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批判优先于道德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批判理论的独特标识。资本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与劳动形式社会化，推动人类生产从个人生产向社会生产的划时代飞跃；丰富人的社会联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创造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化形式却抽去了其实质，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却又限制人的全面发展；资本的消亡同时也是资本的自我保存，消亡的是资本支配人的属性，保存的是资本的物质实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需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特性和运行规律，充分发挥资本推进生产社会化和人的发展的作用，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的应有态度。

【关键词】资本；生产社会化；人的发展；自我保存

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日益成为社会上广为关注的热点、焦点。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对资本的最初认识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1978年以前，中国受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影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解乃至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包括资本问题在内的某些理论观点的情况。迄今为止，这些影响并没有在社会舆论和大众观念中完全消失。一个显著例子，就是把下面这段马克思引自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的话，直接加之于马克思，以证明资本的贪婪：“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社会上某些关于资本问题的认知分歧和混乱，与没有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的理论观点有很大关系。

《资本论》是马克思论述资本问题的集大成之作。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欧洲中世纪社会末期封建国家主导的战争、殖民等因素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作用，提出“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欧洲历史上的资本原始积累，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封建国家主导的侵略、殖民等行为，无疑给落后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然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对封建社会的劳动者而言，失去劳动条件无疑是一种巨大灾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马克思接下来的话：“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了增强论证的力度，马克思以页下注释的形式，转引了托·约·邓宁关于资本的形象描绘。

把资本与“血”“肮脏”联系起来，是一种蕴含着浓厚人文情怀的道德批判。但这种道德批判，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独有的。他们了解道德批判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更深知科学理论对于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头脑、制定革命战略策略、推动革命进程的重大意义。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同样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载体，资产阶级的“动机”并“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所有这一切，“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强调要排除道德评价（包括“玫瑰色”、资产阶级“个人”“享受”等）因素，突出了他的资本研究及其结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划清了道德批判与科学研究的界限：“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既是道德批判，更是科学批判，是道德批判与科学批判的辩证统一。这也是他们超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根本之所在，后者只重视道德批判，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提不出引导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的革命战略与策略。

进一步说，纵然马克思借奥日埃的话引申出自己的论述，即“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孤立地以马克思表述西欧资本原始积累之残酷的这段话，不加区别地来论证资本的“罪恶”，也是不全面的。这样做，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资本在历史上发挥的真实作用，更会给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问题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就其产生、性质、生存环境而言，既区别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更不同于欧洲封建社会晚期即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行规律，充分发挥资本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产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有着数千年的漫长历史，经历了从孤立、简单的个人生产到共同的、相互依赖的社会生产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所发挥的划时代革命作用，马克思曾给予高度评价：“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劳动者的小生产占据统治地位。发育程度不同但总体上居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经济，顽强地生存在自然经济的夹缝和空隙中。商品生产与交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生产是为满足他人需要而生产，交换本身就意味着陌生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作为商品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处于从属地位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为买而卖”，以“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为卖而买”，“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前一种情况下的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并非资本。后一种情况下的货币，能够带来更多的货币，已经成为资本。对于这两种情况，马克思进行了明确区分：“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在“为卖而买”的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中，“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正是资本驱动推动的“为卖而买”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推动着人类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生产和交换尚非催生资本的充分必要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还需要丧失了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自由劳动者这一特殊商品。也就是说，催生资本的某些要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但直到资本主义时代才与其他要素一起，催生了资本。

在商品生产与交换之外，生产资料社会化、劳动形式社会化与劳动产品社会化等都是认识人类生产社会化的重要维度。无论哪一种社会化的实现，都离不开资本的特殊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之前，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既意味着孤立的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摆脱诸多前资本主义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也意味着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由自己支配转变为支配自己的资本。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章，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以及由个人力量局限性所决定的封建小生产的解体：“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在小生产的缝隙中历史地产生的资本，成为消灭小生产自身的物质手段。随着小生产的消亡，“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资本的前史”，意味着此时的资本并没有取得正常形态，发挥应有的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正常作用。资本在推动人类生产社会化中的积极作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给予明确阐发：“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社会化”是相对于相对孤立的生产者“个人”而言的，意味着“一批人”“共同”生产：生产资料由个人所有并支配，转化为由一定数量的个人共同使用；生产由个人的活动，转变为一批人的共同活动；劳动产品从个人产品，转化为供一批人共同使用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对资本推进人类社会生产实现革命性飞跃的充分说明。

劳动形式的社会化是资本推动人类生产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劳动过程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以满足自己的生存，“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然而，“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凭借个人的劳动力，生产满足自己及直接统治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统治者即剥削者所索取的是以劳役、实物贡赋等形式出现的剩余劳动，而非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以货币形式呈现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以欧洲中世纪为例指出，“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这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或具体劳动，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具有社会性，当然是低水平的、以“自然形式”呈现的社会性。高水平的劳动社会性，作为“劳动的一般性”或“等同的人类劳动”，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出现的，是非纯粹自然物的客观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日益摆脱自然形成的“特殊性”，而体现为人类作为“类”所具有的社会性应有的“一般性”。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者小业主的分散”相比，数量不等、形式多样的众人的集体生产，包括生产资料的集体使用与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使得劳动“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在《资本论》第一卷“协作”章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劳动协作问题。他提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与骑兵连和步兵团这样的军事建制一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较之单个人的劳动，协作所要求的“社会接触”，激发劳动者的“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与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相比，共同劳动的“结合工作日”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等多个方面的因素，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资本主导的“协作本身”，把个人的生产力转变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使得“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既然劳动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劳动者集结在一定的空间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那么，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马克思这段论述，真实地、客观地再现了人类历史上催生生产协作的物质条件，即“使许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由于生产者的协作劳动是资本以自行增殖为目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结果，所以“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内生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劳动产品以社会化形式存在，但却缺乏应有的与之匹配的社会化的实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劳动者创造的部分产品，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归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在《资本论》第一卷“协作”章的结尾，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一种暂时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主张，就建立在以上逻辑的基础之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共同支配生产资料，祛除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实现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共同占有和享用。

物质生产是人的物质生产。依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其中，“生产力的最高发展”，与“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在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发挥了重要且极为复杂的作用。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丰富，归根到底都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新形态”，核心标志就是建立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具有丰富社会关系的人的发展。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就从生产的角度，揭示了人较之动物的“全面”因而“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特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程度，决定着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实现程度越高，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创造主体的发展就越完善。马克思随后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与人的本质的实现，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关系既单一又狭隘，具有显著的自然形成特征，主要是种的繁衍所决定的血缘、家庭、家族关系，以及建立在血缘或征服基础之上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统治与从属关系。马克思就此指出，“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与简单、狭隘的个人关系相适应的，是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人的发展的低水平的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历史地产生的资本，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与人的发展状况。在资本的作用下，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地使用的、集中的生产资料，个人生产变成了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也具有了新的特点。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产品成为商品这一事实，对作为人的劳动者的发展，产生了关键影响。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售卖给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完成劳动过程，维持自己的生存。劳动者的生产，不是供劳动者自己消费，而是作为商品为他人消费。生产劳动不再是劳动者基于自主意志、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由活动，而成为迫于生存压力而进行的满足他人需要的带有一定强制性质的活动。“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这是人的发展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的个人才能与社会联系，日益发展与丰富起来，尽管带有显著的非自主性质。也就是说，商品生产与交换客观上成为发展和丰富人类社会联系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不受当事人控制”的社会关系，尽管产生于人类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但却以“天然”（实则非自然、人的作用的产物）的形式，取代了简单、可视、可控的社会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直接的政治统治和从属关系。在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影响下，无论是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还是剥削劳动力的资本所有者，都难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劳动者劳动的非自主性质，导致人的发展日益显示出片面化的趋势。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关系简单但人的发展相对全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但人的发展却日益片面化。这种悖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就此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工人的劳动力从而使工人自身的发展更加片面化。“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从关系简单、低水平的全面发展，到关系丰富、高水平的片面发展，人的历史发展在矛盾对抗中向前推进。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发展的矛盾，更体现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在统治与服从关系（奴隶社会除外，奴隶被视为工具而非人）中，生产上的自给自足同时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更大程度的相互独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与交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相互独立的状态：任何一个人（受供奉的统治者除外）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劳动产品而存活，都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才能活着。自然经济条件下建立在物的独立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复杂的物与物的全面依赖所取代。物的全面依赖的背后，是生产、消费物的人的全面依赖，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对于人的发展的片面与全面的矛盾，马克思从大工业生产及其资本属性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个矛盾，使资本面临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是“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二是“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显然，无论是前一个问题还是后一个问题，都是资本自身无法根本解决的。人的发展上的内在矛盾，成为资本的阿基里斯之踵。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不断产生着人的片面发展的现实。这种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又内在地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片面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对立统一之中，资本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运行。

把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狭隘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劳动者丧失劳动资料同时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发展，丰富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是资本对人的发展做出的显著贡献。与此同时，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障碍。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只有资本发展到极限以致于自我消亡之后，人类在继承资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

资本作为历史的产物，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生产与交换相伴而生，也会伴随着后者的消亡而消亡。关于资本的消亡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用暴力消灭资本——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包含着三个极为重要的见解：“资本自我保存”“用暴力消灭资本”与“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

首先是“资本自我保存”。在资本形成之前，人类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者的劳动力，只是劳动本身得以完成的要素，受自主活动的劳动者支配。资本形成并发挥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资本主导的生产，尽管在规模与效率上实现了无可比拟的扩大和提高，但根本目的并非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是利用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质，实现资本自身的增殖。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成为资本或具有了资本属性，由满足劳动者生存的物质手段转变为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也畸变为以物支配人为核心特征的支配关系。由种种内在矛盾导致的资本的消亡，不是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物质上的消亡，而是生产资料资本属性和资本主导生产的生产关系的消亡。属于人类创造成果的工厂、机器等不会消亡，为人类劳动提供原材料的土地、矿产、森林等不会消亡，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介的劳动本身也不会消亡，消亡的只能是劳动的性质与隐藏在工厂、机器、土地、矿产等背后的社会关系。资本的“消亡”即资本的“自我保存”，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充分体现了资本运行的客观辩证法，其科学内涵就在于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即支配生产者的属性，保存其物质实存，使之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资本自我保存”，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习见的“用暴力消灭资本”的理论主张。与通常的理解不同，作为历史产物的资本的消亡，从根本上说不是任何外来力量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外部关系”所致，而是资本自我运动的结果。作为外来力量的暴力，在资本消亡的历史进程中只能发挥辅助作用。这就涉及到资本消亡的历史条件问题。正如前述，资本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了重要物质前提。与此同时，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在限制着上述积极作用的发挥。由此而言，资本是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矛盾统一体。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波动，是资本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与必然结果。在经济危机中，社会生产极度萎缩，大量的生产力被损毁，为资本维持生存腾挪空间。当然，依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运行规律，资本的自救行动，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重复上演。正如马克思所说，“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Ⅶ—17］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高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这里的关键是“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暴力作用的发挥，恰恰在资本运行及其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点”上。只不过这个“一定点”的到来，要通过漫长的、曲折的生产实践来检验。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曾普遍使用暴力消灭过资本，消灭过商品生产与交换，但最终在一定条件下、在一些国家，又重建了商品生产与交换，恢复了资本的存在并使之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换言之，尽管资本存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消亡的“一定点”即临界点，尚没有到来。

马克思在论述“用暴力消灭资本”“资本自我保存”时，强调了科学力量的作用。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之所以取得快速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及其运用的革命性突破。一方面，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空前地扩大了人类劳动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科学转化为技术，空前地提升了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资本成为商品生产的主导力量。反过来，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为生产而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赋予其鲜明的资本属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了“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的观点。与资本、商品生产与交换一样，科学技术也是历史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的人类，将日益摆脱资本的束缚和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的支配，根据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合理地进行物质生产与产品交换。因此，马克思把“科学力量的增长”“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看成“用暴力消灭资本”“资本自我保存”的前提和条件。随着资本的消亡，科学技术也失去了资本属性，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作为科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坚信科学的力量，坚信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界造福自身的能力。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重要理论和现实依据。 马克思是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创立者。资本的消亡同时也是资本的自我保存，暴力在资本的孕育、形成、消亡过程中既扮演了重要但决非主要角色，科学技术既促进了资本的壮大又在资本消亡中发挥关键作用，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消亡问题的总结论。资本的消亡，正如其产生一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有生之年，曾表达过下述思想：在英国出现的“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扬弃”，采取的形式是“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马克思还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工人合作工厂和股份制，都在否定“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但因处于萌芽状态而属于“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扬弃”是资本自我运动的结果，“弃”的少数人凭借资本所有权而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扬”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资本并享有自己的一切劳动成果。历史地看，工人合作工厂即便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无论在马克思时代还是在当今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是一种普遍存在。股份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但中外学界的共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尚没有找到比资本更有效甚至可以取代资本的推进生产社会化的物质载体。即便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大量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像华为这样的新型社会所有制经济，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这些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在人类找到更有效的载体之前，是不能废止的。这也许就是马克思在明确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时强调要经历种种“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提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恩格斯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些观点，要求他们学说的信奉者，在推进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得出符合历史条件的客观结论，采取并实施符合实际的政策举措。在资本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不少经验教训。

相对于劳动者的个人生产，社会化大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人类历史上社会化大生产，是由资本开启并主导的。马克思恩格斯身处这种现实之中，亲身体验到与劳动条件分离给劳动者带来的灾难，发现了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提出了资本消亡的理论预测。1848年，他们就根据欧洲的革命形势宣判了资本的死刑。1895年，恩格斯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了，资本并没有消亡。资本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接连两次科技革命尤其是在目前正蓬勃展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指认的大资本已经消灭“而且每天都在消灭”的“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即便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普遍地存在于德国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不够发展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科技革命，多样化的生产与生活样态，在以大资本为纽带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外，更为众多小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者，亲身经历并领导了革命与建设两个历史时期。1917年革命成功后不久，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俄进入了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消灭资本和市场，实现经济运行的国有化与计划化，成为布尔什维克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主要举措。1921年春，列宁发现，在小农和小商品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尽管国有经济和国家计划有着明显的优越性，但却不能没有资本和市场，由此开启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进一步提出，在俄国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国家，尽管存在不少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事物，但性质却有着根本的区别。1918年，他在论及合作社时指出，“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但是问题也就在于：从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的时候起，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着手有系统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起，合作社的地位就起了原则性的根本变化。在这里，量转化为质。”“量转化为质”的关键是“我们现在掌握着统治权”。1923年，列宁再次指出，在“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等条件下，“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就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尽管“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并没有被后人科学地理解并切实落实。列宁逝世之后不久，苏联就用暴力手段消灭了资本、农民个体小生产、商品生产与交换，建立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直到苏联解体。

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用暴力手段消灭资本、个体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曾被视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列宁曾以资本源起于简单商品经济这个事实，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提出了小生产者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的观点。在这以后，列宁提出并切实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资本拥有者、小生产者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限度上发挥作用，但始终把这些经济成分视为非社会主义因素而加以防范。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用暴力手段消灭了残存的资本，并通过农业集体化政策消灭了农民个体经济。从历史上看，资本的确是在小生产中萌发并成长起来的。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就十分典型。但正如前述，生产的社会化过程相当漫长，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外部暴力起不到根本作用。苏联凭借行政手段消灭了资本和小生产，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也归于失败。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消灭资本的过程中，也曾犯过搞所有制升级的“大跃进”错误，主要理论依据依然是列宁的观点，即个体农民是资本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实践已经证明，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伤害。江泽民曾经把中国1978年的农村经济形式，称之为“剥夺农民利益、归大堆的所谓‘集体经济’”，并指出“有些同志至今仍把家庭承包经营排除在集体经济之外，没有认识到把集体的土地承包到户、实行双层经营，本身就是农村集体经济最有效的实现形式”。从生产社会化角度看，政府的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物质生产，在相当多的情形下都是机械的、单向的，所形成的也只是生产社会化的形式和表象，“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捆起来了”，严重地束缚了人的发展。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立为根本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剖析了“我国当前的情况”：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另一方面，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新的历史条件，为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之外的社会资本的孕育和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长期稳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为农民个体经济及类型多样的小商品生产，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空间。资本、商品生产与交换、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推动着当代中国生产社会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革命性飞跃。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欧洲与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的一点，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因而，不能简单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批判理论来评判中国的现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左翼社会思潮的资本批判是对资本主导地位的牵制。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需要，自身并不在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消亡即自我保存的科学预见，在当代中国得到有效实践。列宁关于合作社“量转化为质”的观点，更适合于当代中国资本、商品生产与交换发挥作用的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论述既强调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又看到了“资本的消极作用”，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基本遵循。勇于承认资本的重要性，充分发挥资本推进生产社会化和人的发展的作用，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使资本服务于全体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的应有态度。