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解放自我的历史征程中，新唯物主义基于“人”与动物相分的逻辑，提出了相对动物界的“人”的概念；在对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享受需要的社会关系考察中，新唯物主义提出了与个体“人”相对的“人们”概念，由此使人类发 展的社会化、世界化方向更加明确；与资产阶级夺取 政权时提出的“人民”概念的理论虚幻、实践虚伪相比，无产阶级的“人民”概念是在扬弃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概念基础上，实现了对人类一切自我解放理论的拥有；它是与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是为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解放服务的科学的、真实的“人民”概念。它的产生不仅为解释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打下坚实基础，还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准备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新唯物主义；“人民”概念；人类解放
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政治意蕴极强的概念。古今中外，由于人们创制、使用“人民”“群众”概念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设置自然就差异较大。世界各国政党、组织以及个人由于立场不同，对“人民”“群众”概念的理解和把握自然也是千差万别。近代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无产阶级理论家在不同的立场、方法及理论旨趣指引下，赋予“人民”“群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对无产阶级解释、改造世界的核心概念——“人民”的考察，是在新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以资本主义及其之前阶级社会语境下的“人民”“群众”概念为参照而开展的。唯有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层逻辑所在。
一、“人”：历史的起点
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放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后，便实现了与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决裂。与“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德国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因而，人们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世界，而非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根据新唯物主义原理，“人”的物质存在及精神存在都是相对于自然存在的“动物”而言。正是劳动使物质的“人”从“类人猿”中分离出来，才使精神性的“人”的概念产生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因此，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便是劳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全 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在他们的手稿中，马克思删去了这样一段话：“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可以说，“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正是人类在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人类不仅生产他们自身，也在创造着人类历史。
由此，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生产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历史。“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正是区别于动物的类概念意义上“人”的存在，才为人类思考“人”本身的精神活动深入开展、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各种社会关系构建提供了第一个理论前提。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各种关系构建的现实劳动出发，使抽象的“人”的概念具有了积极而鲜活的意义。
二、“人们”：历史的主体和对象
“人们”是相对于孤立、封闭、个体的自然人而言，它的理论价值就是个体的“人”在满足生存、发展及享受需要的过程中，为“人”从抽象的个体人、孤立的自然人变成互相联系的社会人、世界人，使各种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结成变为可能。在此，“人”不仅是“人们”存在的目的，也是“人们”存在的手段。“人们”不仅是历史开展的主体，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对象。这里的“人们”在人类历史初期仅是为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享受需要而结成的各种质朴、原始的生产、社会关系群体，它们还没有阶级、阶层的差别设置。“人”的产生及结成关系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这个“人”及人类社会前进的推动力便是个体在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分工，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从人的自身生产——种的繁衍构建的家庭男女关系分工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满足生存需要的新的需要促使人类的生产和分工不断扩大，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从区域性的分工到世界性的分工。这种分工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推动着人类个体和整体解释、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促使个体在更加复杂的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步摆脱孤立、封闭的自然状态，进入开放、联通的世界状态。这既是“人”及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是“人们”概念的产生逻辑。于是“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逻辑所在。然而，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活关系的构建活动中，人类的社会活动却在逐步固定化，人类“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人”及人类历史的世界化过程，与“人们”为摆脱生存、发展、享受需要而构建的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异己、异化关系过程中存在的张力，便是人类解释、改造世界的实践不断呈现革命化的原因。这在生产社会化、世界化加速推进的近代社会环境中，力求人类精神世界化的资产阶级“人民”概念在建构上得到有力体现。
三、“人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虚幻概念
“人民”概念是资产阶级为对抗封建贵族而兴起的政治学概念。它的核心内涵是洛克的“人生而自由”、卢梭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和杰斐逊的“人人生而平等”等思想。“人民”概念被赋予这些内涵之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对抗封建贵族特权产生了《权利法案》；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北美殖民地上的新兴商业精英为摆脱英国压迫产生了《独立宣言》；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维护作为“第三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益产生了《人权宣言》；它们一起构成了资产阶级“人民主权”概念的理论支柱。
然而，在资产阶级的“人民”概念兴起之前，“人民”对于东西方世界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来说都不陌生。在中国先秦经典中，有大量关于“人”“民”“人民”的概念论述。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下，“人民”概念的含义有三。首先在认识论上，中国上古先人认为，与其他生物相比，“人”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是天地万物之最贵
者，这其中不仅蕴含有与其他生物相比的“人”的普遍类概念出现，也蕴含有“人”为万物之贵的普遍类价值凸显。其次在本体论上，与天下、邦国相比，“民”是天下、邦国生存发展之本，民心向背不仅是支撑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也是政权强大及长治久安的根本。因此在先秦时期，既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认识，也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为神主”的逻辑。最后在君民关系上，既有“民为贵”，保障满足“人民”生存发展的“社稷”次之，代替“人民”主持“社稷”的“君”更次之的价值逻辑，也有“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政治逻辑。
因此，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既是“本固邦宁”的根本所系，“君”也是“聚民、安民、富民、教民”的现实手段选择，他们一起推动着“社稷”“天下”“四海”的长治久安。虽说“社稷”“天下”在中国历史中与最高统治者一家一姓之政权有重叠的趋势，但在一般社会观念和历史实践中，社稷、天下都是由以“安人”“安天下”为己任的有德者主之。人民、社会、历史不会任由无德之人肆意妄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指导下的“人民”观念，经过16世纪末至18世纪前期近二百年的“中学西被”过程传播，对欧洲政治观念革新、政治实践演进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样，正是由于中国传统“人民”概念的普遍性、本体性、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才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深入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
在西方政治话语中，“人民”概念同样源远流长。在资产阶级创制的普遍性的现代“人民”概念之前，西方的“人民”概念内涵是狭隘而局限的。在古希腊，“人民”与“公民”一样，其内涵并不具有后来的普遍意义，它的外延仅指生活在城邦中被法律认可、拥有公民权的自由男性公民，广大妇女、奴隶及外来人口都不在人民的范围之内。在宗教神学笼罩下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割据政权下的“人民”，不管是对宗教统治者还是对世俗统治者来说，并非都是“上帝”的选民，“人民”对于民族国家也无长治久安的本体意义。
资产阶级兴起后，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宗教改革赋予“人民”的“平等”遗产，首先把资产阶级的利益通过立法放进新近创制的“人民”概念之中。洛克在《政府论》中说：“立法机关或它的任何部分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那么这个“人民”特指谁呢？它是与君主、贵族相对的新兴资产阶级。因为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广大妇女、有色人种才逐步争取到与资产阶级同等的政治权利。然而，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再造的“人民”概念中，包括农民和城市平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在字面上是涵盖在“人民”概念的理论内涵之中的，这相对于中世纪及之前的欧洲政治理论来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价值引领下，资产阶级的代表“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在资产阶级再造的“人民”概念中，它的内涵虽是普遍的“人民主权”“人人生而平等”，但“人民”的外延却仅增加了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再造“人民”概念的真实目的。对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及广大城市平民，是不在资产阶级再造的“人民”概念之列的。这就使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概念呈现出理论虚幻与现实虚假的矛盾。恩格斯结合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指出：“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而农民恰恰成为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利用农民、城市平民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是“资产阶级”个别阶级利益覆盖、替代“人民”整体利益的过程。然而，这些曾经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引起法国及人类世界革命的伟大人物，在人类理性阳光照耀下，高举起“博爱”“民主”“平等”的人类解放大旗，人类解释、改造世界的活动由此逐步摒弃了之前的“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这也是后来无产阶级理论家在解释、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理论上开始大量使用“人民”概念的内在原因。
由上可知，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高扬的“人民”概念仅是相对于封建贵族统治者而言，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夺取政权目的而把自己也包括在内的政治概念。在反封建和反神学的时代背景下，“人民”概念虽然是不真实的虚幻，但它在名义上却代表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大众。“人民”概念的演绎方法是理性的，
这是西欧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及其理论武器——神学的必然要求。它的目的就是唤起民众与其一起反抗封建贵族和宗教神学的禁锢。这样的“人民”概念相对资本主义精神确立之前的“人民”概念必然具有普遍性、革命性。它对推动人类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具有积极而强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与其同时产生的无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在后来解释、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大量使用“人民”概念。与资产阶级再造的“人民”概念的理论虚幻、实践虚伪相比，无产阶级在“新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摆脱人类在自然、社会、生产、生活交往中构建的异化关系为目的，摒弃资产阶级“人民”概念的理论与现实分裂性，产生了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最广大民众解放服务的“群众”概念。这是一个普遍、科学、真实的“人民”概念。
四、“群众”：无产阶级解释、改造世界的真实“人民”概念
“群众”是无产阶级解释、改造世界的政治学概念。它是在无产阶级产生后，面对资产阶级建构的“主权在民”学说、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无产阶级，他们深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的严重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并非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所标榜的那样“自由、民主、平
等、博爱”和“主权在民”。
在新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创立了揭露资产阶级生产动力的剩余价值学说。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既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又给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民带来残酷的奴役和压迫。资产阶级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没有改变“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现状，反而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的阵营。它使现代无产阶级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由此，马克思把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诉诸群众”，诉诸与社会化生产紧密联系的先进“无产阶级”。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熏陶，有一定的觉悟。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国内及国外资产阶级斗争过程中，“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这里也自然包括资产阶级发
动革命时解释、改造世界的“人民”学说。
其次，无产阶级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组织纪律性强。正由于资产阶级是在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中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队伍随着生产的变革而不断变革，精神也在进步，组织性、纪律性更强了。
再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压迫下，革命斗争性强。由于机器的推广运用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失去独立性质的无产者劳动对工人也失去了吸引力。“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可鄙、可恨和可恶”的专横制度
使无产阶级拥有很强的斗争性。
最后，科学理论的武装使“群众”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个抓住事物根本的科学理论就是“新唯物主义”理论。
与资产阶级以阶级私利代替“人民”公利的虚幻性相比，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群众”概念就实现了对资产阶级虚幻的“人民”概念的扬弃。它是站在整体人类解放的世界立场上，以实现人类对异己、异化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活关系的解放为己任。与过去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来自无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人，不仅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同。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概念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抽象理论建构，而且是为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因此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开展、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群众”概念的外延也必定由此不断地向外扩展。
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农民只是作为革命对象的中间等级来抽象说明，主要强调它的落后、保守一面。随着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欧洲革命形势的变化，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解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848年革命为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农民阶级提供了契机。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以法国为例，得出了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要是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这种“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再次证明了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就不能取得胜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马克思就巴黎公社失败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解放主体的“群众”外延的开放式扩展，正说明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群众”概念设置的科学性、大众性、真实性的不懈追求，最后自然与经过批判后的“人民”概念实现理论内涵和理论外延的统一。
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很多“人民”与“群众”互用的情况。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马克思曾说：“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由此，恩格斯才得出历史是“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创造出来的结论。这个共同决定历史走向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即是对“群众”力量的集体与个体相统一的特点的说明。
然而，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理论家为鼓动革命、夺取政权而对“人民”概念设置的“普遍化”内涵做了革命性的改造，后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人民”及“人民革命”概念仍存有芥蒂。如俄国革命党人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对此，列宁曾引证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进行说明：
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 子和孟什维克，“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然而，在1871年的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在此，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无产阶级整体解放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目标出发，把资产阶级名义上普遍的“人民”概念，准确地理解为包括工人在内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人民的多数”。由此，人类在追求自我解放之路上有了更强大的解释并改造世界的武器。
五、“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解放自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马克思主义解放“群众”的真实“人民”理论指导下，自觉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他们在无产阶级解放自我的政治话 语建构实践中，通过教育群众、带领群众同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不仅扩大了自身的队伍，还实现了自身和民族的不
断解放。这为一切不甘压迫、不甘落后的“人们”在人类和睦合作前提下，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个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一以贯之的“为人民服务”价值引领下的核心政治话语——“人民群众”的概念选取、内涵设置、外延界定的艰辛探索过程。
首先，在概念选取和内涵设置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从建党之初的“国民”“人民”概念并用，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人民”概念的大量使用，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众”“群众”等概念的普遍兴起，进而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人民群众”概念在党的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中的全面运用。这个政治概念的抉择和变迁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解放理论中国化实践的不断深入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存在“国民”和“人民”概念并用的情况。随着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人民”概念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话语中大量使用。之所以会出现这个转变，一方面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对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国民”素养及其政治形象的反思批判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力量弱小和革命经验不足有关。然而，随着国民党背叛革命，先前被共产党人广泛使用的具有资产阶级话语特色的“人民”概念，也迅速被“工农”“民众”“群众”等概念所取代。
大革命失败后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由此开启了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劳苦大众创建自己军队、建立自己政权的过程。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积极建构自身政治话语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大量使用“工农”“民众”“群众”概念，来代替国共合作时期阶级指向不明的“人民”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先前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概念的理论和实践反思。然而，在政治、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劳苦大众”面向的政治话语建构，及其土地革命实践中的一些左倾错误，引起了包括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及其代言人的不满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人核心政治话语的建构必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实现革命理论的跃迁。
华北事变发生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剧，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担当起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创制而又被中国资产阶级传播和吸收的不真实的“人民”概念进行置换。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独特的阶级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普遍的政治话语——“人民群众”。它成功地解决了土地革命时期，可能在“人民”范围内外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的归属问题。它为凝聚中华儿女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理论准备。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人民群众”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政治话语贯穿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制度、法律之中，涵养于中国社会的观念、行为和精神之内。
其次，在外延界定上，随着国共关系的调整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无产阶级建构的核心政治话语的外延也在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国共合作时期，“人民”的外延是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正如中共二大所说：“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正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前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模糊认识，才有对资产阶级不加区别的合作或反对行为。毛泽东正是基于共产党内部关于“人民”概念的右倾认识及实践，才有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提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重要论断。
大革命失败后，基于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概念的右倾认识所造成的惨痛教训，共产党内部出现党的政治话语建构的左倾倾向。在1927年－1935年间，党的重要文献中的“人民”一词使用次数大幅减少，而“工农”“民众”“群众”概念的使用却大幅提升，且在实践中的某个时期、某些区域，不要说资产阶级，就是“富农”也不在“群众”的范围之内。这里的“民众”“群众”“劳动人民”更多地局限在“工农兵”的范围之内。这样的结果不仅给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带来困扰，还使党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分歧，最终造成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并被迫长征。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论的再思考。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要把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共和国”口号更改为“人民共和国”口号，其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抗日战争时期新的“人民”概念提出，及其所呈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道义至上性，有利于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外延开放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超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不真实“人民”概念的话语优势。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放自我的实践在中国革命理论构建上的生动体现。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核心政治话语的思维特征，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核心政治话语的理论品格，并逐步成为不同于国民党“人民”概念的富有独特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标识。在之后的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人民”概念都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为解放自我而对“人民”概念的选取和内涵设置的历史演进过程，正是“群众队伍扩大”的“人民”外延的扩大进程。
最后，在价值遵循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使命牢牢地扛在肩上。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1944年9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为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和价值遵循，还在中共七大上被写入党章，并贯通于党的理论创新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全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局面，提出判定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世纪之交，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不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针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这个发展”的重大问题，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路线和行为价值升华到历史新阶段。习近平曾于2012年发出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因此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勠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一以贯之地坚持把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旗帜，高高地矗立在东方中国的大地上。
结 语
自从有了人，便有了人类社会，便开始了人类为满足自我生存、发展需要的人生关系、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构建过程，这是人类构建的各种关系逐步成为不受我们控制的各种异化现象的产生过程，也是人类为摆脱各种异化现象通过改革、革命推进自我解放的实践过程。其中，不同的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维护特定社会利益关系，也进行解放自我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实践。与之前阶级社会下的理论家从维护狭隘的阶级利益立场不同，与一切唯心主义理论家从脱离人类具体社会历史现实的认识、改造世界方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从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出发，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构建了解放“群众”的真实“人民”学说，把人类解放自我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新的高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下，摒弃了资产阶级创制的、以狭隘阶级利益代替“人民”整体利益的概念虚幻和实践虚伪，通过赋予“人民”概念在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开放品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自我的真实“人民”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解释、改造世界的“群众”概念的统一。在教育群众、带领群众同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不仅扩大了自身的队伍，也实现了自身和民族的不断解放。这为人类在和睦合作的条件下，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为一切不甘压迫、不甘落后的“人们”团结起来，推动着人类向着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命运与共的世界前进，贡献着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