这个危机必须由苏维埃俄国的广大群众来解决，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危机是一场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不仅要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阴谋，粉碎任何反革命阴谋，而且要打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进攻。他还说，苏维埃俄国刚刚才从一场战争中摆脱出来，又被帝国主义国家拖入另一场战争。帝国主义国家总是贪婪地希望占有世界上一切好的或对它们有利的资源。苏维埃俄国正面临这样一场被侵略被瓜分的战争。当时，苏俄的劳动群众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对战争倍感疲惫，不愿意再投入战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向广大劳动群众发出呼吁，希望人们正视战争危险，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如他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战胜一个最难战胜的敌人，消除战争造成的疲惫、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我们必须消除这种状况，不然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问题。”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列宁提出必须组建一支无产阶级的正规军队即红军。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武器。1918年10月，列宁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的信》中明确指出，俄国工人会以百倍的热情投身于革命事业，首先是要百倍努力做好粮食储备工作；“同样，我们要百倍努力做好组建无产阶级红军的工作”。在他看来，苏维埃俄国工人和贫苦农民们已经认识到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此时，一支无产阶级的军事力量已经建成，正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列宁充满希望地说：“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起一支100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一支300万人的军队。我们能够有这样一支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支军队。”他还强调说：“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苏维埃俄国的每个组织都要始终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目前，既然一切都已确定下来，首要的问题就是战争，就是巩固军队。”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列宁要求各级领导机构将有能力、有素质的干部派往军队去工作，要求广大劳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持无产阶级军队的建设。1919年，高尔察克叛军在东线战场处于优势地位，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机加重。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地吸收工人阶级以及更广泛的阶层参加国防工作和军队建设工作。列宁在《俄共（布）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中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工会要特别注意加强对于待应征者、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间的鼓动工作。并且指出，动员工作不能仅限于作报告、开群众大会等通常的鼓动方式，要来到军队中，分组地或单个地在红军战士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要把各个兵营分别包给这种由工会会员组成的鼓动小组。工会应当进行检查，务必使每个会员都参加挨户鼓动、散发传单、进行个别谈话等工作。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红军的组建工作不断发展。
（二）在对外贸易工作中维护苏维埃俄国的利益和主权
如前所述，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俄国获得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对外贸易，签订租让合同的机会。然而，资产阶级国家不会放弃在这些事务中侵害苏维埃俄国。所以，列宁要求在对外贸易工作中维护苏维埃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1922年1月，协约国在戛纳召开会议，商讨举行“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的问题。从名义上看，热那亚会议是为了寻求“中欧和东欧经济复兴”，实质上却是为了讨论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失败后资本主义世界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如何在经济事务上控制和制约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会议举行前，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报纸散播谣言，威胁苏维埃政权。1922年3月初，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其中指出：“关于热那亚会议的问题，必须把事情的本质同资产阶级在报上散布的谣言严格地区别开来；资产阶级以为这些谣言是可怕的炸弹，然而它吓不倒我们，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已经看得多了，有时甚至不值一笑。试图强迫我们接受战败国条件的言论都是无稽之谈，不值得答复。我们是作为商人去建立关系的，我们知道，你应给我们什么，我们应给你什么，什么是你的合理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他还说：热那亚的把戏变化多端，但丝毫不能使我们动摇，也不会使我们迷失方向。我们要到那里做生意，要执行让步的政策，但是“让步的限度已经确定”。“我们至今在我们的合同中所给予商人的东西，意味着我们在立法上后退了一步，但我们不再往后退了。”在列宁看来，热那亚会议是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展开贸易往来的经济会议，苏维埃俄国只能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会议协商也仅限于双方经济利益的问题。苏俄实施租让制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已经是苏维埃政权采取的让步政策，而这也是苏维埃政权让步的底线。苏维埃政权不能作出更大程度的牺牲和让步，它的独立和主权不容侵犯。
同年4月10日，热那亚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上，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苏维埃政权渴望与其建立和平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机会，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如苏维埃政府必须承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时期的一切外债；将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给外国资本家，或给予经济补偿等等。这些要求严重损害苏维埃国家的利益。苏俄代表团根据列宁关于“不做任何形式上的妥协和退让”的指示，一一予以否决。
这一时期，列宁接受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的采访，再一次表明自己针对热那亚会议的态度。他提出，苏俄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而欧洲资产阶级政府也应该清楚，没有俄国的资源，欧洲经济难以恢复。那些旨在通过会议向俄国代表团提出屈辱性条件的人是大错特错了。如果各资产阶级政府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俄国，那它们就是在干一件极大的蠢事，即它们是在做有损于它们国内恢复工作的蠢事。此后一个月内，列宁通过电话、电报等方式向参与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热那亚会议上无论如何不要承担丝毫财政义务，甚至也不要含糊其辞地承认债务，而且根本不要害怕关系破裂。
（三）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政治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
在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和平外交关系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不会轻易停止针对苏维埃俄国的颠覆活动。当它们感觉战争手段无法达到目的时，便开始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渗透。针对此，列宁要求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政治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要提高政治觉悟，杜绝犯政治错误，抵制反动势力的政治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1921年，苏维埃俄国的工作重心再次转变到经济工作上。党内有的人受旧习俗的影响，工作中营私舞弊，造成不良影响。有的人主张通过“出版自由”揭露上述坏行为。能否实现“出版自由”成为党内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可以给予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而列宁认为，“出版自由”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是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中提出的口号，在苏维埃俄国宣扬“出版自由”，本质上来说是犯了政治错误，是反动势力对苏俄政治渗透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他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指出，在苏维埃俄国提出“出版自由”，实际上是为了给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允许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允许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自由地撰写和发表文章，发展它们的报刊。他说，这些反社会主义政治派别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俄国的代言人，给予它们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就是允许通过“舆论”帮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就是列宁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的：“‘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列宁承认俄共（布）内确实存在需要医治的毛病，“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应选择正确的方法克服自身缺点，党员们要冷静思考，以切实的工作来帮助党的进步和发展。他对党内主张“出版自由”的同志说，“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要时刻保持自己的阶级特性，反对逃亡国外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对苏俄政策的攻击。国内战争结束后，苏维埃政权为了尽快复苏俄国内经济，取消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改行新经济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贸易自由代替配给制；实行租让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等等。由于经济政策的巨大变革，逃亡国外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起攻击。他们大肆宣扬：布尔什维克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完蛋了，他们的革命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们企图通过这些反动宣传，达到动摇广大劳动者的政治立场，动摇无产阶级政权的目的。针对这一现象，列宁写作《新的时代和新形势的旧错误》一文。他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潮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掩盖的改良主义；二是口头上气势汹汹、夸夸其谈，实质无组织、无领导的“革命主义”。而无论哪一种都达不到真正攻击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的老根没有挖掉以前，这两种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队伍。”这里的意思是，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往往以“左”的面目出现，似乎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其实它未能起到反对资本主义的作用，而体现出政治动摇性。在当时的苏俄，它会将这种动摇性渗透到苏俄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损害无产阶级的事业。针对上述舆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改良主义庸人和革命主义庸人的抱怨和慌乱，尽可能冷静和准确地估计实际的阶级力量并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用这一原则看当时苏俄的政治形势，由于上述这些舆论，无产阶级中有的人被迷惑，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特性，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悲观失望。由此列宁说：“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它象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并很厉害地渗进了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则丧失了阶级特性，也就是说，它失去了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他要求党看到这种危险，反对和批判错误的思潮和舆论，更加团结、沉着、冷静，甩开那些持孟什维克观点和社会革命党观点的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时刻保持自己的阶级特性，抵制逃亡国外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散布的舆论对无产阶级队伍的腐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