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是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堡垒——天主教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旨在把人从神权和封建世俗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们将目光从专注于“上帝”（封建世俗政权和天主教会是其现实化身）的需要转向关注自身的权利、幸福、价值和尊严。然而，它力图通过对“抽象的人”的考察，寻求人固定不变的一般本性的局限性使得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人们冲破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的束缚高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帜，但对人性的思考却仍然停留于思维的幻象之中。其后的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鲍威尔、蒲鲁东、施蒂纳等等，对人的本性或本质的思考仍旧落入了抽象人性论的窠臼，他们“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从而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将历史看作或是绝对理念的演变过程，或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或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或是虚幻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如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鲍威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唯一力量就是自我意识，而历史除了自我意识的变异和发展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了”；在蒲鲁东看来，“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施蒂纳认为，“个人就其自身而言是世界历史”；等等。从抽象的人性或者主客观精神出发，不可能正确地回答历史观、社会历史主体等问题。与唯心主义相反，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从客观存在的人出发，但他是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出发（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本性归结为“类”或一般“共同性”，否认人的社会性），立足于“市民社会”，但由于脱离社会实践，忽视了人的“能动的方面”，故其“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也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历史，正确地回答历史观、社会历史主体等问题，最终在社会历史观上同样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由于不满于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蒲鲁东、施蒂纳等人对历史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另辟蹊径，探索社会历史主体、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必然要以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把握为前提。那么，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应当从“现实的人”或者人的“社会属性”出发，即要把人看作是“社会化的”人，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界说既是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科学回答，也是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彻底否定，更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社会历史问题的逻辑起点。正因如此，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立足点完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解释是立足于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或者说“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了人类历史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若撇开这“第一个前提”不论，那么，“有生命的个人”与“全部人类历史”又究竟是何种关系呢？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系统的思考与回答。首先，他们肯定了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具有生命的人的历史，而不是精神或意志的历史，当然也不是上帝和神的历史，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一点完全不同于黑格尔、鲍威尔、蒲鲁东、施蒂纳等人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部纯粹的精神发展史。其次，基于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与人类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的全面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对此，马克思后来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观点的确立，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基础，使得对历史创造者、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成为可能。再次，更进一步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是在通过自身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更本质地说，人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在创造历史。理由在于，“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进而言之，“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解释立足于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或“社会化的人类”之上。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才是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创造历史。那么，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又究竟是哪些“现实的人”？是如历史唯心主义所认为的仅仅是个别人物——英雄人物或杰出人物呢，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明确回答，“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由此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尔后，通过对“个别人物”和“广大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深入分析，恩格斯进一步论证和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尽管恩格斯肯定了个别人物尤其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历史作用，但他并没有把历史的最终动力归结于“个别人物”的动机，也没有笼统地归结于整体意义上的人类的动机，而是归结于使“广大群众”“整个的民族”以及其中的“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利益诉求。而所谓“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则是指由个体力量汇成的合力的持续作用而导致改变历史的行动。在恩格斯看来，“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列宁此后也肯定，“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也鲜明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综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唯有“广大群众”或者“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人民群众：从历史创造主体走向人类幸福主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书写了地球生命史上最壮丽辉煌的篇章。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人类这一切的壮丽、辉煌、理性与幸福。因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理应成为人类价值或幸福的主体。这里所谓的“幸福”，绝不是宗教投射给人民的“虚幻幸福”，而是人们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现实幸福”。“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而要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使其真正成为人类价值的主体，就必须推翻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旧社会，建立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直以来，人民群众自身，包括由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构成的核心组织和中坚力量，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断抗争或接续奋斗。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为追求自由平等、实现公平正义、争取自身利益和幸福而不断进行斗争。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这种斗争变得愈发广泛而激烈。在资本主义社会，其所奉行的资本逻辑完全逾越了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底线，毫无顾忌地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仅仅把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视为唯一的目的。为达目的，资本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彻底暴露了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和残酷的剥削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在资本主导一切的世界里，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雇佣工人的生活状况竟然与他们创造的财富成反比！“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丛林社会”把人们日益分化为两个对立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那里，创造财富的阶级却并非占有财富的阶级，创造价值的主体却成为对立阶级实现其价值的客体，创造幸福生活条件的阶级本身却毫无幸福可言，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最大的弊端，也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不公。无产阶级为改变自身极端糟糕的生存境遇，争取自身利益和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爆发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典型的无产阶级开展的独立政治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均告失败，但它们与此后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道，突破了以往的运动“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性，向全世界展示了无产阶级为捍卫自身利益和绝大多数人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日益觉醒、坚强决心和伟大力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实质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幸福”，使作为财富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同时成为财富占有的主体，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同时成为人类价值的主体，作为幸福条件创造主体的人民群众同时成为幸福生活享有的主体，这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的远大理想，也构成了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旨趣，在现实中，以马克思、恩格斯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孜孜以求地为之不懈奋斗。

       然而，要实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标，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幸福”，使历史创造主体真正成为人类幸福主体，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头脑，也要建立先进组织凝聚无产阶级力量，领导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个先进的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告，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只有这个组织才能肩负起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最能深切地体认无产阶级的悲惨遭遇和现实苦难，最能懂得无产阶级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而且，“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始终为无产阶级代言，为无产阶级谋求眼前和未来的利益与幸福，就成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二十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导致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在这些国家，人民取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改观，尤其是在走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而且全面迈向了小康生活，实现了从历史创造主体走向人类幸福主体的理想。

       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在现当代中国的表达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941年，毛泽东写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此，我们要“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拜群众为师，多向他们学习和请教。1945年，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毛泽东更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可以说，毛泽东历来就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甚至是唯一动力。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早在1943年，邓小平就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后来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有信心，除了由于有伟大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外，还有群众的支持。”这里所谓的“群众的支持”，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一种通俗表达。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这句话间接地表明了人民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是历史的创造者。

1989年，江泽民强调，“要在全党范围内……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江泽民意在告诫全党同志，切不可忘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2001年，江泽民指出，“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并着重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江泽民重申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胡锦涛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历史表明，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真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2000年，胡锦涛进一步强调，“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008年，胡锦涛在有关讲话中再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可见，胡锦涛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也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2012年，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2013年，习近平再次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把人民看作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无疑是对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使命宗旨和奋斗目标。这一使命宗旨，毛泽东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行了高度概括。1945年，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57年，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代表人民利益”，革命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就是典型而生动的实践。

       在邓小平看来，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宗旨和根本原则。为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邓小平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出发，邓小平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党和政府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就看是否做到三个“有利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质要看人民有没有从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中得到最大的实惠和利益。为接续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1年，江泽民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2002年，江泽民进一步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让人民享受更多更好的发展成果，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08年，胡锦涛强调，“各级干部要切实把以人为本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11年，胡锦涛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使人民生活变得更加富裕和幸福。

       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重要理念。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年11月，习近平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完成这一伟大事业，“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毛泽东还提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一直以来成为我们党做好各项工作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邓小平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珍惜广大人民的创造性，这样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只有在充分发挥人民积极性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完成国家每一项具体任务。”1980年，邓小平再次强调，“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可以说，“依靠群众”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在江泽民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创造力和团结性。1998年，江泽民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必须……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江泽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完成和推进的每一件大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紧紧依靠人民”就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法。2011年，胡锦涛提到，九十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紧紧依靠人民创造伟业”。在习近平看来，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事业。我们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等等，就是典型生动的例子。习近平还强调，我们要实现既定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018年，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可见，习近平始终坚持要依靠人民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切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新时代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