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人们崇尚和平，研究和平的态势，阐发和平的意义，探讨实现和平的途径，从而产生了许多关于和平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前的种种和平思想，虽然也包含有不同程度和层面的精到认识，但鉴于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还难以对和平问题作出科学而深入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既是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也是追求整个人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蕴含有丰富的对和平问题的阐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子系。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和平，怎样实现真正和平”的问题。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对和平意蕴所作的深入揭示和阐发上。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意蕴，既反映了一般意义上的和平品质，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和平认知的特质。深入研究和弄清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意蕴，对于科学认知和平是必要的，对于采取正确途径实现人类的和平夙愿也是有益的。
一、和平是符合人类本性的生存状态
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科学地认知和阐述和平问题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始终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立论基础的。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是人的本性使然。马克思说过：“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他还在《资本论》中的一个注释中，批评耶利米·边沁仅仅把“效用原则”看作人类一切行为的依据和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就此指出“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所以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决不是只见“物”而不见“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理论研究的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从未离开过对人的本性的探究与揭示。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人的本性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性不是脱离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抽象物，而恰恰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体现。首先，人的本性即人的生存需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要正确认识共产主义，就应当“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详细考查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为了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因此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其次，人的本性还表现为发展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就是人的发展需要。人的需要不会仅仅停留在能够生存的水平上，如若那样，直到今天人类恐怕还处在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所以马克思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而且不必说是人，甚至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把自己的需要缩小到这样不可想象的程度和把自己的生活条件限制到这样的最低限度”。恩格斯在给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彼·拉·拉甫罗夫的一封信中，反对有人把人类历史只是简单理解为“生存斗争”的历史，并肯定了拉甫罗夫这样的观点，“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恩格斯认为这是拉甫罗夫“正确指出的”。最后，人的本性表现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的一种理想追求，是他们为自己的理论所确立的最高价值目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在这里，“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与“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应是同义语。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这种说法更明确具体地阐释为就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再次明确指出：“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就是人的本性的最高价值体现。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个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的人本性特征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和平的认知，无疑也是基于这种人本性而展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必然也带有鲜明的人本性意蕴。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列强争霸和对外侵略战争给人类造成的沉重灾难的抨击中，可以反衬出和平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人本性意义。恩格斯在谈到近代欧洲三十年大战时描述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猛烈谴责过英军在鸦片战争中灭绝人性的侵华暴行。马克思抨击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暴行”，“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到19世纪80—90年代初，欧洲大陆形成了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一方，以及法国和俄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它们都在积极扩军备战，酝酿着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恩格斯曾一再剖析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1887年12月15日，他分析指出：如果爆发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后来，列宁也尖锐地抨击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因此，这次战争使人类陷入了绝境，使人类濒于毁灭”。他还说过：“这种为了资本家瓜分殖民地和赃物的战争不仅会完全破坏现代文明和文化的成就，而且也必然会摧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可见，战争造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危害，是悖逆乃至毁灭人的本性的罪恶行径。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积极主张面对野蛮的反人性的侵略战争，必须以正义的解放战争和革命战争而消除之，这种正义战争无疑是为复归和促进人的本性而进行的，是合乎人的本性与和平需要的。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没有野蛮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发生，何来人类要付出巨大生命与物质的代价去进行复归人的本性的正义战争呢？
因此，马克思主义崇尚和平，认为和平最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最有利于实现人类本性的价值目标。恩格斯早在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发表的演说中，就精辟地指出：“我们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和平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没有什么社会隔阂和社会差别，现代社会那些为应对战争状态而设立的警察机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特别是常备军，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从而节省出大量的财力和人力用于社会生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19世纪后30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调整优化，经济科技文化都获得了迅猛发展，劳资双方的激烈对抗关系得以缓和，工人的工资有所增长，劳动和社会保障条件改善，工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扩大，普选权成为工人阶级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新的有力武器。所以，恩格斯晚年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挑起新的世界战争，也反对社会主义者轻率地以战争方式争取革命的胜利。他说：“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期间不能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恩格斯之所以希望能在和平条件下、以和平斗争方式稳妥地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因为这样做会更少造成社会文明成果的破坏，更少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这正是基于和平的人本性意蕴而提出的要求。
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事关各国人民福祉的要事，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他还进一步阐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就是合乎“人类本性”要求的理想和平状态。诚如我国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人们根深蒂固的一个信仰和渴望就是和平。爱好和平属于人的本性之一。追求和平则是人类的事业。”可以说，人本性是和平的基本规定性，没有人本性就没有和平可言，或者说就不是真正的和平。
二、和平是具有阶级性的社会样态
在认识到和平具有人本性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和平又具有阶级性。这样说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的。说和平具有人本性特征，是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来谈问题的，从这一基点来说，和平比战争更符合人类本性的要求。而当人类处在阶级社会历程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便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了一起，从而使人本性也具有了阶级性的色彩。正如马克思所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在阶级社会，这种“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主要就表现为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讲和平，不是只一般地抽象而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阶级社会，更具体地说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理论主要是揭示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讲的和平，主要针对的是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和平。所以，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必然具有阶级性意蕴。
和平与战争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产生战争的根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战争无疑带有鲜明阶级性，而与之相对应的和平亦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自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显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战争与和平现象，便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体现。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从这段话中可以领悟到，“民族对民族的剥削”通常是经由战争导致的，“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极易引发战争，而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则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从另一角度讲，这里所说的“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的消灭，或者“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的消失，可以说就是一种和平状态，而实现这种和平状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赞同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认识战争的性质就是要看它是哪个阶级政治的继续，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由此来划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进而决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战争的态度。列宁明确说过：“战争有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问题。……谁不这样看战争，他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和平，理应也要作这种阶级分析。战争与和平都是一定阶级政治的继续，不同阶级性质的战争导致具有不同阶级性质的和平。再者，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有其行为实施的政治主体，这就是国家。恩格斯说过：“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列宁也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任何国家的首要职能都是安邦兴国，即国家的和平政治。但基于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和平政治又会转化为战争政治。不过，无论何种战争都不可能无休止地打下去，总是要以某种和平来结束。具有不同阶级性质的战争所导致的和平是不一样的。剥削阶级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所导致的只能是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性质的所谓“和平”；而被剥削阶级或被侵略奴役的民族所进行的正义战争，最终导致的则是社会民主、民族平等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对和平的阶级性认知，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和平就支持，哪怕这种和平是剥削阶级政治的体现；反之，不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和平就反对，不管这种和平是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推崇的，或者是基于哪个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形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晚年极力呼吁维护当时的和平局面的原因。那时的和平无疑是资产阶级和平政治的表现，这岂不是说恩格斯要维护资产阶级和平政治吗？当然不是，而是他认为在这种和平态势下，比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环境中，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稳妥而有效地推进。所以，他才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都要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也告诫各国社会主义者不要轻易“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去谋求自己的胜利。如果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和平政治，是不利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反而对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活动起着欺骗、麻痹的作用，恩格斯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抨击的。比如，早在1847年11月，恩格斯就曾专门撰文批驳过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阿尔丰斯·拉马丁的和平论调。拉马丁硬说法国政府自1830年以来所奉行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范例。恩格斯指出：这是他“用美丽的词句来粉饰法国政府的卑劣行径”。接着，恩格斯引用了《改革报》上刊文抨击拉马丁和平论调的一大段话语来说明问题，“这种和平理论，在各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钩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只能是软弱的表现，是撒谎，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的刽子手，把各民族的儿女送上绞架的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顾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把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国家淹没在泪水和血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说来，同这个疯狂的刽子手讲和平就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说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痫疯病人而剥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荡子、今天讨好于耶稣会教徒，明天讨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贵族的、充满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刽子手，从本国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可以看出，这段话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进行了犀利而深刻地揭批。恩格斯夸赞道：这是对拉马丁和平论调的“有力的回答”。
列宁对和平也进行过明确的阶级区分。俄国1905年大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希望通过立宪君主制或类似的形式把俄国的君主制保持下来，所以他们极力鼓吹“社会和平”。列宁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利益正在投和平之机”。资产阶级要维护的“社会和平”的利益，“即镇压一切被压迫阶级并解除它们的武装的利益”。“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提法，也正如对自由贸易、反教权主义等问题的提法一样，必然有别于而且也应当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无产阶级现在正在反对战争而且将来也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但它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只有完全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才可能消灭战争。”因此，俄国无产阶级“不能仅仅要求和平，因为沙皇的和平并不比沙皇的战争好一些”；无产阶级“只能要求和专制制度的覆灭同时到来的和平，由获得解放的人民、由自由的立宪会议缔结的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1915年专门撰写了《和平问题》一文，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人空谈“和平”的论调作了揭批，他指出：“和平口号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条件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即不是争取特定的和平，而是争取一般的和平。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甚至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口号”。列宁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和平”，指的是无产阶级要争取的和平，它是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能彻底消除帝国主义的对外殖民侵掠，就不可能有符合无产阶级利益需要的“特定的和平”。列宁在这里所说的“一般的和平”，就是抽象掉和平的阶级特性后而变成的“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口号”。列宁指出：这种“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连英国陆军大臣霍·赫·基钦纳、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雅·塞·霞飞、德军东线司令保尔·兴登堡这些帝国主义军阀代表人物，以及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提出对‘自己的’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接着，列宁明确表示：“结束战争，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停止掠夺和暴力——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但是“不能听任伪善的饶舌者用可能实现民主的和平的空话和诺言去欺骗人民，而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不进行一系列革命，不在各个国家进行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斗争，任何一点儿民主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计划，试图以美国为主导来安排战后的国际秩序。列宁揭露说，把威尔逊当作偶像，对他的“十四点”顶礼膜拜，指望他能拯救“社会和平”，这只能是“幻想”，是“对阶级斗争的极端无知”。由此可见，不对和平作阶级性分析，不是基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需要而谈争取和平，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对和平的正确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和平的阶级性也是有清醒认识的。毛泽东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就在于它们都是一定阶级“政治”的表现形式，都是一个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抨击过国民党打着和平、统一的旗号，实则反共、反人民的行径；揭批过日本帝国主义鼓吹“远东和平”、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图谋；也痛斥过汪精卫“和平救国”的汉奸论调；还戳穿了美英帝国主义搞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些所谓“和平”，同中国共产党所致力争取的消除阶级压迫和民族欺凌、使中国人民获得独立自主并与各国人民平等互利地开展交往关系的和平，在阶级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一再提醒人们要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不要被它们制造的“和平烟幕”所迷惑。当代西方国际关系思潮中所鼓吹的“霸权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也是为维护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对和平的阶级性的认知，从而使我们更正确地为争取真正的和平而奋斗。
三、和平是各方利益共容性关系的体现
和平具有阶级性，但并不意味着不同阶级及其国家之间就只有对立对抗关系。和平的阶级性，并不否认不同和平也有共容性的一面。和平通常是相互发生交往关系的各方利益协调的结果。各方利益能够协调，说明它们之间具有利益共容性。所谓共容性即：一是交往各方有利益共同点，彼此相容；二是交往各方虽有利益相异处，但能相互包容。从历史发展实情来看，各个国家的利益希求通常会有异同两面，只不过或异大于同，或同大于异，或二者相当，绝对的异或绝对的同几乎是没有的。或许在某一特定时期，有些国家的利益关系会呈现出绝对相异的状态，从而陷入你死我活的拼争之中，但也不会永远是这种状态。时过境迁，随着条件的变换，这些国家间一时看起来绝对相异的关系状况，又会被异同并存甚而同大于异的状况所代替。这就是说，在任何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都会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会转化为异，异也会转化为同。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应该怎么办好呢？不言而喻，若一味重异轻同、张异抑同，就会使彼此对立越来越严重、争斗越来越激烈，甚而引发战争，最终各方利益都会大损；如若能够求同存异、扬同容异，则会消除相互对立和争斗，进而友好合作，使彼此都能得益受惠。因此，这就要求各国在交往关系中，应当彼此相容、包容、共容，这样才能避免战争，保持和平。所以说，共容性也是和平的重要意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大工业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方面，揭示过各国利益的共容性问题。大工业的发展把世界各国互相联系起来，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大市场，从而为众多国家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机遇，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说过：“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这种联系越来越成为各国社会生产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样，经常性的大规模的国际经济文化交往成为一种趋势。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就是说，“从劳动时间来看，我所输入的多于我已经输出的”。这意味着，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国际价值和国内价值的比较差异，一国可以以较少的劳动时间，换回较多的劳动时间，因而增加该国的价值总量。这就是各国有利益共容性的表现，这种共容性就是实现和平的有利因素。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妥当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那时苏俄所处的国际环境是相当险恶的，既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又有它们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等。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利益共容性，应当争取“和平相处”。他特别强调，苏俄经济文化落后，要生存下去并发展起来，必须学习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他在1918年3-4月间曾用一个公式来阐发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一公式表明，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利益共容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1920年2月18日，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向列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俄“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列宁回答说：“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在“实现这种和平”方面“没有障碍”，“我们主张一无例外地同所有的国家都建立联盟”。当维干德又问道：同苏俄保持和平对欧洲的经济有何影响时，列宁回答说：“用机器换粮食、亚麻和其他原料，难道会对欧洲不利吗？显然不会是不利的”。他还进一步表示：“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有生意往来。”很显然，列宁在这里是把苏俄与美国及欧洲各国经济的共容性作为它们之间“保持和平的基础”来看的。列宁还分析指出，虽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仇视苏维埃俄国，还没有放弃对苏俄进行新的军事进犯的图谋，并且仍然从各方面封锁苏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蒙受惨重损失，战后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沉重而急迫的任务，它们也亟需利用苏俄的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来振兴欧洲经济。所以，“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为了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苏俄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互通有无，相互受益；还开始大力推行租让制，以吸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种经济共容性的加强，为苏俄争取到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和中、英、美、法等国都遭到了法西斯势力的进犯和危害，彼此有了更密切的利益共容性，从而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为恢复和保障世界和平而协同奋战。就此斯大林曾指出：“英苏美同盟的行动纲领是：消灭种族的特权；各民族平等和它们的领土不可侵犯；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和恢复其自主权；每一民族有权按自己意志来处理事务；经济上援助遭难的民族，协助它们真正达到物质上的优裕；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个同盟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后备力量在欧洲，而且不仅在欧洲，日益增长，并且在这个同盟的周围有着愈来愈多的千百万同情者，决心同它一起反对希特勒暴政。”这段话不仅阐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所具有的利益共容性，而且坚信在这种利益共容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法西斯同盟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二战以后，斯大林又一再向美国和英国领导人表示，愿意继续巩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继续为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而加强共同合作。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贯珍爱和平。新中国成立后，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希望同所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侵掠过中国，但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后，并不是一味地仇视这些国家，而是不计前嫌，以博大胸怀致力于同它们开展正常交往关系。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又明确表示“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这句话就蕴意着新中国与世界各国有“爱好和平和自由”及“创造文明和幸福”的共容性。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就是基于世界各国存在利益共容性而倡导的。周恩来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对“求同存异”的精辟阐发，也体现了对亚非新独立民族国家间利益共容性的重视。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又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还要“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显而易见，毛泽东说的“保持和平环境”是“大家的最大利益”，既说明了世界各国具有利益共容性，又说明了这种利益共容性与和平的密切关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特别应注重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和有益经验。他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有利益共容性的，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能妥善解决对立对抗问题，从而避免爆发战争，实现和平共处。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全球化趋势愈益强劲，各国间利益荣损与共的特性更加明显。适应这种国际态势演化的需要，中国开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与世界众多国家建立各类“伙伴关系”，提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进而强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谋求合作共赢，更好地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又指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世界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将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各国人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说法充分表明，和平是建立在世界各国利益共容性基础上的，没有这种利益共容性，和平便无实现的可能。
四、和平是具有不断演进性的历程
和平既是一种人类非战的、友好相处的生存状态，又是一种人类不断文明进步的历程。自古以来，人类生生不息地向往和追求和平，世世代代为争取和平而不懈奋斗，从而演绎了数千年波澜壮阔地永续推进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时常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战祸深重的危境，但这从来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祸患。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使人类得以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始终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主进程。和平从未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也不会终止自己的发展历程，它具有披荆斩棘永续演进的意蕴。
所谓和平的演进性意蕴，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和平与战争的关系来说，人类社会是一个逐步摆脱战争，最终消灭战争，走向永久和平的历史进程；二是从和平自身说，人类争取和平的过程，也是从一时的、局部的、非公平的、低层级的和平，不断向持久的、全面的、公平的、高层级的和平演进的过程。所谓由低层级到高层级和平的演进，即由各国间的非战并存状态，到形成相对稳定和缓的世界秩序，再到各民族间开展互利共荣的密切交往，最后实现全人类即每个人都能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蕴含着体现和平具有演进性的重要思想。人类历史总是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恩格斯说过：“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他还说：“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就是越来越自觉地遏制战争的爆发，越来越有效地摆脱战争的困扰和痛苦，越来越有力地推进和平的进程，提升和平的质量。当然，在阶级社会想完全消除战争还是不可能的，因为引发战争的私有制根源和阶级剥削条件还没有彻底根除，但这绝不是说人类就永远陷在战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马克思说过：“战争使民族经受考验——这是战争的补偿的一面。”恩格斯也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就是说，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磨难，人类都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由此使自己变得更理智、聪明一些，会努力探寻比战争更有益地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办法，从而更好地去争取和维护和平。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赞同“战争是和平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政治的继续”这种说法，但这是对阶级社会演化规律的一种揭示，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就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永无休止地交替推演下去。它的发展路线应该是：战争—和平—再战争—再和平……直至永久和平。
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一样，和平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永久和平的实现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人类坚定意志、持之以恒地不断努力奋斗去争取。无论遭遇多么大的战争摧残，无论碰到多么严酷的艰难险阻，都不应丧失争取和平的信心与斗志。正是在这种坚忍不拔、持续推进的历程中，不断消除战争的因素、积累和平的功业，为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创造条件。所以，即便是一时的、局部的、非完全公平的或较低层级的和平，也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过艰辛努力而争得的结果，也是可贵的、值得珍惜的。因此，列宁曾坚决主张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而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换取对苏俄来说只是暂时的极不公平的和平局面。他认为取得这样的和平也是必要的，因为这能使新生苏维埃政权避免被德国军事进攻而摧垮的危险，还可以赢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管理和建设俄国上来的宝贵喘息时机，从而能够尽快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国家经济，增强国防力量。后来，列宁又提出要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还提出要大力培植租让制，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以此为国际和平增添促进因素。列宁指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曾经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力争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苏俄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又赢得了暂时和平的局面，就此列宁宣布“今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我们将不惜作出巨大的让步和牺牲来保住和平”。同时他又强调说：“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限度是不行的。我们决不允许嘲弄和约，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直到列宁晚年，他在病中口授的“政治遗嘱”中仍希望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要争取“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可以看出，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一直在为争取和维护和平而奋斗，他珍惜每一次和平局面的出现。这样，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向最终持久和平的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也是始终推进人类和平事业不断发展的党。它既有宏远的谋求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追求，也有立足于中国每一历史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而争取和平的现实目标。这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协同共进的过程。毛泽东在讲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时说过：“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这句话就很全面而辩证地阐明了一国、一时的和平与世界的永久的和平的关系，揭示出和平的演进性意蕴。对中国来说，如果连自己一国的和平都求不得，何谈去求世界的和平；如果连打败日本侵略者这种一时的和平都争取不到，哪会有什么永久和平呢？同理，从根本上来讲，只有实现了世界的永久的和平，各族人民历世历代所争取的和平才会获得完全的保障，并最终巩固起来。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世界东方屹立起来，这是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过去那种中国人民备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压迫的状况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这一伟大和平事业的取得，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赞誉都是值得的。不过，毛泽东对此始终是保持清醒头脑的，在他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赢得的和平，仍不过是一国、一时的和平，要实现世界的永久的和平，还有很艰巨漫长的道路要走，还要继续做许多艰辛的工作和斗争。所以，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甫一建立，毛泽东就宣布，我们要继续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将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要“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经历过多次局部战事，中国都是出于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目的而不得不打，打的目的则全在于争取和平解决问题。中国始终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自上世纪80年代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的不断演进性更加明显，发展势头更加强劲。尽管在当今世界还时有战火燃起，在以后的世界演进历程中还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战事发生，但都阻挡不了人类和平发展的进程。这要求各国政府和各族人民都应认清这种时代潮流，顺势而为，做人类和平事业的积极维护者、促进者，“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这对整个世界有利，也对每个国家有益。
基于和平是具有不断演进性的发展历程，人类社会终将进步到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国家、彻底废除常备军和一切暴力镇压机关的程度，到那时，战争将最终退出人类社会生活。它将和国家一样，被放到存有纺车和青铜斧的古物陈列馆里去。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必须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去争取。马克思说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恩格斯曾引用摩尔根的话语，作为对未来社会特征的展望，即“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人类由此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当然，未来的“永久和平”也不会是人类和平进程的终结。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永久和平”，是相对于消除了阶级或民族间的战争而言的。不过，根据辩证法的逻辑，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激化的。消除了引起阶级或民族间战争的矛盾，并不等于说消除了一切危及“永久和平”的矛盾，那时的人们还会采取各种方式化解有害于“永久和平”的矛盾与纠纷，维护“永久和平”还会是他们的重要任务。“永久和平”也不会是一种固态的性状，它还会是一个不断提升、优化的发展过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还会继续追求并创造出越来越高水平的“永久和平”。应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永久和平”，也不是和平进程的彻底终结，而是新的和平进程的继续推进。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和平具有人本性、阶级性、共容性和不断演进性的意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平观的重要内容。全面认识和平的人本性，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平的崇高价值和伟大意义，从而树立矢志不渝追求和平的信念；明确知悉和平的阶级性，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更确当地明了争取和平的目标和奋斗要求；充分了解和平的共容性，可以使人们更有利地把握促成和平的条件及行为准则；深刻认知和平的演进性，则会激励人们永葆积极推进和平进程的昂扬斗志和奋发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理应弄清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和平意蕴，以此为指导真正确立起科学的和平理念，以便更好地为人类和平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