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1924年1月逝世，适应形势和任务变化的要求，对俄共（布）执政党建设理 论和实践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理和基本原则。这些原理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党执政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是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发展和极大推进，对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和正确实现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列宁认为，“共产党”这一名称，“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名称当然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既然“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就意味着把管理国家的权力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政府手里，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包括执政作用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争取政权的革命时期还是掌握政权的执政时期，都必须实行党的领导，因此由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的革命党转化为夺取政权，在全国规模上进行执政的革命党之后，执政的共产党坚持和正确实现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就是一条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原则。既然布尔什维克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那么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执政了的共产党不仅仅要领导国家的政治工作，而且要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思想文化工作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的工作。
列宁认为，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有着深刻的依据。
第一，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从1903年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布尔什维克主义党作为一种政党出现之日起，到十月革命胜利，至列宁辞世，在二十来年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教育、团结和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早已赢得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党以对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无限忠诚，集中了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的政治智慧、荣誉和良心，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信念已经深深地和不可动摇地扎在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革命胜利了，谁妄想坐享其成，信手来摘桃子，都为党和人民所不能答应。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推翻依赖于现代生产力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最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专政。新型的无产阶级势必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最广泛领域，同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展开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等多种复杂形式的顽强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这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全面的、复杂的和尖锐的斗争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具有实行全面领导的优秀素质和品格，即共产党经过了铁一般的斗争锻炼，赢得了本阶级的信赖，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因而既能领导流血的、暴力的和军事的斗争，也能领导不流血的、和平的和经济的、教育的、行政的斗争。唯有共产党领导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性质，也才能全面完成其历史任务。
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列宁较长时期以来一贯的思想。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在论到未来执政后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而不与任何人分掌的政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要始终教育工人阶级政党，“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列宁在一系列论文、报告和讲话中，不厌其烦的反复论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她只有成为国家的领导核心，才能够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领导无产阶级建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他告诫党和人民，“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他强调，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原则上说，必须接受共产党领导，这不该有任何怀疑；而国家机关在讨论任何活动，讨论进行组织建设的时候，对于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丝毫也不能忽视。
然而，同任何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命题、原理、原则一样，执政的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问题，也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反对、歪曲和攻击。在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的年代，一再遇到这种斗争。当时，社会上有社会革命党人（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派别），党内的“民主集中派”（民集派）和“工人反对派”（1920年下半年）等反对派，都反对列宁关于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原则。列宁主张：建立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其他政党只要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就允许参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对这一正确主张坚决加以拒绝，还发动反革命叛乱，对此俄共（布）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给以打击。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和“工人反对派”这两个反党集团，实际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它们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而是对早被列宁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的俄国经济派观点的重复，又是对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抄袭。俄国经济派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竭力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其实质是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期产生于英国、自立于费边社会主义之外的一种调和理论。这种理论否定阶级斗争，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发展生产者联合组织，在保留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由职工选举出来的代表管理企业，实行所谓的企业自治和经济民主，以此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工人反对派”区别于俄国经济派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处在于它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社会条件和手法不同。社会条件方面，他们处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手法方面，“工人反对派”并不一味地反对苏维埃国家政权，反而时时处处“引证”苏维埃的文献和俄共党的纲领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例如，他们为了“吸引”群众来“直接参加经济管理”，援引俄共党纲经济部分关于工会作用的条款：“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才能“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和“工人反对派”主张党内有派别和集团活动的自由，竭力反对党对苏维埃和工会的领导，嘲笑和咒骂布尔什维克主张的“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们散发种种提纲和其他作品，兜售充满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观点，兜售理论上最确定、形式上最完备的“声明”，声称“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直接把共产党排除在组织国民经济管理以及工会的领导权之外。
对此，列宁从多方面揭露和批判了党内反对派主张的荒谬性。
第一，揭露党内反对派理论上的根本错误。列宁认为，党内反对派理论上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它们的主张在理论上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分离，在实践上又与工人阶级现实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相分割，而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方面，既不能正确地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也不能正确地了解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上往往阻碍甚至放弃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列宁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但是党内反对派使用的“生产者”模糊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立场，因为“生产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淆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以及小商品生产者界限的概念。他们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不顾精确区分阶级的基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置若罔闻，这就难以团结、教育、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成为先锋队，自觉抵制劳动群众中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遏制无产阶级中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反对派”和“民集派”在理论上浸透着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第二，批判党内反对派政治手法上断章取义的错误。在关于如何领导工会、发挥工会作用的问题上，俄共党纲明确规定，工会要包括大多数劳动者并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在内，“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工会就不成其为劳动者的组织，这是工会“应当做到”的先决条件，“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而党内反对派在做“引证”时，不顾全文，只引证对它们有用的东西，有意地用“引证”经典文献来阉割经典文献的完整内容和精神实质，回避文献上已经明确的内容。为了达到目的，党内反对派甚至撇开党的纲领，直接提出召集“选举”经济管理机关的“各级生产者代表或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口号，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这样，党对无产阶级工会以及无产阶级对半小市民以至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领导、教育和组织作用，就被撇开了和取消了”。必须指出，在新生政权亟待巩固和发展之际，党内反对派抛开已经开始的改进苏维埃政权、创建新经济形式的实际工作，反而破坏苏维埃政权创建新经济形式，其恶劣的后果只能是促使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胜利。因此对这种“威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的直接的政治危险”，不能不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三，指出党内反对派罔顾历史经验的错误。历史经验表明，只要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资产阶级也就不会停止在国际范围内疯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才能保证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的坚强保证。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无产阶级政权，即便没有失去政权，这样的政权依然名义上维持，也会实质性地改变其性质，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求之不得的。列宁以18、19和20世纪俄国的历次革命的全部经验，令人信服地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统一、团结、力量和影响力一旦削弱，必然会动摇人民群众对革命先锋队的信心，反动势力利用其促成反动政权和私有制的复辟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了。列宁以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教训为例分析指出，俄国“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公开赞成“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一口号，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怂恿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把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中移走，暗示俄国大资产阶级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结盟。这警醒着取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革命阶级，丝毫也不能放松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表面上似乎是最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派别，实质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共产党领导的险恶企图的警惕，因此绝不能把国家政权转归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它们“没有能力执掌政权，他们始终只能起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只能给资产阶级独揽政权充当台阶”。它们还“得到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仍在称雄全世界的）的支持”。
第四，揭露批判党内反对派蓄意破坏的危害性。无产阶级政党在“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必须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而绝对不是相反。但党内反对派却不顾党的全局利益。1921年初，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苏维埃俄国处于历史的紧急关头，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果断实行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重点转移，探索“迂回”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在这种各种矛盾交织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特别需要加强共产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以团结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共克时艰。但党内反对派恰恰在这个时候出来唱对台戏，反对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就更凸显了它的破坏性和危害性。
二、党要把“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作为领导国家生活首要的根本的政治任务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遵循无产阶级领袖的这一教导，俄共（布）执政以后，经过了3年捍卫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军事斗争，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很快转入了经济建设。1921年1月3日，列宁提出了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主张。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
列宁的这一论述，一方面深刻地说明了在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向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力的革命之转变时期，党的主要的政治转变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执政党领导国家生活必须把“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的政治”。为了提升全党对这一重大转变的认识，列宁做出了一系列的论证。
第一，要对政治有新的观点。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在夺取政权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新的政治任务开始转变到发展国家的经济，以巩固国家政权的时候，如果对政治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旧观点上，那“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列宁做出的这个论断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因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看来，政治可分为狭义的政治和广义的政治。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说，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狭义的政治。在阶级和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坚持狭义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基本观点。但是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以后，若仍然局限于狭义政治观，把政治还仅仅限定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就难以全面反映和科学把握社会的现实生活，不能敏锐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产生误导。应该看到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里，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凡是涉及人民群众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的问题，属于全国全局性的大问题都属于政治问题。列宁“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后来毛泽东、邓小平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列宁在关于加强执政党对国家生活领导的思想中，提出并探索“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经济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在异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自己固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尚未建立起来，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矛盾，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无从发挥，也不会得到巩固，这凸显了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其次，“从事国家经济建设的政治”是人民的迫切愿望。苏维埃俄国原来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粮食和煤炭匮乏，饥荒严重，人民生活困苦，社会不稳定，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和渴望。再者，这也是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要求。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严重威胁，战争的阴云随时笼罩在头上，必须加速发展经济，做好应对。如果不发展经济，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就会挨打。当时形势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即或者加速前进，或者灭亡。最后，“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根本政治任务是完全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
第二，向经济建设这门科学进军。列宁指出，与军事斗争相比，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更困难，更复杂。对于做好经济建设复杂的组织工作，单凭革命的热情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秉持科学精神和管理艺术。为此，列宁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迅速学会管理，成为领导经济生产和监督的内行。“凡是熟悉实际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都知道：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针对俄共（布）当时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文化知识和管理本领还比较缺乏，领导经济生产还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列宁号召全党掀起学习热潮，向经济建设这门科学进军。
第三，要求经济工作人员勤勉的工作，坚决消除种种祸害，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当时在苏维埃国家的工业“总管理局、中央管理局”“国营农场”等管理机构和生产机构，存在着很多很多的怠工者，依然潜藏着地主和资本家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维埃政权。针对这种“祸害”工人国家的力量，列宁指出党必须利用自己的新生力量来同这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中央和地方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的本领，要尽可能快地在利用党的新生力量来反对“怠工”和同各种“祸害”作坚决的斗争方面表现出来。同时，列宁特别指出党内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的危害，痛斥苏维埃经济机构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警告官僚主义者会毁掉苏维埃国家政权和共产党员付出牺牲奋斗所得到的一切，“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根除不干实事、夸夸其谈的官僚主义，他要求从实际的工作中，大力倡导研究实际经验，“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地、而是实际地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学习哪些不应该做，哪些应该做，从而从具体生动的实例中教育官僚主义的老爷们。列宁要求大力培养能够“真正办实事的”、“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新生力量，来替换那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者。列宁说：“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三、党的任务是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丝毫也不能削弱放松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更不能向资产阶级和其他的反动阶级拱手相送国家政权。但是，对于党如何实行对国家机关工作正确、科学的领导，却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这个从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俄共面前。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政关系上出现了“不正常”状况，即暴露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危害。
这个实践中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引起了列宁的高度关注和警惕。1922年3月，列宁通过对俄共(布）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这一问题的关键归结起来，就是还没有弄清楚和处理好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与发挥党组织、苏维埃国家机关各自职能作用的关系，尤其是党组织和苏维埃国家机关职能的关系。党要领导苏维埃政权,“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但又不能代替苏维埃的工作。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组织的职能和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职能各归其位。其实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只是当时因环境的险恶，没有得到解决。1922年3月，列宁在致维·米·莫洛托夫及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中明确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列宁讲党的“总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三者的统一。在党的“总的领导”中，政治领导居首位，因此列宁有时也将“总的领导”和“政治领导”同等使用。政治领导的任务是决定国家政权建设的发展方向、道路和重大原则，包括国家机关和组织活动的内容，及各政权机关的关系和对国家政权工作的监督。列宁非常重视国家机关的日臻完善，从多方面论述了党的政治领导问题。
第一，“总的领导”首先是苏维埃国家政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愿望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制定出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制定事关全局的经济政策等。
第二，整个共和国机关必须遵守党的决议。“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国家政权建设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政权机关建设应该服从党的政策的领导，而不能背离党的政策，更不是党的政策服从机关。任何机关也只有在党的政策下获得统一赋权而不得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如果机关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任何好的政策都会束之高阁，毫无用处了。
第三，国家机关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党中央的指示方能决定。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的决定权在党中央。“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诸如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改组、各级党政机构的职权范围和活动方式等重大问题，经有关机关部门讨论后，还必须交党中央做出最后决定。
第四，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苏维埃宪法体现了党的宗旨和原则。党的决定应当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通过而不应当取代苏维埃机关去贯彻。“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列宁要求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明确要求政府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具体决策和具体业务，应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团结劳动群众去进行，反对党过分频繁地、直接地对政府部门和业务部门去进行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认为这种“干预”会导致苏维埃政权失去职责, 使苏维埃机关和工作人员失去责任心和负责精神。
列宁高度重视思想领导。列宁认为，思想领导要“始终列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人们管理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自己大脑的思考，有什么思考就会有什么管理行动，先进的思考有先进的管理，落后的思考有落后的管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领导作用，就在于以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工作，向人民群众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服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自觉去实现党的纲领。为了培养一代“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列宁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工作，重视思想教育工作专门队伍的培养，尤其重视通过出版马列原著、加强理论学习来提高思想理论素质。列宁还非常重视党校在思想领导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亲自到党校讲课，强调保持党的思想教育工作队伍的稳定性，“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把他们调去做别的工作”。强调思想教育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性、真实性和针对性，要深入群众，同基层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要求教育者高度重视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感情沟通。
列宁十分重视组织领导。列宁认为，组织领导是实现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物质的组织的保证，非常重要。“政治由一些人来主管，而文件如果由另一些人来写，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为实现组织领导，列宁要求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掌握好分配人员的权利。列宁认为，“任何组织问题都有政治意义。”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之后，党的干部配备和干部的作为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落地生根具有决定意义。因此组织领导的关键在于有调配人员的权利，配好各级领导干部。若“取消中央调配人员的权利”，不仅“不能指导政治”，而且任何政策也就无法体现。为此列宁论述了挑选人才、任命和调动干部的特殊重要性，强调全部工作的关键在于人才，没有能干的人，一切命令和决议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二是要抓好国家机关党组织的活动，使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影响，在非党群众中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要求在工会等各种非党组织中，建立严格服从党的纪律的党团，并按照党的要求，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的工作实行严格监督。要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保证选出优秀干部，符合党的要求，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宁认为，对某项工作领导人的选拔要慎重要严格，经过极严格的考试，确保选拔上的干部具有国家机关基本理论、行政管理和公文处理等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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