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负面溢出效益，即世界贫富分化、难民危机爆发、地缘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各种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这背后所折射的实则是不平等的鸿沟。由此，世界呼唤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应运而生，它是要打破世界发展的垄断与断裂失衡，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等级性和殖民性问题” 。当然这一问题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从最终方案上来讲必然是以“自由人联合体”对其进行取代，但目前要“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 。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要立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更要注重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挥作用的现实场域与机制。事实上，全球化作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集中表达，它的生产、流通、分配以及消费环节都是紧紧围绕时间和空间而展开的，而理性地控制时间和征服空间则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重要方面。鉴于此，要想深刻体察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动因，就必须立足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加以透视，只有这样才能在认清其剥削性与非正义性的基础上全面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蕴涵，从而在“时空正义”的维度上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全球化发展的创新意义与价值。
一、马克思时空正义思想：基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空布控的批判
全球化作为人类生产和交往范围的极大拓展，它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虽在客观进程上确实将现代文明推向全球，但背后的主观动因则是满足资本的增殖逐利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后，为推动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军事和殖民手段获取世界市场和资源，开启了早期的全球化。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即时间优势）越来越具有突出意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转而利用工业、技术等经济手段的优势来征服世界，并制造出“依附—从属”型的不平等全球空间格局，以此确保全球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自身。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以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流通以及消费环节为考察对象，以“物化劳动时间”的吮吸和“依附性”空间关系的形成为切入点，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空布控机制和价值环流过程，揭开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发展断裂失衡的深层次秘密。
（一）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坐标的价值体系与全球剩余价值榨取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核心法则，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围绕着资本的增殖而旋转和展开，当然包括对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不过是为了让资本在全球运展，实现自我增殖。资本的增殖之所以可能，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无偿占有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构成了资本增殖的终极秘密。那么，剩余价值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大小又当如何确定？对此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作为“新价值的加进”，它源于工人“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其大小则取决于追加劳动量的多少。而就劳动量本身来说，它又是“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 的，衡量劳动量的天然尺度是劳动时间，由此一来，剩余价值就与时间发生了本质性的关联，正如马克思所揭示到的，“剩余价值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时间” ，“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 。物化劳动时间作为标记价值量大小的坐标，它是死的、抽象的，只能由人的“活劳动时间”凝结而成，所以资本要想获得最大程度的增殖，它就必须尽可能地吮吸工人的活劳动时间，吮吸的越多其生命力就越旺盛。正是缘于对“物化劳动时间”的渴望，资本主义把生产、交换和消费统统变成了全球性的，并通过生产与流通领域的时间谋划、布控，将世界各国的发展时间都变成它的利润要素和吮吸对象。
首先，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将全世界都纳入到其雇佣关系之中，通过时间谋划实现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所以控制和调配时间就成了其谋利的重要手段，其中既包括以延长“工作日”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又包括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以时间谋划来吮吸剩余价值的方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而被复制和施加到世界各国身上。在对外投资合法性外衣的掩盖下，资本主义直接将那些还处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 的国家卷入到自己的生产体系当中。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建立起普遍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从而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变成自己的奴役对象，将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源源不断地虏获，并最终凝结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获得的财富越多，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人民失去的越多，意味着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为资本主义国家盈利之上，意味着“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窃取了文明” 。
其次，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凭借技术优势与垄断对“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谋划，从而获取全球价值的“剪刀差”。一方面，资本主义利用技术优势与垄断，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时间低于全球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马克思揭示到：“在不同国家之间……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以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技术优势与垄断的持续，决定商品国际价值大小的全球必要劳动时间会相对缩短，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无偿占有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剩余价值。在全球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一旦进入到世界市场，他们就不得不以“低于产品的充分的生产价格来出售他们的产品，因为这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下降，他们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技术霸权使发展中国的产品发生了贬值，“虽然它的名义价值没有变，但相对价值却变小了”，物化于其中的一部分劳动时间根本得不到支付而被无偿地转移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伴随时间窃取的持续发生，本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时间被以物化的形式源源不断地吸走，全球时间结构在资本的搅动下已经不再是匀质化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断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衡状态。
再次，在消费领域，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刺激和塑造人的过度需要，从而以透支未来的方式使自己持续获利。资本增殖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系统，当它通过商品的大量生产来“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的时候，它同时必须得让这些商品被消费掉，因为只有借助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才能维持下去，资本才能顺利进入下一个吮吸周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要想持续获利，就必须“扩大现有的消费量”，必须“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必须“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在这一趋势的不断作用下，全世界的消费规模变得无限扩大，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并最终背离真实需要的满足而走向虚假需要的竞逐上，整个人类社会也被推向“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运行轨道。而这恰恰是以全球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是以透支全人类的未来为代价的，由此“未来被拖入到现在的活动当中”，被拖入资本主义“利润的逻辑学”，成为以“剩余物化劳动时间”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益来源。
（二）以“中心—边缘”为格局的空间结构与全球价值回流及风险转移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布控，饱受剥削之苦的发展中国家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国际竞争中走向灭亡，他们不得不抛弃原来的传统生产方式，并转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由此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迅速扩张开来，“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这些联系当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进步和落后、文明和野蛮、发达和不发达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的关系决不可能是平等的，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生产方式对外扩散的一方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作为被资本席卷和裹挟的一方则只能处于“边缘”位置。马克思把这种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关系定性为“从属”关系：“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 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格局实现全球价值回流与风险转移。
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心—边缘”为格局的空间结构在全球扩张生产与市场，实现全球价值回流。“中心—边缘”结构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全球拓展的产物，更是其维护自身统治、扩大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不同国家因生产能力层次不同所结成的一种等级结构，距离“中心”的远近则反映了生产能力的强弱。而生产能力的不同又进一步决定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了不同的经济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分工。在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这些决不是由它们自主决定的，而必须服从于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和指派，它们的角色只是原材料的输送者和初级产品的供给者，至于那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则必须依赖资本主义强国。得益于“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结构和与之相应的垂直化分工，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可以依据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来精准安排生产布点，从而压缩生产成本，同时还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出路、开拓市场。通过这两方面的循环往复，资本主义强国牢牢控制了全球产业链，并最终形成“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的全球价值环流系统。
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心—边缘”为格局的空间结构转移过剩资本，实现风险与危机的全球扩散。随着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的出现，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会变得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强国“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周期性的危机向资本主义世界扑面袭来。面对危机，如何疏散过剩资本，从而缓解过度积累的压力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时，“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结构为资本的出逃提供了可能，资本通过向外围欠发达地区游离从而使过剩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化和吸收，这就为危机的发生提供了缓冲，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揭示道：“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 。可资本输出的越多，外围不发达国家失去的也就越多，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维指出：“金融危机是精心设计出来协助掠夺性积累的” ，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暂时免于走向灭亡，另一方面则使全球的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了。
在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体系中，时间和空间都已俨然成为资本增殖的场域，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实质性的联结系列。在这一系列中，时间是利润的因子，空间则直接意味着“交换网络与原料和能源之流”，而理性地吸纳时间和征服空间就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规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整个资本主义的全球运行法则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以时间消灭空间和以空间聚合时间的无休止循环。正是根源于这一点，所以那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时间和空间完全成了可兹盗取的资源，成为资本主义榨取和占领的对象，伴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流失，它们与资本主义强国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整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不不平衡。
二、全球时空断裂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语境
当前，资本主义的全球时空操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一种加剧之势：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断扩大对于落后国家的技术优势，从而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维度上深挖“比较优势的陷阱”，以此加速全球财富流向自身；另一方面，它们则通过赤裸裸地推行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而在空间维度上把全世界都死死控制在自己的管理框架中，以为资本的全球流通与循环提供保障。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全球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各国虽处在同一历史时空，但实际却呈现出一种严重撕裂的状态，而这恰恰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出场语境。
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经济与科技的先发优势不断扩大全球技术产业代差，以此增强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及“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制定中的垄断地位，这使得发达资本国家在实现全球价值收割的同时却把整个世界抛入“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时代断裂之中。在以“物化劳动时间”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全球套利体系中，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国别差异构成了全球价值转移的必要前提。为了持续展开全球价值吮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开发新产品、创造新技术，以至“对技术创新和相应的超额利润的持续的、制度性的渴求”成为晚近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对于这些新技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严格地封锁和保密措施，防止技术外溢，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会进行技术输出，但这些技术都是落后与淘汰了的，真正的核心技术是绝不可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放的。不仅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在个别领域积累起来的生产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配额、关税、反倾销责任、出口信誉和补助国内厂家等方式（这些方式是贫困国家不被允许具有或无法具有的）”来进行封锁和打压。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被死死地钉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最底端，只能窝集式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只能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只能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全球定价，而发达国家则通过生产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产品“因而在按照国际生产价格出售这些产品时，都能够占有比自己国内创造的剩余价值多”。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加深，由技术霸权所导致的全球劳动生产率级差使得落后国家的时间大都化作剩余价值的形式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充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对全球时间的吮吸加速完成现代化进程并迈入后现代，而广大发展中国加作为时间的丧失方则停留在现代化的早期甚至是前现代阶段，整个世界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织割裂的局面。
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构筑和操控全球性国际组织，从而扩大自身在全球空间的权力场域，以此实现对全球空间体系和治理格局的独霸，这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毫无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因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致使国际矛盾和地区冲突，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撕裂动荡不安之中。哈维曾指出，“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资本只有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其更加顺畅地在全球空间范围穿梭和游走。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武力殖民的方式来建构符合自身利益要求的全球政治秩序和“中心 -边缘”型空间格局，然而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与被殖民的国家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可“中心-边缘”的世界空间格局却并未就此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缔造了一系列全球性组织，其中北约、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国际组织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理念的延伸，它们对那些臣服和归顺自己的国家给予“保护”和“优待”，对与自身相左的国家则加以排挤和孤立，以此达到“分化”世界、“西化”世界的图谋，并最终实现“和平演变”。通过这些全球性组织，资本主义国家塑造和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和权力，“打开了尽可能多的世界地区，让资本自由流动” ，但其中所蕴含的霸权主义行径和强权政治却也激起了世界各国的反抗，地区矛盾和地区冲突加剧，全球空间撕裂格局日趋严重。
再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取不履行或者少履行国际义务的“逃避主义”原则，从而将对落后国家以及全人类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先行索取所造成的责任统统舍弃，这不仅使广大落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破坏殆尽，更使得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利益陷入巨大风险之中。作为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制度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贯彻的是一套绝对理性至上的原则，为了加快获利速度，它们不惜以过度开发、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为代价，并最终造成全球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蔓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却拒绝承当相应的生态治理责任，其中美国于2001年、2017年先后两次退出全球气候政治协议（《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就是这一逃避主义行径的突出表现。为了使自身能够“幸免于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丝毫没有遏制自己的贪念，而是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产业统统转移到落后国家和地区，以一种“生态殖民”“空间转移”的方式将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污染避难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因此面临更加沉重的环境负担，其生存和发展空间遭到严重挤压，全球空间的生态不正义问题日益突出。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开发和过分索取不仅关系到空间问题，它还“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说到底这是关系到不同世代人类之间的正义关系问题” ，不断加深的生态危机将对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损害，使人类的未来与现在割裂开来并陷入极大的不确定当中。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空正义之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它一方面以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为抓手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回失去的时间”，另一方面则以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为支撑破除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秩序，此外还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为整个人类文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未来时空。正是基于这三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修复和重塑资本主义全球时空格局提供了现实路径，并彰显出其所蕴含的时空正义之维。
（一）以全球产业链的重塑为抓手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找回失去时间”
针对当前全球现代性发展中“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的交织断裂，要想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共享同一历史时空，最为关键的是要打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霸权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掠夺性全球价值链。在此基础上，进而帮助那些起步晚、底子薄、速度慢的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加快发展速度，帮助它们走上一条“赶超式”和“跨越式”的发展之路。只有借助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以及“时空压缩式的发展”，才能让广大发展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为了实现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中国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不断加强自主创新力度，在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同时更是在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核心领域进行重点部署并取得领先优势，从而冲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主导权。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充分发挥自身的快速发展优势，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欢迎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从而助力其发展。“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为依托，一方面通过对沿线国家的产业扶植和产业转移，帮助其快速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树立起新的产业标准体系，从而为迅速实现现代化与工业化赋能；另一方面则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技术援助和人才援助为支撑，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冲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提高它们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从而走出资本主义全球现代性所埋设的“比较优势陷阱”，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更好实现自身利益。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驶上现代性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以全新的姿态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以及价值链，从而充分享有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并推动全球现代性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以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为支撑破除“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强自身以外，它还力求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以此为后发国家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面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以“中心—边缘”为特征的世界等级结构，任何以自我封闭的形式来进行消极抵抗的做法，或者是浑身解数以求向中心靠拢的企图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当然更不能主动加入掠夺者的队伍而沦为资本主义的帮凶，否则只会让全球的利益争夺和不平衡情况加剧。当前，在资本主义的力量依旧强大的背景之下，要想打破不平衡的全球空间结构，最为关键的是要做好“去中心化”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消解中心国家的绝对控制权，使其相对优势减弱，而这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努力推动和力求实现的目标之一。
为了破解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布局，中国首先在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基础上，全力支持它们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通过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从而指引它们从资本主义的绑架和操控中挣脱出来，使其不再依附于所谓的“中心”而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广泛团结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先后发起并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一系列区域性合作组织，依托于这些组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被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从而使它们在国际事务的商讨和国际准则的制定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与更高关注度，也使得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得到有效地维护和实现。随着这些区域性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原本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牢牢把持的“单极”世界开始朝着“多元化”“均衡化”的方向发展，整个世界格局也从“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走向了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特征的“多元治理”和“全球善治”，资本主义的空间霸权最终被多边主义的世界格局所取代，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空间格局逐渐形成了。
（三）以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为依托开辟人类文明更加广阔的未来时空
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本逻辑所导致的现在与未来的割裂、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我们不能只看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而必须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即要让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又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从而在现在与未来的和谐统一中既做到“代内公平”又做到“代际公平”。着眼于这一点，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必须以“人类文明的永续长存”为出发点，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要以发展绿色经济来“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 ，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了开辟更加广阔的人类未来发展时空，中国一方面立足自身的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国际担当责任，运用法律、行政、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不断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重点培育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产业，提高自身的经济绿色化程度；另一方面，则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积极转让各种环境友好型技术，“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除此之外，中国还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协议的制定，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少沾点便宜、“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主动“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通过打造生态共同体从而保证人类文明的长存永续。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作为迈向全球时空正义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价值目标上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尺度向“以人为目的”的转变；在发展格局上实现了从“舍我其谁”的空间霸权秩序向“和而不同”的共生格局的转换；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功利主义”的掠夺式发展到“顾他性”的永续发展的转换，从而开创了人类全球化事业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以及普惠发展的新局面。
（一）在价值目标上，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尺度向“以人为目的”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中，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坐标的价值标准所反映的实际是一种赤裸裸的“物本”思维，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当“‘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在这种以物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中，“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 ，是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活的工具”，是被奴役和劫掠的对象。而这恰恰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无序扩张的动力以及不平衡发展的根源。诚然，物的丰裕是全球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如果把它奉为至高无上的准则，那只能说明人类的全球化事业尚处在一种追求“原始的丰富”的不成熟状态，处于“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状态，最终只会在无休止的利益算计和倾轧中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 。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
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物对人的僭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球化的根本的目的绝不在于纯粹的物质累积，而在于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 ，只有人才是全球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和终极意义所在。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的价值坐标也不应是抽象的“物化的劳动时间”，而必须是人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在这一从物到人的根本性转换中，以物化劳动时间为目的资本主义全球价值运作系统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些原本饱受剥削之苦与掠夺之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再也无需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为发达国家免费创造剩余价值之上，而是把它们转而用于自身，用于自我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增进之上。这样一来，时间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完全恢复了它的“属己性”和“为我性”本质，原来受资本操控而发生扭曲的全球时间结构也重新变得均匀起来，从而使世界各国得以在相同的时间条件下谋发展、搞建设，造福本国人民。当然，作为全球化的真正价值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人绝不是某一国家、某一特殊群体中的人，而是世界各国人民、是全人类，它在价值取向上所关照的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 。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所以矛盾重重、问题丛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所维护的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是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并最终导致全球空间发展格局的严重失衡。而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困境，就必须树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单一主体性思维”的“类思维”，弘扬一种能够反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价值追求最大公约数的“类意识”。正是立足于这一“全人类”的立场，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反对把全球化变“个人和民族国家的‘小我’个体价值”无限扩张的场域，而要求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大我’人类价值”为着眼点，将全球化打造成“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 的伟大事业，最终使世界各国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受益。
（二）在发展格局上，实现了从“舍我其谁”的空间霸权秩序向“和而不同”的共生格局的转换
就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而言，它的内在趋势是让全世界国家都按照它的模样来进行生产和交往，任何与资本主义道路不同的发展方式都被视作不可容忍的“敌人”和“异端”，都是要被击垮和粉碎的对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资本在全球空间的权力场域。可由此一来，整个全球化发展的“差异化”与“多样性”特征就被抹平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式化”与“同质化”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国家没有任何发展自主权可言，只能跟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这不仅导致它们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同时也使整个人类的全球化事业呈现出严重的动能不足。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这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选择，世界各国都必须踏着资本主义的脚印，从而把全球化变成资本主义的“空间殖民”。在全球化的发展格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 ，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 ，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具体历史国情“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从而在一元与多元、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中形成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全球空间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每个国家的发展和命运都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原本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国家再也不是全球化的消极追随者和被迫卷入者，而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就使其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得到了极大地激发与释放，从而紧紧抓住人类历史的发展大势并大有所为，在加速本国发展的同时也为整个全球化事业的发展增添活力、贡献力量。与此同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从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变成“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在这一关系下，不同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对话成为可能，大家通过协商一致从而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创新发展方式、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包容性发展等措施，创造出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另一方面则在集体合力中“合作应对一切挑战”，进而化危为机、化危为安，冲破全球化的发展瓶颈。
（三）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了从“功利主义”的掠夺式发展到“顾他性”的永续发展的转变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本主义把利润的增长奉为至高无上的准则，所以它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来满足自身的“积累欲”，这就使得在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背后实际所隐藏的是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的过度破坏和未来的过度透支，是污染的空间转移和生态成本的全球转嫁。这种只顾“当代”不顾“后代”、只顾“本国”不顾“他国”的功利主义行为看似可以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丰厚的利益回报，同时还可使其免于陷入生态破坏的困境，但实际上，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实现所谓的绝对安全，由资本主义的掠夺式发展所引发的生态危机最终将蔓延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对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成就造成“反噬”，最终“侵蚀的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损害的是全人类的未来” 。
为了确保人类文明能够长存永续，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在发展方式的选择上，世界各国必须摒弃绝对的利己主义原则，必须停止对未来的过分索取，更不能肆无忌惮地向他国转嫁生态成本，使其变为自己发展的“踏脚石”“牺牲品”和“替罪羊”，而必须积极探索一种兼顾各方利益的新型发展道路，形成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针对当前全球化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不可持续问题，世界各国则应在携手同行、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通过承担共同但却有区别的责任从而达成全面、有效、普遍遵守的生态保护协议，提出合理、公正、均衡的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有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路径和治理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功利主义发展方式的扭转，它不仅着眼于当代人利益的普遍实现上，更关乎子孙后代的发展，不仅着眼于本国的发展，更关于域外国家的发展，从而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交汇中开拓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道路的新的人类文明实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