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人工智能“智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依然突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层面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认同与认同历史问题。人工智能“智化”技术的迅猛发展，除了赋能历史认同使其更具意象和景象，也让历史认同在“智化”场域中显现着叙史内容自动化、话语表达程序化、信息出入代码化等特征。“全民参与”的人工智能虽为“智化”历史认同注入了生机，但也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机可乘，给历史信息、历史史实和历史思维留下了话语表达歧义化和歪曲化、认知效果碎片化和囫囵化、分析逻辑阻滞化和缺失化等问题。然而，人工智能“智化”技术的创新也有其辩证的一面，即“智化”科技与历史的统一，创建“人机一体”的“智化”实验机制；“智化”科技与知识的统一，构建“史实重现”的“智化”知识秩序；“智化”科技与思维的统一，重构“超越人类”的“智化”思维模式，从而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彻底批判和普遍反制。
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因科技而转化、因问题而革新。近年来人工智能“智化”技术的蓬勃发展，既开启了科技赋能历史的新时代，但也因过分关注代码、算法和效率等工具理性思维，给历史工具与思想价值带来了混淆之现象。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人工智能空间的沉渣泛起，给历史信息、历史史实和历史思维留下了话语表达歧义化和歪曲化、认知效果碎片化和囫囵化、分析逻辑阻滞化和缺失化等问题。时代因科技而进步，如何引领新时代中华民族读懂历史，如何拓展科技赋能历史途径，怎样科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从而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彻底批判和普遍反制，已成为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必须直面的议题和探索的重要课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坚持做好党史、国史教育，这是党史工作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
一、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新表征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正经历着由文字、图像和视频等为载体，向“智能代码”“智能伴学”和“智能算法”等“智化”平台和空间的转变。历史信息在以往的教育、认同和构建过程中，多以符号、图片和语言的形象出现，而人工智能时代历史认同在“智化”技术的推进下，将历史、科技与人类三者融为一体，逐渐超越“立体化”“意象化”“炫酷化”的融媒体，成为新时代历史表意的新场域。正是基于此，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因伴随着人工智能“智化”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并呈现出“自动化”“程序化”“代码化”的表征。
（一）叙史内容自动化
人工智能最吸引大众的手段就是打破历史认同以往的呈现方式，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以“自动化记忆”“自动化推理”和“自动化运算”等形式嵌入到新时代人们的生活中，呈现着叙史内容自动化的显性特征。因此，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过程，更加注重在自动化的量化标准和测评程度上凸显客观的历史知识，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历史史实的“智化”传播。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多基于智能算法展开历史史实的传播，如借助“模拟退火算法”先将所需传播的历史信息输入人工智能科技，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意义等信息发生碰撞，变成一种无序化状态，再通过不断输入历史信息，使得库存不断变大，然后通过“降温”的智能演算，使得历史信息次序较之更为有序和自动。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叙史特征，不仅实现了历史话语样态和文本形态的创新，还使得纵横交错的历史信息变得更为丰满，实现了历史信息与人工智能的有效衔接，是对以往历史呈现方式的创新，同时也是历史信息走进人工智能的内在机制。以往历史信息受认同模式和认同具象等限制，多以大众的“猎奇”心理为据，通过图像、影视和色彩等科技手段，以更加靠近大众的方式，展开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新解构和分解，其更多展示的是生活化、碎片化、选择化的历史认知和历史价值。这使以往历史呈现效果往往停步于广泛而宏大的叙史模式。人工智能时代，历史认同展现的更多是“自动化”和“超越人类”的历史文本和具化思维，凸显的是不同历史人物在同一历史事件中的“自动化”叙史和不同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空间中的“自动化”比较，这为历史呈现提供了更为清晰地历史坐标系，也使得历史内容更具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人工智能时代，“历史”与“科技”穿越时空的对话，不仅赋能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历史逻辑和叙史方式，还更加贴合新时代大众的认同心理。
（二）话语表达程序化
现如今大众均是人工智能的接受者，也都是人工智能的终端，人人普遍都可通过人工智能“智化”程序，全方位地参与到人工智能平台的运行中，是科技发展中人类“智慧”通过人工智能在不同科技维度交互中，不同话语的信息形塑。人工智能既是科技创新的新兴载体，也是历史呈现的多维空间和人机一体的连接方式，是“人类—科技—历史—价值—人类”的循环智能链接。因此，在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过程中，历史信息的传播不再是“个体—个体”“个体—客体”“人类—科技”等单一的运输方式，而是通过构建程序化的主体、载体和客体来实现历史信息的话语表达。与以往历史话语不同，不论是人工智能程序对历史信息的智能演算，还是人工智能机器“超越人类”的历史思维，抑或是“人工智能人”与人类对历史信息的“深情交流”，都是“多—多”的程序化表达。在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时代，历史信息不仅显现着主体普遍多元的程序化特征，还存在客体、载体和历史信息也如智化算法般涌来的程序化现象，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消极思潮的传播主体。
与新媒体环境下众说纷繁的历史认同呈现不同，无论是与“智能人物”在设定历史环境中的对谈，还是“人工智能”在“智化”演算中历史情景重现，抑或是学术交流或者课程讲解中“人工智能”科技的使用，人工智能“智化”历史都是以“智能话语”作为载体来传播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在“人工智能”空间，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的话语表达与交流已经打破了曾经众说纷纭的话语模式，而是一种话语表达“程序化”“智能化”的呈现形式。通过“程序化”的智能思维和话语表达，使得当下历史信息呈现出“智化程序”与“历史认同”相统一的整体特征。当然，无论是“智能算法”运行下的“智能程序”，还是引入其中的科技创新和历史知识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多元传播，而是被赋予了“智化”功能的程序化历史，是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逻辑呈现方式。通过“话语具象”“话语传输”“话语生产”等的程序化“人工智能”话语的创设，历史知识和历史信息的表达较过去更具时代化、生活化，也更受大众的喜爱。在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过程中，社会主义的鲜亮底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尤为重要，这也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事业继承者的“智化”话语表达。
（三）信息出入代码化
新媒体环境下，历史信息呈现更注重色彩、图像和影视，而人工智能“智化”时代，历史信息较以往更注重程序、算法和代码等。新媒体环境下历史信息以更为显性和直接的灌输式表达为主，更多是文本、实践和文艺等传统的路径逻辑，强调的是主体的主导性和客体的主体性以及对历史信息的客观理性分析，虽然信息出入方式较为朴素和抽象，但效果往往反响较好。而人工智能“智化”历史时代，“数字”“代码”作为“人工智能”程序、“智化”话语和历史信息的共同载体，对历史信息的传播也更具“数字化”和“代码化”，其历史信息转化、历史信息表达和历史场景重现等都是“数字”和“代码”的统一体。但历史信息出入不仅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信息出入，还需要通过人工智能代码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以实现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等。由此，历史信息的传播和出入被置于全代码的数字化环境中，程序化、算法化和机械化的输出模式也对历史信息的呈现也产生着深刻影响，特别是给厚重历史信息打上了代码化的“编程”。可以说，“代码”“编程”与“治理技术”“伦理风险”的缝隙，总是在智能算法的输入与输出中对历史信息展开了不经意的“风险代码”转化。如对某一具体历史信息的输入和输出，需要设置与历史话语、图片、影视等相匹配的“代码”，以实现文本、话语和样态的“智能”转化，进而实现历史信息的瞬间输入、输出和信息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信息与科学技术、信息出入与代码转化互相交融、互相融合，其信息的互相传递与代码转化不仅依托于程序化的智能编程，而且融入了当下最受大众喜爱的模型、造型或者人物，使得代码化的历史信息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数字化的出入和认同。代码化的历史信息出入使得历史信息呈现的路径更为简单化、生活化和趣味化，更符合当下大众对历史信息接受和认同的路径选择。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带来的危害
借助人工智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史”等转化为智能程序、智能代码和智能符号等，是人工智能“智化”时代历史与科技交融的新路向，不仅更符合新时代大众的心理偏好，还是实现人工智能、历史信息和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有效路径。人工智能“智化”历史是让历史文本和历史话语转变为“历史科技”的呈现形式，拉近了历史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和亲密度，是以往枯燥、抽象内容的具象化，是人工智能“智化”历史的新视野和新表达。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表征及其对大众的影响给当前历史信息的呈现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数字化”“自动化”“代码化”“程序化”的表达应用于党史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推进人工智能“智化”的过程中仍有亟待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带来的危害，其给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带来了严重影响。
（一）历史信息话语表达的歧义性和歪曲性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过程中的政治需求和价值倾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新载体和新空间，主要涉及历史信息的话语表达和历史认同。但通过人工智能“智化”算法和“智化”程序等来表达历史文本蕴含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意味着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主体需要借助人工智能对历史信息进行智能算法的创新、智能程序的编排和智能代码的编写，这也是人工智能与历史信息互相融合的新表征。在这一人工智能“智化”过程中，智能算法、智能程序和智能代码等是人工智能基于历史文本、历史文化和历史图像的二次创作，历史信息话语与人工智能“智化”内容并非完全一致。由此，已经习惯智能科技的大众均会围绕着人工智能“智化”历史的“新创造”进行历史信息的获取和认同，但大众所接受的“新创造”是对历史信息、历史文化和历史图像等内容的新编排，这难免会致使历史“原内容”与“新创造”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是一种涉及历史人物、历史史实和历史评价等在内的多层次历史信息的智能化话语表达，历史信息传播主体的知识视野和思想情怀显现于历史呈现过程的始终。特别是历史信息传播主体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内容的“智化”呈现，使得原本客观的历史史实在人工智能“智化”的程序中变成了“翻新化”“重塑化”和“新赋化”的开放性历史信息。因此，智能化的历史“新创造”一旦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发和利用，历史史实的客观呈现、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历史事件的意义评价就可能面临着“背离化”“戏剧化”和“嘲讽化”等重新表达、随意删减和重新编排等。而且，在这个“智化”时代，人工智能本身机器化、程序化和模仿化的话语表达，使得历史信息的表达还显现着歧义化和歪曲化等话语特征，原本严肃、真实、客观的历史文本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利用下，变得毫无逻辑和毫无价值，使得意识形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趁机利用人工智能超快的计算速度和超强的演算能力，表面看似打着“超人类”的历史记忆和逻辑“心智”，为大众快速地塑造更具时空和更为精致的动态历史，但却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能力和智能预算功能，对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数量、战区数量和将军人数等，进而大肆渲染和解读国民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坚决性、持续性以及重要性，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只字不提，反而总是利用“智能图像”“智能程序”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既定史实进行“重构”“又看”“闻所未闻”等歧义性和歪曲性的话语来迷惑大众，进而达到危害社会主义视野的目的。
（二）历史史实认知效果的碎片性和囫囵性
认知效果不仅可以通过“智化程序”显现出大众对历史史实的认同喜好，还可以反映出大众喜欢的认同模式，是历史影像、图片、文字、情节和情感等被人工智能“智化”的重现编码和意义重构，是博取大众眼球和喜好的历史史实。生活于人工智能“新创造”环境中的大众，在智能化的世界中体验着智能算法、智能数字和智能影视等融合在一起的碎片化、短暂性等新世界。由此，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新创造对历史呈现和历史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智化”历史的新创造有助于形成主体主导化的呈现模式，提升了历史史实的认知效果，对培育大众的历史兴趣、历史思维，并引导其形成正确的历史观都有着积极作用。但人工智能智化”历史也离不开“智能算法”和“智能代码”等的智能编程和智能设计，其也会因人工智能程序的转化而随之发生思想价值上的“变异”，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非真史”化的历史重塑和价值嫁接，都对历史史实的整体性和真史性产生着不利影响，即历史史实认知效果的碎片性和质疑性。
此外，人工智能由于受到智能程序机械化的算法和编程，使得历史信息的获取极为“非真”和“失真”。与新媒体语境下历史信息呈现相比，历史史实认知在人工智能“智化”程序和算法推荐中所显现的内容更为丰富，但也存在着历史主观性的“陷阱”和“无趣”，即主体通过打乱历史信息的顺序、转移历史人物的时空，肆意添加个人的历史评价等来否定革命、虚无价值和歪曲史实。加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借助人工智能存在的“伦理缺陷”，常常打着“研究范式”创新的幌子，致使历史信息的内容“面目全非”，使得大众往往还没对其加以思考，便沉浸于娱乐化的智能程序。由于人工智能“超人类”“娱乐化”等特征，使得大众往往受其影响逐渐失去了理性分析的惯性，迷失在了人工智能“智化”历史的虚拟环境中。历史是道路、文化和民族的载体，承载着培养和强化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的社会功能，历史史实的客观真实呈现对于增强历史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理论自信和教育自信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而历史信息接受对象在人工智能“智化”环境中更多感叹的是人工智能感性的“智”，而非理性化的思辨和批判，是一种囫囵吞枣式的接受，致使大众往往认为自己通过人工智能获取的历史信息就是客观历史史实。事实上，这一弊端在一定程度上给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发展留下了空隙，使得客观历史信息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驱动下通过人工智能留存的“空隙”进入到大众的生活中，不仅妨碍了大众正确历史观的形成，还让大众在人工智能环境下对历史史实开始了囫囵式的全盘接收。
（三）历史分析思维逻辑的阻滞性和缺失性
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是科学技术、历史信息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新走向，但人工智能“智化”时代对历史分析思维方式的传播和认同在实现历史信息呈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生活、科技和学习等各方面的新时代，大众对“程序”“代码”“数字”“模拟”等话语异常敏感和熟悉，并已经习惯智能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秩序。随着人工智能产品“波浪式”创新和衍生，历史分析思维方式的的阻滞性和缺失性日渐明显，特别是主观能动性的历史思维严重缺失，以其为角度展开的历史信息辨析能力也随之面临着“虚无化”的新特征。此外，在人工智能“智化”历史的新创造中，历史分析思维方式还显现着“唯心化”的特征，即对历史信息的传播是根据智能终端的主体而展开的因人而异化分析，历史分析思维方式也因“智”与正确历史观渐行渐远。唯物史观原本的文化性、认识性、历史性和逻辑性也在人工智能“智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发生着深刻的“异化”，大众对历史信息的敏感和认同可能并非真实的历史信息，而是“生活化”“娱乐化”“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新历史”。同一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在“智能图像”“智能识别”“智能语音”“智能搜索”和“智能算法”中不断“妆变”，且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驱使下甚至让革命领袖和英雄“妖魔化”。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人工智能的另一危害就是通过“智化”的程序设计以实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目的，这给主流性历史结论的价值认同、史实认同和方法认同带来了“阻滞性”危害，与唯物史观辩证的历史分析思维逻辑完全相悖。
还需看到，当前人工智能“智化”应用为赢得大众喜爱和经济市场，大都以“自由”“乐观”“悲观”和“转化”等话语来增加历史信息的情感化表达，但大多都没有提供“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阶级分析法”等在内的历史观和历史分析思维。且目前技术创新的“盲区”仍无法逾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非马化”的话语叙史和“虚无化”历史分析思维，以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常常借助其“盲区”展开了“随意化”的历史“变相”“变色”和“变调”，以掩盖其“去马化”的资产阶级立场。由此，大众对历史的接收和接受不是从“历史原态过渡到历史认同”，反而是不同空间、不同历史分析思维逻辑的随意增加和多重处理，如“挂炉烤鸭”版抗美援朝烈士、“烤肉”版邱少云等，是一种“先声夺人”“散言碎语”“伺机而动”和“看人行事”般的历史思维和历史价值。这都与唯物史观引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以人为本与群众利益相统一等思维逻辑完全不符，大众可能也会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思维逻辑的影响下，根据自身的娱乐爱好和历史思维对历史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接受和认同。
三、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的辩证策略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化”产物，不仅深刻地冲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历史史实、基本信念，还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党的政治合法性。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带来的诸多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回归历史史实和教育初心，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找准科技与历史、知识和思维的结点，破题切入，从而完成时代托付的重要使命。
（一）科技与历史的统一：创建“人机一体”的“智化”实验机制
人工智能是融通科技与历史，疏通“人”“物”伦理的桥梁和印证，为历史内容和规律带来了新的追寻和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智化”技术和产品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人脑”模拟实验，为历史创造了“智化”模式、“智化”环境和“智化”机制，是对人类主观意识形态的体验式发掘，是人工智能由工具角色向“人机一体”模式的转变和创新。也就是说，“人机一体”的“智化”模拟实验机制，今后不必通过客观现实的“人体认同”实验就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和本质，只需以技术为向度，便可为历史创建“人机一体”的“智化”实验机制。其中，第一要确保的就是“人工智能”与“人脑”关于历史史实的一致性，以防止历史史实的碎片化；其次，则是模拟超越计算机和生物学的“智化”智能算法，为人工智能系统设置自主学习程序，以不断更新历史史实的广度和深度；再次，则是设置大历史视域下“新”“旧”历史史实的“黄金占比”，以保证历史史实接受对象认同效率的最大化；最后，则是探寻“人机一体”的历史认同量表和数据分析器，确保历史接受对象最大限度地达到历史认同效果的最优，以实现人工智能工具解释功能向实验教育模式的创新，进而为历史带来更为“智化”的认同模式、价值尺度和理论逻辑，以创新历史信息呈现主客体的生产机制和生存方式。如：针对“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人工智能“智化”历史，可以通过“人机一体”化的实验机制，从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历史话语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形成历史呈现中的价值判断。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人机一体”的历史事实呈现，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过程可通过量表、数据处理器、智能算法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为动员各界人士，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而生产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历史文本、历史话语和历史认识，以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所展现的坚定意志、民族大义、会通视角和模范行动。
（二）科技与知识的统一：构建“史实重现”的“智化”知识秩序
网络信息技术素来都是推进历史认同的重要载体，主要涉及话语表达和媒介交融等，解决的主要是不同语境下网络信息技术与历史认同的内容形式、大众文化和认同路径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作为网络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是推进网络信息技术与历史知识的融通发展的新境遇，其关键则是构建“史实重现”的“智化”知识秩序和智能算法。其中，“智化”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历史史实及与其相适应的历史能力和历史目的，而非新媒体时代对历史信息呈现方式和模式的研究；其次，则是在推进“史实重现”内容上，设计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历史史实的知识设计、知识生产、知识管理、知识消费和知识使用，而非仅停留于历史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这也是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重现、理解和回答。如体现在“史实重现”的课程上，人工智能“智化”历史认同，可以变文本载体为“智化”网络，为历史提供选择性、多样性和及时性的认同内容，以提升历史史实在课程设置和价值基础中的地位。最后，需要以“史实重现”为基，构建兼备价值导向、思维识别和自我认同的思维系统，以防止碎片化、歧义性的历史知识，从而创造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智化史实”秩序。
（三）科技与思维的统一：重构“超越人类”的“智化”思维模式
人类大脑的原始思维因受直觉、情绪、理解、语言和频率等因素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认识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人类大脑对数字符号的运用和处理能力，显现着人类大脑处理图像、符号和话语等比例和思考问题。人工智能则是以“超越人类”处理复杂问题的认知局限为基础，以行动的“智化”认知思维为核心，通过“计算化、逻辑化、流程化和模型化”的“智化”思维模式，开启了“智化”人类思维的思维“智能物”模式。首先，需要引导人类通过“人工智能”的“智化”思维，模拟“超越人类”的思维模式实现历史信息的记忆、理解和认同，即实现科技与唯物史观思维的相结合。其次，推进历史信息和逻辑思维的相统一，即实现历史人物、事件、价值和方法论的逻辑演绎和“智化”推理，但需避免历史信息的不完整、生活化和妖魔化等。再次，历史认同思维的流程化，设置“历史虚无思潮的识别机制”，即通过程序化、系统化和信息化的“智化”思维流程，从源头上阻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迹象和假象。最后，构建主客体互动式的思维模式，可以编写精细化的演算模式，通过抽象的算法模型实现历史认同内容的有限抽象，进而推进历史认同主客体之间获得更为精准化、互通化、理解化的历史接受、判断、认同和行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