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战争形势和苏俄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以1920年为界，战时共产主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各项政策措施推行的目的、实施的宽严程度和导致的后果，前后并不一致。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在不同阶段、不同的问题域下，论述各不相同，不能简单而笼统地一概而论，必须对其进行系统且具体的分析。

       （一）战时共产主义是极度危险情势下俄共（布）的正确抉择
       从1918年6月至1920年初，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暴乱的联合夹击下，苏俄进入了国内战争时期。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于1919年1月颁布了在全国实行余粮征集制的命令。随后，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一系列非常措施陆续出台。主要有：将大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国有化；对居民的所需的口粮和日常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普遍推行劳动义务制以解决劳动力紧缺的问题等。通过这些非常措施，苏维埃俄国成功地将一切事务纳入了战时轨道，达到了举全国之力夺取战争胜利的目的。列宁指出，在极度困难和极度危险的形势下，俄共（布）果断采取战时非常措施，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当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军队，拯救工农政权，当时必须这样做。”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执行过程中，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志被极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他们克服困难，同仇敌忾，为夺取国内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此，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取得了胜利（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都支持我国的剥削者）这一事实不仅表明，工人和农民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中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英勇奇迹”；“这个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中产生出来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巨大的热情创造了这个奇迹；由于这种奇迹，我们打退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进攻”。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家和国内孟什维克批判战时共产主义的言论，列宁驳斥道，战时共产主义使得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且常年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赢得了战争，使得工农群众在谋求自身解放的大路上胜利前进，这一事实表明它不仅不是“一种过错”，而是“一种功劳”。 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理论家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态度，正好说明“他们实际上起到了资产阶级走狗的作用”。
       （二）国内战争胜利后战时共产主义的延续是因为党的指导思想脱离实际
       从1920年到1921年初，在国内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的各项措施非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以更广泛的规模、更迅猛的速度在全国推行。征集制的范围扩大了，从原来的粮食和饲料扩展到棉花、皮革、肉类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在工业方面，到1920年底，所有工业企业都实现了国有化。在贸易方面，国家撤销了人民银行，禁止一切贸易活动，居民的生活资料分配实物化范围全面扩大。在反动势力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的威胁已经解除的形势下，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严重损伤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感情，导致了农民的动摇。从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暴动几乎遍及全国。暴动的农民提出了“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取消粮食征收制，自由支配粮食”的口号。城市工人的口粮供应量不断削减，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在加剧。鉴于这种情况，列宁说：“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
       在列宁看来，导致俄国内部政治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措施本身，而在于政策的制定者在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由于国内战争时期所激发出来的非凡的政治热情，加上战时严厉措施下顺势而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致使俄共（布）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认为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迅速而直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告诫全党，“‘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必须的，有功劳的，但如果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却是错误的，它所建立的社会经济结构，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是不能简单地通过政策“制定”出来的。列宁总结说：“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在列宁的著作中，他多次提到并反思了“直接过渡”的错误。
       （三）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时刻提防这种错误再次发生
       为了防止“直接过渡”的错误再次发生，列宁系统回顾了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在“过渡”问题上的路线演进。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俄共（布）曾经认为，俄国要建设共产主义，必须经历“带有小农占多数特点的经济——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共产主义”这样的过程。列宁回忆说：“从1917年产生了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揭示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但是，事与愿违，由于完全缺乏经验，革命情绪又特别高涨，物资十分匮乏，商品经济又不发达，俄共（布）决定利用政权的强制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国内战争结束后，当俄共（布）工作重点发生转移，“直接过渡”的政策并没有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在炽热的革命激情下，俄共（布）“好像把这一点（指渐进式过渡的计划——引者注）遗忘了”。列宁总结道，在小农经济的俄国，对于落后的国情与社会主义的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矛盾，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党要懂得哪些方面的任务是可以通过“高涨的热情和政治上的稳固统治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的，而哪些方面的任务“必须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渐地慎重地实行”。只有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党才能防止错误再次发生。列宁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希望这种错误“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二、新经济政策的动因、任务及目标定位
       列宁是一个坚定的世界革命论者。列宁有关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互动推进的战略部署，深刻影响着俄国国内国际政策的面貌。在世界革命语境和列宁主义的理论逻辑下，新经济政策改革是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退却部署在国内政策上的体现。新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是在经济上退却以防政治上失权；根本任务是引领俄国一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在于坚守革命策源地，迎接世界革命高潮的重新到来。
       （一）从“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到“单独干来取得成就”
       第一，“把宝押在国际革命上面”。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与帝国主义世界长期对抗是不可能的。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着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世界革命立即爆发并取得胜利，欧美先进国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俄国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对这种构想，列宁曾经作过具体的描述。他说：“布尔什维克把全部策略建立在世界工人革命的支援上面”，“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俄国也不用过多考虑。在世界革命胜利后，发达国家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会在这方面帮助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只要“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或者至少是在许多先进国家中同时取得了胜利，那么，……落后的俄国就不必独自来考虑解决这一任务了，因为西欧各国的先进工人会来帮助我们，排除我们在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困难的任务即所谓组织任务时会遇到的大部分困难。”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俄共（布）不顾国内经济状况，用政权的力量强行过渡，与列宁的这种世界革命战略部署有深刻的关系。
       第二，向“单独干来取得成就”转变。世界革命没有到来，彻底打破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互动关系的部署。失去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援，已然夺取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能不能将革命成果保存下来，坚持到世界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时刻，列宁把对这个问题的考量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苏维埃俄国在军事上的胜利，短时期内解决了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虽然世界革命没有爆发，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剿灭苏维埃俄国的企图也没有实现，“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这种局面列宁称为“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列宁及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我们看到……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在此基础上，列宁重新部署了世界革命战略。既然世界革命不可能立即发生，那么继续“把宝押在世界革命”上，肯定是不现实的，必须转变战略策略。列宁说：“要善于使我们的工作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清醒的。”于是，他提出“我们必须转变，必须靠单独干来取得成就。…… 单独干吧——我们对自己这样说”。实际上，列宁对世界革命战略的重新部署，是俄国国内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根本动因。
       在列宁主义的理论逻辑下，社会主义是世界性事业，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命运取决于世界革命的爆发并取得胜利，这一思想贯穿于列宁革命生涯的整个过程。苏俄一国“单独干”，不是放弃世界革命的目标，而是不再将一切工作的基础放在世界革命的立即爆发上。也就是，既“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又“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列宁解释说，俄国在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因为俄国先进，反而是因为俄国的落后。如果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不跟进，最终还是无法抵制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单独干”是指俄国不再被动等待世界革命的后援，而是决心通过自己的力量完成文化革命的任务。至于俄国是否能通过“单独干”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列宁并没有把握。但他认为，无论如何，作为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经验，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都是宝贵的。在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之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意义时说：“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
       （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要务：以经济上的退却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新经济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在俄国国内掌握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在“经济上向农民让步”，在政治上重构工农联盟，以实现巩固政权和危机化解。一言以蔽之，“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能得到支持和巩固，我们可以作任何让步。”
       基于1921年春俄国农民暴动蜂起的情况，列宁意识到，俄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转化为政治问题。“推翻政权？还是寻求同他们（指农民——引者注）的妥协？”俄共（布）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为了实现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从1921年3月起，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连续召开会议，密集地颁布文件和法令。1921年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法令规定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实物税；实物税额比原先余粮征集制大幅下调，纳税后的余粮由农民自由支配。从具体措施来看，新经济政策是从经济着手的，但政治考虑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直处于根本的、核心的地位。列宁说，新经济政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如果无产阶级的政策长期使农民的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由于物资的极度匮乏，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在物质利益上立即改善农民的处境，只有通过商业环节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比较良性的经济关系，尽力满足农民的需要，逐步引导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在物质利益上向农民让步，是巩固政权、度过危机的头等大事。列宁要求党和苏维埃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充分领会并确切执行这一政治任务。列宁指出，在战争时期，工人和农民成功地建立了军事联盟和政治联盟，而工农之间“经济上的联盟”能否成功地建立，关系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对这一点毫不讳言。”
       （三）新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引领俄国一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首先，列宁强调了新经济政策的特殊性。新经济政策是小农经济的俄国在世界革命的低潮时期所实行的特殊政策，它不是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必须采取的政策，也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过程中都要采取的政策，更不是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必须采取的政策。反过来说，如果世界革命胜利，对于已经拥有大工业基础的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是不需要经过新经济政策这个环节的。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其次，列宁规定了新经济政策根本任务——在俄国建立起大工业基础。由于俄国不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大工业不能够将小农“组织成公有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那么俄国就必须先通过特殊的“中间环节”建立起大工业基础，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前提。因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更鲜明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在列宁的思想中，政策的转折并没有引起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发生转变。建立起大工业基础是新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也是利用商业和市场原则的限度。就是说，如果俄国具备了大工业基础，具有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前提，那么就不需要商业和市场作为中间环节了。有些学者提出，新经济政策改革中，列宁的理论思维已经触及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那一度，这无疑是一种夸大。列宁始终是把商业和市场原则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922年11月，列宁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定位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俄国不可能永远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它迟早要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市场原则终将被社会主义原则所替代。
       三、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后所实行的首次改革。这次改革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度、广度以及推行的力度，在当今看来都是十分巨大的。“从实践中谈论社会主义”、“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必须采取迂回策略向社会主义过渡”、“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将改良（郑异凡教授认为翻译成“改革”更为合适）提上议事日程”等重要论述是社会主义史上关于改革的最早最权威的表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西欧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批判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和制度体系作了大致的构想，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十月革命后，当列宁力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时，却发现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和贫穷落后的俄国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距。他试图通过直接“冲击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事实说明这种办法行不通。于是他认识到，共产党员要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要“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列宁客观地分析和总结了商业对于俄国“缓慢地、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的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列宁最早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这是新经济政策最具开创性意义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列宁已然看到，新经济政策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论断之间存在着多重矛盾。比如，新经济政策间接过渡的方式与经典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理论之间的矛盾；俄国一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与社会主义事业的世界性原理之间的矛盾；新经济政策利用资本主义的新举措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发生对抗的观点之间的矛盾等。作为一个从实践中谈论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当经典理论的个别论断与现实产生冲突时，列宁没有用传统定论去剪裁现实，而是尊重现实，勇于突破，积极实践。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同时也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鼓励俄共（布）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尝试，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
       在列宁的政治生涯里，列宁领导和能够切实总结的只是前后不到两年的新经济政策初期，当时苏俄的经济刚刚开始恢复，新经济政策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列宁缺乏足够有力的实践基础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创新性发展。他只能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解决推向更远的将来，力求为新经济政策赢得更长久的时间，期望从俄国人民的实践中得到更丰富更新鲜的材料来检验发展理论。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予他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在列宁的著述中，他始终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没有将市场经济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不存在社会制度属性。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的让步、对市场原则的重建，在他的观念中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他对商品交换、货币和市场这些因素一直充满了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深刻感受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市场对于小农经济的俄国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建立起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纽带，才能对农业进行改造，才能重塑工农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对市场和商业原则的国家调节的任何放松，都会加强国民经济中“纯”资本主义成分，而使国民经济中“纯”社会主义成分得以减弱。于是，新经济政策发展自由贸易是为了“同自由贸易竞赛，并用自由贸易的王牌和武器击败自由贸易”；利用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市场；允许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目的是为了最终“战胜私人资本家”；“退却”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转入进攻”。列宁的思想言论中，这种悖论一直困扰着他，挥之不去。正如周尚文教授所说：“我们不难发现列宁思想过程存在的一个矛盾：当他直面落后的国情时，他意识到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而当他作为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又希冀早日把俄国社会驶向共产主义彼岸。”
       可是，纵观在同时期的俄国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还未有人达到列宁的认识高度。大多数人对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充满疑虑。他们固执地恪守“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公式，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制度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员穆拉维也夫说过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真象当头挨了一棍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出现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不认识到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公然抛弃十月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这种思想认识在党内的广泛存在，说明俄共（布）未能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有全面的创新性认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不能表明俄共（布）有了带领俄国走上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更谈不上俄共（布）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些问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认识到。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是20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使命。由于种种原因，这条由列宁及其追随者开创的道路，却没有在苏联成功地走下去。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提出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现实基础，总结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汲取了列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思想的精粹，从根本上解决了列宁“迂回”、“退却”中的矛盾，还在经典理论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提出并明确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将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梦想等因素紧密结合，是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精神旗帜。
       （二）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论
       改革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和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把握和处理好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法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世界革命目标远去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掌握政权后的工人阶级通过合作化方式引导农民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要达到合作化的目的，必须以工业化、电气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民教育普及化等作为前提。所以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表现出多重维度。如为世界革命的最终到来而坚守的角度、重塑工农关系的政治维度、开展文化革命的角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维度等。列宁晚年对新经济政策改革的思考进一步系统化。他看到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行政命令与市场化发展之间的矛盾，思想开始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改革等方面。在列宁逝世之前的政治遗嘱中，他提出改组工农检察院以反对个人独断和官僚主义；要求重新认识合作社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然而，列宁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创新的一系列建议，没有得到俄共（布）的重视和响应。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无法得到思想意识形态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协同，改革的航船难以继续前行。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是否继续推行，成为俄共（布）党内高层权力斗争的焦点。于是，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就只能取决于俄共（布）最高领导人对它的态度。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斯大林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缓解工农矛盾、度过危机的临时性措施，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进攻”方面的作用，完全没有在改革的叙事逻辑下谈论新经济政策，更没有认识到改革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长期坚持的战略措施和根本道路 。1929年，斯大林干脆明确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让它见鬼去”了。
       反观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共产党汲取并借鉴了苏俄新经济政策改革的经验教训，从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入手，将全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统一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这段话实际上说明，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同辩证唯物主义一贯强调的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就为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方法论前提。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开放，生动诠释了改革开放方法论体系的内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明确认识到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改革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也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掌控已经开始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历史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